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快节奏的当下，由于生活和工作的多重压力，很多人充满了焦虑、自卑、压抑、恐惧等负面情绪。卡伦·霍妮著的《小众心理学(我是神经症人格吗)》深入分析现代人的病态心理和变态人格，深刻揭示矛盾复杂心理的真相。
本书虽然是一部严谨的心理学读物，但读者能在理性客观的文字背后感受到强烈的悲悯与关怀、反思与宽容。对于神经症病人而言，这是一种爱的呈现，一种发自内心的温暖。

卡伦·霍妮（Karen Horney，1885-1952），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霍妮是社会心理学的早倡导者之一，她认为人类的精神冲突与社会环境联系密切，从根本上来源于与基本焦虑相关的心理冲突，而与性有关的异常心理只是其表现之一，并非所有的心理问题都与性有关。　　
霍妮比阿德勒、荣格更尖锐地批评了弗洛伊德学说的局限，更强调文化和社会因素在人格形成中的作用，并且更明确地把治疗精神病的关键归之于改变社会环境，因此她的理论比阿德勒、荣格的更进一步。
霍妮是精神分析学说发展史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代表作有《精神分析的新方法》《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自我分析》《我们内心的冲突》《神经症与人的成长》《女性心理学》等。

第一章 神经症的文化和心理内涵
第二章 探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的原因
第三章 焦虑
第四章 焦虑和敌意
第五章 神经症的基本结构
第六章 对爱的病态需求
第七章 再论对爱的病态需求
第八章 获得爱的方式和对冷落的敏感
第九章 性欲对爱的病态需求的影响
第十章 对权力、声望与财富的追求
第十一章 病态竞争
第十二章 逃避竞争
第十三章 病态的犯罪感
第十四章 受虐狂问题：病态受苦的意义
第十五章 文化与神经症

我写这本书，是为了更加精准地描绘我们这个
时代的神经症患者，刻画他们的内心冲突、焦虑和
痛苦，他们在个人生活以及与其他人交往时遇上的
各种障碍。这本书里，我不会讨论任何一种特殊类
型的神经症，而是集中探讨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经症
患者通过不同的形式集中呈现的共同性格结构。
我关注的重点是实际存在的冲突，还有神经症
患者为了化解各种冲突而做出的尝试，以及神经症
患者各种实际的焦虑和他们为了反抗焦虑而建立起
来的防御机制。我强调实际处境，但这并不意味着
我放弃了神经症本质上是童年时期的经验导致的这
一观念。然而，与很多精神分析专家不同，我并不
赞同片面地关注童年时期，也不赞同将病人之后的
各种反应视为对早期经验的再现。另外，我还要指
出一点，那就是童年时代的经验和病人之后的实际
冲突之间的关系，远比许多精神分析专家所认为的
要复杂。这些精神分析专家只觉察了简单的因果关
系，但实际上，虽然童年时期的经验是神经症的决
定性条件，但它们并非导致后来各种心理障碍的唯
一原因。
如果我们多关注实际的精神障碍，就会发现：
偶然的个人经验可能导致神经症，而我们生活中特
殊的文化环境同样会导致神经症。其实，文化环境
不仅会增添个人经验的色彩与分量，还会决定经验
的特殊形式。比如，一个人的母亲是专断霸道或富
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这其实是个人的命运，然而研
究发现这种类型的母亲的专断霸道或自我牺牲精神
，离不开特定的文化环境。而且，正因为有这些文
化条件，这些经验才会对此人之后的生活产生影响
。
只有彻底意识到文化环境会对神经症产生巨大
影响，生物因素和生理因素等被弗洛伊德视为神经
症根源的因素，才会回归其次要的地位。唯有掌握
大量精确的事实案例，才能考虑这些次要因素的影
响。
这一思考方向让我对神经症许多基本的问题有
了新的解释。虽然这些解释针对的是不同的问题（
比如受虐狂问题、病态需要的内涵、病态的犯罪感
的意义等），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就是
强调焦虑对产生病态的性格倾向有着决定性作用。
我的很多解释与弗洛伊德的说法截然不同，有
的读者也许会问，这是否真的能称之为精神分析。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你认为精神分析最本质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如果你认为精神分析就是弗洛伊德提
出的那一整套理论，那我在这里谈到的一切都并不
是精神分析。但是，如果你认为精神分析的本质是
某些基本思路，目的是分析无意识过程的影响以及
这一过程的表现方式，并且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将
这些潜伏的过程提升到意识层面，那么我的理论就
属于精神分析。我认为，如果受缚于弗洛伊德的所
有理论解释，就会出现一种危险的局面，那就是我
们会在所有神经症中发现那些弗洛伊德的理论希望
我们发现的东西，这种危险是迂腐的、落后的。我
认为，进一步巩固弗洛伊德奠定的基础，共同推动
精神分析的发展，让精神分析成为一种治疗实践与
理论方法的结合，这才是对弗洛伊德做出的伟大成
就的一种尊重。
同时，这一说法也是对另一种读者可能存在的
问题的回答，那就是我的理论是否是一种阿德勒式
的理论。我的理论的确与阿德勒强调过的有些观点
类似，但是从本质上来说，我的理论却是以弗洛伊
德的理论为基础的。其实，阿德勒的理论就是最好
的佐证，它说明：就算是对心理过程具有创造力的
洞察，如果只是从单一、片面的方向探索，而不是
从弗洛伊德基本的发现出发，也会显得枯燥无味。
这本书主要的目的不是要界定我同意或不同意
某些精神分析专家的那些见解，因此从整体而言，
我只是将争论与辩驳局限于那些我与弗洛伊德在观
点上有着重大分歧的问题上。我在这里讨论的，就
是我长期对神经症进行精神分析后的心得。如果我
一一列举出理论所依据的所有材料，那么这本书就
必须包括各种详细的病例，但是本书的主要目的是
概括性地介绍神经症问题，这样一来，就会显得冗
余，而且意义也不大。更何况，哪怕没有这些材料
，读者也一样能够检验我的结论的正确性。如果他
善于观察，只要比较一番我提出的假设和他的实际
经验，就能评判我说的一切。
本书语言通俗易懂，为了让条理更清晰，我尽
可能不过多地探讨细枝末节；同时，我也会尽可能
少用专业术语，因为这些术语很容易将清晰的阅读
思路打断。也许，这会让很多读者，尤其是不懂心
理学的人，误以为神经症人格是一个简单易懂的问
题。然而，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甚至是很危险的。
我们必须要了解，所有的心理问题都是微妙而复杂
的，否则最好不要读此书，否则我们会发现自己越
读越糊涂，还会因为找不到现成的公式而深感失望
。
这本书既适用于感兴趣的外行，又适用于那些
整天和神经症病人接触并熟悉书中提及的各种问题
的专业人士。这些人不仅包括精神病专家，也包括
教师和社会工作者，还有那些已经察觉心理因素是
不同文化研究的重要一环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
另外，我希望，对于神经症患者本人，这本书也具
有一定的意义。如果神经症病人不认为心理学是对
自己的冒犯，从而排斥它，那么比起那些健康的人
，他们能更深刻地体会心理的复杂性。然而，令人
遗感的是，仅仅依靠阅读，是无法治愈他们的疾病
的，也无法让他们摆脱困境。他们阅读的时候，在
书中可能更容易看到他人的身影，而非自己。
借此机会，我想对本书的编辑伊丽莎白·托德
女士表示感谢。至于那些我心怀感激的著作家，我
在书的正文部分已经分别提及。对于弗洛伊德，我
要表示最大的感谢，正是他给我们的后续工作奠定
了基础，提供了工具；同时，我还要感谢我的病人
，正因为我们的合作，我才能如此深刻地了解他们
。

《小众心理学(我是神经症人格吗)》语言通俗易懂，为了让条理更清晰，卡伦·霍妮尽可能不过多地探讨细枝末节；同时，也会尽可能少用专业术语，因为这些术语很容易将清晰的阅读思路打断。
这本书既适用于感兴趣的外行，又适用于那些整天和神经症病人接触并熟悉书中提及的各种问题的专业人士。这些人不仅包括精神病专家，也包括教师和社会工作者，还有那些已经察觉心理因素是不同文化研究的重要一环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

第一章 神经症的文化和心理内涵
如今，“神经症”一词早已被随意运用，但是对于它的实际意义，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一般情况下，我们用它来炫耀自己的博学多才，表示不赞成某种行为。过去，我们可能习惯说某人懒散、敏感、贪婪或多疑，现在可能会直接称他为“神经症”。虽然我们并不了解这个词的确切含义，但是使用这个词时确实是意有所指的，会不自觉地使用一些标准来决定使用这个词的对象。
首先，神经症病人对待事物时的反应就显得和普通人不一样。比如，一个姑娘在公司安于现状，不求上进，不愿意接受更高额的薪酬，也不愿意与上司保持一致的步调，很快就会有人将她归为神经病。再比如，一位艺术家每星期的收人只有三十块钱，虽然他只要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工作上，就能挣到更多钱，但他却满足于微薄的收入，尽情享受生活；他花许多时间与女人鬼混，或者沉溺于某些无聊的嗜好之中，我们也会称这种人是神经病。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只熟悉某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鼓励着他们征服世界，超过其他人，获取超出基本的生存需求所需要的金钱。
上述例子说明，我们认定一个人是否是神经病人，主要是看他的生活方式与我们时代公认的行为模式是否相符。如果这个缺乏竞争欲的姑娘生活在普韦布洛（Pueblo）印第安文化中，她就是完全正常人的；同样，这位艺术家如果生活在意大利南部一个小村子里，又或者是墨西哥，他也会被视为完全正常的人。因为这些环境下的人们都认为，除了满足必不可少的生存需求之外，不应该耗费更大的精力或谋取更多的金钱。如果追溯得更远，我们还会发现，古希腊人认为，为了得到超出自己需要的物质而拼命努力地工作，是一种卑贱的态度。
因此，神经症一词虽然来自于医学术语，但在使用的过程中却难免会具备文化内涵。即使我们对病人的文化背景丝毫不了解，也可以对他的腿部骨折进行诊断；但是，同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将一个号称自己有各种幻觉并坚信这些幻觉的印第安少年诊断为神经症病人，就会冒很大的风险。这是因为，在印第安人特殊的文化中，如果一个人能产生幻觉，那就是天赋异禀，是来自于神灵的福祉。那些拥有特殊天赋的人，会享有威望与特权。虽然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如果有人号称自己曾经和故去的祖父长时间交谈，那么就会被视为神经病；然而，在有的印第安部落里，这种和先祖对话的行为却是公众认可的行为模式。在我们的文化里，如果有人因别人提起了他故去亲人的名字而恼羞成怒，我们也会视他为神经病；然而，在基卡里拉·阿巴切（Jicarilla Apache）文化中，这种人却是再正常不过的。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一个男人接近一个正处于生理期的妇女就感到深深的恐惧，毫无疑问，他也会被视为神经病；但在很多原始部落中，对月经的恐惧早已根深蒂固。
人们关于正常是什么、不正常是什么的观念，不仅会因文化不同而不同，而且随着时间的变迁，在同一种文化中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如今，一位成熟的独立女性，如果因为曾经有过性关系就自认为是“堕落的女人”“不配得到高贵的人的爱”，那么人们一定也会怀疑她神经不正常。然而，不需要回溯太远，仅仅在40多年前，这种罪恶感会被认为是一种十分正常的心理反应。正常或不正常，还会因社会阶级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比如，对封建阶级而言，男人在狩猎、征战的时候大显身手，而在其他时间都无所事事，是再正常不过的；但是，对小资产阶级而言，这种行为实在是不可理喻，是十分不正常的。这种观念还会因性别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在西方文化里，一个接近40岁的女性如果对衰老很敏感，甚至产生恐惧，则被视为是“正常的”表现；但是，一旦这种现象在某个男人身上发生，就会被认为是神经症。
接受过教育的人多多少少都知道，我们谈论的正常，其实有不同的内涵。我们知道，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与我们大相径庭；我们也知道，爱斯基摩人对于清洁的看法与我们截然不同；我们还知道，土著巫医为病人治疗的办法与现代医生所采用的办法大不相同。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人类个体的差异不仅存在于风俗习惯中，也存在于欲望感情中。曾有人类学家通过间接或直接的方式指出了这一点。正如萨皮尔所说的，现代人类学最伟大的功绩之一，就是不断地发掘新的“正常人”的内涵。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