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书说故事(精)/近思录》收录辛德勇先生2017年新撰写的文章15篇。文章全部围绕旧书展开，与《那些书和那些人》《书外话》一脉相承。本书谈论的问题主要基于黄永年先生的往事、中国印刷史研究、仪礼文献研究、辛德勇个人治学经历回忆等。本书仍坚定执行“近思录”的选题标准，以可读性为决定性要求，同时所谈内容又有深厚的学术依托，力求基于学术、高于学术。

求真求实是学者最重要的精神品质——纪念谭其骧先生逝世二十四周年
黄永年先生对中国古籍版本学的贡献
自己安心，也让朋友静心
在交流中发展的中国历史
雕版印刷的今天
我的捺印本
丁酉初春海淀购书小记
学者买书
又见《仪礼图》
写在师顾堂本《仪礼图》书边的话
喜迎《仪礼疏》
令人狐疑的《史记》
东北汉子
人生三童

2016年秋，在写完《海昏侯刘贺》的书稿之后
不久，我大病一场。到现在，还在康复之中。颓废
之身，不敢花费气力看书做文章，于是就随意翻翻
闲书，也随手写点儿东西。生性喜欢读书，对于我
来说，这也算是一种别样的休憩和消遣。收在这里
的文稿，大多是去年患病以来写下的，其中有两篇
还是写在医院的病房里，不过也有个别人院治疗之
前就已经写就的稿子。
清人袁枚尝有诗句云：“病起翻书如访旧，春
来养竹胜添丁。”这真是过来人才讲得出来的话。
住在医院接受康复治疗时，医生鼓励我说：“只有
你自己多努力，才能早日回归社会。”这话听着虽
然很像是“政府”跟受他们特殊管束的人讲的话，
感觉怪怪的，但道理确实是这么个道理。读到的书
，不一定都是旧日所有，但病后重生，再来读书，
回到昔日的生活，捧起哪一本书来翻看，都像是在
面对多年前的老友。
时间在不停地流动，历史逐时生成。故人自有
故事，包括我自己在内。翻书随意，涉及的内容以
及触发的感想，都会显得杂乱。不过一个人在较短
时间内写下的文字，里面总会有些共同的东西。
作为一个学者，我真正的“专业”，是历史地
理学，由于能力所限，实际上从事的只是中国历史
地理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任何一个国家的疆域
，都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根本没有
自古以来一直凝固不变的国界线，而疆域变迁，是
历史地理学研究中一项传统的内容，我不能不予以
关注。特别是现在中国与邻国之间还有一些未定国
界，也有一些邻国主张的陆上边界或是海上的岛屿
、界域与中国现有领土、领海有交集，这自然会引
起我更大的关心。
从学术研究求真求实的本质出发，对待这些现
实的边界和领土主权争议，我首先是要尽可能直接
接触原始的资料，越原始越好。这就像我们看新闻
报道，最主要，同时也是最为关键的事项，是到底
发生了什么。至于报道者和评论家对事发原因的判
断以及对事件性质、影响的评议，相对来说，并不
那么重要，而且也有可能并不准确，甚至偏离乃至
严重悖戾事物的本来面目。因为分析和评论者的社
会立场以及内心的期望会对他的思考方式和倾向产
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而会导致其分析和评论的结
果出现失误。
文集原拟收录《白皮书告诉人们的中印边界问
题》一文，为使本书尽快面世，暂时没有收录。文
章通过一册当年中国政府的白皮书，向读者介绍了
当年中印边界冲突的过程及其时代背景。这种白皮
书，就是当时的原始文献。读这样的书，可以非常
直接而又准确地了解中国政府的完整说法和态度。
勿庸赘言，这与印度一方的说法当然会有所不同。
外文好而且有条件的朋友，最好能够同时阅读
一些印度方面以及国际上一些与之不同的记述和说
法，这样才能够更全面地了解边界问题的复杂性和
解决的难度，更好地理解中国政府为最终和平解决
中印边界问题而不得不长期维持双方实际控制线的
苦心(这条实际控制线与中国政府所主张的边界线是
有重大出入的)。
包括中印边界问题在内，目前中国与周边邻国
在边界和领土主权上的争议，我理解，在很大程度
上都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是中国走向现代世界体系
过程中需要与邻国相互协商界定的重要内容。
现实的状况，既然是历史形成的，那么，若是
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方案以取得当事双方的认可，就
不妨像邓小平先生所主张的那样，暂时搁置争议，
留待将来解决。历史在不停地向前发展，天下没有
一成不变的东西。这一时代很难很难的问题，对于
另一个时代的人来说，也可能会变得十分简单。在
当下，人们多读一些第一手或是较为原始一些的史
料，譬如一些相关协定、条约、宣言、通告的原文
，多了解一些边界问题的由来和解决的难度，会使
更多人的思考变得更富有理性。
当然，作为专业的历史地理学者，在这一方面
，本身就承担着更大的责任。按照我的理解，这种
责任，首先就体现在通过实事求是的研究，探究历
史的真相，并及时将研究的结果公之于众。
在这一点上，创建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老前辈
谭其骧先生，做出了很好的示范。文集中《实事求
是是学者最重要的精神品质》这篇文章，是我在谭
先生逝世二十四周年之际对他的缅怀。谭其骧先生
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立和发展，都贡献多多，值
得缅怀的业绩数不胜数。谭先生对我个人也是关爱
有加，恩深情重。但在当下，最令我崇敬，同时也
最令人感慨的，便是他那种不管面对什么问题都能
一以贯之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品质。这也是令我追慕
无已的学者风范。
边界问题，只是国与国关系中一项比较特殊的
问题。国家关系中，更深层的内涵，是经济与文化
的交流。大地上界线分明的……
《雕版印刷的今天》一文，虽然是一时有感而
发，但却是对传统雕版印刷在今天的传承及其地位
的认真思考。论述的背景，是近年出现了各种仿效
古本雕印的书籍。当前，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名
，弥漫着种种形态的复古思潮和行为。人类历史上
具有重大影响的“复古”思潮和行为，都是以“复
古”的面目而实施改革，不拘中外，都是如此。真
正的为“复古”而“复古”，从来都是没有出路的
。
传统的雕版印刷，是中国古代先民对人类历史
的重大贡献，对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作用更加重
大，为功甚巨。不过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落
在了后面，西方近代印刷技术，大大超越了中国。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真实世界。当前，绝大多数实用
的印刷品，只能采用新式的印刷技术，雕版印刷，
即使是用电脑控制的自动雕版，也不具备商业化生
产的优势。因此，雕版印刷技术，只能局限为工艺
性印刷品的制作。这就是我的观点，也是晚清以来
雕版印刷的历史带给我们的启示。
靠做学问吃饭的人都要买书，买下来收在屋子
里，就成了藏书。我买书、藏书数量比较多一些，
种类也杂一些，有些人对此很有兴趣。关于买书、
藏书，这本集子里收录了三篇文章，分别是《丁酉
初春海淀购书小记》、《学者买书》和《我的捺印
本》。前两篇文章，是谈学者买书、藏书的旨趣终
究是在读书，后一篇是借自己的藏书这个由头，介
绍一下所谓“捺印本”书籍。这几篇文章的内涵都
比较简单，在这里就不再多予叙说了。
学者大多都是在读书治学中度过自己的人生，
但每个人的活法并不完全一样。文集中其他三篇文
稿，即《自己安心，也让朋友静心》、《东北汉子
》和《人生三章》，或写自己，或写友人，都是涉
及人生的话题。假如人生在世，你必须在“要么孤
独，要么庸俗”之间做出抉择，我是宁愿孤独地走
完生命的旅程的。
这话讲得有点儿悲凉了。好了，快乐一些，让
我们回到前面引述的袁枚那句诗。那句诗的后半句
，是说“春来养竹胜添丁”。又一个春天，马上就
要到了。现在把这本书稿交给出版社，感觉像一个
孩子就要出生了。希望读者也能够喜欢它。

辛德勇，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黄永年先生衣钵所继。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学、版本学。近年在《史记》《资治通鉴》等书的研究上产出甚高。主要著作有《建元与改元》《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旧史舆地文编》《旧史舆地文录》等。《翻书说故事(精)/近思录》收录作者2017年新撰写的文章15篇。

求真求实是学者最重要的精神品质
——纪念谭其骧先生逝世二十四周年
今年，2016年的8月28日，是谭其骧先生逝世二十四周年纪念日。大多数国人，已经惯于逢五逢十举行纪念先贤的活动，或许会觉得“二十四”这个数字有些不上不下。其实，在中国古代，“十二”是所谓“天之大数”，也就是一个重要的天象循环周期。因此，“二十四”便是这个周期再度循行的结束，当然是个整数。
谭其骧先生，是中国新式历史地理学的创建人之一。先生和业师史念海先生以及侯仁之先生一道，共同努力，打造出了这一崭新的学科。
在创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这三位著名前辈学者当中，谭其骧先生强调的学术旨趣，有一点比较突出，这就是实事求是。换句话来表达，就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同天底下所有学科一样，要以求真求实为根本宗旨。相比较而言，业师史念海先生以及侯仁之先生，在对学术追求的表述上，都更强调历史地理学的经世致用功能，更强调历史地理学相对于传统沿革地理的发展变化。
我理解，这三位前辈学者的学术追求，从本质上看，并没有很大区别，他们的不同表述，是因各自所针对的层面有所不同。业师史念海先生和侯仁之先生的学术取向，更多地是基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想通过学术研究，为国家的富强做出积极的贡献，更多地侧重于历史地理学科新的发展。而这些在一个学科总体构造中，是处于表层。若是用我以前做过的一个比喻来说，是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是“出口”。谭其骧先生强调的学术宗旨，则是针对学术更内在、更本质的基底。不管是学术的致用效果，还是其实质性进展，都要立足于坚实可信的基础，而要想获得这样的基础，我们的研究，就必须首先从求真求实的目的出发，处处遵循求真求实的原则。这是进入一个学科和一个问题的“人口”，是人所必经的门径。道理不言自明：只有先进得门来，才能谈得上如何出门。要是连门都没资格进，真是“夫复何言”哉！
世人谈及治学的方法，往往都是有为而发，有具体的针对性。
我理解，谭其骧先生大力倡导实事求是，一方面是新型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和发展，首先需要有一个稳固的疆域政区基础。他花费巨大精力主持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其他一系列重要的疆域政区研究，就是在这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从总体上来说。没有这些成果，所谓新型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和发展，只能是空中楼阁，甚至可以说是如同海市蜃楼的虚假幻象。
另一方面，谭其骧先生也是直接针对很多人在研究中不遵循正常的轨辙——即不认真读书，深入结合历史实际，仔细考辨文献史料，而是妄言历史地理学不同于其他历史问题研究的特殊性，以所谓地理学科的特点来规避基本的历史研究基础和程序，束书不观，满世界乱跑，美其名日“考察”(实际上这些人大多既不懂地理，更不懂考古)，日“田野”；或者不顾具体历史实际，生搬硬套所谓“新方法”、“新范式”(其实有很大一部分还是老掉牙的旧把戏)，乃至过分刻意地找寻所谓“新材料”，以此避难就易，信口雌黄。
下面我想举述两个例证，作为求真求实研究的典范，来说明谭其骧先生对待学术研究这一根本追求。
一个是关于徐弘祖，也就是所谓“徐霞客”的评价问题。自从20世纪20年代丁文江把徐弘祖树立成为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优秀地理学家之后，学术界往往附庸其说，推崇徐某在地理学上有一系列重要创见，甚至还有人把他游山玩水的自我愉悦行为，说成是“爱国主义”情怀使然，愈传愈神。面对这一学术神话，谭其骧先生根据自己读书所见，在1941年发表《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在地理上之重要发现》一文，断然驳斥，说实际情况是“霞客所知前人无不知之”，即恰恰是由于徐弘祖熏染于明末空疏浮薄习气，不老老实实读书，浪游天下，才把前人早已知悉的普通常识，矜为自己的独特发现，诫属少见多怪。
常言云“艺高人胆大”。历史研究不是演杂耍，并不需要有什么过人的技艺，也不一定依赖什么神仙妙计，不过是放开眼界多读书，再开动脑筋认真想而已；换一句文言来说，就是博学深思。博学，就能够从大量的史料出发，结合丰富的历史知识，进行梳理归纳，再通过敏锐明晰的思辨，得出结论。所谓求真求实，亦不过如此而已。谭其骧先生的研究，往往都是这样，能够力排众议，自立新说。而那些不好好读书而又自以为是的人，往往对此感到很不舒服，甚至有很强烈的反感，希望能够不受检验地把自说自话自鸣得意一直进行到底。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