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的最初问世是在一九五八年一月
，迄今已三十三年了。当一九九一年六月，它将在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重版出书时，我不禁感慨万千
。它刚刚问世时，我才四十岁出头，还算是风华正
茂，而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已垂垂老矣。几十年
岁月，人事沧桑，世事更迭，亦喜亦忧，良多感叹
。只是我对《青春之歌》的看法与情感却从未变更
，从未迁移。因为它是我投身革命的印痕，是我生
命中最灿烂时刻的闪光。它如果泯灭，便是我理想
的泯灭，生命的泯灭。它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
《青春之歌》刚一出世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喜爱，但鞭挞、批判却很快地汹涌而来。有名的
自称是“工人代表”的那位郭先生首先向它发难，
说它是歌颂美化了小资产阶级，说主人公林道静不
配是个共产党员……一时间，《中国青年》、《文
艺报》等报刊展开了热烈的论争。我不知道我国当
代文学作品中(也许除了《武训传》?)还有哪一部曾
受到如此广泛、如此连篇累牍的批判(当然也有大量
反批判的拥护者)。从一九五八年底开始，对《青春
之歌》的批判、讨论持续了三个多月。有无限上纲
的，有据理力争的，声势浩大，黑云压顶。我气馁
、消沉了么?没有!我沉稳地静观事态的发展。因为
我心中有底——笃信鲁迅的名言：“从喷泉中流出
的是水，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我自认为《青春
之歌》是我血泪凝聚的晶石，它不会贻害人民。果
然，最后由茅盾、何其芳、马铁丁几位先生写了结
论式的长篇文章，《青春之歌》才站住了，才继续
大量发行。
平安了几年，“文革”时期，《青春之歌》的
厄运又来了!还是那位郭先生，又起来发难。这次《
青春之歌》的罪名是“为刘少奇、彭真树碑立传”
的特大毒草；接着全国有二百多种小报，有无数次
的批判会，对它“口诛笔伐”。它成了“文革”中
受批判最重的“大毒草”之一。彼时我人身不大自
由了，但我的心还是自由的。我不知世事将如何发
展，我不知《青春之歌》的命运如何，但我的内心
依然爱它、信它，依然坚信血就是血，不是水。
果然，一九七七年，“文革”结束不久，《青
春之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它又经
历了一次磨难，一次浩劫。我对它的感觉不是复苏
，不是再生，而是一株小树经受风雨后又吐出嫩芽
的欣欣向荣的喜悦。我不能忘记前两年有一位大学
生给我写信说，他是在原中学校大批焚毁“毒草”
书时，冒着危险，偷偷从大火中抢救出了一本《青
春之歌》而读到它的；优秀青年张海迪姑娘当着魏
巍同志的面亲口对我说，她也是在“文革”中连夜
偷看残本的《青春之歌》的。他们读后都受到鼓舞
，都非常爱它。一本书能得到不同年代的读者，尤
其是青年读者的挚爱，这对于一个作者来说尽够了
，尽够了……
我深知它今后仍然不会一帆风顺，仍然会遭到
某些非议。不是么，一位澳大利亚的来我国学习的
留学生，去年写信给我说，他的老师就曾批评《青
春之歌》不该增加农村斗争那几章(不少人都有此看
法)，问我对此有什么意见。还有的青年作家，说《
青春之歌》是个“表达既定概念的作品”。还有的
人说，这小说不过是“爱情加革命”的图解云云。
他们的看法都各有道理。我呢，也有我的道理。我
推崇现实主义创作法则，我的生活经历，我的信仰
决定了我的爱与憎，也决定了我喜欢写什么，不喜
欢写什么。这无法更改。我不想媚俗，不想邀某些
读者之宠；我只能以一颗忠诚于祖国、人民，热爱
共产主义的心来从事我的创作。我希望我的作品能
有助于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了解旧中国危
殆的过去，向往新中国光明的未来。这也许又是老
生常谈。但该常谈的总不免要常谈。这只有请读者
原谅了。
一九九一年六月八日晨
于香山东沟

正文

“这堆吹吹拉拉的玩艺至少也得值个十块二十块洋钱。”一个胖商人凑近了那个洋学生，挤眉弄眼地瞟着乐器和女学生，“这小妞带点子这个干么呀?卖唱的?……”
洋学生瞧不起商人，看了他一眼，没有答理他；偷偷瞧瞧缟素的女学生又对同伴议论什么去了。
车到北戴河，女学生一个人提着她那堆乐器——实在的，她的行李，除了乐器，便没有什么了——下了火车。留在车上的旅客们，还用着惊异的惋惜的眼色目送她走出了站台。
小小的北戴河车站是寂寥的。火车到站后那一霎间的骚闹，随着喷腾的火车头上的白烟消失后，又复是寂寞和空旷了。
这女学生提着她的行李，在站台外东张西望了一会，看不见有接她的人，就找了一个脚夫背着行李，向她要去的杨庄走去。
走路的时候，她还是那么沉闷。她跟在脚夫后面低头走着，不言也不语。后来转了一个弯，走到个小岗上，当蔚蓝的天空和碧绿的原野之间突然出现了一望无际的大海时，这女学生迟滞的脚步停下来了。她望着海，那么惊奇，明亮的眼睛露出了欢喜的激动，“呵!呵!”她连着呵呵了两声，脚步像粘在地上似的不动弹了。“第一次看见——多么美呀!”她贪婪地望着微起涟波的平静的大海，忘记了走路。
“先生，快走哇!怎么不走啦?”脚夫没有理会女学生那一套情感的变化，径直走到了山脚下，当他看不见雇主的踪影时，这才仰头向山上的女学生吆喊着。
女学生仍然痴痴地望着崖底下的海水，望着海上的白色孤帆，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
“喂!我说那位姑娘啊，您是怎么回事呵?”脚夫急了，又向山上大声吆喝着，这才惊醒了女学生，她揉揉眼睛茫然地笑了一下，快步跑下了山岗。
他们又一起走起来了。
脚夫是个多嘴的中年人，他不由向这举止有点儿特别的女学生盘问起来：“您站在山上看什么哪?”
“看海。多好看!”女学生歪着头，“你住在这儿多好，这地方多美呵!”
“好什么?打不上鱼来吃不上饭。我们可没觉出来美不美……”脚夫笑笑又问道，“我说，您这是干么来啦?怎么一个人?避暑的?”
女学生温厚地向脚夫笑笑，半晌才说：“哪配避暑。是找我表哥来的。”
脚夫瞪大了眼睛：“您表哥是谁?警察局的吗?”
女学生摇摇头：“不是，我表哥是教书的——杨庄的小学教员。”
“嘿!”脚夫急喊了一声，“我们邻村的先生啊，我都认识。不知是哪一位?”
“张文清。”女学生的神色稍稍活跃一些，她天真地问，“你认识他吗?他在村里吗?怎么没有上车站来接我……”
脚夫的嘴巴突然像封条封住了。他不做声了。女学生凝望着他黝黑多皱的脸，等待着他的回答。但是他不出声，又走了好几步远，这脚夫却转了话题：
“我说，您贵姓啊?是从京里下来的吗?”
女学生还带着孩子气，她认真地告诉脚夫：“我姓林，叫林道静，是从北平来的。你不认识我表哥吗?”
脚夫又不出声了。半天，他呵呵了两声，不知说的什么，于是女学生也不再出声。这样他们一直走到了杨庄小学校的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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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沫著的《青春之歌(精)》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至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这一历史时期的学生运动为背景，主要讲述为抗拒包办婚姻而逃离封建家庭的女学生林道静，在卢嘉川、江华、林红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经受住了各种考验，最终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故事。

杨沫著的《青春之歌(精)》是杨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学生运动及革命知识分子斗争生活的优秀长篇小说，后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歌剧等。《青春之歌》写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并成为无产阶级战士的曲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