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福建漳州的山村，自十岁时离开故土，毕其一生，辗转旅寄。在国内，考究语言，创办报刊，为当时文坛一开“幽默”新风；在国外，针砭时事，引介东方，以独有见地诠释“吾国与吾民”。钱锁桥著的这本《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笔路延绵，跋涉文山史海，溯沿思想轨迹，寻绎其生平，藉以重新发现不仅仅是作为文学家的林语堂，更欲还原出兼批评家、哲学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林语堂。鲁迅、胡适、林语堂，他们的精神遗产，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重要知识思想资源。而林语堂留赠后人有形及无形的一切，将对新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别有深远的启发意义，亦为跨文化交际与互动带来崭新的理解。

钱锁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博士，现为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授。专治中西文学文化研究，编著中、英文作品多部，包括专著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Lin Yutang and China's Search for Modern Rebirth等。

第一章 林语堂与现代中国知识思想遗产
纪念林语堂
反思鲁迅遗产
我们要鲁迅还是胡适
林语堂：面向二十一世纪中国与世界
第二章 基督教熏陶与西式教育
牧师的儿子
最杰出的“圣约翰人”
上北京遭遇“文化反差”
从哈佛到莱比锡
第三章 “大革命”时代民族主义情怀
科学与国学
泰戈尔与印度
“费厄泼赖”还是“痛打落水狗”
萨天师语录
第四章 从“小评论家”到“幽默大师”
“小评论家”
幽默作为社会批评
幽默作为自我释放
第五章 一个人在黑暗中吹口哨
与鲁迅的友谊
平社一员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暗中放冷箭
第六章 “我的中国”：东方向西方倾谈
与赛珍珠和华尔希结缘
《吾国与吾民》
第七章 “中国哲学家”的诞生
去美国
《生活的艺术》
第八章 阐释中国为抗战发声
战时中国前线报道
“新中国的诞生”
战时女杰
第九章 东方智慧与世界和平
种族与帝国：印度问题
“革命外交”
东方智慧与现代病
与华尔希夫妇的友谊
第十章 中国的内战与美国的智慧
《枕戈待旦》
打字机、苏东坡和《唐人街一家》
美国的智慧与美国的愚蠢
美国式友谊
第十一章 瞭望远景
《远景》
南洋大学风波
重新发现耶稣
第十二章 我话说完了，走了
回“家”定居台湾
共建人类精神家园
我走了
附录 林语堂全集书目
后记

《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以现代中国知识史、尤其是中美知识交往史为背景，追溯林语堂穿梭中西文化的跨国之旅，考察其中、英、德三语创作，展露中国现代文化最重要的遗产之一。
作者钱锁桥征用第一手材料，特别是挖掘、翻查了大量国外书信文献，使读者能够更完整、深入地了解林语堂的思想内核与演变轨迹。又以历史学家的严谨考证与跨文化理论视野相结合，重塑林语堂在现代中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的经典地位。

这是一本林语堂传记，通过追溯林语堂一生的
心路历程，来探索现代中国寻求重生的坎坷经历。
可以说，这本书也是我自身精神知识上探寻自我的
结果。按现在的说法，我是六○后，但我更愿把自
己看成是八○年代的人。我第一次听到林语堂的名
字，要等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谓“文化热”盛行
之时。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好像是世纪初新文化
运动的翻版，极力提倡“西化”，各种“西方理论
”再次译介进来。我当时刚刚大学毕业，有幸接触
到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著述，并悉心译介到
汉语世界。同时在书店碰到一本书，叫《中国人》
，是一个中国作家英文著述的汉译，这人的名字还
从没听说过，叫林语堂。读完后印象深刻，感觉书
中对中国、中国人的话语完全是一套新的说法，但
当时还不知道如何消化。再说，我当时的兴趣是“
西方理论”，一直到伯克利前几年都是如此。但随
着在美国实地经验的积累，越来越觉得“西方理论
”难以和不断增强的“情迷中国”无缝对接。理解
现代中国必须有一个“中国声音”。初到伯克利留
学，我很幸运在少数民族研究系找到了一份助教的
工作，教英语阅读和写作，课堂上选用的教材是亚
美文学作品。在那儿，我又碰到了林语堂。令我惊
诧的是，有一本流行的亚美文学教科书，一方面把
林语堂当成“华美文学作家”的先驱，另一方面以
激烈的语调批评林语堂，不光是因为林语堂不符合
华美作家应该以美国为归依的主旨，还因为林语堂
的“政治不正确性”。我一头钻进伯克利图书馆，
把林语堂所有的书籍（有的放在亚洲研究栏，有的
放在美国研究档）全都借了出来。我感觉自己找到
了一个“中国声音”，慢慢发现我的父辈、祖父辈
到底干了什么，从而给我带来了一个“新中国”，
让我茁壮成长。
这一发现过程花了二十多年，结了一点小小的
果实。我的第一本书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试图
勾勒出“自由普世”作为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另类声
音，在中国现代文学文化批评的语境内突出彰显林
语堂文学实践的意义。这本书是理论导向的跨文化
批评，并不是传记。但该书完工之前我已意识到，
我必须接着写一本林语堂传记，作为中国现代知识
思想史的个案研究，也就是现在这本书。中间我还
组织承办了一次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并编了一
本论文集：The Cross-cultural Legacy of Lin
Yutang: Critical Perspectives。
这一探索旅程让我受益匪浅，虽然只是一个人
的旅程，基本上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风尚背道而
驰。我当然被告诫多次，所谓“单一作家研究”早
就过时了。管他呢，我自己的发现是我自己的小宝
藏，没有什么能比挖掘一段属于自己的历史更有欣
慰感。虽说是一个人的旅程，但很幸运得到了许多
同事和朋友的热情鼓励和支持，回看一路走来所结
下的友情，很高兴在此略表谢意。
早在我写博士论文期间，叶文心教授就热情支
持我的选题。许多年后我于2009年重回伯克利访问
，她还是一样给我许多鼓励。1997年我在纽约巴纳
德学院担任博士后研究员，那时尹晓煌首先告知我
普林斯顿大学有庄台公司档案，没人查过，也许值
得一看。这一指拨成了我研究过程的转折点。尹晓
煌的友情让我获益良多。1997 年在纽约，我还第一
次见到了苏迪然，他的博士论文是第一部英文林语
堂传记，之后我们的友好交谈一直延续到台湾和香
港。2009 年，我到哈佛大学担任富布赖特访问学者
，曾和Charles Hayford、石静远、陈勇、余茂春
先后畅谈林语堂，快哉！林语堂的三女儿林相如女
士曾在华府家里热情接待我，还作了一次专访。纽
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刘晞仪也盛情接待我的到访
，专门给我看了林语堂家庭收藏的绘画和书法。我
还到访过普林斯顿大学周质平教授的办公室，看到
墙上贴着林语堂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感到
很惊讶，心想还真有同道，有人关注那段历史。非
常感谢周质平给我的鼓励与交流，特别是邀我于
2014 年赴普大就本书的有关章节作演讲，和普大师
生交流。
在香港城市大学的岁月，我和陈建华经常交流
，畅谈甚欢，他也给予我很多鼓励。香港中文大学
的杨柳写了一篇有关林语堂宗教生活的博士论文，
有许多新的发现，有机会和杨柳合作也是一件乐事
。我的研究项目还得到城大两项基金资助。我和同
事魏时煜合作，追踪林语堂的人生旅程，从中国到
美国再到欧洲，拍摄到许多第一手场景和资料。
2011年，感谢香港城市大学的慷慨资助，我组办了
林语堂研究国际会议，我从与会者的交流中受益良
多，感谢所有与会的林语堂研究专家，包括顾彬、
陈子善、吕芳、彭春凌和Charles Laughlin。另外
，我尤其要感谢城大张隆溪教授一路以来对我的慷
慨支持和鼓励。
我的研究让我多次访问台湾，每次都是盛情满
满，满载而归。台湾著名的林语堂研究专家秦贤次
先生慷慨地把私藏的有关林语堂的珍贵原始资料和
我分享，我既惊喜又感激。龙应台女士曾到城大做
访问学者，有幸和她谈起我的

林语堂在向西方世界阐释他的同胞的风俗、心
愿、恐惧和思想这方面，无人能及。
——《纽约时报》

《吾国与吾民》
所谓“国民性”问题是中国现代性的中心话题之一。鲁迅的国民性批判论述，特别是其创造的“阿Q”形象，一直都是国内中学教材课题。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由中国知识分子首创的。自从西方人开始接触中国，从十七世纪的法国汉学家杜赫德到十九、二十世纪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都发表过有关“中国国民性”的论述。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批评，其灵感正出自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一书的有关论述。鲁迅临终前仍念念不忘，要中国人翻译、阅读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一书。当然，有关中国国民性的论述还有其他声音，比如辜鸿铭的英文专著《中国人的精神》，其实就是对汉学界的有关论述，尤其是明恩溥一书的回应。对于这些文本及其争论，林语堂当然明了，而《吾国与吾民》以其独特的视角与风格介入了这一话语传统。
《吾国与吾民》写作和出版的直接诱因是赛珍珠小说《大地》的成功，也可以看成其姊妹篇。《大地》在美国读者看来是一部“族裔”小说，其成功在于描绘了中国人生活的典型。但也受到江亢虎等批评家的质疑，指责它并没有反映中国人生活及文化的精髓。《吾国与吾民》就是要讲中国文化和生活的精髓，论述全面又精致，笔调生动而有趣，西方读者读来倍感亲切。对赛珍珠的另一种批评，是说她毕竟是个美国传教士，这一身份属性使她无法描绘出中国的真相。有意思的是，《吾国与吾民》开卷（包括赛珍珠写的“引言”、林语堂“作者序”和“前言”）便探究这一问题：谁有资格为世界阐释“中国”—这个“伟大的神秘‘存在’（Dasein）”？在西方，历来都是由所谓“中国通”来传播有关中国的知识和信息，这些“中国通”可能是传教士、传教士的子女、踏足“远东”的探险家，或是英文报刊的记者。通常他们不会中文，生活在自己的洋人社交圈，靠他们的中国厨师或仆人获取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知识，然后以他们自己的习俗和价值观来评判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西方读者由此获得的某种中国形象，当然偏颇。但中国人自己就一定是本国问题及形象的最佳阐释者吗？未必。中国人自己往往身在庐山，难见其真面目。林语堂在“作者序”里特别声明自己不是那些“超级爱国者”，“他们的爱国主义不是我的爱国主义”，这本书也不是为他们写的；他不以自己国家为耻，不怕指出中国面临的缺陷和不足，因为“中国的胸怀要比那些超级爱国者的大，并不需要他们刻意漂白”。那到底应该由谁来向世界阐释“中国”呢？林语堂并没有明言，而是由赛珍珠在其“引言”中点破。赛珍珠解释说，西方读者早就渴望能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自己的作品中了解到真实的中国。问题是，中国一二十年来被推进“现代”，虽然绝大多数人还是文盲，按照一贯的传统方式生活，但中国的精英阶层却突然都变得“现代”了，都能说英语，一心要赶上西方的潮流。他们都很“爱国”，不愿对外披露中国任何的负面问题；他们和大众老百姓脱节，蔑视其“落后”，搞得自己在自己的国家像个外国人一样，自卑心理过重。如此扭曲心态，我们如何期待从他们笔下获得真实的中国形象？尽管如此，赛珍珠还是认为，最适合为西方阐释真实之中国的人，还得在留过洋、英语流畅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去找，关键是此人必须留洋后再回到自己的文化，回到“老的中国”，以一种幽默而自信的态度来观察中国。可是，“要找这样的人难度太大，既要受过现代教育能写英文，又不能和自己的文化脱节，同时又能保持一定距离，去理解其意义，既要理解其传统意味，又能体会其现代意蕴，难！”但是，赛珍珠说，她一读完《吾国与吾民》，她知道：这个人出现了。
在“作者序”中，林语堂列出以下在沪外籍朋友，以示致谢：塞尔斯卡·冈太太（Mrs.Selskar M.Gunn）、贝尔纳丁·索尔兹·弗利兹（Bernardine Szold Fritz）和翁格恩- 斯滕博格（Ungern-Sternberg），“是她们，有时是一个一个，有时是一起，不断唠叨催促我写这本书”。林语堂也致谢赛珍珠：她“自始至终一直给我鼓励，出版前还亲自通读全稿并加以编辑”。同时也致谢华尔希：他“在整个出版过程中都提供了宝贵建议”。还有丽莲·佩弗（Lillian Peffer），她“负责排版、校对以及索引”。对照林语堂和华尔希/ 赛珍珠之间的来往通信，以上描述准确概括了该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庄台公司人员的编辑业务相当专业，但这完全没有影响作者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到1934年5月19日，华尔希还在返美途中，林语堂已经写完四章，寄给了华尔希。他计划最晚9月完成书稿，但实际上要到次年2月才写完。这完全可以理解，要知道此时林语堂的中文写作任务也很繁重。一开始林语堂就对华尔希表明，欢迎直率坦诚的批评意见：
我绝对欢迎你从美国人的角度提出任何批评意见，在此无须考虑所谓中国式的礼貌。
在整个出版过程中，为方便起见，在以下几个范畴，敬请适当修订：
1.明显的拼写错误和打字错误。
2.笔误—按照现代用法标准，而不是按语法家的规范。
3.涉及西方名字和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