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人、曾智中、尤德彦编的《李劼人说成都》是一部文化散文集。编者以城市文化描绘为主线，从李劼人小说、散文中摘选出有关老成都人文风俗的文字，分主题进行归类，展现作家李劼人眼中接地气的西蜀文化，可以称得上是一部“老成都通览”。

李劼人（1891.06-1962.12），1891年6月20日生，四川成都人，原名李家祥，中年时期的李劼人常用笔名劼人、老懒等，中国现代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大师之一，也是中国现代重要的法国文学翻译家，知名社会活动家、实业家。中学时代大量阅读中外文学名著，擅长讲述故事。1912年发表处女作《游园会》，1919年赴法国留学，曾任《群报》主笔、编辑，《川报》总编辑，成都市副市长。代表作有《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另外，发表各种著译作品几百万字。

说历史
成都是一个古城(古代及近、现代)
说称号
成都城也有别号(古代)
说城墙
九里三分的来历(清、民初)
说皇城
皇城、皇城坝、明远楼(清末)
皇城内外(清末)
说满城
满城是另一个世界(清末)
满城的街道、胡同和住宅(清、民国)
成都省又多了一个戏园子(二十年代)
说板荡
张献忠破城(明末)
第三次成都巷战(一九三二年)
说社会
讲成都(清末)
耍法(清末)
大变的世道(清末)
炮声、锣声、更声、汽哨声(清末)
成都的夜生活(抗战时期)
说街道
街名之原委(近、现代)
东大街(清末)
从督院街到西御街(清末)
三圣巷(清末)
总府街(四十年代)
人民南路(五十年代)
说店铺
劝业场(清末)
商业场(四十年代)
说场镇
天回镇(清末)
青羊场(一九一七年)
说交通
川西坝子上的路(清末)
轿子、洋车和马车(清末)
叽咕车(民国)
长途汽车(抗战时期)
说学堂
监督刘士志先生(清末)
小学学堂的一天(清末)
说庙宇
青羊宫(清末)
武侯祠(清末)
说川菜
成都乡村饮食(清末、民国)
强盗饭、叫化子鸡、毛肚肺片、麻婆豆腐(清末、民国)
豆制品(清末、民国)
厨派、馆派、家常派(清末、民国)
成都人的好吃(清末、民国)
枕江楼(清末)
一顿家常饭(清末)
说茶铺
成都的特景——茶铺(清末)
河水香茶(清末)
第一楼茶铺(清末)
乡场上吃茶(清末)
成渝茶馆异同论(四十年代)
说节令
端阳(清末)
中元(清末)
说婚嫁
明媒正娶(清末)
新式结婚(清末)
说丧葬
祖坟(清末)
旧帐(一八三六年、一八六一年)
说方言
蜀语考释(近、现代为主，兼及当代)

我曾在三圣街小学读过书，从这条街街口东行
数百步就是崇德里。里在成都街巷中是罕见的另类
，而以城东南居多，如这一带的兴业里、章华里、
崇德里等，其辟建和得名多在二十世纪初叶。有趣
的是，抗战军兴，大批贫寒无告的下江人舍舟登岸
后，他们发现不像那些有力者有自己惬意的去处，
故大多栖息于这几条窄巷狭弄内，今日在此转悠，
有心者仍不难发现那带有江浙味儿的一院一房、一
门一窗。而我对崇德里记忆最深的是巷子中央的那
口井，四季清亮，全巷人家都挑来饮用，经年累月
，弄得半边巷子都潮乎乎的；与井一墙之隔的人家
，干脆墙上凿一洞，临井一面砌一水槽，井水倾入
槽中，直接流入自家水缸，这种方式，大约是对江
南水乡一种遥远的追念吧?少年的我们曾无数次琢磨
，想用什么脏东西塞住那洞口，只是一见那挑水人
的身影，立即作鸟兽散。此外，我初中时候的班长
就住东侧的一家院子里，他为人厚道，其经典笑话
之一：班上弄文娱节目，他和漂亮的文娱委员挨户
去动员文娱骨干，他不会骑自行车，又不敢搭着走
，只好跟在那姑娘的车后傻乎乎地跑。
不像成都街巷通常的范式那样，崇德里两头入
口处分别筑有结实的骑楼，并建有陡而高的梯子以
通上下，供人居停。近些年，为追寻我们这座城市
所失落的记忆的碎片，读了一些书，听了一些故老
言，方知崇德里南头骑楼正是当年李劼人先生主持
的乐山嘉乐纸厂成都营业处——
劼人先生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致吴廉铭信欲
要回自己的稿件：“请烦吾兄即为检出付航邮寄交
成都东大街二二号崇德里我公司转我为祷。”
常崇宜先生回忆，他在一九四五年前后奉父亲
之命，“给劼人先生送过信，通常是送到盐市口的
嘉乐纸厂营业处(此处似可商榷，崇德里北起东大街
，但距盐市口还有一段距离——本书编者按)，劼人
先生曾告诉我，他每天早晨八九点钟在那里。我曾
看见找他的人很多，大半是谈生意的。”
有时经过此处，停下来，望一望，我想单凭劼
人先生对故乡桑梓贡献之巨，有关方面就该在此立
牌以示永久的纪念——但这多半是痴人说梦，整个
街区尚且不保，遑论一楼乎?
对于文人最好的纪念是文字的纪念，于是就有
了这本书的编纂。“千秋寂寞纸上尘”，这本书也
许不会轰动，但它毕竟是一种实在的纪念。
读者原谅，我是成都土著，游踪不广，见闻有
限，故每每举例，总不能出其乡里，至多也在四川
省的大范围内，这应预先声明的。
(《漫谈中国人之衣食住行》)
——这段话，可以视为劼人先生于不经意中对
自己的写作前提的一种郑重声明。
的确，在中国文化史上很少有人像李劼人一样
为母城而倾其一生，这不由人不想起西蜀深山中那
啼血的子规。
何以至此，学界多有论及，在此不一一缕述。
值得重视的是周华先生的意见。他注意到了劼人先
生三十年代的一段话：“对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
国，应该采取国家主义，分析言之，是本于‘乡’
的感情推及而于‘国’。凡有害于‘国’与‘乡’
的恶势力，不论在内在外，一概极端反对到底。”
周华认为劼人先生“首先强调乡的感情，由乡而推
及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四川的深厚感情，他
与养育它的故乡的血肉关系。”(《论巴蜀文化与李
劼人小说》)
除此以外，我注意到劼人先生对法国“风土画
”派代表作家巴散的特别关注。他论及法国作家对
以巴黎为中心的“左拉学派”的不满，认为“这派
下作家的眼光，总难看出巴黎以外。所以反抗左拉
学派的潮流起后，专一描写地方风俗的，也成了一
种新趋势。这一类的人物颇不少，而较为专门的，
恐怕要数巴散一人了。”“他的小说完全描写法国
各地方的风俗人情、山川景致，地方色彩染得非常
的浓重。”“可以说他的著作真是一面最好的镜子
，由不同样的反光中，射出全法国的地方光景来。
所以有人说，巴散是一个地方社会的小说家，却也
是一个画师。”(《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
作家》)
不能说李劼人完全受了巴散的影响，但明眼人
不难看出二者的相通之处，而前者对后者艺术的概
括，某种程度上也可移作对前者艺术的概括——李
劼人说，巴散的“艺术却极精良，正确、简单、明
了而又富诗情。”(《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
其作家》)
李劼人的小说，除极少数的篇章外(如写法国留
学生活的中篇小说《同情》)，几乎全都是以成都为
背景——他是一辈子死守家园的老农，固执地汲自
己家的深井，浇自己家的园子，开自己家的花，结
自己家的果。
正是基于这种不可遏止的乡邦之恋，再加上对
法兰西自然主义文学独特的细致入微的细节处理方
式的痴迷，李劼人在小说中对成都包罗万象的日常
生活场景，进行了准确而繁复的描述。试看他为《
大波》所拟的写作提纲，其中的第一章第六节的“
地点”——
一节二节皆在田老兄家里其家可能在青石桥口
头提到少城公园布后街孙家花园小福建营龚家花园
三节总府街第一茶楼劝业场华兴街纯阳观口头
提到总府街广腴园暑袜街白仙楼冻青树冻青宅玉沙
街醉霞轩东玉龙清音茶园(灯影)
四节五节六节皆在醉霞轩叙述到西三倒拐铁路
公司
——他引我们穿行于晚清的成都街道，去观活
的史剧。他仿佛意识到了后世健忘症将大行其道，
因此不厌其烦，津津乐道，作为记载成都这座都市
的“实情”的“一般文化史”才因而得以保全。
基于此，本书从李劼人小说中分门别类，节录
出有关成都文明发展的大量文字，如清末的叽咕车(
鸡公车)到抗战时的木炭汽车，足以见出成都交通的
一个侧面。所有这些变迁的实录，后人完全可以视
为一代信史。
在小说之外，李劼人还俨然是一位成都地方史
志的专家。
一九四九年，他写了约十五万字的《说成都》
，分为一、说大城，二、说少城，三、说皇城，四
、说河流，五、说街道沟渠以及名胜古迹，此书稿
现存部分章节，其余大部分在“文革”中已下落不
明。除此之外，他还著有不少有关成都饮食文化和
风物故实的散文、随笔等。
我们将先生这方面的文字汇拢，将《说成都》
的思路加以拓展，形成更细致的门类来说成都。这
项工作受惠于先生，如能得到读者的认可，将是我
们极大的满足。
收入本书的《成都是一个古城》和《旧帐》，
都是一九四九年后没有公开发表过的。特别是后者
，详细记载了成都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形形
色色——
从中可见丧葬习俗，“光是那办丧事的排场，
也就看得出百年前一般小布尔乔亚的生活情形”(李
劼人《旧帐》按语)。从中可见饮食风尚，既有繁复
的满汉全席，特别是成都与扬州在这方面的比较，
又可见质朴的民间小食，如释“稍美”，“即烧卖
，又谓之烧麦”。释“樱桃肉”，“将猪肉切成指
头大之丁块，而加红酱油烧熟，貌似樱桃，故有此
称，绝非以樱桃煨肉也。”可见币制变化、物价升
降、度量改易。可见服饰衣着、饮啄洗沐、举止投
足。可见风物故实，时尚流俗、世道人心——在这
庞杂的“旧帐”中，仅办丧事时一笔“家内祠堂男
女客打牌借帐五千七百四十文”的记载，就可以使
人对今日成都麻将之风的渊源、做派和神韵会心一
笑。
这“真可算是一部社会组织和社会经济的变化
小史了。”(李劼人《旧帐》按语)。它的丰富的内
容，将令各个学科的学者各有所得，各个层面的读
者各有所悦。
李劼人说：“我的用意，是想把这东西当成一
种生料，供献给有心的读者。”(同上)但他的这份
苦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却遭到一种有意无意的漠视。
本书现在重新刊发《旧帐》，既是对先贤的一种告
慰，也是对乡邦文献的一种珍视。
李劼人先生实为老成都的代言人，随着作为他
的观照对象的古典城市命运的终结，他写成都的文
字终将成为一种文化绝唱。推而广之，再也不会产
生像他这样倾其一生为母城歌唱的歌手了。
二千年秋编者于成都少城窄巷子
新版附跋：
《李劼人说成都》初版于2001年3月，当时作一
编后记，中有一处云：“读了一些书，听了一些故
老言，方知崇德里南头骑楼正是当年李劼人先生主
持的乐山嘉乐纸厂成都营业处”。
近年识者多倾向此说有误，嘉乐纸厂成都营业
处当在崇德里三号院，而非此骑楼。揆之以理，劼
人先生当年生意做得“海”（ 读如嗨hāi，川语，
喻似海之大。成都民间至今尚存“生意做得海，天
天去出差”之谣。），其营销公关，招呼应酬，似
非一小而陡之骑楼可容，如是院落，方称得当。
今次本书再版，出版方拟将当初编后记前置作
为代序，眉目更清，故略志数语，以免再误读者。
流光数十载，方晓一谬，能不叹岁月之不居，伤吾
人之不敏乎？
二零一八年九月初，时炎天如蒸，智中识于锦
西抚琴

李劼人、曾智中、尤德彦编的《李劼人说成都》“真可算是一部社会组织和社会经济的变化小史了。”它的丰富的内容，将令各个学科的学者各有所得，各个层面的读者各有所悦。本书从李劼人小说中分门别类，节录出有关成都文明发展的大量文字，如清末的叽咕车（鸡公车）到抗战时的木炭汽车，足以见出成都交通的一个侧面。所有这些变迁的实录，后人完全可以视为一代信史。

他（李劼人）所描写的是我的故乡，且多少又
是我自己所经历过的生活，例如青羊宫看花会，草
堂寺喂鱼，劝业场吃茶，望江楼饮酒，铁路公司听
演说流泪，后院讲堂骂土端公……这些几乎没入了
忘却的深渊里的过去的生活，都由他的一支笔替我
复活了转来。这，必然是有莫大的效果为局外的人
所不能领略的。
——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

成都是中国西南部一个古城。还在三千多年前的部落时代，已有相当高的文化。那时部落号为蚕丛氏，国名叫蜀。蜀就是蚕蛹的古义。以氏族和国度名称来看，可说中国蚕丝的发明便在这地方。
蚕丛氏时代的蜀国幅员相当庞大。川西大平原是它的根据地。但那时川西大平原尚是一片沼泽地带。由灌县漫溢出来的岷江江水，尚无一定过流河床。所以在蚕丛氏以前的部落号为鱼凫氏，它的意义就是说明了那时代的人民还生活在水中。
蚕丛氏后为开明氏。这时的蜀国与秦国有了交通。公元前三一六年，蜀国在秦岭南部开辟通道，可以驰行车马。之后，秦国遂派大兵侵蜀，灭开明氏。那时统率大兵的是秦大夫张仪和司马错。
蜀灭之后，张仪和司马错为了统治和镇压土著人民，便相度地势，在重要地点筑了三座土城，专门用来屯驻军队和官吏。这三座土城，一为邛城，在今邛崃县；一为郫城，在今郫县；一为成都城，在今成都旧城内。据书籍所载，成都城因土质恶劣，筑成了又圮，圮了又筑，直到公元前三一年方才筑成。并因曲折不规矩颇似龟形，故在早又叫龟城。后来不知在何年代又在龟城之西筑了一座较小的城，用来居处平民和商贾，称少城。龟城称为大城。
尚在秦朝时代，蜀国改为蜀郡。曾有一郡守李冰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治水专家。他在四川的功绩人人皆知。治理灌县的都江堰，成都城外的两条河也是他疏治的。于是，四川西部平原的积水才有固定的排泄河床，并成功了沟渠网。成都城外两条河因地形关系都是由西北并流向东南，到今九眼桥地方才合而为一。从这时起，交通更为方便。秦朝时代最为考究的能走四匹马并排拉车的“驰道”，已纵横于川西地方。从而手工业也发达起来了。成都城南便有了两处手工业集中的小土城，一为专门造车的车官城；一为专门用川西特产蚕丝制锦的锦官城。经过若干年这两座城都消灭了，但因制锦为成都特殊的手工业，故成都又称锦官城，简称锦城，并把城外两条河之一称为濯锦江，简称锦江。其余一条呼为流江，又呼沱江。
到西汉武帝时代(公元前一四一年至公元八七年)为了沟通西南少数民族(即今茂县专区、西康、云南、贵州省的大部分)，以成都为重点，遂在公元前一一五年扩大成都大城、少城。经以前少少几道城门开辟为十八门，而使四川许多地方都筑了城，并以成都为模范，造了许多防御工事，如楼橹雉堞之类。
西汉之末，中国大乱。公孙述据蜀称王(公元二四年)。到公元三六年为东汉大将吴汉所灭。这是成都建城后第一次城下之战，也是第一度作为帝王之都。
成都第二次作为帝王之都是在魏、蜀、吴三国鼎立时代。从蜀汉先主刘备于公元二一一年攻入成都算起，到公元二六三年后主刘禅出降于魏国大将钟会之时止，成都作为蜀汉都城四十八年。
直到现在尚确可指为蜀汉遗迹的只有公元二二一年刘备筑坛即皇帝位于五担山之南的那座差不多已将坍平的、由开明时代遗留下来号称五担山的土丘和可能作过蜀汉丞相府第中的一口水井，即今东城锦江街的诸葛井，以及曾经是蜀汉丞相诸葛亮的桑园，并且是刘备的陵墓
所在，即今城南外面的武侯祠和昭陵(一般称为皇坟)。
蜀汉时的成都，仍然是大城少城两座城，仍然是大城住官吏，少城住平民商贾。蜀汉的宫殿也在大城。当时蜀汉全国人口不上二百万，成都是国都，据估计两座城的人口绝不会超过十万。这是张仪筑城之后五百七十年中人口最盛的一个时期。
成都第三次作为帝王之都，是在公元三四年到三四七年，当中国西晋到东晋的时候，也是四川和成都在历史上最为衰败的一段时间。那时正是少数民族散处中国，纷起割据，由陇西侵入到四川来的巴西氐人李氏。侵入原因是由于饥荒，侵入人数不过三万。李氏夺得政权自立为蜀主，当地人民不能相安，四川土著曾经一次举族流亡到湖南湖北等地去的便达四十万家。
因此，川西平原和成都人口在这四十三年当中减少得很厉害。所以在公元三四七年东晋朝大将恒温溯江伐汉时，如入无人之境。并且在灭李氏之后，便因成都人口太少，用不着分住两城，仅保留了一座大城，而将少城拆为平地。这是成都筑城以来第一次大变更。经过二百三十五年的南北朝，虽然变乱频频，但四川却因是边疆地方，尤其是成都偏在西陲，没有遭到许多大兵灾，人口反而渐渐增多了。因此，隋统一中国之后，在公元五八二年，隋文帝杨坚封他第四子杨秀为蜀王兼益州总管。他到成都时，便感到一座城太小。据书籍记载，杨秀遂附着大城的西南，增筑了一道城墙，说是“通广十里”，也称少城。不过与秦汉时少城不同之处在于附着大城而非与大城相犄角。
杨秀所筑少城，也是土城，而所取土就在少城内。取土既多，其地遂天然成为一个大池，名摩诃池，在唐宋时是有名的胜境，不亚于今天北京的三海。元、明时，已渐淤塞。清代二百八十多年中还剩有“水光一曲”。最近四十年来，已无踪影，只是摩诃池的名字还在。成都在唐宋二朝都是中国西南部一个大都会。当时全国最富庶繁荣的，一是扬州，一是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