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椰壳碗外的人生(精)》为世界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回忆录。作为牵动世界的东南亚地域研究的重要学者，本书既是安德森一生“知识的自传”，同时也是一部极具价值的论著。作者在书中回顾了自己幼年的多语学习环境、从事东南亚研究的理由、田野调查的困难和趣味、比较研究的意图和意义、跨学科研究的变迁历程，以及《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产生的背景等等。

写在前面/戴锦华
序
第一章 移动的青春
第二章 区域研究
第三章 田野工作
第四章 比较的框架
第五章 跨学科
第六章 退休与解放
跋
索引

就这样，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自传《椰壳碗外
的人生》中文版将与读者相遇。捧读它的，也许是那
些长久以来热爱着《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
源与散布》的几个代际的学者们，也许是更多的渴望
穿过历史的罅隙与裂谷，望向以生命贯穿“二战”前
后的人生与精神理路的同代人、后来者。
这部奇特的自传原本应日本读者或曰知识界之邀
而写作，最初以日文版面世，如今，在迟来的英文版
由Verso——《新左翼评论》的原生地，也是欧美批
判理论重镇出版后，经由德林的译笔，抵达中文世界
。
犹记得2014年安德森受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
研究所之邀访华时的盛况。不仅是系列讲座时人潮涌
动、场场爆满的盛景，而且是各类媒体趋之若鹜的狂
热。彼时彼地，不时需要朋友们“掩护”以逃离媒体
围堵的安德森，带着老顽童式的、半是真心迷惑半是
狡黠戏弄的笑容追问：“啥事情啊？中国读者为啥如
此爱我？”
一个玩笑，也是一个细碎而重要的思想时刻：相
遇，碰撞或擦触，交流或误读。如今，《椰壳碗外的
人生》在《想象的共同体》流布中文世界很久之后，
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辞世之后到来，如同一阙悠悠
的回声，也如同一个重要的脚注或一则历史与个人生
命的底景，令我们得以在分享一个人、一位学者的生
命轨迹与心路历程之时，上溯或叩访一段20世纪的历
史，一本重要著作也是思想生成的历史——它的历史
语境、质地，和历史的规定与限定。
的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是战后美国学术界的
诸多明星学者之一。他的生命故事已刻满了那一独特
的历史时段的印痕。曾经，在美国，非西方的或非主
流学科（诸如区域研究）的学者，以他们基于批判立
场的“边缘”论域或身份赋予的“视差之见”而改写
了美国学术的流向，重新规划思想的路径，引领着学
术的潮汐起落。《想象的共同体》，一部关于战后东
南亚的区域研究的学术专著便这样胀破了美国大学学
科划定的栅栏，溢出学院的高墙与孤岛，成为关于民
族主义——现代历史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也是战后
全球最突出的政治实践之一——的突出而极具启示的
思想资源。或需赘言的是，区域研究，是战后美国最
引人瞩目的晚生学科之一，冷战格局，是其最为基本
且重要的坐标参数；一如殖民主义历史，曾是欧美人
类学之为大学学科的基本参数。此处，存有一个有趣
且多重的历史节点：区域研究，一度意味着欧美中心
世界的“外部”研究，同时意味着战后风起云涌的亚
非拉独立建国运动对欧美世界的震撼、威胁与闯入。
这一新领域意味着全球冷战结构之下，西方阵营对冷
战对峙、全球分裂之“脆弱地带”的不无焦虑的紧张
注视，同时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序号为三的世界正在改
写欧美主导的地缘政治与知识谱系。昔日，作为区域
研究又超越了区域研究的专著《想象的共同体》无疑
也坐落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前殖民地、非西方国家的
独立建国意味着现代性逻辑的扩张及全球化进程新的
段落，同时意味着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陡然涌入了
诸多未知与变数。东亚地区现代国家的建立中民族主
义叙述的神话或想象性特征是具体的、历史的区域研
究成果，同时是回映作为民族主义之原产地的欧洲民
族国家体系及其论述的一面镜。如果说，区域研究的
预设是在欧美主体位置上的客体考察，那么《想象的
共同体》所开启的论域则是主体反思或自我批判。
或许，这也正是这本《椰壳碗外的人生》的意义
所在，它把我们带往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生命故事
，同时带往历史现场，带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
个现代历史为自身制造的暴力戛然折断再重组的特殊
段落。我们将在其中读到，一位北美学者的区域研究
并非新一轮朝向并深入“黑暗之心”的旅行，而是愈
加深广的全球流动的多重旅行线路，是远为繁复有趣
的多程往返。如果说，第三世界的腹地曾是19世纪欧
洲想象中的“黑暗之心”，那么深入“黑暗之心”的
安德森，事实上出生于中国云南，可谓来自“黑暗之
心”——西方文明的外部与未知处。尽管“英国作家
”、“英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黑暗之心》
的作者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亦原本来
自昔日欧洲/西欧的边陲地带：东欧。阅读《椰壳碗
外的人生》无疑会将我们带向一个独特的个人与学者
的生命记录，同时带给我们一份感性丰盈的提示：关
于历史刻度，关于主体位置，关于学科设定的历史与
现实预设及其偏移，用以校订并确立我们——今日中
国读者、学者、当代人的自我定位与反思。或许，我
们可以说，正是世纪之交的国际情势与张力、后冷战
时代的“冷战”余音与国际地缘政治的实践及错综，
造就了《想象的共同体》在我们所身在的东亚、东北
亚地区的极盛。《想象的共同体》的中国接受自身已
构成了民族主义省思与实践的新的章节段落。今日，
阅读安德森的自传《椰壳碗外的人生》，在享有阅读
一本传记作品的乐趣的同时，我们间或获得了某种历
史的校准器，令我们在获知、还原安德森理论的历史
与学术语境的同时，获得通过或借重他、他的思想再
度深入我们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可能与切口。
此书的题名趣味盎然：《椰壳碗外的人生》。我
们也可以带着安德森式的大而狡黠的微笑，将其戏译
为“跃出深井之蛙”。超越“椰壳碗”这一封闭、逼
仄的世界与视野，望向“小小寰球”，或许正是大于
安德森学术的思想与生命启示吧。唯需赘言的是，在
安德森的生命故事中，那只椰壳碗，不是某种特定的
民族主义，而是为欧洲“原创”的、作为现代逻辑的
国家/暴力自身。

《椰壳碗外的人生》是享誉世界的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回忆性著作。书中回顾了他幼年从昆明到加州再到爱尔兰的辗转，在伊顿和剑桥的求学经历，在美国康奈尔的研究和教学经历，在东南亚印尼、泰国、菲律宾的田野调查经历，以及退休之后的种种新尝试。本书是安德森应日本友人之邀而作，于2003年前后开始构思，2009年日文版面世。英文版的出版有赖于其弟佩里·安德森的促成，然书未面世，作者便于2015年12月在印尼朗玛逝世。
回溯五十余年的学术人生，安德森坦陈其以《想象的共同体》为代表的众多学术成就的灵感与起源；直击现代学术和教育体系的弊病；反思认为全球化出路单一的普遍展望，为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解锁更多可能。安德森一生经历丰厚，他的写作更是精妙幽默，富有个人魅力，不论是学者还是大众读者都会在本书阅读中有所收获。

倘若有读者想要查阅任意几十本重要学术著作的
索引，她／他极有可能找不到“运气”这个词条。学
界人士虔诚地致力于这样的概念，比如“社会力量”
“体制结构”“意识形态”“传统”“人口趋势”等
等。他们同样虔诚地致力于各种“因”，以及源自它
们的各种“果”。在这样的一种智识框架内，几乎没
有侥幸的空间。
偶尔，我会逗我的学生，问他们的朋友或者亲属
中是否有人曾卷入车祸。在得到肯定答案的时候，我
接着会问：“你真的认为那是事故吗？”他们的回答
通常会类似于这样：“是的！如果奶奶留在店里多聊
五分钟，她就不会被骑摩托车的人撞倒了。”或者：
“如果骑摩托车的人早五分钟离开他女朋友家，奶奶
现在就依然会在店里聊天。”然后我会问他们：“那
么你们如何解释当局可以非常准确地预言多少美国人
会在圣诞节假期间死于车祸这一事实？比如说实际数
量结果证明是5000人。当局将查看以往圣诞节期间的
统计趋势，预言比如4500人或者5500人，而不是32人
或者15000人。是什么‘因’让这些关于‘意外’的
预言如此准确呢？”偶尔会有聪明的学生回答说，答
案是或然律理论，或者“统计或然律”。但在什么意
义上“或然律”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因”？一个多世
纪之前，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面临同样
的问题，当时他研究了一切人类行为中最孤独的一种
——自杀。
关键是我们在日常思考中并没有设法消除偶然性
与事故，更不用说运气。我们确实尽力解释坏运气。
因为这个或者那个原因，因为这个或者那个人，我遭
遇了这个或者那个坏运气。但我们无法解释好运气如
何干预我们的学术研究或者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就是
为什么在前文介绍我作为学者和知识分子的一生的时
候，我如此强调我总体上好运连连：我出生的时间和
地点、我的父母和祖先、我的语言、我的教育、我移
居美国，以及我在东南亚的经历。它让我觉得像是留
下来和店主多聊了五分钟的老爷爷。
同时，倘若我们除了在商店里耐心等待之外什么
也不做，运气是不会来敲我们的大门的。运气经常是
以意想不到的机会的形式来到我们身边的，当这样的
机会一闪而过的时候，你必须非常勇敢或者莽撞地抓
住它。对真正具有生产力的学术生命而言，这样的冒
险精神在我看来是至关重要的。在印度尼西亚，当有
人问你要去哪里而你要么不想告诉他们要么尚未决定
的时候，你回答说“lagi tjaji angin”，意思是“
我在等风”，好像你是一艘帆船，正在驶出港口冲向
浩瀚的大海。这里的冒险不是充斥在我还是一个孩子
时常常喜欢读的书籍中的那种。学者们倘若对自己在
一门学科、一个系或者一所大学中的地位感到舒服自
在，就会设法既不驶出港口，也不等风。但值得珍视
的是等风的准备，以及当风朝你的方向吹来的时候去
追风的勇气。借用维克多·特纳关于朝圣的隐喻，身
体和心理之旅都很重要。吉姆·西格尔曾经告诉我：
“本，你是我的朋友和熟人中唯一一个阅读与自己研
究领域无关的书籍的人。”我认为这是一种了不起的
赞美。
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不
断变化的学术环境，这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优势，但
同时往往限制他们或者让他们陷于困境。在G8(八国
集团)国家中，大多数教授报酬优渥，有足够的自由
时间和机会去旅行，经常通过报纸和电视接触普通大
众。他们通常缺乏的东西是与他们国家的治理者的密
切关系。诚然，在美国有一些备受瞩目的政治教授—
—比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萨默斯和赖斯——但偌
大的美国共有1400多所大学，而且首都并没有一流的
模范。在贫穷或者中等收入的国家，教授们经常收入
要差一些，但他们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容易接近
媒体，尤其是如果他们是在首都的大学工作，就能够
与他们统治者的圈子建立……但英国依然属于欧洲，
参考以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出版的书依然是完全正
常的。但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觉得它们必须用美式
英语出版。就其本身而言这可能是可以接受的，甚至
是自然的，只要它不影响我们的认知。但结果是越来
越多的不同国家的学者觉得，除非他们是用美式英语
写作，否则他们就不会获得国际认可。与此同时，除
了那些为田野工作而不得不掌握的外语之外，美国学
者在学习任何外语方面变得越来越懒。在这里人们可
以看到不再通用的拉丁语与生气勃勃的美式英语之间
的巨大差异。流亡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可能是对的：“权力意味着不必倾听！”
这种“全球化”当然也是受到抵制的，这场斗争
中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就是民族主义。在很多国家有成
千上万的优秀学者在政治上反对美国霸权。作为一个
原则问题，他们只用他们的母语写作，要么仅仅为他
们的同胞，要么为有限的跨国受众，前提是他们的语
言有更大的读者群(比如西班牙语、俄语、葡萄牙语
、法语、阿拉伯语和其他一些语言)。很多其他人用
母语写作是出于非政治的原因：他们可以用这种语言
最好地表达自己，或者他们懒得去掌握另一种

我向年轻的学者们发出如下倡议：青蛙们只要不
蜷缩在自己阴暗的椰壳碗里．它们的解放之战就不会
输。全世界青蛙联合起来！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颠覆了民族主义的研究。
——《纽约时报》
安德森的所有书写都具有无畏的原创性．借助发
现被忽视或被压抑的声音，挑战所有假说。他从不满
足于告诉读者他们想知道的。
——《卫报》

在这一环境中，弟弟和我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他专攻近代史，主要但不局限于欧洲近代史，而我则专注于语言和文学。让我大开眼界的是对于从中世纪晚期直到19世纪末的法国文学尽管保守但系统的学习。英语和法语是最难互译的两种欧洲语言，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立马就感觉到了困难，却也为获准进人一个完全非英语的世界而倍感愉快。
相当大量的古代文学阅读产生了不同的效果，感觉就像是沐浴在两个伟大的非基督教文明之中。我们奖学金学生被视为学校的学习精英，因此获准阅读几乎任何东西，甚至是老师们经常因为尴尬而略过的色情文章。我们被训练欣赏的古代文化与我们正被培养融人的当代文化相差十万八千里。虽然我们被教育要对我们的躯体感到羞愧、遮蔽我们的躯体，但古希腊的雕塑几乎是彻底的、不加掩饰的裸体，美不可言。在1950年代的英国，同性性行为依然是一种刑事犯罪，可能让人遭受数年牢狱之灾，但古代神话中满是神爱上人类男孩或者年轻男子的故事。古代历史上有大量关于年轻的恋人勇敢地同赴战争、死在彼此怀抱的例子。而且还有美丽动人的爱神，以及一个手持弓箭支持她的淘气小男神。相反，基督教似乎枯燥无味，心胸狭隘。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我们接受过严肃的写作训练。我们必须练习用拉丁语创作诗歌，将英语诗歌翻译成拉丁语。我们还仔细研读过16世纪到19世纪的英语散文大师。最后，必须用不同的语言熟记并公开朗诵很多诗歌。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德语、俄语，甚至爪哇语诗歌。
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很幸运，差不多是最后一批拥有这些经验的人。到1950年代后期，背诵诗歌的做法几乎消失了。被视为人文教育基础的传统广义的古典学，也让位于通常被认为更有助于事业、职业和现代生活的科目。而且，粗糙的美式英语正在成为唯一的“世界语言”，造成了这个世界的巨大损失。
在伊顿，我只做过一件我依然引以为傲的事情。老师们经常搞体罚，认为体罚“让我们坚强”。然而，更糟糕的是，高年级的孩子被允许抽打更加瘦小的低年级的孩子。在一些好朋友的帮助之下，我说服了我的同班同学与这一传统决裂。当我们成为高年级学生的时候，我们向所有低年级学生保证，不会再有抽打行为——很自然，我们一度颇受欢迎。
尽管伊顿很严格，它的假期却足够长。在我获得伊顿奖学金的时候，我亲爱的姑妈带我去巴黎观光了一周。我在旅馆附近的一个报摊买了一本法国连环漫画，无意间看到里面有一幅让我大为吃惊的画面：泰山正在为简缝制一些性感的丛林服装。我始终认为是简亲手缝制了自己的衣服，从未想过泰山会做这样的事情。在我向姑妈提及此事的时候，她大笑不止，因此我不得不稍作回击：“法国有世界上最好的设计师，他们全都是男人！”后来，我与一些校友在荷兰骑车旅行，与我母亲的好朋友一起过暑假，他们一个住在奥地利，另一个在瑞士和意大利边境附近有一栋别墅。因此，我有足够的机会在爱尔兰和英格兰之外寻找青春期的乐趣。
伊顿人可以到国外短期旅行，外国贵宾也可以来伊顿访问。1953年6月迎来了蔚为壮观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加冕典礼，所有国王或者他们的代表都受到了邀请。然而因为太平洋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日本裕仁天皇不为英国公众舆论所接受，但天皇十分年幼的儿子明仁则被认为适合出席。我们奖学金学生接到通知说明仁要造访伊顿，我们必须好好表现以示尊重。实际上，我们大体上是相当不友善的，因为战争才刚结束不久。但是当明仁到达的时候，我们大为震惊。他是一个小个子的年轻人，比我们稍大一点点，穿着普通的黑色服装，走在两个身材高大的苏格兰士兵中间，差不多就像刚刚被捕一样。他几乎默不作声，缺乏自信，局促不安，非常温和。突然间，我们中很多人都觉得，他在某些方面就像我们一样。
在伊顿上高年级的时候，我获得了剑桥大学的奖学金。在那时，年轻人刻苦钻研是为上大学，但一旦进校他们就不打算努力学习了，大多数人(那时主要是男生)就把时间用来酗酒、玩牌、运动、看电影和追女孩。毒品那时在我看来并不盛行。后来，我在美国吃惊地发现，情况恰恰相反：中学生学习并不刻苦，而大学生如果希望在今后的生活中有所作为，就必须努力。P2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