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传李长之浙江文艺出版社豆瓣PDF电子书bt网盘迅雷下载文学艺术-传记-传记-霍普软件下载网

二李白的故乡和他的少年生活
但上面所说的李白的样子，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我们现在却要追叙到他的小时候去。
我们首先要问，李白是什么地方人呢?关于这，曾经有过不同的说法，或者说是陇西，那就是现在的甘肃，或者说是四川，或者说是山东，或者说是外国人。就是他自己，在不同的机会，也曾说过不同的籍贯。
根据最可靠的说法(所谓可靠．是根据他的同时人李阳冰的记载，以及他的朋友范伦的儿子范传正的记载)，是他在五岁的时候(公元705年)，确切在四川北部彰明县青莲乡度过他的童年。五岁以前呢，谁也不清楚了。
我们现在知道的是：他父亲本来也没有姓，是因为见李树而姓了李，名字也几乎没有，只因为客居在四川，被人称为“客”，就叫客了。李白在诗文里很少提起他的父母，只有一次提到他父亲曾叫他念司马相如的赋。
他五岁所在的这个地方，也是奇怪的。我们刚才说的彰明县青莲乡，现在称青莲场。这地方在绵阳县正北六十五华里。这地方有一个名字很有诗意的去处，叫漫波渡，现在还有太白祠，据说那就是李白的家。
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地方奇怪呢?因为，所谓漫波渡，是现在人这样叫，早一些的记载却称为蛮婆渡，那就是说，这地方很有一些外国妇女，或者少数民族。
现在漫波渡这个地方，却也名副其实。如果在春夏去游，水是那样清，远远地看去就云气蒸腾似的，有些淡淡的白雾，天和水是不大分的，真是“漫波”!岸上是一片淡黄花的树，夹着一些青竹，有些缥缈，有些空虚，也真仿佛李白的诗境!——李白就在这样的地方，度过他的童年。
现在当地的人对李白有着普遍的充分的敬爱。很有趣的，是当地人对李白一律称为太白先生，也不称老爷，也不直呼其名，也不称什么官。真再也没有比这个称呼好的了。
这地方还留下了一件和李白有关的古迹，那就是传说是李白的妹妹月圆的坟。这坟很小，杂在许多乱坟堆里。碑也已经破坏，“月圆之墓”只剩下了“之墓”二字，“圆’’字只剩下了最后一道横画，看起来，是“一之墓”的样子。可是碑后还有残存的小字，令人知道确是所谓月圆坟。这样一个地方，实在不容易找，可是笔者在1943年2月22日去访问的时候，却由于一个捡粪的老百姓的指引而找到了。当地人对李白是多么敬爱，多么熟悉，又多么普遍地宝爱和诗人有关的事物呢!
大概在他二十岁以前，曾经和一个隐士叫东严子的，隐于岷山。岷山大概指现在成都附近的青城山。他自己说，曾经隐了好几年，不入城市。他们养了上千的稀奇的禽鸟，都喂熟了，一叫，就都能飞来手心里吃东西。有人说这个东严子就是赵蕤。赵蕤是始终没出四川的隐士，曾经被当时的官吏荐举过，然而被拒绝了。赵蕤是一个学者，也爱谈政治。可能东严子就真是赵蕤。后来李白时而想过问政治，时而想隐退，也可能就是受了这人的教育的影响。李白出川后，曾有《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诗说“朝忆相如台，夜梦子云宅”，可见赵蕤也是李白很亲密的友人，在四川也常常一道玩儿，所以更可能就是东严子了。
在读书之外，李白很早就学习武术，他有“十五好剑术”的自述。
……
P11-13

代序
花开两朵，实表一枝
——读新出版的《李白传》
《李白传》是著名文学史家李长之先生撰写的《道教
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和《李白》两书的合集。合为《
李白传》，是不少出版社为了编辑李白传记的需要提议的
。开初我们有点犹豫，认为这不太符合长之先生的初衷，
而且《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是专门论著，而《李
白》有点通俗读物的味道，把两书合为一本著作也不太合
乎体例。不过，斟酌再三，还是同意了。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是长之先生在1937年
著述的。当时他刚从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他的师长张荫
麟先生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一说受托于国防设计委员会
)，主编高中及小学历史教科书，这后来成就了他的代表作
《中国吏纲》一书。张荫麟先生编撰该书的步骤是先拟定
纲目，然后由他组织专家共同编写。汉以前，他亲自执笔
；唐以后，由吴晗先生负责；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变化，由
千家驹先生负责；而王芸生先生则负责编写中日战争部分
。但这一计划最后并未完全实现，至1940年2月，张荫麟先
生只完成了他自己执笔的东汉以前的部分。写作过程中，
张荫麟先生曾经征询长之先生的意见，希望长之先生能撰
写杜甫的一章。而此时长之先生正沉浸于浪漫主义的情调
中，便对张荫麟先生说，为什么不写李白呢?张荫麟先生表
示：李白是浪漫派，在中国文化和诗歌史上并非主流，不
能单独立章。长之先生生性倔强，写作也浪漫而自由，他
拒绝了写杜甫，偏偏要写李白。1937年春夏之际，长之先
生写成了充满着青年气息和浪漫精神的《李白》，这书在
1939年修改，1940年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时书名改为《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1943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再
版。后来，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及日本都有再版本
。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是长之先生以德国古
典文艺美学为利器对于李白的分析，其中不乏尼采超人哲
学的影响，所以尤重李白精神人格的分析，比如：他说“
李白的价值是在给人以解放，这是因为他所爱、所憎、所
求、所弃、所喜、所愁，皆趋于极端故”，“他要求得太
强烈了，幻灭、失败得也太厉害了，于是各方面都像黄河
的泛滥似的，冲决了堤岸，超越了常轨”。再版本更引了
尼采的《大树之语》，把李白的浪漫精神与尼采的超人精
神作了联系：“越乎人与兽之上，我生长；我要说——可
是没人说给我。我长，我长得寂寞了，我长这么高——我
等待——可是我什么也等待不着。是这么近了，我离云端
——我静候着那第一次的雷，闪!”由于长之先生在创作的
时候，本是“要合并起来写的关于中国五个大诗人(屈原、
陶潜、李白、杜甫、李商隐)的一部大书的一部分”，故《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在评论李白的时候，处处以
这五个大诗人交相映照。抛开《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
苦》在理论上第一次系统地采用德国文艺美学的观念，在
观点上又多有发明，抛开文笔上浪漫热情并富于诗意不论
，若以五个诗人的坐标赋彩界定李白的艺术特征，较之过
去在传统上只是李杜相比较，可谓是李白评论史上最大的
突破了。
《李白》是长之先生在1951年春节期间所写，是年11
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是长之先生在新
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也是他经历了抗战的
洗礼，学术和思想走向成熟的学术成果。有趣的是，它的
创作初衷同《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一样，也缘于
史学的动机，出版后被收入“中国历史小丛书”中，具有
传记的性质。此期间的长之先生对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充满了热望和理想，其时他参加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
研究院学习，到四川参加土地改革，同时努力学习马克思
列宁主义哲学和文艺理论，在学术研究上满怀憧憬，是年
除去撰写了《李白》外，他还著有童话《龙伯国》《大理
石的小菩萨》。《李白》可以说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第一次尝试，同时也是在生活安
定、心情愉快的情况下创作的。
较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李白》显而
易见是从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去勾画李白的画像的：其中
也谈李白的道教立场，却着重讲了“学道和从政的矛盾”
；也涉及李白的从政经历，却更多地讲了“李白对盛唐的
政治之认识”，“‘天宝之乱’和永王磷的一幕——李白
的爱国思想”；其中在谈李白的诗与谢朓的关系时，却把
重心放在了“和民歌的关系，和魏晋六朝诗的关系，文学
吏上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李白》是《道教
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的补充，不如说它扬弃了过去更
多从个人性情的立场谈李白，而是试图从政治、国家、人
民的立场谈李白，表现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
态度。《李白》虽然只是一个小册子，但在20世纪50年代
却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李白的研究乃至在古典文学
界的应用提供了范例。单纯从李白传记的立场来看，《李
白》起到了与《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互为补充，
相为表里，从不同的方面更准确丰富地勾画出李白面影的
作用，作为姊妹篇，确实可以作为李白传记的整体的一部
分来看待。
新中国成立之后，长之先生曾经多次表示要对于他以
前写的《鲁迅批判》《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韩
愈》《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等著作重写的愿望，也就是
说希望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重新撰写它们。由于各种
各样的原因，长之先生的愿望，只在李白的传记上得到了
实现。
有的评论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后，长之先生抛弃了
原有的文艺理论立场，采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是个
人的屈辱、倒退、失节。我们不能同意这种简单的说法。
实际上，长之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始终持着一种学术
的立场和态度。1936年他在评论吴惠人的《马克思的哲学
》一书中就表示，“一般人对于马克思或奉若神圣，或贬
若洪水猛兽”，“现在在迷信马克思的人，总以为学问只
有一条路了，眼看自由的研究精神要压下去了，这在中国
是最不合算的，因为各方面的成就还浅，然而这种空气，
也以中国为尤甚，所以不能不尊根求源而论之。希望大家
去掉定于一尊的思想，尤其在学术上。道宽着责任大着，
何必自限自拘?知道马克思的所短所长，则马克思对于我们
的贡献，我们可以利用，否则，就光受害了，但是，这却
怨不着马克思”，“我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其贡献是：第
一，在于变的方面，第二，在于人群的事实的观察方面，
第三，在于社会革命的推动方面，不过，也就尽于此了，
他的限制也就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本来就与长之先生所
服膺的德国古典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长之先生早年
研习德国古典哲学时对于马克思主义就有着一定的研究，
他对于吴惠人《马克思的哲学》一书的评论就说明了这一
点。不可否认，长之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对于所
谓的左翼作家的文艺理论很反感，写过不少抨击的文章，
但是，左翼作家的文艺理论并不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
论，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文艺理论也不就等同于马克思主义
的文艺理论，那是被扭曲被冒用的马克思主义。用他借用
张东荪在吴惠人《马克思的哲学》一书序文上的话说就是
“我只想揭穿这个迷幕，而并不是反对马克思”。抗战后
期，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和自身思想的转变，长之先生对
于马克思主义，包括对于当时苏联的文艺理论有了进一步
的研究和学习。解放战争时期，长之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更是如饥似渴，据长之先生回忆，仅在
1949年：2月，看了《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
产党》《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大众哲学》《新哲
学大纲》《哲学选辑》。3月，看了《唯物论基本问题》《
政治经济学》(薛暮桥)、《哲学简明词典》《十九世纪后
半哲学思潮》。4月，看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及《修改党
章的报告》《共产党员的修养》《社会发展简史》《整风
文献》《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苏维埃社会发展的规律》。5月
，看了《群众哲学》《罗森达尔唯物辩证法》、毛泽东《
唯物辩证法讲稿》。6月，又重看了《新民主主义论》《中
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他在文学批评的实践方面也有了
明确的转变，明显地将马克思主义“人群的事实的观察方
面”和“社会革命的推动方面”的成就应用于批评课题，
这可见之于他在此一时期发表的《陶渊明真能超出于时代
么》《西晋诗人潘岳的生平及其创作》《西晋大诗人左思
及其妹妹左芬》《鲁迅和我们》《孔子可谈而不可谈》《
诗经中的政治讽刺诗》等论文。如果阅读其在这一时期创
作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的话，显而易见较之他早期
创作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无论在对于传主
与社会的联系上，还是在对于传主与历史政治文化上的联
系定位上，都有了极大的拓展——从而把传主的人格与风
格描绘得更丰厚更全面更真实。这个拓展与李长之的学术
和思想的成熟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就包括长之先生对于
德国古典哲学的反思和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学习
。长之先生在1951年为纪念李白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年为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李白》写的《题记》中
说：“那本书是有很多错误的。第一，它有着浓厚的唯心
论的色彩，它不能多从现实基础上去解释李白的思想艺术
所以形成的原因；第二，它片面地强调了李白的道教生活
，而忽略了这种生活和其他生活例如政治活动等方面的联
系；第三，对李白的政治面目，探求得还不够确切；第四
，对李白的艺术成就，也说明得草率而不够深入。因为这
样，我常想重写那本书。现在这本书，就是完全重新起草
的。”是发自内心诚恳的话，是出于学术的立场。《道教
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存有的缺陷是事实，《李白》对
于这些缺陷有所匡正也是事实。尽管《李白》这本小册子
在我们今天看来，也存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有僵硬地套用
政治术语的问题，但决不能说《李白》相对于《道教徒的
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是学术上的倒退，是屈辱的产物。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不同的研究方法、立场，
多维的角度，存有这样多的不同的李白的研究学术著作，
我们对于诗人李白才有了更加丰富更加深刻而准确的认识
。
不过话说回来，以同一个学者，运用不同的批判武器(
运用得又那么娴熟!)，对于同一个研究对象进行不同角度
和方法的研究，毕竟在学术史上比较罕见，有点特殊，无
论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上还是在李白的学术研究史上都
弥足珍贵。而且，如果就一个学者的自身学术史而言，《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和《李白》也提供了一个学
者从青年到壮年，在风格、思想上演变的精彩范例。中国
古代说唱艺术史上有“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话，我们
对于长之先生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和《李白
》对于诗人李白的描绘是不是也可以用“花开两朵，共表
一枝”作结呢?
于天池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