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文艺复兴(精)》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之际的一部白先勇散文集，主要收录关于文学、艺术活动的文章。《白先勇与青年朋友谈小说》，谈小说的创作经验；《十年辛苦不寻常》，谈昆曲的美学价值；《抢救尤三姐的贞操》，谈《红楼梦》的版本优劣；《现在是文化复兴的好时光》，谈文化经典的保存与流传，以及如何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这些文章的时间跨度，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直至如今，可见，实现我们的“文艺复兴”，是白先勇多年来心中悲愿。
如果从“文艺复兴”这个维度去看白先勇的文学、艺术人生，就会发现，从青年时代直至现在，他所有的文学、艺术活动，都贯穿着一条力图为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线索——回顾既往，无论是他的文学创作，还是他的文学、文化实践（办文学刊物、推广昆曲、宣传《红楼梦》），冥冥之中，仿佛都是他“文艺复兴”理想的具体呈现。而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正体现了白先勇个人色彩的“文艺复兴”的历史轨迹和基本面貌。

白先勇（1937-），回族，台湾当代著名作家，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生于广西桂林，童年时代随父母辗转各地；1948年迁居香港；1952年迁居台湾。1956年建国中学毕业后，以第一志愿考取台湾省立成功大学水利工程学系。翌年发现兴趣不合，转学国立台湾大学外国文学系，改读英国文学。在大学期间，与同学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李欧梵、刘绍铭等人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并在此发表了《月梦》、《玉卿嫂》、《毕业》等小说。1963年赴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研究创作。1965年，取得硕士学位后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国语文及文学，并从此在那里定居。白先勇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长篇小说《孽子》等，并有多部作品改编为电影及舞台剧。

牡丹因缘/白先勇 我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代序）白先勇：一个人的“文艺复兴”/刘俊
思考
白先勇与青年朋友谈小说
文建、文教要合乎时代需要
将传统融入现代
文学经典的保存与流传——写在台湾文学经典研讨会前
我的创作经验
眉眼盈盈处——二十一世纪上海、香港、台北承担融合中西文化的重要任务
昆曲的美学价值
行动
《现代文学》创立的时代背景及其精神风貌——写在《现代文学》重刊之前
《牡丹亭》还魂记
十年辛苦不寻常——我的昆曲之旅
白先勇的昆曲新美学——从《牡丹亭》到《玉簪记》
琴曲书画——新版《玉簪记》的制作方向
《红楼梦》前言
抢救尤三姐的贞操——《红楼梦》程乙本与庚辰本之比较
贾宝玉的大红斗篷与林黛玉的染泪手帕——《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悲剧力量
声音
与白先勇论小说艺术——胡菊人、白先勇谈话录（节选）
树立我们文化的新模式
中国需要一次新的“五四”运动——丁果、白先勇谈话录
现在是文化复兴的好时光——《瞭望东方周刊》访谈白先勇梦
像保存青铜器一样保存昆曲——央视《文明之旅》访谈白先勇
到“五四”一百年，再来一场“文艺复兴”——余秋雨、白先勇谈话录
一个人的“文艺复兴”——《十三邀》访谈白先勇
我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中国的“文艺复兴”——刘俊访谈白先勇
（代后记）闻弦歌而知雅意/黎湘萍——从昆曲青春版《牡丹亭》开始的文艺复兴

白先勇：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刘俊
“文艺复兴”是发生在十四至十六世纪欧洲众
多国家的一场重大而又深刻的思想、文化变革运动
，这场运动之所以叫“文艺复兴”，是因为其突出
的特点在于自觉地以希腊、罗马古典时代的文艺为
引领，力图以古典为师，走出中世纪封建神权的思
想束缚，开创一个新的文艺时代。“文艺复兴”尽
管以复古为号召，但其目的却并不是真的要回到古
典，而是在复古的旗帜下，展开反封建的新文化创
造。
发生在十四至十六世纪的西方“文艺复兴”运
动，到了二十世纪的中国，则成为“五四”新文化
运动依凭的重要思想来源。从西方的“文艺复兴”
，到中国的“五四运动”，尽管时空背景不同、文
化诉求各异，但两者之间的内在相似性还是非常明
显的，那就是这两个“运动”的精神实质都体现为
：其一，反抗“旧”思想的束缚；其二，着手“新
”文化的创造。
“文艺复兴”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精
神实质上的这种相似性，导致了“五四”新文化运
动被西方人理解为是“中国的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 sance）。然而，仔细比对中国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
就会发现，虽然它们两者之间在反叛的精神气质和
“破旧立新”的追求上不约而同，但它们采取的具
体方式/行走路径却各有所宗：当“文艺复兴”运动
在古典文化中寻找自己的复兴之路时，“五四”新
文化运动却表现出对“西化”的向往，和“对传统
重新估价以创造一种新文化”。也就是说，西方的
“文艺复兴”运动是在对古典文化的复兴中融人新
时代的创造；而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在
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中开创新文化。这样的一种“同
途殊归”，就使得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西
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其实是神合而貌离。
对于“文艺复兴”（西方）和“中国的文艺复
兴”（“五四”）两者之间的这种差异性，白先勇
早就察觉到了。在如何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这
一问题上，白先勇一向持一种清醒的辩证态度：他
充分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批判性的精神特
质，却对其否定传统的许多极端思想/观念/态度/做
法不以为然——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当代作家，他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承，更多的是其批判性
的精神特质，而不是其中许多具体的倡议和做法。
并且，由于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精神
，白先勇对其本身也抱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对于激
烈地否定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的做法，白
先勇就很不以为然——这使得他与一般“五四”新
文化运动的继承者（大多认同在对传统文化的破坏
中开创新文化）有所不同，而更像一个真正奉行“
文艺复兴”精神（在对古典文化的复兴中融人新时
代的创造）的东方实践者。
……
“文艺复兴”的意大利文为“Rinascimento”
，法文为“La Renaissance”，英文
为“Renaissance”，当年初人国门时，曾有人将其
直译为“再生”或“再生运动”。一九九八年白先
勇在接受丁果的访问时，认为虽然中西文化的交融
使世界上已经没有所谓的“纯文化”，但“中国毕
竟有自己的一条文化系统，这就是文化的根，比如
唐诗宋词。中国人如果没有这个根基，就不可能很
好地吸收西方文化，吸收了也无法融会贯通”，因
此，他希望在“二○一九年即‘五四’运动一百周
年前，有一个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个‘文艺复兴’
必须是重新发掘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精髓，然后
接续上现代世界的新文化，在此基础上完成中国文
化重建或重构的工作”，也就是说，中国“需要一
场新的‘五四运动’”，但这个“新的‘五四运动
’”与历史上的“五四运动”不同，它“并不是反
传统，而是探讨如何去正确地反省传统”，应该是
在“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寻找一条让
辉煌的古文化在当今急剧变化的世界潮流中再现辉
煌的恰当路径”——很显然，这样的“新五四运动
”，才是白先勇理想中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是
中国传统文化融入新时代之后的“再生”运动，就
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得到外来文化刺激之后的“起死
回生”运动！
白先勇曾经说过，“我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
中国的文艺复兴”！如果从“文艺复兴”这个维度
去看白先勇的文学/艺术人生，就会发现，从青年时
代直至现在，他所有的文学/艺术活动，确实都内隐
着、贯穿着一条力图为中国传统文化/文艺“复兴”
（再生）的线索——回顾既往，无论是他的文学创
作，还是他的文学/文化实践（办文学刊物、推广昆
曲、宣传《红楼梦》），冥冥之中，仿佛都是他“
文艺复兴”观念/理想的具体呈现！而收在这本集子
里的文章，正体现了（带有）白先勇一个人（色彩
的）“文艺复兴”的历史轨迹和基本面貌。

“美到极致，都有些凄凉。”永远的白先勇，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当代文学的经典。在台湾的图书馆，白先勇的书属于“核心收藏”，因为从他的作品里，能看到近百年中华文化的时空流转和社会延迁。故而人们管他叫“永远的白先勇”。
《一个人的文艺复兴(精)》融汇白先勇数十年来对于文学、艺术的思考与探索，以复兴传统文化为主线，并有宝贵的实践经验。

闻弦歌而知雅意
从昆曲青春版《牡丹亭》开始的文艺复兴
黎湘萍
孔子周游列国，看似爱玩，其实意在政治，不
在观光。据说他到了武城，听到了弦歌之声，便莞
尔一笑，说：“割鸡焉用牛刀！”这没头没脑的话
，不了解孔子的人，听了会觉得莫名其妙，不知所
云。但武城的父母官，却是孔子的学生言偃（子游
），他知道孔子是在笑他治理这么一个小地方，竟
然也用礼乐大道。想当年，武城不过区区小城，并
无赫赫政绩，如今却弦歌之声，达于四境，如此气
象，向来倡导礼乐教化的孔子非但不称道，反而说
风凉话！因此，子游方才雄起自辩，说：“我过去
听您说过的，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
”孔子听了，连忙对随从的人说：“言偃的话是对
的，我刚才不过是开玩笑罢了。”
这事记在《论语·阳货》。能从武城的弦歌之
声，听出子游以礼乐大道教化民众的雅意来，孔子
对于音乐的妙赏，可见一斑。孔子不仅是个乐迷，
曾因闻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并且很善于从音乐中
听出政治、文化的味道来。不过，善于闻“弦歌”
而知“雅意”的，孔子并不是第一人。在孔子刚六
岁左右的时候（公元前544年），吴国的公子季札到
鲁国观周乐，鲁国的乐工为他一一演奏各国的民歌
（国风）、雅歌和颂诗，季札每闻一曲，或赞或叹
，或评或议，由音乐诗歌而体验人心向背和人情之
喜怒哀乐。音声感物动人，而在季札耳里，美哉美
哉的乐声之中，莫不呈现治乱之微。这事记在《春
秋左传·鲁襄公二十九年》。
历史记载的这类“知音”故事，像伯牙与钟子
期的高山流水，像嵇康的《广陵散》的曲尽人散，
令人感慨不已。而小说中，就更多。其中有一则看
似无意的“闲笔”，最令人难忘。那是曹雪芹《红
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
曲警芳心”的最后一段文字。小说写林黛玉正欲回
房，刚走到梨香院里角上，“只听见墙内笛韵悠扬
，歌声婉转”，原来是戏班子的十二个女孩子在演
习戏文。林黛玉平常不太喜欢看戏文，便不留心，
只管往前走，这时，“偶然两句吹到耳朵内，明明
白白一字不落道：‘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
，都付与断井颓垣……’林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
慨缠绵，便止步侧耳细听，又唱道是：‘良辰美景
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
点头自叹，心下自思：‘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
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其中的趣味。’想毕
，又后悔不该胡想，耽误了听曲子。再听时，恰唱
道：‘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黛玉听了
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
……”等句，越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
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
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再词中又有‘流水落花春去
也，天上人间’之句；又兼方才所见《西厢记》中
‘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
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驰，眼中落泪
。”
……
中国人谈论“文艺复兴”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
。但回过头来看，“五四”时代的“文艺复兴”，
不过是拿过西方的观念和文化（例如“科学”与“
民主”），来做启蒙的工作；抗战和战后，都有过
“文艺复兴”的呼吁和实践，当时倒是把“文艺复
兴”作为“抗战建国”的重要的工作来对待，但中
国的内忧外患环境不可能使“复兴”的梦想实现；
弦歌之声，很难兴与乱世。六十年代的台湾，也有
新一轮的“文艺复兴”的运动，然而，西化的自由
主义（它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西方思潮在中国的复兴
），实际上遮盖了中国“文艺复兴”的呼声。现在
，昆曲已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它，
我们可以上探唐宋，下观明清，从“义取崇雅，情
在写真”的《长生殿》到“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
感”的《桃花扇》，从“微词奥旨，未易窥测”的
《西厢记》到“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牡丹
亭》，我们有可能回到数百年前甚至数千年前，从
那个时代的艺术世界，了解其社会生活、政治生活
和精神生活，重新找回曾经丢失或被遗忘的人文遗
产，这不是复古，而是如孔子之改制，如子游之行
礼乐大道，如白先勇之治《牡丹亭》，是挖掘那些
仍有活力的至大至美的精神资源，转为当代之用。
我想，只有作为“活”的遗产，“昆曲”才能发挥
现代艺术的陶冶教育作用，实现文化复兴的功能。
为此，应该让它成为生活中的时尚，而不是放在冰
冷的博物馆里。
经常会怀着奇异的心情，想着曹雪芹在《红楼
梦》里的那一“闲笔”。这也可以看作《红楼梦》
的点睛之笔，它赋予《红楼梦》大观园以真切的弦
歌之声，但这弦歌之声，却不是世俗的礼乐教化之
声，而是天籁之声，它会穿透市声进入人心而流传
久远。现在，这天籁之声，已从白先勇那里扩散到
一些校园，化为一些新的声音。有时候，一条古老
而新颖的文艺传统，就是这样，从“闲笔”中诞生
，并从此悠远流长。这是传统中的故事新编，“新
”和

文建、文教要合乎时代需要
欣闻“文建会”成立，我们衷心盼望一些文化上的当务之急，能因“文建会”的成立而积极推展。
第一，希望“文建会”能集合各方面专家，认真检讨过去三十年文化建设的方向与文化教育上的缺失。
举例而言，学校教育里中学、大学人文教育的偏废。由于联考制度，中学即采文理分科延续至大学，许多读理科的学生对于人文学科的偏废无法弥补。“文建会”主任委员陈奇禄先生曾提出要加强大学人文教育，我们期望现在能拟出具体方案，提供“教育部”参考。文化建设应从学校开始，如果学校的文化建设教育不健全、不落实，则推动全面性的文化建设是比较困难的。
再举一例，台湾大学为台湾最高学府，应该是最完整的大学，但由于人文的缺失，竞一直没有艺术学院。世界上一流的大学，美国的哈佛、耶鲁，英国的剑桥、牛津，都有艺术学院。当然也许有人会说现在单独成立了艺术学院啊！但我认为这不可混为一谈，艺术学院单独成立是培养创作人才，而台大成立艺术学院则应走向音乐史、美术史、戏剧史的研究。我们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有最好的收藏，而研究这些资料的接棒人在哪里？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台大成立艺术学院并不需要花很多钱，但是台大有了艺术学院则意义大不相同，那是表示我们对人文教育的尊重。这是我们三十年来文化的偏失，以前也不断有人提出这问题来讨论，但我想“文建会”若能重新拿出来讨论，意义会大不同，因为“文建会”是统筹协调乃至决策单位，如向“教育部”提出建议，较为有力。
第二，有些不合于时代要求的禁忌，应提出来讨论。
例如台湾一些大学的中文系没有开设现代文学的课程，而有些中文系即使开了这门课，也有很多近代文学作品不能教，原因是三十年代文学没有开放。最近既然可以把大陆上的剧本拍成电影，伤痕文学也可以在报章杂志上披露，而三十年代沈从文等人的作品不能拿出来研究，这不是很大的矛盾吗？中国大陆已经开始对台湾文学做有系统的研究，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广州中山大学、福建厦门大学都开设了整个学期台湾文学的课，起步比我们还快，而我们对大陆文学却没有系统的认识。
最近召开“国史会”已经解除了很多禁忌，为什么不能选择性地开放三十年代文学？毕竟三十年代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不应该抹杀历史，我们可以用分析和批判的眼光来看三十年代文学。
当然不只是三十年代文学，抗战文学也是很重要而应该整理的文学课题，我们也没有做，反而让外国人先开“抗战文学会议”，这是很大的笑话。 我们大学的中文系不能再做现代文学的零星研究，应该有一套完整的研究课程，从两条线并行研究，一是从“五四”到三十年代文学、抗战文学，大陆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文学至今日的文学发展；另一是台湾自己的文学，从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到现在的文学发展，做一贯的研究。
但愿“文建会”在陈主任委员的主持下，能够使我们的文化建设真正转消极为积极。
一九八一年《联合报》
P4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