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彼得·海斯勒从重庆出发，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
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他的家。
在这里，海斯勒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构成了在四川停留两年的部分生活。
2001年，也就是这本彼得·海斯勒著李雪顺译的《江城》在美国出版的时候，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了，一条铁路也正在修建之中，基本上再也没有人坐船去涪陵了。这座城市正在飞速发展着，在过去的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很难相信，这个国家曾经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是19世纪西方人眼中“永远停滞的民族”。
2003年，三峡大坝一期完工后，不断上涨的江水将陆续淹没那些江畔之城，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正是不断变革的对应面：贫穷、烂路、慢船。
《江城》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时期内中国的某个小地方。从地理和历史上看，涪陵位于江河中游，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
在1996年至1998年间，彼得·海斯勒学会了热爱涪陵。能再次回到长江上的感觉真好，哪怕它的旧时激流只存于记忆之中。

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他成长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在普林斯顿主修英文和写作，并取得牛津大学英语文学硕士学位。海斯勒曾自助旅游欧洲三十国，毕业后更从布拉格出发，由水陆两路横越俄国、中国到泰国，跑完半个地球，也由此开启了他的旅游文学写作之路。

作者说明
第一部
第一章 顺江而下
城市
第二章 有中国特色的莎士比亚
插旗山
第三章 跑步
白鹤梁
第四章 大坝
乌江
第五章 鸦片战争
白山坪
第六章 暴风雨
第二部
第七章 暑假
神甫
第八章 中国生活
老板
第九章 钱
老师
第十章 农历新年
土地
第十一章 又一春
长江
第十二章 溯江而上
致谢
回到涪陵
译后记

对我来说，中国有两个地方给我家的感觉。一个
是三岔，北京北边的一个村庄，我从2001年起一直在
那里有套房子住。另一个是涪陵，长江边的小城，我
曾在1996年至1998年间以“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生
活于此。有时候，我称涪陵是我在中国的“老家”—
—我想，这其中固然有玩笑的成分，但更多时候我是
认真的。涪陵是我开始认识中国的地方，也是让我成
为一个作家的地方。在那里的两年生活经历是一种重
生：它把我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
去涪陵之前，我曾经写过一些文章，大多是为美
国报纸写的旅行随笔，但从未发表过长篇的，更没写
过书。我也从未当过新闻记者。当时，我确定自己想
要成为一名作家，但并不清楚我要写小说还是非虚构
类题材。事实上，刚到涪陵时我仍然认为自己更有可
能写小说。在那里的头几个月，我写了一个短篇，故
事设定在我从小长大的密苏里州。我觉得那是我二十
几岁时写得比较好的作品之一，但我发觉还是有点不
尽如人意。文章写完后，我就想：既然我此刻正生活
在长江边这个叫人啧啧称奇的地方，为什么还要去写
有关密苏里的虚构故事？于是，我一下子就意识到，
我未来写作的很大一部分应该就在中国。
当时，我计划在涪陵尽量多学一点东西，等在“
和平队”的服务期结束之后，我想到美国某家报纸或
者杂志找一份驻中国记者的活。我并没有想过要写书
。我觉得自己太年轻，对中国又知之甚少——在一个
地方生活这么点时间就想勉强用文字来描述实在显得
有点自大和冒失。不过，我在涪陵生活和教书期间，
做了大量翔实的笔记。这段经历相当充实，也相当具
有挑战性。我常感觉应接不暇、不知所措，而写日记
则大有裨益。到了晚上，我常常会一坐下来就写上好
几个小时，力图把我身边发生的全部事情都追溯一遍
。我从学生的作业里摘抄出一个个片段，把城里发生
的种种事件记录下来。我还记下了学习汉语的整个经
历。总共算起来，我做了好几百页的笔记——我无事
可干，写这么多东西倒也轻松。那个时候，在涪陵这
样的地方上不了互联网，因此我跟美国那边也没有多
少联系。我当时的薪水是每个月一千多块，所以也很
少到各地旅游。那期间，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我一处都没有去过。我也打不起越洋电话——当时贵
得不得了啊。两年时间，我跟父母通电话可能不到十
次。除了亚当·梅耶，我也很少看到外国人。那段时
间，涪陵就是我全部生活的重心。
当然，那座城市一直都在变化——在那些日子里
，全中国上下都在快速发展着。我在涪陵生活十八个
月之后，终于有互联网可以使用了。这一下子就让我
跟美国的朋友们恢复了联系，其中就有我大学时的写
作老师约翰·麦克菲。我给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
我想当一名驻华记者，他随即给我回了一封长信。在
信里面，他这样写道：
涪陵就是故事本身。涪陵是一本书。我觉得你应
该定下心来写一本书，刻不容缓，要么从这个暑假开
始，要么等你的两年服务期一结束就开始，就写你自
己的故事……只需以书信形式写上六七万字，就会是
一本有意思的书。
那是我第一次郑重其事地考虑写一本有关涪陵的
书。我差不多同时也想到了它的题目——我觉得应该
就叫做“江城”——接着便开始思考这本书可能采用
的写作结构。我规划好各个章节后，觉得应该利用我
在涪陵剩下的六个月时间尽可能多地做一些研究考察
。我在春节期间有一次长假，我原本计划好要出去旅
游的，但后来还是选择待在涪陵，为的就是调研和做
笔记。假期过后，我一边教书，一边继续考虑写书的
事情。在涪陵的最后那一段时间是我一生最惬意的时
光之一，我将随时铭记于心。在城里我感觉就像回到
了家；经过开头艰难的适应期之后，我已经学会了足
够多的汉语，可以跟人们交流了；我也交上了知心朋
友。我十分乐意跟我的学生、汉语辅导老师，以及姓
黄的一大家人一起打发时间。黄家开了一家小面馆，
我总是去他们的店里吃饭。我大体上是这样打算的：
就写这个特定的地点和特定的时刻。我渐渐相信，这
个时刻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我也坚信，像涪陵这样
的小地方其实意味着更多。那个时候，外国人一般对
中国的内陆地区视而不见，而记者对来自乡下的人们
也总是视若无睹——老以为这些人头脑简单，兜里没
钱。不过，我认识的所有人——我的学生、我的同事
、经营餐馆的朋友，以及我的一个汉语辅导教师——
几乎都有那种农村背景。这些人的生活复杂多样，丰
富多彩，我因此觉得，他们长期被外界忽视，是一个
错误。
我在涪陵期间做了详细的笔记，规划了书的结构
，但在离开中国之前并没有动笔。我回到了密苏里我
父母的家，我已经多年没在那里生活过，如今却坐在
了我读高中时曾经用过的那张桌子边上。那个房间的
装饰跟我小时候也一模一样。感觉有些怪怪的——我
已年满二十九岁，怀揣两张大学文凭，但既没有结婚
也没有工作。实际上，除了在“和平队”当过老师，
我一直没有干过什么正式的工作。我的钱也不多。在
美国，一个人二十多岁跟父母住在一起，尤其还没有
工作，会被认为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我很庆幸，
我一直跟家人十分亲密，并且对自己的写作计划信心
十足——尽管如此，我对于何去何从还是有些担心。
好不容易抛开这些顾虑之后，我才得以坐下来开始写
作。
不过，一旦开始动笔写起涪陵，哪怕刚刚才写第
一页，我就已经明白，有些东西变得不一样了。文字
汩汩涌出，一切都在我脑中活灵活现地冒了出来；当
我回过头重读那些段落章节时，它们宛如珠玑一般叮
当作响。我意识到，我的写作意欲已经完全改变，调
子变得更深沉了；增添了一种新的信心，其中的描述
和幽默信手拈来、十分自然。部分原因是我收集写作
素材时的认真，但也反映了一种新的成熟。我方才明
白，在涪陵所面对的那些挑战迫使我成长，而这种新
的成熟让我的写作有了新的深度。
就这样，我的写作速度快了起来，每天都能够写
上五六页。那一段时间，我几乎没干过别的。我一般
上午写作，中午的时候出去跑上十英里或者更远的距
离。下午和晚上我会继续写作。夜里，我会梦到涪陵
，有时甚至醒来后发现眼里满含泪水，因为我太想念
那里了。
我在四个月内写出了《江城》的初稿。期间，我
也向美国的各大报纸和杂志寄去求职信。我依旧怀揣
这样的梦想——先从给美国的出版物干活儿开始，不
论迟早，他们总会派我担任驻华记者。但很快我就明
白，没人对我感兴趣。实际上，他们甚至都没有给我
亲笔回复——《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费
城问讯者报》、《芝加哥论坛报》、《时代周刊》、
《新闻周刊》给我寄来的都是格式化的回绝函。只有
《洛杉矶时报》给我寄来了亲笔回信。那位编辑说，
他很喜欢我写的东西，对我的中国经历也很感兴趣；
可我缺乏正式的从业经验，他们不可能聘用这样的人
。他还建议我先从美国的小报干起。如果我以此为起
点，通过几年的时间来证明自己，最终有望在大报找
到活儿干。然后，我得通过苦干来再次证明自己，也
许在几年后将担任驻华记者。那样的话，至少需要六
年我才能回到中国。
《江城》快要封笔的时候，我收到了最后一封回
绝函。这时，我感到身心俱疲，因为我写得太快了。
写最后一章的时候，我尽量不去理会那些回绝函，强
迫自己聚焦于“涪陵”。写完最后一个字，一切都犹
如崩溃了似的。我陷入了可怕的沮丧之中——我霎时
明白，我二十九了，找不到未来，找不到回中国当记
者的路子。至于《江城》，我也觉得糟糕透顶。这本
书似乎一文不值——不过小孩子的写作水平而已。我
完全无所适从，也想不起我在书里表达了什么样的观
点。后来我才知道，很多作家在完成了高强度的写作
之后，都有过类似的崩溃体验，就好似十月怀胎的妈
妈们一朝分娩，接着遭受产后抑郁的折磨。
差不多有一个月，我抑郁不已，寝食难安。书稿
依旧摆在那里——我无力把它们邮寄出去。还好，我
终于恢复了，把书稿寄给了各大经纪人。几乎所有人
都回绝了。只有年轻的经纪人威廉·克拉克告诉我，
他很喜欢。他把书稿发给各大出版社之后，有些出版
社给出了积极的回应，但他们心怀疑虑，担心美国读
者对中国不感兴趣。其中一家出版社说：“书是好书
，可我们认为没有美国人想读有关中国的书。”现在
看来，这令人难以置信，但_1999年早期的图书市场
就是这样——美国人还未意识到，中国发生了多么太
的变化，变得多么令人目眩神迷。
不过，威廉还是找到了三家愿意出价购买书稿的
出版商，我选择跟哈珀柯林斯签订了出版合同。稿酬
不多，但足以让我偿清读大学时的助学贷款。这也令
我对自己的写作产生了新的信心。我顿时意识到，所
有的报刊编辑全都犯了大错。他们不理解我写作所具
有的价值，也不明白选派具有中国阅历的人担任驻华
记者的重要性。还好，他们并不代表全部，我的生活
也不会被他们握在掌心。我靠自己就能回到中国。
我这么做了——1999年春，我买了飞往北京的单
程票，并成为了一名自由撰稿人。头几个月，活儿很
难找，可随后就有了，很快我就忙了起来。2000年，
我放了几次长假，并且开始为《纽约客》和《国家地
理》供稿。没过多久，之前回绝我的那些报刊给我来
信，问我是否愿意为他们工作。太晚了。我喜欢自由
地安排工作，选择自己的写作计划。怎么写中国，我
有我的想法。曾经重要无比的四处求职被我抛在脑后
。时至今日，我会永远感谢所有在1998年回绝了我的
编辑们——回头看看，那是发生在我身上最棒的事情
之一。
至今，《江城》已经出版了十多年。出版商很惊
讶，它一直稳居美国畅销书榜，并将继续受到大众的
欢迎。回首过去，我感到自己很幸运，当美国人和欧
洲人开始重新发现中国的时候，我的书恰好出版了。
现在，很难想象还有编辑会说读者对中国话题不感兴
趣。美国人一直有个问题，即对他以外的世界不感兴
趣，可中国是个例外。令我一直印象深刻的是，现在
有那么多美国人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我尤其高兴地看
到，有很多美国青年开始学习汉语。《江城》往往是
他们的阅读书目之一；我很欣慰，这本书有助于向美
国和其他国家的人们介绍中国。
写《江城》的时候，我一直没太大的把握，涪陵
人对此会有怎样的反应。这是我编辑书稿的过程中最
大的顾虑之一。书中绝大多数人物的名字我都做了改
动，但我还是担心有人会感觉受到了冒犯。我知道中
国人对于自己在海外的形象比较敏感。我理解他们的
这种敏感——就我读到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晚期国外
媒体刊载的中国报道和故事，我大都不太喜欢。我觉
得它们对这个国家的理解很肤浅，对中国人的描写也
非常干瘪。在那些故事中，一切都显得灰暗而忧伤，
而涪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幽默、生机和活力根本就
找不到。我希望自己写的跟他们有所不同—一旦我拿
不准，中国人是否也会这样认为。我想，他们可能会
把它当成又一本由不了解中国、戴有色眼镜的外国人
写的书，因此视而不见。
从头到尾，我在中国待了十年，写了三本书，还
为各种杂志写了许多文章。但在那期间，我的作品几
乎从未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过。对此，我无法释怀；
专写某个地方的文章却只能让局外人读到，这似乎并
不正常。反正，由于当时各种各样的原因，我的书没
能在中国大陆出版，杂志上的文章也没能被翻译过去
。
直至最近几年，这_切才得以改观。互联网发挥
了巨大的作用。现在，人们把各种国外的文章翻译成
中文，并贴到网上供大家阅读，早已成了家常便饭。
同时，中国的出版商也对外国作家日益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去年，我的第三本书，也就是《寻路中国》在
中国大陆出版。那是我的书首次在大陆地区亮相，我
完全不知道大家是否会接受它。同年春天，当我回到
中国的时候，我答应做几场签售报告，并接受一些媒
体采访。我猜想，对于一个外国人写的书，他们不会
有多大兴趣。
时隔两年之后再次回到中国，那一次旅行出乎我
的意料之外。我所参加的图书签售活动来者众多，我
所遇到的读者敏锐而细心。总体而言，他们提出的问
题比我在美国的类似场合要尖锐深刻得多。我发现，
中国的读者对于书本身有共鸣，这让我颇感惊诧。他
们明白我为什么对三岔和丽水这样“微不足道”的小
地方产生兴趣，也明白我为什么如此关注那些普通人
——农民、流动人口和小创业者。
过去几年间，我察觉到中国人对于自己的社会产
生了一种新的好奇感。我认为那反映了一个新的发展
阶段——二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受教育的人数增
加了很多很多。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们更渴望对自
己国家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一番评价。跟我记忆中上世
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人比起来，他们对本书的共鸣更多
了。当然，互联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们跟外国
人之间的个人接触也多了很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一点，他们有了一种新的信心。说起《寻路中国》的
受欢迎，我觉得这才是令我感到最高兴的事情。中国
读者对这本书的接受方式，跟美国、英国，以及其他
欧洲国家的读者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们认识到他们自
己的文化中所包含的复杂性，也理解为什么一个外国
人会聚焦于几个特定具体的地方进行探究。并且他们
明白，没有人能够对中国做最后的断言。外国人的视
角有用，中国人的视角同样有用。同理，倾听男性和
倾听女性都非常关键。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家，尽可
能多地听到不同的声音，总归是有用的。我希望我写
的几本书能够起到一点作用，让人们读懂这个令人目
眩神迷的国度。
趁着那次旅行，我也回到了涪陵。跟我生活的那
几年相比，这座城市扩大了一倍，在许多方面都变得
难以辨认了。我在那里教书的时候，去重庆或者其他
稍大一点的地方只能乘船，现在，涪陵开通了好几条
高速公路和铁路。我曾经任教的学校从两千多名学生
增加到了一万四千多，恰好反映了全中国高等教育的
爆炸式发展。江河也变了样。我在书里写到的白鹤梁
，寒冬时节露出水面，上面的题刻可以一直追溯到唐
代。现在，因为三峡大坝，白鹤梁被埋到了江面下一
百三十英尺的地方。不过，我还是看到了一些古老的
题刻，因为该市修建了一座崭新的水下博物馆—耗资
一亿三千二百万美元，这么大一笔钱在上世纪九十年
代的涪陵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城里的一些变化让我有点怀旧，甚至还有一丝伤
感，因为我记忆中的那个地方一去不返了。不过，最
重要的精神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会更生感激之
情，感谢我曾有机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那里生活过
。我相信，那是一个不寻常的时刻，涪陵是一个不寻
常的地点——一座一切都处在变化边缘的城市。
李雪顺先生是我在涪陵期间曾经的同事，我要感
谢他出色的翻译工作。我们力图让译本尽可能地忠实
于原本，只做了一些微小的改动。如果有读者对本书
以及我的其他作品感兴趣，可以点击
www.peterhessler.net访问我的个人主页。
我永远感谢我在涪陵的朋友们，我在那里生活的
时候，他们是如此坦诚，如此耐心。我现在还跟将近
一百个学生保持着联系，这一直是我生活中的一大乐
趣——多年来，我看着他们长大成人，现在常常收到
他们的学生写给我的信。我跟几位至交一直保持着联
系，去年春天的重返涪陵之旅也让人兴奋不已。我无
法预测，这座城市还将经历怎样的巨变，但我知道，
它会永远是我的中国“老家”。
2012年1月写于埃及开罗

1996年，彼得·海斯勒来到涪陵师专支教，在融入当地生活的过程中，他开始发现，当时的涪陵正同中国内地的许多贫困小城一样，处于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充满了变革与活力，紧张与革新。
彼得·海斯勒著李雪顺译的《江城》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时期内中国的某个小地方。从地理和历史上看，涪陵位于江河中游，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

当你们拿到《江城》的简体中文版，翻到我写下
的这些文字时，希望你们跟我一样正在享受社会的平
安与宁静，比如，春节大假里与家人的一次团聚，三
四月间里晒上一会儿明媚的午后暖阳，或者是在骄阳
似火的盛夏季节里享受一杯难得的清茶冷饮……可它
的作者注定要暂时忘掉这一切，在纷乱不已的沙漠古
都开罗开启一段迥然不同的生活之旅。
何伟(本书作者彼得·海斯勒的中文名)就是这样
一个人，总会有异于常人的思维和行动。1996年8月
底，我在成都看到他的资料，得知他先后在普林斯顿
大学和牛津大学读书，并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却要来
到当时仍显闭塞的涪陵与我们一起从事教学工作，当
即觉得有些意外。因为当时四川省的很多高校都成为
了接受“美中友好志愿者”志愿人员的项目院校，除
了成都市内布有数量不等的项目院校，离成都比较近
便的绵阳市、乐山市等地都有项目院校可以接纳他们
的志愿人员，而当时的涪陵师范专科学校是这些项目
院校中离成都最远的一个。正如何伟所说，涪陵不光
地势偏僻，就连路过此地的外国人也都十分罕见。那
么，作为一个外国人还愿意来此工作的话，他的脑子
不是进了水，也一定是被门框给夹扁了；这样的疑问
不仅困惑过我，更是让很多涪陵人一度觉得非常的不
可思议。还好，随着国内各大媒体对何伟的高度关注
，大家终于知道了他选择来此的初衷和想法，这里不
只地处偏僻，上级领导难得下来检查工作，而且远离
中心城市，依然很好地保留了淳朴的民风，是他观察
中国、描写中国的极佳位置。
涪陵的很多人都认识何伟，因为他跟很多来中国
生活的老外不一样。正如我曾经在台湾地区出版的繁
体中文版《消失中的江城》的序言《难忘的江城过客
》中写到的那样，“也许由于这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
，也可能因为其喜好交际且为人豪爽的性格，他在涪
陵期间深入社会各阶层，广交朋友，对中国尤其是西
南地区长江沿线的社会文化和风土人情，做了深入的
观察和了解，为以后的创作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素材。
”如果说读者已经通过《寻路中国》知道了魏子淇这
个名字，那么《江城》将要带给大家的则是何伟在涪
陵期间结识的朋友黄小强。前两天，当我在电梯门口
偶尔碰到黄小强的时候，我首先想起的依然是他曾经
开过的名叫“学生食家”的小面馆。这个只有几张桌
子的小面馆是何伟和他的搭档梅尔康解决伙食的地方
，门口是来来往往的车辆扬起的粉尘，店内的地板上
也许就是哪位食客扔下的餐巾纸，但这一点儿也没有
妨碍何伟把黄小强和他的一家人当成至交来看待。黄
小强知道自己被何伟写进了一本书里，但他“看不懂
”那本厚厚的英文小说，台湾的译本大概也还没有读
过，所以他并不完全明白自己到底被写成了什么样，
也就只好依然带着笑容听别人的描述和揣测。
何伟的父亲曾经在1997年底来过涪陵。他来何伟
上课的教学楼、’教室和办公室参观的时候，我正好
课间休息，便跟他坐着寒暄了一阵。十几年过去了，
我们聊了些别的什么，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这些年
令我一直印象深刻的，是他说他对自己的儿子很有信
心。他很肯定地对我说，他的儿子有朝一日会成为家
喻户晓的知名作家。我一直记得他说的这句话，但也
一直有些将信将疑，以为不过是美国人的自负而已。
《江城》的英文版出来之后，我试着把何伟父亲曾经
说过的话告诉过很多读者，但国内读者对他真正的认
可也许是在《寻路中国》出版之后。不过，何伟很早
就用《江城》的英文版向国外的读者印证了他父亲早
年的判断。还是在2006年的时候，美国南卡罗来纳州
的查尔斯顿大学就指定《江城》作为学生了解中国文
化和社会发展的必读书目，该大学至今仍有读了《江
城》之后对涪陵充满向往、对何伟充满崇拜的双重粉
丝。
台湾久周出版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跟代理人洽谈版
权引进事宜期间，何伟曾经推荐我做该书的翻译工作
。久周出版在经过综合考量之后，觉得大陆译者翻译
的文本未必能够让台湾读者看得真切明白，最终选择
由对台湾读者的阅读习惯能把握得更妥帖的吴美真女
士进行翻译。不过，吴女士对何伟在《江城》里提到
的人和事完全一头雾水，而其中的地点、人物和事件
多数都是我非常熟悉的，有些甚至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上海译文出版社购得《寻路中国》的版权之后，旋
即又取得了《江城》的简体中文版权，并直接交由我
来担任翻译工作。
实际上，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跟《江城》的翻译事
宜有瓜葛了。《江城》英文版出版之后，作为小说主
人公的涪陵人自然被激起了强烈的阅读欲望，谁都想
一探究竟，何伟这么一个美国人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
地方的。地方上的领导们把这事儿作为一项政治任务
层层转交到了我的手上，要我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中
文译稿。时间紧张，任务繁重，我和我一帮同事一个
月就翻出了大概。不过，那个时候是我们一帮人的译
本，又没有现在的计算机这样方便地进行校对和检查
，可能连前后的人名都有些张冠李戴。好在我们一群
译者谁也没有拿到过

“充满着坦率、热情、洞察力和亲历接触，《江
城》雄辩地展示了鲜为人知的当代中国。读来精彩。
”
——哈金(美籍华裔作家，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
“如果你只读一本关于中国的书，那就是这本了
。”
——梅兆赞(英国资深记者、中国问题专家)
“何伟的笔下是真中国，是连一些生活在中国的
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绝认识的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

我是从重庆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的。那是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长江上空星斗闪烁，漆黑的水面却映不出微弱的点点星光。学校派来的小车载着我们，以码头为起点，蜿蜒行进在窄小的街道上。星光下，这座城市不断向后掠去，显得陌生而又迷离。
我们有两个人，被派到这里教书，都十分年轻：我二十七岁，亚当·梅耶二十二岁。我们对涪陵几乎闻所未闻。我只知道这座城市的一部分将因新修建的三峡大坝而淹没，还知道涪陵多年来都不对外国人开放。除此，我知之甚微。
半个世纪来，没有美国人在这里居住过。后来，我在城里遇到一些长者，他们记得在20世纪40年代，亦即_1949年解放前，这里有美国人生活过，但这样的记忆又总是模糊不清。我们抵达时，这里还住着另一个外国人，一个德国人，在当地的一所中学教了一个学期。但我们只见过他一次，等我们安顿下来没多久，他就离开了涪陵。从那以后，我们就成了这座小城中仅有的两个外国人。涪陵约有二十万人口，根据中国的标准，这是一座小城市。
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
我们到校一周后的某天，学校所有的人都在大门口参加了集会。那个暑假，一个由学生和老师组成的小分队从涪陵步行到了延安，那是位于陕西省北部的前革命根据地。现在他们即将返回学校。
当时正值纪念长征六十周年。所谓长征，是指在其国内战争中，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在几乎要被国民党消灭的关键时刻，所进行的长达六千英里的长途跋涉。共产党人克服重重困难，越过中国西部的群山和戈壁，行军至一个安全地点。之后，他们从延安开始，稳步地积蓄力量，直到最后让革命席卷整个中国大陆，将国民党赶到了台湾。
整个学期，学校开展了很多特别的活动来纪念长征。学生们要上关于长征的历史课，要写关于长征的文章，在12月份还组织了一次长征歌咏比赛。为了参加长征歌咏比赛，所有的系都花了数周时间排练歌曲，然后在大礼堂演出。因为长征题材的曲目有限，所以许多参赛歌曲都是一样的，这就使得评委打分有点为难。同样让我搞不懂的是，由于演出服装数量不足，也只能像曲目一样由大家共享。历史系表演的时候，穿着干净的白衬衫、打着红领带，光彩照人。然后他们走下台，迅速地把衬衫和领带换下交给政治系的学生。政治系的学生穿戴完毕，冲上舞台，把别人刚刚唱过的歌曲再唱一遍。到晚会结束时，衬衫已变得汗渍斑斑，每一位观众都听熟了所有的曲目。音乐系获胜了，像以往一样，英语系排名倒数。在学校举办的各种比赛中，英语系从未获胜过。没有以长征为题材的英语歌曲。 暑期的延安徒步行并不是比赛，但涪陵小分队的返回却是整个长征纪念活动中最重大的一件事。队员们在炎炎烈日下行走了一千多英里，到最后只有十六个人坚持了下来。其中有十三个学生，两名教师：中文系的党支部书记和数学系的政治辅导员。另有一位职位不高的管理人员，步行到中途就哭了鼻子，但最后还是因为有恒心和毅力在当地博得了好评。所有的队员均为男性。有些女生也想一同参加徒步活动，但学校认为，长征不适合女生。
在集会的前一周，学校的李校长去西安见了参加徒步活动的学生，因为在那艰难跋涉的最后阶段，他们遇到了麻烦。
“学生们出了点问题，”当我问及怎么回事时，英语系的系主任傅木友说，“我估计，可能是他们随身带的钱用光了。”事实确实如此—-尽管有涪陵一家生产宏声牌香烟的卷烟厂资助，他们还是用光了所有的现金。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远行一千英里，来到延安，却以破产告终，这种特别的纪念方式让我惊讶万分。
不过李校长早就把他们解救出来了。所以，现在所有的学生都汇集到校门口的广场上。这是一所规模不大的师范专科学校，成立于1977年，学生只有两千人左右。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教育体系破坏很大，这所学校是在那以后成立的院校之一。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这种师专学校差不多位属末流。花三年修完课程，学历低于大学本科，几乎所有学生都来自四川的农民家庭。毕业之后，他们要回到家乡，在偏远的中学里当老师。
对许多学生——尤其是新生——而言，这所学校叫人兴奋不已。校园与涪陵主城区隔乌江相望，很少有学生曾在如此大的城市附近居住过。每到周末，学校就有电影、竞赛、舞会。时常也有像欢迎长征徒步队员的那种政治集会，学生们总是在广场附近地区集合，闹哄哄地翘首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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