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福会》是谭恩美的处女作，也是一部自传式小说，取材于她的母亲和外婆的经历。“喜福会”指的是每周举行一次的四家好友聚会。四个来自天南海北的中国女人带着各自多舛的命运，辗转来到美国，扎根生子。一方面努力适应着异域的生活，为如何处理与女儿的关系而困惑、操心；一方面仍然割不断与故国的血脉联系。她们的童年际遇各异，年轻时代经历了战乱导致的颠沛流离，遭到命运种种有意或无意的嘲弄，最终虽然怀着母爱，但在面对与自己成长环境和思维方式都迥异的下一代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隔阂。主人公吴菁妹原来跟母亲有很深的误会，当她代替已去世的母亲回到中国探望两个当年在战乱中失散的姐姐时，深深感受到上一代的苦难和割舍不了的亲情。

千里鹅毛
吴菁妹：喜福会
许安梅：伤疤
江林多：红烛
莹映·圣克莱尔：月亮娘娘
二十六道凶门
韦弗里·江：游戏规则
丽娜·圣克莱尔：隔墙有声
罗丝·许·乔丹：一半一半
吴菁妹：望女成凤
美国式解读
丽娜·圣克莱尔：饭粒丈夫
韦弗里·江：四面八方
罗丝·许·乔丹：命里缺木
吴菁妹：最佳品质
西天王母
许安梅：喜鹊
莹映·圣克莱尔：林间守候
江林多：双面人
吴菁妹：团圆

谭恩美著的《喜福会》是电影《喜福会》原著，《纽约时报》年度畅销书，获奖无数的经典之作。
本书是华裔文学代表作，书中讲述了二代移民的身份困惑，讲述了母女两代人的爱与冲突，根植于血脉的文化传统与家族记忆，在母女两代人的爱与冲突中传承，并给予她们继续前行的力量。

父亲让我在喜福会麻将桌三缺一的那边，顶替母亲的位置。自从她两个月前去世以来，麻将桌边的这个座位就一直空着。父亲认为，母亲是让她自己心中的念头给害死的。
“她头脑中生出一个新念头，”父亲说，“但还没等她说出口，这个念头已经长得太大，最后崩掉了。这肯定不是一个好念头。”
据医生说，我母亲死于脑动脉瘤。她喜福会里的朋友们说，她去得快，像只兔子倏地一下就不见了，身后留下一堆事情。本来，下一次的喜福会聚会轮到母亲做东。
在去世前的那个星期，她还得意洋洋、底气十足地在电话里对我说：“上次在林多阿姨家聚会时，她煮了一锅红豆汤给大家喝。这次我要做一道黑芝麻羹请她们尝尝。”
“别显摆了。”我说。
“我这可不是显摆。”她说这两种汤“差不多”——几乎就是一样的，但也可能她当时说的是“不同”，也就是说根本不是一回事。中国人有一些微妙的表达方式，可以利用含糊的语意，让话语听起来更委婉。对这种根本就搞不清的事情，我从来都记不住。
1949年，也就是我出生的前两年，母亲发起了一个“旧金山版”的喜福会。就在这一年，我父母拎着一只结结实实的皮箱离开中国，里面塞得满满当当，全是些精美的花式绸缎衣服。直到上船之后，母亲才向父亲解释说，来不及再往里塞其他东西了。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在一堆滑溜溜的丝绸间使劲翻腾了一气，企图找到他的棉布衬衫和羊毛裤。
抵达旧金山以后，父亲便让她藏起那些光鲜惹眼的衣服。从此，她就始终穿着那件棕色格子的旗袍，直到难民收容会送给她两件别人淘汰下来的旧衣服。然而这些衣服都是美国女人的尺寸，穿在她身上晃里晃荡的。这个难民收容会的成员是当地第一中国浸礼会的一群白头发的美国女传教士。得了她们的施舍，我父母便不好意思拒绝进教堂做礼拜的邀请。当然，他们也不能忽视这些老太太们务实的建议，那就是参加每周三晚上的查经班，后来又参加周六早上的唱诗班练歌，因为这样可以帮助他们提高英语水平。就这样，父母得以认识了许家、江家及圣克莱尔家。母亲能感觉到，这几家的女人们各自都有她们遗留在中国的隐痛，也都对新生活有所憧憬。但是，蹩脚的英语使她们无法将这种憧憬一吐为快，至少母亲从她们的脸上读出了这种压抑带来的木然。因此，当母亲向她们一提发起喜福会这个想法时，顿时看出她们眼睛滴溜溜地转动起来。
喜福会这个主意得追溯到母亲在桂林时的第一段婚姻，那还是日军攻占桂林以前的事情。所以我一直把喜福会当作她的桂林故事。每当她把所有饭碗都清洗干净，把塑料贴面的饭桌也来回擦拭了两遍，而父亲读着报纸，一支接一支地抽着他的波迈牌香烟2示意我们“不要打扰”的时候，母亲会感觉闲得无聊，于是就对我讲起她的往事。这时，她总会取出一箱旧滑雪毛衣，据说那是我们在温哥华的从未谋面的亲戚们寄来的。她会从中拣出一件来，剪开底边，扯出一根曲里拐弯的毛线，再把它缠到一块硬纸板上。当她开始以飞快的节奏一圈一圈缠起线来的时候，她的话匣子也就打开了。这么多年，她对我反复讲述着同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的结局一次比一次黯淡，在她自己的生活中投下长长的阴影，而这阴影最终也进入了我的生活。
“在还没见到桂林以前，我就在梦里见过那个地方。’’母亲说着中文开始了她的故事，“我梦见山峰参差起伏，中间有一条蜿蜒的小河，河的两岸被神奇的苔藓染得碧绿。峰顶之上，白雾缭绕。如果你能顺流而下，吃些苔藓，你就会强壮得可以直攀峰顶。要是滑一跤，也只会跌倒在一床松软的苔藓上，笑笑而已。一旦你登上顶峰，一切都将尽收眼底，你的心将欢畅无比，今生再不会有忧愁烦恼。
“在中国，每个人都梦想去桂林。可是等我真到了那里，才发现我的梦想是多么寒碜，想象是多么贫乏。当我看到桂林群山时，眼前的景象让我笑得都震颤起来：那些山峰活像一个个硕大的煎鱼头，仿佛想蹦出油锅似的。在每一座山的后面，我看到另一条鱼的阴影，还有另一条，接着又一条……随后云朵稍有移动，这些山峦刹那间又变成了朝我缓慢逼近的象群！你能想象这种景象吗？山脚下有一些神秘的岩洞，钟乳石从岩洞顶上挂下来，看上去就像是卷心菜、冬瓜、萝卜和洋葱，千姿百态，超乎想象。
“但我来桂林并不是为了游山玩水，我那时的丈夫把我和两个小孩带到桂林，是因为他认为我们在那里会安全些。他是个国民党军官，等他把我们安置在一幢二层楼的一个小房间以后，就独自往西北方向去了重庆。
“尽管报纸上不这样说，但我们知道日本人在打胜仗，朝我们步步进逼。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城里，挤满了人行道，四处寻找可以安身的地方。他们来自天南地北，有富人也有穷人，上海人、广东人、北方人，而且不只有中国人，还有外国人和各种不同宗教的传教士。当然这其中也有国民党部队和他们那些不可一世的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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