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寿国著的《阿登纳传(1876-1967)》是联邦德国首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的传记。阿登纳是一位跨世纪的人物，他一生历经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纳粹时期、盟国占领期和联邦德国等五个历史时期，可谓饱经历史沧桑。面对战败的废墟，出任总理的阿登纳使德国在并不算长的时间里从战败的废墟重新崛起为欧洲巨人，可以说他是战后德国恢复和再次快速崛起的主导人物，是欧洲统一的主要缔造者。从这本传记可以看到阿登纳跌宕的人生经历，德国从战后恢复到重新崛起的全过程以及法德和解、欧洲联合的艰难起步。

杨寿国，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主持翻译《阿登纳回忆录》，著有《阿登纳传》，编有《德汉翻译教程》。

致谢
前言
第一章 家庭和童年
第二章 大学生活和青年时代
第三章 主掌科隆市政
第四章 横遭纳粹政权迫害
第五章 “低头，深深地低头，但并不绝望”
第六章 争取主权和加入西方联盟
第七章 建设联邦共和国
第八章 “长寿使人有机会总结经验”
第九章 重新统一德国和东方政策
第十章 欧洲统一
第十一章 阿登纳与中国
第十二章 “为德国人民贡献出我的力量，直至最后一息”
年表
参考文献

1986年1月5日，适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缔造者、已故
前联邦总理和基督教民主联盟联邦主席康拉德·阿登纳博
士诞辰110周年。这一天，我荣幸地接到邀请，怀着尊敬的
心情，参加了在莱茵河畔勒恩多夫联邦总理阿登纳纪念馆
举行的纪念活动。
上午十时，克劳斯·戈托博士开车来接我一同前往。
戈托博士才40岁出头，已从事阿登纳总理的对内对外政策
研究多年，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专著和论文。他曾经是
波恩现代史委员会业务负责人，现在阿登纳基金会总部任
基督教民主政治文献馆馆长。
汽车从圣奥古斯廷出发后不久，折上科隆—波恩机场
至巴特洪内夫的高速公路，由北向南疾驰。这里位于莱茵
河谷丘陵，地势起伏，公路路面时高时低，有的地方出现
用钢筋水泥修筑的极富艺术美感的长段旱桥。这是因为有
多条公路并行，重叠的地方需要采用“立交”解决，由此
就形成一段段“明衢暗道”。汽车时而穿过一边依山、一
边开着天窗并配以灯光照明的隧道，景象颇为壮观。
这个地方我是初到，但并没有陌生的感觉。还在10多
年前，在国内参加翻译四卷集《阿登纳回忆录》和安内利
泽·波平加女士的《回忆阿登纳》时，书中有关这一带的
描述，周围附近的地理情况，都已深深印入我的脑海。汽
车此时在莱茵河东岸行驶，右侧几百米外，就是这条被德
国人亲切地称之为“父莱茵”的大河。前方不远处，河边
的下多伦多夫有渡口，阿登纳总理生前经常从这里渡过莱
茵河，去当时联邦总理府所在地“绍姆堡宫”办公。河对
岸北端是波恩老市区，商贾云集，波恩大学和“贝多芬纪
念馆”在焉。老市区向南，是以高29层耸立在河滨的“联
邦大厦”为突出标志的政府区，这里集中了联邦议院、联
邦总统府、联邦总理府、政府各部以及各政党中央机关。
再南边是20世纪70年代初才划入波恩市区的古老秀丽的小
城巴特戈德斯贝格，现为使馆区，驻联邦德国的外国使馆
多数设在这里。
行车方向左侧是连绵起伏但并不很高的“七山”。仰
望七山中段山头，可见一幢浅灰色大建筑，那是“彼得斯
贝格”大饭店，联邦共和国建国初期西方三国驻德国“高
级专员委员会”的办公所在。阿登纳总理当年经常登上七
山，到彼得斯贝格同三国高级专员开会或举行谈判，在那
里度过了多少个辛苦的通宵不眠之夜。前方稍远处，靠近
七山之末，山巅上突出大半截古堡，那儿是波恩市郊胜景
之一的“龙岩”，远望颇似我国河北省承德市名胜罄槌山
。不过古堡不像“罄槌”那样笔直倒插，而是稍带倾斜，
但由于临江兀立，树木满山，所以愈加予人以旖旎多姿的
感觉。龙岩山麓就是目的地勒恩多夫。
时值隆冬，一连下过几场大雪，给四下里披上了银装
，树枝上挂满晶莹剔透的冰串，目光所及之处皆白。今天
虽然雪霁放晴，但太阳没有露面，不过并不感到太冷，天
空也不灰暗。几乎看不到有人迹，大地显得格外宁静空旷
。不时但见几只寒鸦在路旁地里觅食，或聚在树梢枝头朝
天空呆望。
戈托博士一边开车一边告诉我，“联邦总理阿登纳纪
念馆”就是已故总理生前的寓所，即本地居民几乎家喻户
晓的勒恩多夫村岑尼希斯路8a号。1967年4月阿登纳去世后
，家属移居他处，将整幢房子包括花园交给国家，辟为纪
念馆。国家还就着山坡，在房子下边盖了一所史料陈列馆
，展出介绍阿登纳一生经历和事业的各种资料及实物，连
同房子和花园一起，于1970年2月19日起对外开放（每周星
期一闭馆）。同时设立了联邦总理阿登纳纪念馆基金会，
总理生前女秘书安内利泽·波平加博士是纪念馆现任业务
负责人。另外，为了怀念故总理，岑尼希斯路也已改名为
康拉德·阿登纳博士路。
回顾1945年战后德国的情况，想到阿登纳在他所作回
忆录中的记述，看看今天联邦共和国的面貌，联系我本人
来到这里后的所见所闻，此时的我，作为一个德国语言文
学工作者和对研究德国问题感兴趣的中国教师，也禁不住
思潮起伏。我来联邦德国才8个多月，时间不长，但从学习
访问和旅行观光中，特别是同德国大学师生和普通居民生
活在一起，从与他们接触交谈中，已深深感到，阿登纳的
事业同联邦共和国紧紧联系在一起，是他在战后艰苦创业
，亲手缔造并建设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人们承认，“西
德之所以有今天，主要还是靠老总理当年打下的基础”。
康拉德·阿登纳这个名字同联邦德国不可分开，他受到人
们的普遍尊敬。
德意志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德国人民享有“诗人和思
想家人民”的美誉。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号称“陆上
强国”。然而，历史上的那个德国，给人们的印象却颇为
复杂。德国是许多杰出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故乡，但是也出
了被人们认为有助于后来形成纳粹主义思想基础的弗里德
里希·尼采，而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则大
半生只能在国外度过。德国有过许许多多为人类健康造福
的医学家，德国的医药誉满全球，可是阿道夫·希特勒时
代的德国却发明了令人发指的“灭绝营”、毒气室和焚尸
炉，罪恶地屠杀生灵，特别是犹太人，连孕妇和婴儿也不
能幸免。德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对促进世界文明作出过重
大贡献，但德国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不到一代人之间
两次发动世界战争，给全人类包括德国人民自身带来了深
重灾难。1945年5月纳粹政权覆灭，德国被分区占领，国破
民伤，遍地瓦砾，物质供应极度匮乏，人心陷入混乱，社
会秩序令人绝望。但为时不久，即开始着手恢复。在西方
三占区基础上建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展尤为迅速，不
多几年就得到恢复，继而进一步起飞，出现了人所共知的
“经济奇迹”，终于发展成为今天西欧实力最雄厚的国家
，居民享受着高水平的物质福利。这是新德国，它以完全
不同于历史上那个旧德国的面貌出现在欧洲，受到人们刮
目相看。
阿登纳十分重视历史，他认为历史“经验可以成为思
想和行动的指南”，生前经常告诫人们要注意学习历史，
懂得历史。去年4月底我来到联邦德国时，恰逢德国无条件
投降四十周年前夕，各地广泛举行活动。报刊电台撰文谴
责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介绍不义战争造成的灾难及败亡
史实，刊登各界人士回忆当年亲身经历的文章和讲话。电
视台举办各种有关的专题讨论会，其中特别是以青年为对
象的讨论会，通过与会青年自己提出问题、讨论问题和解
答问题，明确和加深大家的认识，气氛显得极为活跃。这
样，一方面把纳粹政权的所作所为同今天的德国区别开来
，尤其是不让广大青年一代心理上继续承受纳粹德国阴影
的负担，正像巴伐利亚州州总理、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弗
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所说的：1945年5月8日是德国无
条件投降日，也是德国人民摆脱纳粹统治，获得解放的日
子。另一方面，又使年轻人正确了解懂得这段历史，不忘
记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汽车过科尼斯温特后，驶出高速公路，改走普通公路
，前行一段，便抵达勒恩多夫。勒恩多夫是个村庄，这儿
也像我在德国其他好些地方见到过的村庄一样，街道不宽
，但柏油路面平平坦坦，房屋和片片小花园相间，显得错
落有致，处处十分整洁。路上可见三五行人，村中响起钟
声，今天星期天，大概是上本村教堂望弥撒的居民。他们
主动靠到路旁，让汽车通过，并向我们点头招呼，彬彬有
礼。进村后不远，汽车增多，出现了携带对讲机的绿衣警
察，在指挥前来参加纪念活动的人，把汽车开到指定的地
方停放。
我随戈托博士下得车来，只见纪念馆前已人头济济。
这是一幢粉刷成白色的两层楼房，坐落在山坡上，由于地
下室也开着窗子，从侧面看似乎有三层。房屋式样一般，
同村中其他民房完全一样，本身看不出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只是在路口旁不到一米高的篱围上，横钉着一块比蓝底
白字路标略宽的带箭头的牌子，用白底黑字写明“阿登纳
纪念馆”。房屋前竖一根旗杆，挂着国旗。另外，路口一
侧高处有一小间简易棚房，那是阿登纳生前保卫人员的值
班室。史料陈列馆就在山坡下边，不大，上下两层，作黑
色，同样显得朴实无华。
来宾们没有进入纪念馆，而是先到前往安葬阿登纳的
“林中墓地”的登山处候齐，聚在这里三三两两交谈。波
平加博士正在忙着招待客人，大概因为我是唯一的一个中
国客人，所以她在跟戈托博士打招呼的同时，也就立即认
出了我。我们趋步近前握手，互致问好。她热情地表示欢
迎，告诉我纪念活动的大致安排，随即把我介绍给周围的
客人和阿登纳家属，包括故总理长子康拉德·阿登纳博士
（长子与其父同名）即科科，幼子格奥尔格·阿登纳夫妇
，小女利贝特·韦尔哈恩及其丈夫韦尔哈恩博士等。阿登
纳的这几位子女都已是老人，长子阿登纳博士先生快八十
高龄了。我向他们表达了我对阿登纳总理的景仰心情，并
说我对他们几位早已从好些介绍故总理生平的著作中有了
了解，他们的容貌和神态跟我的想象完全一致，即使在别
的场合下遇见，也准能认得出来。他们连连点头称谢，也
关切地问我来德以后的生活、工作和观感等情况。
纪念活动开始了。宾主们沿山路步行到阿登纳墓前，
已故总理和先于他好多年去世的前妻埃玛·魏埃尔及之后
的妻子古西·青塞尔合葬在这里。参加纪念活动的人士和
许多报刊、电台及电视台记者到齐后，先由联邦军官兵代
表、基民盟基社盟两党联邦议院议会党团代表、基民盟中
央和地方组织代表以及其他各界代表一一敬献花圈。现任
联邦总理、基民盟联邦主席赫尔穆特·科尔因公未到，特
委托波恩市市长汉斯·丹尼尔斯博士代献了花圈。接着全
场默哀三分钟，然后由前联邦家庭和青年部长、前基民盟
总书记、现任阿登纳基金会主席布鲁诺·黑克博士讲话。
黑克博士简要地介绍了已故总理的生平经历，着重回
顾他在战后艰苦创业，缔造并建设联邦共和国，一心为大
众谋福利所作出的贡献。黑克博士说：“在1945年德国战
败投降后的困难处境下，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我们幸
运地得到了两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国家领导人，一位就是康
拉德·阿登纳，另一位是路德维希·艾哈德。”多亏有他
们领导，“特别是多亏阿登纳总理的对内对外政策指导以
及他的辛勤工作，使联邦共和国政治上成为独立自主的国
家，经济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居民过着幸福安定的
生活”。黑克博士详细论述了阿登纳溯源于基督教根本思
想的世界观，赞扬了阿登纳一生显示的优秀品质和担任联
邦政府首脑孜孜不倦忘我工作的精神，并强调说明了阿登
纳坚持不懈，致力于“巩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促进
以德法友好为核心的欧洲统一及在自由与和平中重新统一
德国”的一贯主张。最后，黑克博士语重心长地指出：“
我们今天怀念已故总理，纪念已故总理诞辰110周年，就应
当牢记已故总理的教导和思想，意识到我们肩负的重任，
做好各自的本职工作，把已故总理的事业推向前进。”
黑克博士的讲话很具启发性。过去看到人们评述战后
西德经济起飞迅速的原因，几乎都概括归结为这么几个方
面：（1）西德处于被占领情况下，本身没有国防，无需军
事开支；（2）大量接受“马歇尔援助”（以下简称“马援
”）；（3）原有工业在战争中全被打光，企业设备等于全
部更新，并且从一开始就采用最新工艺技术成果；（4）“
冷战”开始，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接受军事订货；（5）
大批使用“外籍工人”廉价劳动力。我曾就上述五方面原
因同一些德国朋友交换看法，他们之中不少人认为，这样
评述问题有的缺乏事实依据，有的未作具体分析。实际上
联邦德国早在1950年末即已提出“重新武装”问题，1955
年正式建立联邦军，在此以前虽然没有国防预算，但每年
都得支付占领军费用，而且数字不算小，以1952年为例，
这一年支付占领军费用75。1亿马克，为同年全国社会生产
总值1342亿马克的5。6％。原有工业“全被打光”，因而
企业设备“全部更新”的说法不准确，实际上并没有全被
打光，因为如果全被打光，波茨坦会议就没有必要坚持强
调“拆卸”德国工业设备了，阿登纳总理也用不着在1949
年9月上任伊始，首先就忙着同西方三国高级专员谈判，要
求“停止和减免拆卸”了。20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境内外
籍工人最多时只有近80000名，大批雇用外籍工人是1959年
底1960年初才开始的。“马援”和朝鲜战争的确是重要因
素，可当年同时接受“马援”的还有许多其他国家，而唯
独联邦德国经济起飞特别迅速，这说明至少存在一个如何
善于利用“马援”，如何恰当安排军事订货，协调综合发
展的问题。联邦德国人士高度评价“马援”的作用，肯定
军事订货是一个有利因素，但归根到底，认为最基本的原
因在于“社会市场经济”政策指导，在于各阶层居民节衣
缩食，遵守纪律，以及原有工艺技术基础和劳动力的较好
生产素质，即严格的技术培训。
联邦德国经济迅速发展得来绝非轻易。我认识好几位
原来属于“被逐难民”的德国朋友，他们都是50岁上下年
纪，战后初期童年随父母来到西德的。谈到当年自己的切
身经历，他们都说是“噩梦一场”，对这一点体会特别深
刻。他们回忆说，他们当时举目无亲，生活无靠，在瓦砾
堆里安身。父亲成天四处奔走找活计，“能遇上不论有点
什么零活干，就算幸运的了”。那时候消费品样样凭证配
给，占领军大兵“用一支香烟就能叼走一个德国女郎”，
“定量本身很少自不待言，而且由于没有钱，往往连配给
的一点点东西都买不起，只好挨饿”。他们拾树枝当柴烧
，拣菜皮充饥，夜里“偎缩在父母亲怀里，靠大人的身体
挡寒”，“全家挣扎在死亡的边缘”。后来父亲好不容易
就了业，但有限的工资“每月只让领取30％—50％，其余
部分都存在单位里，据说是积存起来，为了以后给大家造
房子，买汽车”。1948年6月“币制改革”是个“重要转机
，许多消费品取消配给供应，说这些做法都是为了‘打破
计划经济’的束缚，以便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好让‘
人人致富’”。当时大家都“半信半疑”，认为“未必会
有这样的好事情”，不过“想到就业终比失业强，也就一
心发狠干工作，勒紧裤带过日子”。后来情况果然渐趋好
转，有了奔头，20世纪50年代中期过后，大家陆续开始考
虑给自己盖房子，出现了买汽车的高潮。前后才10多年，
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社会
市场经济’政策带来了好处，衷心感谢阿登纳总理和艾哈
德教授”。他们的叙述印证了黑克博士的讲话。
墓前纪念仪式结束后，人们来到屋内瞻仰故居，在阿
登纳生前的起居室举行酒会，由格奥尔格·阿登纳代表家
属讲话和答记者问。电台、电视台记者忙着拍照录像，然
后大家或参观或交谈。起居室作长方形，宽敞明亮，墙头
挂着好几幅阿登纳生前收藏的心爱的油画。临窗一侧书架
上陈列着许多书籍，大部分是世界文学名著和工具书。窗
子对面靠墙竖立一棵很大的圣诞树，圣诞树周围以及墙头
装饰着各种小圣像和小天使雕塑，造型古朴生动。同起居
室相连的阳台小客厅里，挂着温斯顿·丘吉尔首相送给阿
登纳总理的一幅自己绘作的油画，条几上摆有一张德怀特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签名照片。据利贝特·韦尔哈恩夫人
介绍，这里的一切都保持阿登纳在世时的样子，没有改动
。记得我在参观波恩绍姆堡宫时，讲解员也是这样说的，
阿登纳生前办公室的所有陈设，包括办公桌上的文具用品
、老式小台钟、发黄的卷宗夹、几乎磨破了的公文皮包、
旧电话机等等，都按原样摆着，保存完好。从起居室朝西
南方向两扇大窗外望，俯视近处是勒恩多夫全村房屋，莱
茵河从村前流过，河心的诺伦维特小岛清楚在目。河对岸
是莱茵名胜之一、富神话浪漫色彩的罗兰兹博根。极目远
望，天际隐现一线山峦，有名的本笃会马利亚拉赫修道院
就在那里。30年代前期，阿登纳受纳粹迫害，一度只身在
修道院里避难。起居室外右手花园中，沿山坡一侧高埂上
，立着一排象征春夏秋冬四季的小天使石雕，那是阿登纳
从意大利北部科摩湖畔休假地卡德纳比亚带回家的纪念品
。花园尽头处可见一间小巧亭式建筑，装有落地玻璃窗，
显然是阿登纳退职后为撰写回忆录特意盖的小书斋。
阿登纳纪念馆另一位业务负责人恩格尔贝特·霍梅尔
先生告诉我，故居自1970年开放以来，平均每年参观者达
100000人次，已接待过100多个国家的来宾，其中包括人民
中国的客人。他拿出厚厚一本观众签名留言册翻给我看，
果然有好些中国团体和个人参观者留下的名字。霍梅尔先
生还带我仔细看了阿登纳日常用餐的房间、休息的地方、
书房、楼下的卧室——阿登纳就是在卧室的床上去世的，
以及玩意大利滚地球的场地。
我抓住难得的机会，请阿登纳博士先生和韦尔哈恩夫
人给我谈谈总理生前的日常居家生活。他们就从这幢房子
谈起：他们老家原来住在科隆，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后不
久，父亲被纳粹撤去科隆市市长职务，并驱逐出科隆行政
专区。第二年父亲又一度被捕，虽然侥幸很快恢复了自由
，但处境仍很危险，东躲西藏。他们兄妹和母亲也四处飘
泊，没有个正式的家，直到1935年才来到勒恩多夫这里，
租了一所房子安身。1937年父亲领到了补发给他的退休金
后，终于决定在这里定居，就着山坡高处盖了这幢房子，
“这里视野开阔，终年阳光充足，可以看太阳落山。这是
最使父亲感到高兴的……”韦尔哈恩夫人显然十分健谈，
似乎陡然想起了什么，话题一转，兴致勃勃地告诉我，说
她一个月前刚从中国旅行回来，畅游了北京，登上了她“
从小就充满幻想渴慕向往的长城”，到了上海等地。我问
她对中国之行的感受如何，她开朗地笑着说：“我是第一
次到中国，印象好极了，我们到处受到热情接待。那里的
人诚挚，我一点也不感到拘束。”在座的其他客人忙着问
她登长城的细节，这时她的小儿子走过来，把我拉到一边
，带着稚气未脱的神情悄悄自我介绍说，他已是大学一年
级学生了，有志学中文，研究中国的医学，十分认真地请
我告诉他应当从何着手……
德国朋友对中国普遍显示出友好。我遇到过许许多多
大学生、教师、普通居民、政界和企业界人士，他们对中
国无一不表示深感兴趣，注意了解中国的情况，尤其是称
赞和关心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改革”。去年我在海德尔
堡（Heidelberg）时，电视台先后播放《大桥下面》、《
没有航标的河流》、《乡音》等中国电影，广泛获得好评
。大学生反映这些影片描写了“真正的生活”，“演员朴
实大方，富于人情味”。当然，由于对中国毕竟缺少了解
，也有人问：“中国年轻男女结合为什么这么复杂·”还
有小青年好奇地打听“像影片中这样的女主角在中国算不
算最漂亮的姑娘”。总之兴趣很浓。我在魏因海姆一户典
型普通德国居民家里作客，主人不无自豪地告诉我，他们
收看过电视台播出的《丝绸之路》连续集故事片，还有在
中国实地摄制的、介绍今天中国日常生活和社会概貌的12
集电视片《长城内外》。每次播出关于中国的节目他们都
“必看无疑”，因为“中国是真正的文化之邦”，不像“
有的人钱多，但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有的人只会到处做
广告，专顾推销自己的商品”。去年11月，电视二台实况
转播法耳茨州州总理伯恩哈德·福格尔访华期间，同北京
青年举行的座谈会，题为《中国向2000年前进》，引起的
反响更是强烈。人们普遍感到中国青年思想活跃，性格开
朗，求知欲强，关心了解联邦德国的事情——例如，著名
导演法斯宾德涉及犹太人的剧本刚一引起争执，中国青年
就知道了，成为此次座谈会上感兴趣的问题之一。许多居
民在座谈会后写信给电视二台，表示希望同中国青年交朋
友。今年年初，我参加汉堡埃勒斯基金会举办的中国文学
和绘画艺术报告会，主人原计划接待100名左右听众，结果
来了近200人。会场小，准备的椅子不够用，许多人就坐在
地板上，听完报告后，还留下来座谈，进一步交换意见，
直到深夜才离去。我还到路德维希港访问过联邦德国最大
企业之一的巴登苯胺苏打公司，出面接待的两位先生不久
前到了中国，同上海高桥化工厂和四川省一些工厂洽谈业
务。他们把该公司珍藏的过去行销中国的名牌产品“阴丹
士林”染料商标拿出来给我看，表示非常关心中国现行的
“开放政策”，乐意同中国扩大业务关系，而且再三强调
“首先是着眼于要为中国的现代化作贡献”。
阿登纳生前很重视中国。虽然看来主要是由于具体历
史条件下存在的种种原因，联邦德国和人民中国之间在当
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只要读读他的许多重要讲话和他
的四卷集《回忆录》，就能看出他高度估计中国在改变世
界力量对比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殷殷寄望中国的发展和
强大对解决德国问题产生有利的影响。中国今天积极支持
欧洲统一事业，尊重联邦共和国在欧洲共同市场中所处的
重要地位，理解和支持德意志人民要求民族统一的愿望。
中德两国自1972年10月建交以来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所
有这些，无疑都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
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问题，联邦德国当然也不例外
：今天它的国土上还驻有外国军队，涉及最终缔结和约问
题的有关大权仍旧掌握在西方三国的手中，德国依然处于
分裂状态，欧洲统一还有待于继续努力促进。这些都是阿
登纳生前的未竟事业。除此以外，从国内方面看，也有一
个阿登纳生前一向十分关心的重大问题，即如何正确区分
和对待“民族主义”和“民族感情”。鉴于“欧洲各国人
民历史上分歧成见太深”，特别是由于纳粹当政时期“发
生过多么可怕的事情”，阿登纳强调指出“民族主义是欧
洲的痼疾”，并且一直批判和反对历史上的民族主义，注
意警惕旧的民族主义重新抬头。但与此同时，他也认为，
“每个国家的人民，包括德国人民，都应当有自己的民族
感情。我们需要民族感情……不然的话就有危险，国家…
…会变成某种模糊的东西，谁也不把自己同国家密切联系
在一起，人人都会认为国家与自己无关”。他还表示“羡
慕”法国具有的“鲜明的民族传统”，为“德国缺少这样
的民族传统”深感惋惜。可是，如他所说，“由于有过希
特勒时代所发生的一切，要让德国人民中成长出健康的民
族感情，是很难的，这只能谨慎地进行”。现实情况使人
感到似乎也的确存在这样一个矛盾。虽然联邦德国本身早
已成为世界各国大集体中共同的一员，致力于欧洲统一，
致力于同各国和平友好，但人们对过去的纳粹暴行并没有
忘记，在思想上往往仍然很敏感。例如，联邦德国的公共
场所有时公然出现纳粹卐字标记，一般人似乎多见不怪。
但严肃的人总不免有触目惊心之感，因为他们对过去的灾
难没有遗忘，也不可能遗忘。而另一方面，今天联邦德国
的学校里，不对师生进行任何形式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教材中没有“爱国”这个字眼。据说“谁要提‘爱国’，
准会叫人笑掉大牙”，或者说根本没有“爱国”这个概念
。我多次遇到过中年和中年以下的德国人，其中甚至有艺
术专业的大学生，他们对一些最普通的著名德国古老民歌
民曲都表示不知道，说从来未听见有谁唱。这些民歌民曲
一向被公认为世界人民的共同文化艺术遗产，在别的国家
出版、唱诵和演奏，想不到在这里却如此鲜为人们所知。
年龄较大的德国朋友每谈及此，都叹息不止，但因限于现
实条件，表示无可奈何，说“唯有寄希望于今天年幼的一
代，但愿他们多少年后能有机会去重新找到这一切”。
阿登纳在晚年自叙生平时曾经说过：“我实际上活了
三世人生。第一世人生活到1917年为止，第二世人生包括
在科隆当市长，第三世人生则是从战败崩溃后开始的。”
老人长寿的一生，从俾斯麦德帝国起，经历魏玛共和国、
纳粹德国和占领下的西德，最后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
家庭到学校到进入政界，主持科隆市政和担任普鲁士参议
院议长，被纳粹当局撤职并横遭迫害，战后重任科隆市市
长，随即又再次被撤去职务，投身基民盟党务活动和缔造
联邦共和国并连任四届联邦总理，历尽了沧桑艰辛。从某
种程度上说，他的一生体现了19世纪末以来德国历史的缩
影。而他担任联邦总理14年，时间之久，则超过了魏玛共
和国先后21届政府任期的总和，更超过了狂人希特勒吹嘘
的所谓“千载帝国”。天色向晚，纪念活动宣告结束。我
怀着敬意，草吟七绝四句，告别阿登纳家属和其他客人，
同克劳斯·戈托博士踏上归途。诗曰：
莱茵河水、七山、岩，
几经百载证沧桑；
最是艰辛唯创业，
后人永志幸毋忘。
阿登纳作为德国现代史上一位如此有影响的、杰出的
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我深信，把他的生平介绍给我国学
习德国语言文学的青年和其他读者，一定会受到欢迎的。
当然，我的记述不可能全面完整，可能有不恰当的地方，
甚至难免有错。但是，如果能大致勾画出阿登纳漫长坎坷
一生经历的轮廓，特别是如实反映阿登纳担任联邦总理期
间奉行内外政策的基本线条，那就是我衷心所愿的了。
1986年

杨寿国著的《阿登纳传(1876-1967)》介绍：阿登纳生前很重视中国。虽然看来主要是由于具体历史条件下存在的种种原因，联邦德国和人民中国之间在当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只要读读他的许多重要讲话和他的四卷集《回忆录》，就能看出他高度估计中国在改变世界力量对比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殷殷寄望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对解决德国问题产生有利的影响。中国今天积极支持欧洲统一事业，尊重联邦共和国在欧洲共同市场中所处的重要地位，理解和支持德意志人民要求民族统一的愿望。中德两国自1972年10月建交以来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所有这些，无疑都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

第五章 “低头，深深地低头，但并不绝望’，
阿登纳随美国人乘坐吉普车来到12年前他被纳粹撤去市长职务的科隆，这座早先的莱茵兰最大城市已经叫人认不出来了。近6万幢房屋半数以上完全被毁，保存完好的寥寥无几。战前全市78万居民中，剩下几乎不到二十分之一。莱茵河上的大桥变成了一摊摊废铁。市区遍地瓦砾，满目疮痍，而且这时莱茵河右岸战争还未停止，困难之大可想而知。但是阿登纳并不气馁，他意识到面临任务的重大历史意义，美国人如此器重他，把他列为“白名单上第一号人物”，下车伊始就委他以重任。虽然自己已近70高龄，但他有决心为自己的同胞效力，为科隆市民效力，把担子挑起来，做好工作。
他在幸免于炮火和炸弹的科隆联合保险公司灰色楼房里办公，没有任何经费，缺粮食，缺运输工具，缺取暖用煤和一应什物，尤其是缺少干练的办事人手。但他有满腔热情和充沛干劲，心中有明确打算，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分别作出安排，有条不紊地着手进行。阿登纳首先想到的是人，战争甫将结束，他就派出汽车和专人前往布痕瓦尔德、达豪（Dahau）和特雷西恩施塔特（Tresienstadt）等处集中营，想尽快接回幸免于难的科隆囚徒，其中包括欧根·赞德尔。赞德尔本人也被纳粹押解去布痕瓦尔德，总算活了下来，回乡后住在科隆市郊。1954年2月3日，阿登纳在写给儿子马克斯的信中还提到：“赞德尔就是当年在收容所里的那个犯人头，多亏他救了我的性命。”
阿登纳组织人手抢修莱茵河上大桥，清除弹片瓦砾，俾便战争中疏散下乡的市民回来。他还派得力人员运回保存在南德霍亨索伦堡（Burg Hohenzollern）的科隆人引为骄傲的“科隆画派”（Kolner Schule）名画。鉴于当时社会秩序混乱，为防止发生意外，他特地叫人用市殡仪馆的尸车装运，使这批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在途中没有遭受任何损失。在进行艰苦恢复工作的同时，阿登纳也开始考虑重建科隆的计划。1945年10月1日，经占领军军政府任命组成的科隆市议会开会，他以市长身份在会上讲了话，号召各界市民正视困难，明确责任，坚定信心，提出批评和建议，齐心协力恢复和重建科隆。他语重心长地呼吁勉励与会人士说：“低头，深深地低头，但是，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并不绝望！”这句名言一时成了激励人们医治战争创伤的重要动力。
3个多月前，盟国就对德分区占领的境界作了调整和最终划定。6月21日美国人撤出科隆，科隆地区改由英国占领。阿登纳原来同美国人一直合作得很协调，自从英国人来到后，他感到工作愈来愈困难，但不知道原因何在。10月6日，驻莱茵兰军事长官英军旅长约翰·巴拉克罗（John Barraclotagh）召见阿登纳，以“不称职”为理由，宣布撤去阿登纳的市长职务，限定他于8天之内离开科隆，并且不准他“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否则将他送交“军事审判”。英国人对阿登纳不满的直接原因，一是他不同意占领军方面主张的将他心爱的环城绿化地带树木砍下来当柴烧，反而提议由占领军拨出部分没收的存煤分给市民取暖。二是阿登纳在前一天（10月5日）接见美国记者谈话中，对总的局势发表了看法，英国人怀疑他心向着美国人，对他存有戒心。另外，市议会中也有人对阿登纳不满，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指责他是“中央党分子”，是“反动派”。但按一般情理分析，上述几点原因似乎不至于促使英国人对他作出如此严重的处理。阿登纳自己推测，他的撤职和重罚是社会民主党人串通伦敦英国工党当政者玩弄的政治阴谋。阿登纳小女儿利贝特·韦尔哈恩夫人后来听父亲说：他是由于社会民主党人搞阴谋而被撤职的，他也决定把这一看法“公开写进自己的回忆录”。阿登纳在首卷《回忆录》中写道：“英国人必然为了工党政府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友好，及由于我……与美国人政治上联系密切，而感到我对他们的政策不满。因此，禁止我从事一切政治活动也就不难理解了。”
多年以后，巴拉克罗旅长有一次应邀参加国宴，在宴会上见到联邦总理阿登纳，他问阿登纳当年被他宣布撤去市长职务时有何想法。阿登纳回答说：我想“我在家里已经有一份‘被纳粹撤职，的书面通知，现在我又有了一份‘被解放者撤职’的书面通知”。P4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