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1950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四川自贡。1966年毕业于北京杨闸中学。1969年1月到山西吕梁山区插队落户，先后做过六年农民，两年半工人。1977年调入《山西文学》编辑部，先后担任编辑部主任、副主编。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自1974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迄今已问世各类作品约两百万字。出版有小说集《丢失的长命锁》《红房子》《厚土》《传说之死》，长篇小说《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银城故事》《张马丁的第八天》，散文随笔集《拒绝合唱》《不是因为自信》《网络时代的方言》，并有部分作品曾先后被翻译成瑞典文、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荷兰文、越南文等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
系列小说《厚土》曾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并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2004年3月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

留下的，留不下的
十年前，我曾跟随一支考古队在晋北的荒原上
发掘古墓。那是一次规模极大的发掘。随着一个现
代化的大型露天煤矿的建设，古墓发掘工作持续了
两三年，总共发掘整理了一千三百多座汉朝的古墓
。在这场空前的发掘中，出土了不计其数的古代文
物。两千多年前的陶器、漆器、青铜器、印章、铜
镜、弓弩、刀剑，堆满了一间又一间屋子。根据古
籍记载，从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二十年（公元前306
年）开始，这里就是烽火不断的古战场。随着钢铁
和水泥在机器的轰鸣中拔地而起，两千多年前的鳞
鳞尸骨，白森森地抛撒遍地，在车轮的碾压中和人
们的脚下噼啪作响。塞北的寒风裹着漫天的黄沙呼
啸而去，陌生的太阳无动于衷地看着这些白骨沉沉
西下。两千多年前当他们呱呱坠地和后来入土而葬
的时候，在天上看着他们的也还是这颗无动于衷的
太阳。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
字，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故事，没有人知道谁是父母
和孩子，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痛苦和欢乐。留下来的
只有一些沾满了泥土的文物，和人们根据这些文物
所做出来的年代判断。考古学家们终于在一块漆器
的残片上找到一行文字：“元延元年十月作”，凭
着这个汉成帝的年号，他们推算出这是公元前十二
年。
从那以后的许多年里，在夕阳和黄沙里遍地抛
撒的鳞鳞白骨，总在心头徘徊不去，那留下来的一
切，是那样分明而冷漠地在提醒着留不下来的生命
的悲哀。冰冷的时间之河把那么多的生命沉在水底
，茫茫而去。站在这河边，与两千多年前的死亡直
面相对，你会深透骨髓地体悟到生命对于死亡和时
间无可抗拒的屈从，你更会深透骨髓地体悟到这屈
从所带来的没顶的悲凉。
考古学家们在那一千三百多座汉墓里，发现了
两具紧紧搂抱在一起的尸骨，经过鉴定，确认这是
一对成年男女。这两具尸骨诱发出人们无数的奇想
：他们为什么不像别人一样仰身直肢地躺着，而是
这样侧身屈肢地搂抱在一起呢？他们是夫妻，还是
情人？他们是死后被葬在这里的，还是埋在这里才
死去的？埋在这里的是惊天动地的爱情，还是刻骨
铭心的仇恨？或许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像我们在
楼房里时常看到的，无聊而又无奈的玩笑？二十世
纪的考古学家们手里拿着各种现代化的仪器，做着
种种费心的猜想，徒劳地打算把眼前这些白骨变成
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后来，纯粹是出于好奇，他
们用石膏把这两具尸骨固定好，然后原封不动地装
进一个带玻璃罩的木箱。驱使他们这样去做的理由
只有一个，那就是对一个故事的渴望，对一个两千
多年前的古老故事的种种神秘难测的猜想。最后，
他们把这个带玻璃罩的木箱放进了展览馆。他们希
望能引起更多人无穷无尽的猜测和记忆。或许有一
天，在许多许多年以后，在千百万人当中，会真的
遇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缘，这个故事会在回忆和想
象之中丰满起来，会有血有肉，会曲折万端，会引
出许多带着体温的眼泪和感叹。
造化给了每个人生的同时，也给了每个人死的
结局。能够连接了生和死的，能够在滔滔忘川之水
上架起渡桥的，只有这刻骨铭心萦怀不去的回想和
记忆。
于是，汉朝的古人慨然叹惜说：“生年不满百
，常怀千岁忧。”
于是，我们知道了一个这样的老兵：“十五从
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
于是，我们知道了一对“相去万余里，各在天
一涯”的夫妻。
于是，我们知道了一位“一弹再三叹，慷慨有
余哀”的歌者。
于是，我们知道了刘兰芝和焦仲卿千古不灭、
催人泪下的故事。
于是，那条滚滚不停汇聚了无数死亡的时间之
河里，就激荡起千年不止的关于生命的回想的浪花
。
……
眼前这座书籍堆积起来的山脉，莽莽无涯，有
幸能够站到这崇山峻岭当中来的每一本书，既是来
到了自己的家园，也是来到了自己的墓地。那密密
麻麻的书脊就仿佛一块块墓碑。随着时间的推移，
抚摸它们的手会越来越少，打量它们的目光会越来
越远。所有关于永恒的念头都将变得可笑而又可怜
。
不由得，那些在黄沙和夕阳中抛撒遍地的白骨
，再一次地涌上心头。
当死亡和对死亡的自觉划破了永恒的幻想的时
候，生命之火的灼烤是那样分明而又疼痛。当疼痛
袭来的那一刻，我忽然渴望一张桌子，渴望一支笔
，渴望面对着一张白纸倾诉自己。不是为了永恒，
不是为了金钱，不是为了庄子和萨特，不是为了曹
雪芹和加缪，也不是为了观众和掌声；只是为了那
灼人的渴望，只是为了自己，只是为了那拂之不去
的记忆。
幸亏造化在给了我们死亡的同时，也给了我们
回忆的智慧和力量。由此，逝去的生命在堕入永远
黑暗冰冷的寂灭时，也有机会获得动人的喧哗。每
一秒钟留不住的生命，却也都会留下每一秒钟生命
的记忆。如果你有足够敏锐的感觉和才能，如果你
有充沛的想象，如果你能锲而不舍地在记忆的莽林
和沼泽中跋涉，那么，终有一天，你会有幸获得一
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你会有幸在一行诗里，在一瞬

青石涧
运河风
古墙
传说之死
黑白——行走的群山
北京有个金太阳
后记：留下的，留不下的
李锐作品年表

仲银对我说，如果不是那些鸡蛋和白面，他早就站到天安门广场上了。
我想了想，我觉得左右人的命运的因素，有时候真是简单得不可思议。
仲银说，我那时候是一个人站在沙漠的中心。我认真地回忆过，我自己从来没有一个人在沙漠的中心站立过哪怕一分钟，也从来没有在沙漠的中心遇到过鸡蛋白面和天安门广场这样相差万里的问题。
仲银决心找到医治自己孤独的良药，于是，仲银采取了更进一步的行动。仲银把一张停课闹革命的声明，赫然贴在了村庙的大门外。声明说，鉴于目前的革命形势，本校全体师生决定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停课参加“文化大革命”。本校教师将要参加革命大串联，到全国各地学习革命经验。复课时间，将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另行通知。
声明一贴出去，党支部书记赵万金就来了。赵万金来的时候提着五斤鸡蛋、十斤白面。赵万金把鸡蛋和白面老练地放到桌子上，赵万金说，仲银，咱这苦地方，连狼都不愿意搭窝，你年轻轻能来给咱教书不容易。你要不教书了，孩子们还不是当一辈子睁眼瞎。这面，这鸡蛋你先吃，吃完了，咱再说。仲银很激动，仲银一下子想起母亲的那一瓦罐鸡蛋，想起父亲、母亲、哥哥、妹妹为自己受的苦。仲银觉得有必要解释清楚自己的目的。
仲银说，赵书记，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现在这不是请客吃饭么？我怎么能为了你这五斤鸡蛋十斤白面，就不革命，就不参加“文化大革命”呢？
赵万金就又老练地笑了，赵万金说，看你这话说到哪去了，一点鸡蛋白面和革命不革命的有啥关系。要说呢，现在正要打倒当权派，仲银，你吃了这些鸡蛋白面，也误不了你打倒。其实呢，一个农村土干部，不打倒吧，哪一天不是在泥里土里滚呢。其实呢，这些鸡蛋白面也不是我的，都是娃娃们的爹妈们东一家西一家凑的。
仲银知道，这地方平常没人吃鸡蛋白面，鸡蛋白面除了过年过节吃一点，就只有女人坐月子才吃，一个男人怎么能吃女人坐月子才吃的东西。
赵万金又说，仲银，不怕，吃是吃，走是走，你要真想走，这点鸡蛋白面也拦不住你，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么，人要走到高处了，还不是天天吃鸡蛋白面。赵万金说得不紧不慢，说得滴水不漏，说得很老练。说完就走了。
仲银还是很激动。仲银决定坚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并且决定亲自一家一家地去送，亲自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目的。仲银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五斤鸡蛋十斤白面竟然会改变自己的命运，竟然阻挡了自己走向天安门广场的道路。仲银拿着鸡蛋白面在街巷里走进走出，仲银这样走进走出的时候，满心的激动渐渐地变成了满心的矛盾和沉重，鸡蛋白面一点也没有减少，反而又得到许多惶恐的道歉和许多真心的同情。乡亲们说，咱这地方真是太苦了，真是留不住人的地方，凭心想想，要是自己的孩子从一个恁大学堂里毕业了，端上了国家的饭碗了，也不想让他留在这种地方。仲银就反复地说，你们想错了。乡亲们就说，咳，仲银真是好心，除了你想错了能来咱这种地方，还有谁愿意想错了来呀。到最后仲银终于闭上嘴什么话也不说了。仲银刻骨铭心地感觉到无以倾诉的孤独。仲银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向别人说明自己。仲银这样提着鸡蛋白面走来走去的时候，忽然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走进沙漠的乞讨者，那实在是一种彻底的一无所有。
仲银只好在心里慨然长叹，仲银说，真是没文化，真是没有共同语言呀。
仲银终于放弃了还回东西的努力，仲银站在街巷里环顾群山，仲银觉得有一把火红的烙铁吱吱作响地放在自己的影子上。
仲银带着鸡蛋白面，带着满心的沉重走回村庙。仲银推开门的时候，发现了一群怯生生的学生，学生们稀脏的脸上骨碌碌地滚动着许多的担心和留恋。
学生们说，老师。
仲银说，你们没有看见门口贴的声明？
学生们说，看了。老师要走了。
仲银说，不是走，是去串联。
有一个学生把胳膊举起来说，老师，我把袖章又戴上了，要是我们都把袖章戴上，天天都戴上，老师就不走了吧。
仲银苦笑起来，仲银看见了那个袖章，袖章上抹满了干了的鼻涕。仲银把手上的鸡蛋白面晃了晃，仲银说今天不上课，今儿咱们吃饺子吧。我请客。
P290-293

《高粱红了几千次》是中国文坛独树一帜的作家李锐中短篇小说集。李锐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对底层人民苦难的刻画，形成自己特有的艺术魅力。他关注那些艰难且病态的生命，书写他们的生活困境，揭示生存的真相。他刚硬、冷峻的文字背后，既有对生的尊重和敬畏，也有对死亡的同情和怜悯。
故事里的人们有着最朴素的欲望，想活、想饱、想女人、想出头……正是这些欲望，推动他们在看不到尽头的生命中，茫然无措地生活。
一代人又一代人的困境，以血肉组成的生命，终有一天会有另一种觉醒。

幻灭之痛
许多年前，那时候我很年轻，乡村教师张仲银
也很年轻。年轻的乡村教师张仲银吹着口琴，背着
方方正正的背包，带着一只金光闪闪的铜铃铛，花
了两天时间，沿着乱流河的山谷走了九十里山路，
终于，他来到那个叫作五人坪的小山村，地老天荒
之中，他看见了村口的老神树。张仲银站在自己理
想的台阶上，咽下一口口水，西斜的太阳从背后照
亮了寂寞的炊烟，照亮了孩子们的尖叫声。
当我把这个场景写到纸上的时候，我知道，张
仲银就是我。张仲银的时代就是我的时代。张仲银
经历的所有激情、坎坷、献身和幻灭，就是我的经
历。张仲银的精神史就是我的精神史。古人云，哀
莫大于心死。不幸，我的张仲银经历了两次心死，
一次是为了激情和理想，一次是为了激情和理想的
灰烬。张仲银死于两次造神运动，成就了他和埋葬
了他的，都是他以为可以启蒙的大众。当张仲银的
家园最终在一场大火中毁灭，当“希望的田野”被
烧成一片焦土，张仲银在如歌的长哭中为信仰和理
想悲悼不已，在恸绝的悲悼中他把自己的心埋葬在
焦土之下。那一刻。我留在故事外面，却体会了一
种更大的不幸：真正的痛苦不是“哀莫大于心死”
，真正的痛苦应当是：哀莫大于心之不能死。不死
的心留在了悲剧之外，孤独一人尝尽了幻灭的煎熬
，尝尽煎熬却又无以倾诉，却又无可解救。
1995年、1996年我连续写了两部长篇小说：《
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这两部长篇都是写“
文化大革命”的，都是以第一人称口语倾诉的方式
来叙述的，当然，也都是悲剧。在我的写作经历中
，两年之内连续写出两部长篇只有这一次。1996年5
月5日，《万里无云》结稿，在日期之后我又特意加
写了一行字：“于‘文化大革命’浩劫发生三十周
年之际。”这句话在当年的杂志上发表时被删掉了
。回想起十年前那个寒气尚未褪尽的春天，一切历
历在目。在“文化大革命”浩劫发生三十周年之际
，我连续完成两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长篇小说
不是一种偶然。
去年，在一次访谈中曾经有人问我，在迄今为
止的创作中，对哪部作品是最满意的，我回答是《
无风之树》；又问我对哪一个人物是最喜欢的，我
回答是《万里无云》里的乡村教师张仲银。在我心
里，这两部长篇相辅相成，完全可以看作是姊妹篇
。我知道许多人都不愿意或不屑于回答这样的问题
，因为这样的回答不够聪明，会把自己“拴住”。
可是我不想隐瞒自己的直觉，一如我不想逃避自己
的痛苦。之所以如此看重它们，是因为许多年来，
对“文化大革命”的反省和对语言自觉的思索、实
践，正好在这两部长篇当中交叉在一起。我一向觉
得作家和运动员有相似之处，奋力一搏打破纪录的
状态是精神、身体、准备和机会的一种天赐偶合，
这种稍纵即逝的机缘一生当中不会有第二次。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自伤痕文学发端的
新时期文学以来，“文化大革命”一直是中国当代
文学关注的一个焦点。可惜的是，绝大部分作品都
停留在控诉和批判的限定之内。无论以公理的名义
控诉，还是以人道的立场批判，都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都是以被动者的身份表述“文化大革命”。
这样一个无名的被动者的共同身份，让所有的人都
有了一个充分理由，让所有的人不但理所当然地获
得了局外人的身份，也同时水过无痕地完成了精神
转换，再也不必为自己当初的信仰负责。曾几何时
，这个世界上无产阶级革命信仰最为坚定的国家，
这个地球上为了狂热的信仰而献身的四分之一的人
类，忽然间灰飞烟灭，杳不可寻。这真是莫大的谎
言。这真是莫大的悲哀。
来到九十年代，新时期文学转眼将近二十年，
我们有了现代派，有了先锋派，很快又有了后现代
派。如今，我们更有了可以狂欢的民间和可以无限
膨胀的身体欲望的盛宴。在权力和金钱的双重专制
之下，我们在强迫和引诱的剪刀之间，得到了所有
被允许得到的新主义和新崇拜，但是，我一直没有
看到对这个谎言正面的回答，一直没有看到对那场
信仰幻灭的表述，整个国家和全民族的一场精神悲
剧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在对“文化大革命”不断的思索和表达中，我
渐渐得到一个认识，“文化大革命”是所有中国和
外国的理想加在一起烧出来的一片废墟，“文化大
革命”是从中国自己的历史深渊里生长出来的浩劫
，“文化大革命”是所有的当事者自己给自己造成
的灾难。对于“文化大革命”，控诉和批判是应当
的。在我看来，除了对思想理论、国家制度、历史
选择的反省、批判而外，“文化大革命”背后隐而
不见的精神史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所有文学的表
述，所有关于人道、人性的深刻挖掘，所有形而上
的企图，所有最纯粹的个人化，都逃不脱这个历史
的处境，都必须是从这个具体、真切的经历出发，
才能得到充分、真实的表达。历史可以打倒。但历
史不可以消灭。所有发生过的历史，最终都会无远
弗届、无所不至地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无风之
树》写的是巨人和矮人们之间发生的悲剧，《万里
无云》写的是启蒙者和被启蒙者之间发生的悲剧。
带着知识和真理来到穷乡僻壤的小学教师张仲银，
是一个忘我献身的启蒙者，那只金光闪闪的铜铃铛
在地老天荒之中发出的是真理的召唤。可神圣最终
导致的是彻底的悲剧。这样的故事和悲剧不止发生
在中国，不止发生在以前，它们在人类的历史中一
次又一次地上演，它们就发生在此时此刻，就发生
在我们身边。张仲银是以古往今来一切读书人的身
份自居的人，是一个古往今来的启蒙者。每当笔下
出现他的身影时，我眼前常常就会出现那幅著名的
画——《毛主席去安源））o那个手里拿着一把旧雨
伞在山路上一人独行的毛泽东，和身背行装举着铜
铃的张仲银何其的相似！毛泽东是中国当代史上最
大的启蒙者，却也同时是一场最大浩劫的发动者和
制造者。这悲剧不是一种偶然，更不是一个人的悲
剧。
在这两部小说中，以第一人称转换视角的叙述
方式，是我从福克纳那里借鉴来的。但是，我相信
，福克纳绝不会和我有相同的内外交困。当我把一
向“被叙述”的人物和故事，转而为“去叙述”的
同时，我也就赋予那些世世代代像石头一样被人忽
视的山民发言的权利。人的尊严和平等，本来就不
应当是一些人对另外一些人居高临下的施舍和赠予
。我的口语倾诉不是一场技巧演练，而是一次对于
语言等级的颠覆，是一次在下者对于在上者的启蒙
。
在经历了八年牢狱磨难之后，张仲银对于历史
和时间有了某种顿悟式的理解。张仲银说：“秦始
皇和孔夫子之所以千百年来被人知道，那只不过因
为千百年来有人在纸上印刷他们的名字；而五人坪
默默无闻，只因为没有被人印在纸上。”他又说：
“时间只有在你经历它的时候，它才存在。在经历
的前一秒和经历的后一秒都不存在时间。”
现在，我终于把五人坪写在了纸上，写在了它
经历过的时间里。
在我的故事里，在贫瘠苍凉的吕梁山上，自然
和人之间千百年来的相互剥夺与相互赠予，给人生
和历史留下一幅近乎永恒的画面，为此我曾写下一
句话：“在吕梁山干旱贫瘠的黄土塬上，‘历史’
这个词儿，就是有人叫谷子黄了几千次，高粱红了
几千次。”如今，来启蒙的巨人们，带着他们的真
理和信仰，带着他们的革命和暴力，带着他们的激
情和冷酷，闯进这千载悠悠的画面，以茧命、进步
和现代的名义。他们打破了什么？剥夺了什么？又
真的给予了什么？当他们的信仰在历史的风雨中剥
蚀殆尽，最终随着漫漫黄土一起流失而去的时候，
这悲剧又留下了什么？我们可以期盼着它终有一天
，会和千百年来所有逝去的生命一起，在一个非人
所料的去处沉积出一片广阔的沃野来吗？为了免于
再次的幻灭，我宁可不信。
为了这遥远到目不可及的期盼，为了这不信，
我写下了自己的悲剧，在苍凉的黄土高原上留下一
些无人听到的歌哭。
西元二○○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写
二十五日改定于草莽屋

在封闭贫瘠的古老山梁下，农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复一日劳作不息。有人为了本能的欲望，屈服、反抗，在挣扎无用后向命运低头。有人被历史的洪流裹挟而来，在理想的感召下，真诚地希望、真诚地死亡。有的人想成为这片土地的启蒙者，却一次次成为历史戏弄的对象。
小说集《高粱红了几千次》一书中，李锐笔下的各色人物，构成了一段历史的仓皇与失真。我们在不同故事中，看到人性的善恶、无望的理想，还有对历史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