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晏，江苏海门人，1947年随父母到台湾，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获得美国纽约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平时喜读历史书、人物传记与文学作品，尤喜《红楼梦》。已退休，居纽约。著有《钱钟书》、《叶公超的两个世界：从艾略特到杜勒斯》《蒋廷黻与蒋介石》。

您孜孜矻矻为他写传，不采用无根据的传闻，不
凭“想当然”的推理来断定过去，力求历史的真实；
遇到不确切的事，不惮其烦地老远一次次来信问我，
不敢强不知以为知。我很佩服您这种精神。
——杨绛致本书作者汤晏书

简体字版后记
本书付梓时，适值先母诞辰百年纪念，乌鸟私情，愿
乞终养，奈生未能养，病未能侍，亲恩莫报，陟屺兴悲，
谨志永怀先母在天之灵。
2005年4月

第一章 幼年（1910-1929）
第二章 父亲钱基博（1887-1957）
第三章 清华才子（1929-1933）
第四章 青年讲师（1933-1935）
第五章 牛津（1935-1937）
第六章 巴黎（1937-1938）
第七章 西南联大（1938-1939）
第八章 蓝田（1939-1941）
第九章 上海（1941-1945）
第十章 上海：胜利后（1945-1949）
第十一章 北京（1949-1978）
第十二章 出国访问（1978-1980）
第十三章 钱鍾书热（1980-1994）
第十四章 泰岱鸿毛（1994-1998）
结语
简体字版后记
附录一 繁体字版后记
附录二 读英译《管锥编》-纽约读书笔记之二
附录三 回忆“魔鬼夜访”过的钱锺书先生
钱锺书年表
书目（Selected Bibliography）

Ⅱ
无锡有几个大家族如荣、唐、薛、秦、杨及钱家。钱姓在中国是一大姓，在《百家姓》里仅在赵姓之后。无锡钱氏是一望族，乃源自五代十国。钱穆说：“江浙钱氏同以五代吴越武肃王为始祖，皆通谱。无锡钱氏在惠山有同一宗祠，然余与子泉不同支。年长则称叔，遇高年则称老长辈。故余称子泉为叔，锺书亦称余为叔。”。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谈到他家世时，无不自豪地说：“自以始得姓于三皇，初盛于汉，衰于唐，中兴于唐宋之际，下暨齐民于元明，儒于清，继继绳绳，卜年三千。虽家之华落不一，绩之隐耀无常，而休明著作，百祖无殊；典籍大备，灿然可征也。”’钱锺书的上世可以追溯到唐朝末年，武肃王起兵临安，奄有吴越开始。。钱锺书的祖父钱福炯（祖耆，1849-1926，是武肃王第三十一世孙），他的前四代是钱奎、钱士镜、钱浩若、钱维桢。福炯是钱维桢第四子，按“福、基、锺、汝、昌”排辈下来，福炯曾娶江阴富豪孙氏女为妻，这就是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中所说的“锺书的祖母娘家是石塘湾孙家，官僚地主，一方之霸”。钱锺汉在《无锡光复志拾遗》中也说孙家“是无锡当时最有势力的大地主家族之一”。
钱福炯共生四子二女。长子钱基成（子兰）、次子基治（仁卿）、老三老四钱基博（子泉）与钱基厚（孙卿）。女二钱素琴和钱月琴。基治先殁。钱基博乃是钱锺书的父亲，是一位学淹贯博的鸿文大儒。基博生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农历二月二日，与孟子同生日，他与弟弟基厚是双胞胎。据郑逸梅《艺林散叶》中说：“梁溪钱孙卿钱基博，为孪生兄弟，面貌相类，初识者几难辨别。”钱基厚对政治很有兴趣m，而钱基博纯粹是一个学者。他虽与丁文江同年出生，丁学英文出洋留学吸收新思想，回国后与胡适等人办《独立评论》，算是新派人物；但钱基博思想较旧，为近代古文大家，在新旧文化交替期间，他是一个很突出的人物。惜近人很少有人注意他，吾人对他所知不多，幸好他有一篇自传留下来。
1935年，钱基博应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周佛海之请，写了一篇长约五千字的自传，刊于上海《光华大学半月刊》（二卷八期），并附刊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卷末。据自传称，他年5岁跟着比他长14岁的长兄基成开蒙读书，9岁能背诵四书、五经。16岁与孪生兄弟基厚及其同邑好友徐彦宽（辑有《念劬庐丛刊》）“自拟为师（许国风）门三杰”，并写过一篇约四万字的文章《中国舆地大势论》登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年仅16。刊出后很受时人注意，深得梁启超赞赏，自此后著述益丰。宣统元年（1909年）江西提法使陶大均看到钱基博的文章，甚为欣赏，惊为龚自珍再世，遂招之人幕，那时钱氏不过22岁而已。
辛亥革命时与同邑人顾忠琛以苏浙联军参谋，攻克南京，延治军书。历任职淮军司令部，为陆军第十六师副官、参谋，官阶陆军中校。后调江苏都督府。他说：“戎马仓皇，未尝废文史。《吴禄贞传》，席地为草，文出一时传诵，咸以为传神阿堵，如见生平也！”他又说：“生平无营求，淡嗜欲而勤于所职；暇则读书，虽寝食不辍，怠以枕，餐以饴，讲评孜孜，以摩诸生，穷年累月，不肯自暇逸。而性畏与人接，寡交游，不赴集会，不与宴饮；有知名造访者，亦不答谢，日：‘我无暇也！’”（不喜酬酢，钱锺书很像乃父。）他的学问自信“集部之学，海内罕对”。而他自谓所著文章“植骨以扬马，驶篇似迁愈”，其磅礴气概当可思之过半矣！这篇自传是中国传统式的自我肯定（self-affirmed）。
钱基博先后任教于无锡师范学校、清华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武昌华中大学。1952年起执教于华中师范大学，1957年病逝武汉。重要著作有《经学通志》、《韩愈志》、《版本通义》、《古籍举要》、《中国文学史》及《现代中国文学史》等书。
P4-5

汤晏著的《钱锺书(逝世二十周年全新修订纪念版)》是作者与钱锺书、杨绛通信多年，杨绛先生生前亲自审阅的个人全传：“不采用无根据的传闻，不凭‘想当然’的推理来断定过去，力求历史的真实”。
钱锺书逝世二十周年，作者全新修订纪念，用“外人的客观”揭示钱锺书人生关头的重要抉择。
生动的笔法，丰富的描写，不夸大不损益的态度，满足普通读者“看一看下蛋母鸡”的愿望。
钱锺书身上笼罩了太多的传奇光晕，有人说他是民国时期第一才子，有人说他是当代第一博学鸿儒，有人说他是北京最后一位隐士；他有一位同样家学渊源、文采斐然的才女做妻子，有一位“读书种子”可惜天不假年的女儿；他的一生，经历了清朝、民国和新中国，经历了战争、动乱和重重变故；他不但英文好，也精通法、德、意及拉丁文，主要著作却是用传统文言写成；他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又到英法求学，公认天赋绝伦，却难以完全施展，最出名的是一本小说……
如此种种，一个钱锺书，需要一部胡适说的“没有忌讳”的“可靠的生动的传记”，本书即努力达成此种要求。

我接触钱锺书的作品很早，回想我尚在台北建国中学
读书的时候，某日放学回家，一位同学在我背囊中塞了一
本书，打开一看，是钱锺书写的《写在人生边上》。这是
一本薄薄的小书，我囫囵吞枣，很快把它读完。现在想起
来，在当时我未必能够懂得欣赏作者的睿智与文采。譬如
，该书第一篇《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就是一篇趣味隽永
、意义深长的散文，借魔鬼夜访钱氏和作者的一段对白，
针砭时弊，隐寓嘲讽。其中使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篇当推《
读〈伊索寓言〉》。也许是故事最迎合十几岁大孩子的心
理，我读完后，还把全文抄录在日记本里，当时就认为作
者才气很高，文字俏皮。那是1949年以前的事，不久中共
建立政权，国民党退处台湾，痛定思痛，想要找出失败的
原因（原因当然有千百种），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打败国
民党的不仅仅是解放军，知识分子也有份。这个结论正与
19世纪英国学者布尔沃–利顿（EdwardBulwer-Lytton,
1803—1873）的名言“The pen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笔之力甚于剑）的说法不谋而合。因为国民党有
这样的想法，所以，所有大陆的作家的作品在台湾都被视
为禁书，即使沈从文、钱锺书等人毫无政治意味的著作亦
不例外。从此在台湾就看不到钱锺书的作品了。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去美国读书，某日在纽约华埠
友方书店看到一册香港盗印的钱著《写在人生边上》，如
见故人，很是高兴，就买了下来。后来也陆续看到钱著的
其他盗印本，如《人·兽·鬼》、《围城》及《谈艺录》
等，也一本一本地买来细读，对钱锺书的才华佩服得五体
投地。后来万万没有想到，1979年钱锺书随中国社会科学
院代表团来美国访问，我在纽约拜见了这位心仪已久的江
南才子——钱锺书先生。确切的时间为1979年4月23日下午
2时，地点在哥伦比亚大学恳德堂（Kent Hall）四楼会议
室。在夏志清先生为他安排的座谈会上，我就坐在钱先生
对面。这个座谈会是很精彩的。钱先生讲得一口流利而带
有英国腔的英语。事前没有准备（也无从准备），可是他
口才很好，有问必答，绝无冷场，妙语如珠。正如夏先生
事后对人说：“钱锺书表演了两小时，满堂热烈鼓掌。”
那年钱先生游美在东西两岸学术界风靡一时。钱先生在《
论文人》（收入《写在人生边上》）一文中说，“卡莱尔
在英雄崇拜里说文人算得上英雄”，现在钱锺书在我们心
目中亦可作如是观。
钱先生游美返大陆后，我们经常通信，我屡获钱先生
赠书，后来几乎成了“钱迷”。那时我就有给他写一本传
记的念头，可是没跟他提起，倒是我常常对朋友说，“我
要为钱锺书立传”，这话当初说了好几年，一直没有动笔
。光阴荏苒，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来变化很大，钱锺书
从一个被冷落的人而变成“印第安人”（红人）——一个
热门人物。他的作品如《围域》等书不仅在大陆再版，且
在台湾出版，有关钱锺书的书充斥坊间。过去二十年我读
遍了海内外所有有关钱锺书的著作—从胡定邦及胡志德
（Theodore Huters）的博士论文到大陆出版的张文江和
孔庆茂的《钱锺书传》，以及最近Ronald Egan的英译《
管锥编》。我深深觉得胡定邦和胡志德的论文太偏重于学
术研究，而大陆出版的钱锺书传记也有些框框，有框框就
有忌讳，就不能畅所欲言。胡适说得好：“传记文学写得
好，必须能够没有忌讳，忌讳太多了，顾虑太多，就没有
法子写可靠的生动的传记了。”
钱锺书晚年缠绵病榻，于1998年年底在北京仙逝。故
人凋零，不胜悲怀，更使我追念这位中国“当代第一博学
鸿儒”。为了实践二十年前许下的私愿，我决心为钱先生
写一部“可靠的生动的传记”。埃里蓬（Didier En'bon
）为福柯（MichelFoucault）作传时一开头就说：“写福
柯传是不好写的。”因福柯是一思想家，且著作等身。写
钱锺书传也一样不好下笔。钱锺书出版的书照西洋标准不
算多，算不上“著作等身”，但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
思想敏锐，尤好讽世，所以有些话虽然他说得貌似平淡无
奇，但却发人深省。即使他写的散文随笔，也都是隽永意
纵，涉笔成趣，差不多每一则都是好文章，且有至理存焉
。所以钱锺书传不是那么好写的。
写钱锺书传的另一困难处是，钱先生从不谈他自己。
像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样，为了保护他的
privacy（私人生活），关于他自己，守口如瓶。他没有像
他父亲钱基博一样有自传留下来，也没有像胡适一样有《
四十自述》及《口述自传》，故除了其夫人杨绛女士写的
《记钱锺书与〈围城〉》外，要找钱氏早年的传记资料很
困难。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名相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叫人多读历史，少读传记。他说
传记大多虚实参半—不是夸大，就是失实（过犹不及）。
迪斯雷利所言，或许稍微偏颇，但可作为传记作者
（biographer）的一个警戒。所以我写这部传记是本着两
个原则：取材严谨，行文简洁。文中所述均有根据，然既
非学术论文，就不一一注明来历，因此注解不求多，能省
略者则省略之。大体上这部传记，略他人之所详，详他人
之所略。
虽然这部传记不是讨论钱锺书创作或学术成就的专著
，但钱锺书是一位学者、一位作家，所以不可能在论述钱
锺书生平时不讨论钱氏作品及其学术成就；这部算是哲理
性的传记，英文叫intellectual biography。每当我细读
钱先生生平及其著作时常有几个问题系在我心头。钱锺书
像伏尔泰（Voltaire）—样，留下一部为人传诵的小说（
《围城》），他是否愿后世以小说家称之？他在逆境中完
成了一部卷帙浩繁的《管锥编》，但他是否以此为满足？
他的天才是否已充分发挥？如果在太平盛世或在一个创作
自由的环境里，钱锺书将是一个什么样的钱锺书？他是一
个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呢，还是一个伏尔泰？这
些问题是我关心的，将在这部传记里尝试提出答案。

19世纪以来，新兴的中国知识阶层出了几位学贯中西的巨人，如严复、胡适，而钱锺书可能是这一脉在20世纪最后一位代表人物。钱锺书家学渊源，不但古文根柢深厚，不到20岁就替父亲捉刀代笔，为国学大师钱穆作序，而且博闻强记，学贯中西，他每学一种欧洲语言，皆从该语言的经典着手，学德文读歌德，学法文读拉伯雷，学意大利文读但丁，其积学之富，令人叹为观止。钱锺书又以《围城》等小说屹立文坛，夏志清教授的《现代中国小说史》并辟专章讨论他的文学创作成就。
这么一位百年难得一见的大天才，却未能完全发挥自己的才智。虽然钱锺书还有《宋诗选注》、《管锥编》等学术著作问世，但是以他的学问和才具，若能恣意挥洒，成果当远远不止于此。
1980年代之后，钱锺书逐渐受到中外学界的重新肯定，一股钱锺书热愈烧愈旺，隐然有“钱学”成形之势；多少人到了北京，都要慕名前往三里河的钱宅一访。然而，对照钱锺书一生——青年意气风发，惜墨如金；中年身处铺天盖地的斗争浪潮中，立说无着，美志不遂；晚年即使有意创作，也有时不我予之憾——这股热闹的背后，却是无可奈何的苦劳，无可言喻的静默。
汤晏先生受过专业史学训练，且与钱锺书夫妇书信往来达二十年之久，浸淫之深，查证之详，用功之勤，文笔之畅，在在令所有相关著作相形失色。
《钱锺书(逝世二十周年全新修订纪念版)》由汤晏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