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里行间》是余斌先生的一部文集，全书四十余篇文章，有书评，有随笔，有论文，形式不一而足，内容上则多是余教授在阅读国内外现当代文学作品之后的思考和感触。其中有对故人往事的钩沉，有对文章做法的评析，有对文学形象的深入探讨，有对小说情节、背后意蕴的论述，也有对文化差异的思考，综合看来，这是一部文学性、知识性、思想性兼备的文集，很有出版价值。

余斌，六〇后，南京人，现供职于南京大学文学院。著有《张爱玲传》《事迹与心迹》《字里行间》《提前怀旧》等。

自序
钱穆与胡适的“过节”
桨声灯影
给《海上花》算命
《色·戒》“考”
关于《郁金香》
张爱玲出版物中的“良币”
翻译文体与现代汉语书面语
茅盾的翻译
学者文章亦好看
杂家与“杂文”
回归常识说《红楼梦》
碧空楼的情思
文章与年纪
宝二爷·富家儿·邵洵美——读《我的爸爸邵洵美》想到的
“书有命运”
酒后
游春乎？
《世说新语》与“负暄三话”
海伦三题
大师笔下的大师
马尔罗在中国的命运
普鲁斯特与励志书的干系
“吾何取焉？！”——康有为的法国印象
“多礼”与“无礼”
《廊桥遗梦》怎样接着写——对《梦系廊桥》的一种复述
隐私·塞林格·心理治疗——读《红尘难舍》
无法还原的真相
一本正经地不正经
漫谈《第三个孪生子》
格林的故事
“海滩”存在吗？“海滩”在哪里？
物化的生活，物化的人
“人之子”的还原
贵族之家的一曲挽歌
霍尔顿长大以后
似曾相识的“房子”
两种暴力
畸恋·谎言·罪与罚
可能性的探寻
《本能》证明了什么？
血·杀人·西部神话
《状元境》中的两个世界

收在这里的文字比较杂，有书评，有随笔，有
论文，有书的序与后记，不一而足。倘性质相同或
相近，虽也以交代作意、言明次第为宜，事情倒好
办；一杂，特别是像现在这样，杂到不可收拾，就
麻烦。为读者阅读方便计，似乎应稍稍分个类，然
而分类实在是门学问，事情也不像萝卜归萝卜、青
菜归青菜那么简单。
最简单的办法似乎是按篇幅长短分，但这就像
书架上书按照开本大小排列，省事自然省事，就是
太形式主义，结果分类变得毫无意义。按写文或发
表时间的先后分也是一个办法，无如这对名家甚或
大家才合适：大家名家与读者间是特别的主宾关系
，他们为主，我们为宾，俯首下心，愿意围着他们
转，跟着编年体亦步亦趋，反正都是要读的。普通
的作者如我之辈，要读者追踪你的轨迹，未免托大
，何况原本就没个头绪。
因为没头绪，另一办法，即按内容相关程度归
类，也变得不好办。此前出过一本集子，名为《事
迹与心迹》，也杂，不过大体有个范围，限于中国
现当代文学。此范围大致合于教育部的学科分类标
准，“级别”都有——二级学科。这一本却连大致
的范围也没有，忽东忽西，大多数时候与文学有关
，勉强可算“批评”，有时则与广义的文学也扯不
上。“打破学科界限”“科际整合”“跨学科”之
类的口号倒是早就在喊了，无如那是明了学科界限
、专业意识发达之后有意识的越界，不算乱“伦”
，结果则可能是建立新的“类”。专业意识淡薄如
我，如果所写时有四不像的情形，那也只是“不伦
不类”，因为说到底不过是读书心得或读书心得的
放大，与专门学问之间，距离岂止一间？懵懂地犯
规与旗帜鲜明地“跨”不是一回事，我也从来没将
自己零散的知识“整合”过，以学识之薄，对时新
理论、方法之隔膜，就算有心也“整合”不出什么
名堂来。过去有一关于尚未觉悟的劳动人民的描述
，称他们具有“朴素的阶级感情”，此话褒贬参半
，从贬的方面去听，即是指未将本然的原始情感上
升到某个高度，成为自觉的意识。我想自己读书求
知的情形，大略就是如此，往好处说，是还算老实
，害处则是太随意，以致漫无所归。
相对说来，按文章的类型来分也许合理些，比
如书评归书评，随笔归随笔，论文归论文。只是收
在这里的文章，即从这角度说，有些还是显得界限
不明，有时正经论文染了随笔的调子，随笔倒又冒
出论文腔，带了论文的意味。写书评，自认为至少
一度是中规中矩的，后来却又对其中的评论腔渐生
不满——“评论”无罪，带出“高屋建瓴”的“腔
”来，则未免让人厌烦。都说“气盛言宜”，其实
仗气盛而求言宜，结果往往是不宜，被某种腔调挟
持，仿佛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哪里还顾得什么“
言宜”？此外又想让这类文字也带上几分游词余韵
，于是书评也不大像书评了。其实写文章正如说话
，带上某种腔调几乎是不可免的，不入于此，即归
于彼，各种文体间的不同，有时也体现在“腔”上
，要说“批评腔”“论文腔”不好，那“随笔腔”
亦未必佳，关键还在于此处的“腔”是不是“拿腔
作调”的“腔”，或“装腔作势”的“腔”。若所
谓“腔”可以赋予正面的理解，即言之有物而非徒
然“使气”，不同的文章类型各得其体、各有其“
腔”，倒是正道。这问题一直也没想明白，所以虽
然偶或也有有意为之希图“兼容”的时候，通常却
是图省事，也就是偷懒——写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了。懒人的读书求知往往就是如此，不拘思考问题
的半途而废，不能穷尽其理，还是曾经悬想过什么
万全之策，临了其实都是一个“懒”字说了算，什
么“好读书不求甚解”“顺其自然”之类，托词而
已。
将文章像现在这样排列组合，也还是懒字做主
。原是想让书稍有眉目，读者读来省些气力的，最
后还是不了了之，其情形颇似最近搬家理书，开始
颇想细细分门别类，不想书不算多却来得杂，可此
可彼，非此非彼，亦此亦彼，标准混乱，莫衷一是
，结果不胜其烦，胡乱塞进书橱了事。虽然我在目
录上间以空行，似有归类之意，实则还是眉毛胡子
做一处，没有一定之规，有时是论长短，大体是分
中西，放在前面的写的时间靠后，并非特别满意，
只因早先所写更不济。《茅盾的翻译》一篇原是《
沈雁冰译文集》的后记，我的老师叶子铭先生的命
意，由我执笔。为叶老师做事作为弟子多少尽了些
力的，似乎只此一回。叶老师已逝，文章放在这里
，在我个人，不无纪念的意思。此外好像也没有什
么合适的所在可以往里塞。
若要勉强赋予这些杂乱的文字以“同一性”，
我只好说它们都与读书有关，有时是功利地读，有
时是无所求地读。不拘怎样读，总是自以为读出了
字里行间的东西，最有快感。英文里有
betweenthelines一语，没专门记就记下了，就因翻
成中文是“字里行间”的意思，无端地喜欢。其实
有的书并无字里行间可言，有的书字里行间意蕴无
限又未必读得出来。这里所谓“字里行间”似还不
能完全等同于夹缝文章，大略是指书的后面，藏于
书页之后的东西，写书的人，时代，人性。至少对
我而言，读出字里行间也算是读书的一个境界，虽
不能至，心向往之，一时不到，有个追求，也好。
——这是书名的来历。
余斌
二○○七年九月二日于南京黄瓜园

余斌著的《字里行间》是一部随笔集，内容涉及名人轶事、典故考据、读书随想、电影漫谈等等，作者话题丰富，多涉及近年来文坛、影坛较为关注的文本和事件，旁征博引，侃侃而谈。
其实有的书并无字里行间可言，有的书字里行间意蕴无限又未必读得出来。这里所谓“字里行间”似还不能完全等同于夹缝文章，大略是指书的后面，藏于书页之后的东西，写书的人，时代，人性。

钱穆与胡适的“过节”
——说“过节”也许有点言重了，彼此之间存着芥蒂却是真的，至少从钱穆这一面看去是如此。钱穆述《师友杂忆》作意时写道：“……惟生平师友，自幼迄老，奖劝诱掖，使余犹幸能不虚度此生。此辈师友往事，常存心中，不能忘。今既相继溘逝，余苟不加追述，恐其姓名都归澌灭，而余生命之重要部分，亦随以沦失不彰。良可惜也。”故他苦搜冥索，于八十衰年，将自幼迄老的师友一一追忆。儒家素重人伦关系、亲情友情，钱穆记师友间的过从往还诚挚温厚，正是儒家的典型。但我不知钱穆写上面那段话时是否也想到了胡适。这书里好几处写到了胡适，而且都不是一笔带过，想来应在“师友”之列的。只是书中述及的师友不下数十人，或是赞叹，或能曲谅，唯对胡适、傅斯年、冯友兰等数人，不肯稍假辞色，尤其是胡适，每述及几乎总有微词。这书成于1982年，胡适故去多年，而二人抗战爆发后似再未谋面，钱穆对多年前往还的细节还记得分明，且似乎犹不能释然，谓之有“过节”，也不为过吧？
胡适与钱穆，一个是白话文运动的首倡者，“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国学大师，文化守成论者，道不同不相为谋，行迹上的疏远，似乎是意料中事。新文学家与鸳鸯蝴蝶派文人壁垒森然，新派教授与旧派学人间舌剑唇枪、明争暗斗（如胡适掌控下的北大不续聘林公铎），故事委实不少。但也不可一概而论，钱穆与“疑古派”代表人物顾颉刚（钱之反对疑古，不言而喻）相处，即甚是相得，顾颉刚荐身为中学教师的钱穆入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执教，由此开始其学术生涯，乃是学界共知的佳话。又如以新诗闻名的陈梦家，与钱穆之间亦是厮抬厮敬，钱的名著《国史大纲》，即是由与陈之间的两夕话促成，钱穆晚年闻陈梦家辞世消息，甚至因未在该书引论中道及此事而频生悔意。可见门户的壁垒，并非不可逾越。钱、胡二人的不洽，治学取径的不同、观念的相左固然是一个方面，另一面，很大程度上也是因机缘不凑、性情不投而起。二者孰为因孰为果，很难说得清楚。
钱穆与胡适相识，应是1928年的事。其时钱穆尚在苏州中学教国文，而身为北大教授的胡适早已名满天下。钱穆当然知道胡适之的大名（回忆中虽未提及，有论者则已经证明，《新青年》等新书刊，钱是时常寓目的），而此前胡适对钱穆想必一无所知。此亦不足怪，胡适仅长钱穆四岁，但以社会身份论，则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彼时的钱穆虽不能说是处江湖之远，胡适之于中学教书匠，其地位却近乎庙堂之高。但胡适前此曾得人叮嘱，来苏州有两人必见，其一便是钱穆。必见的理由可以想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先秦诸子，而钱穆也正于此处用力，对诸子问题别有洞见。胡适往苏州中学演讲之际向校长汪懋祖（此人作为反白话文的后期反派人物，在各种现代文学史书上时常现身）询问，演讲时汪即招呼原本在台下落座的钱穆登主席台与胡适同坐，于是有二人的首次谋面。
《师友杂忆》记当时的情景道：“余时撰《先秦诸子系年》，有两书皆讨论《史记·六国年表》者，遍觅遍询不得。骤遇适之，不觉即出口询之。适之无以对。”这应是就在台上发生的事。演讲结束，校长请客，钱穆陪席。主人请胡在苏留一宵，胡适以忘带刮胡刀为由，坚持当日即返回上海。钱穆肯定以为刮胡刀区区小事，不足挂齿，以此为由，未免小题大做。虽未明言，观其上下文，给人的印象是，钱穆忖度胡的坚辞与他的“无以对”多少有些干系（“无以对”三字煞是好看，好似两军对阵，交手只一回合，有一方便已落荒而走）。胡适行前留下上海的住址，告钱穆：“来上海，可到此相晤。若通讯，亦照此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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