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1909-1943）是20世纪法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神秘主义思想大师。《重负与神恩》是西蒙娜·薇依的重要著作。
《重负与神恩》不是系统的专门论著，而是薇依的朋友、著名宗教学家梯蓬在薇依去世后从她大量的手稿、言谈记录中整理成书的。这些闪烁着精神之光的篇章渗透着薇依的深邃思考，显示了薇依的伟大心灵和崇高的信仰，是20世纪神秘主义思想史上一部不容忽视的著作。
有人把薇依的《重负与神恩》与帕斯卡尔的《思想录》相提并论，并称薇依为“当代的帕斯卡尔”。这位法国20世纪杰出的宗教思想家，沿循的是帕斯卡尔的神秘主义信仰之路：信仰不是拿来炫耀之物，而是艰难、绝非轻松的重负。

中译本导言
法文版编者序言
重负与神恩
虚空与报答
接受虚空
超脱
填补虚空的想像
弃绝时间
无对象的欲望
我
失去创造
隐没
必然与服从
错觉
崇拜偶像
爱
恶
不幸
暴力
十字架
天秤与杠杆
不可能
矛盾
必然和善之间的距离
偶然
应爱的人不在场
涤罪的无神论
专注和意志
训练
知性与神恩
阅读
盖吉兹指环
宇宙的意义
中保
美
代数
社会字母
猛兽
以色列
社会的和谐
劳动的奥秘

信仰是精神的绝对创造，就是精神本身，就是绝对，
上帝在我们之中创造了信仰。
——拉缪（Iagneau，1851—1894）
有人把薇依的《重负与神恩》与帕斯卡尔的《思想录
》相提并论，并称薇依为“当代的帕斯卡尔”。这位法国
20世纪杰出的宗教思想家，因循的是帕斯卡尔的神秘主义
信仰之路：信仰不是拿来炫耀之物，而是艰难的、绝非轻
松的重负。《重负与神恩》（和《思想录》一样）不是系
统的专门论著，是薇依的朋友、著名宗教学家梯蓬
（C.Thibon，1903—？）在薇依身后从她大量手稿、言谈
纪录中整理成书的。这些闪烁着精神之光的篇章渗透着薇
依的深邃思考，显示了薇依的伟大心灵和崇高的信仰，是
20世纪基督神秘主义思想史上一部不容忽视的著作。
一
薇依（Simone Weil）1909年生于法国巴黎一个文化
教养很高的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我们可将她的思想、著
述经历分为四个阶段：
1926年到1931年，薇依进入巴黎高师从事哲学学习、
研究。这个阶段深深刻印着她在亨利第四中学高师预备班
的老师、著名哲学家阿兰（Alain，1868—1951）的影响
。薇依在1928年进入巴黎高师后，继续为阿兰写一些文章
，比较重要的发表在《自由言论》（Libres propos）。
受阿兰的启迪，薇依对古希腊思想、笛卡儿哲学、康德哲
学等都有深入广泛的研究。薇依早期的一篇名为《美与善
》的文章表现了她一些独特观点：薇依认为善是“为摆脱
物进行的精神运动”，这种摆脱则成为感知美的条件。在
高师学习期间，马克思主义与工团主义对薇依的影响也很
大，她对社会问题、对劳苦工农及受压迫的底层人民的苦
难有着天生的深切感受。
1931年到1934年，薇依先后在外省的几所中学任哲学
教师。她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
她在希特勒上台后发表长篇调查，深人分析德国形势。
1934年，薇依完成题为《关于自由与压迫之原因的思考》
的论文。论文第一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薇依认为
，马克思提出的革命目标是发展生产力，是人类解放自然
而然地实现，而实际上，技术与劳动组织的进步既不能使
生产不断增长，也不能削减人的力量。论文的第二部分分
析了压迫，薇依指出，在反压迫的斗争中，被压迫者的反
抗若没有同时被粉碎，就只能导致压迫集团的更换和压迫
形式的变化。论文的第三、第四部分，致力于对于自由的
条件、对日常生活和劳动中人的思想获得解放的方法的研
究。薇依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是冷静的，也是非常尖锐的
。
1934年到1940年，薇依开始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感受
出发思考她的时代问题：贫困、不平等、弱者所受的屈辱
、专制权力与官僚制度对精神的摧残。为对世上的苦难有
切实的体验，1935年她到阿尔斯通、雷诺等工厂像真正的
工人那样从事重体力劳动。这段经历使薇依体味到自己就
是受苦大众中的一个，而基督教就是受苦人的宗教。正是
出于对卑贱者的爱，薇依趋向基督教。她感到必须超越政
治才能真正得以自救。1937年春，薇依在阿西兹（Assise
）第一次跪在十字架下，感受到了上帝的恩惠。1938年在
索莱斯姆修道院，她听到基督经受尘世的痛苦直至喊出：
“上帝，你为何遗弃我？”从此，宗教在薇依的思想中占
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她意识到宗教的文字不论是做礼拜用
的还是《圣经》中的记载，都是为着认识与表达人世间的
不幸，这也是唯一能称得上美的文字。
……
薇依以基督论为支点，提倡“诸说混合”，极高的文
化修养和丰富的自然、社会科学知识，使她坚持她所理解
的大公信仰的意义。她认为包含真理的思想存在于不同的
宗教经典、文学与科学著作中，真理遵循不同的途径显示
在人们的精神中。比如希腊几何学和诗歌、中国的道教、
埃及的俄赛里斯教、印度佛经等，都融合了天主教所包含
的真理。在印度、希腊、中国，历来就有实践沉思的传统
，与基督教神秘主义者的沉思相似，是超自然的。而柏拉
图与受难的圣约翰之间有一种特别重要的关系。印度的《
奥义书》和受难的圣约翰之间也存在着同样的关系。中国
的道家也很接近于基督教的神秘主义。这些思考从历史与
信仰的神学意义的深层次上启示偏重秘修或灵魂、忽视信
仰真理本质的文化传统，对坚持排除“异端”和狭隘信仰
的倾向也是一种善意的批评。
只有在帕斯卡尔和薇依这样很少的神秘主义者的论著
中，人们才能感受到一种不是通过呼喊与冲动，而是通过
源于自然的、与另一种实在相关的祈祷。应该说，薇依在
这动荡不安的躁动人群中达到了这另一种实在，并且超越
了摧毁人类至高价值的各种虚无主义和唯物主义。马多勒
（J.Madaule）说：“能够改变一种生活的书是很少的。薇
依的书就属于这类。在读了她的书之后，读者很难还保持
读前的状况……”相信任何人——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她
的思想的人——都不会对这本《重负与神恩》无动于衷。
杜小真

信仰不是拿来炫耀之物，而是艰难的、绝非轻松的重负。
在西方神秘主义思想史上，西蒙娜·薇依的思想占有独特的地位，既表达出西方神秘主义的诸种基本共性，亦表达出她自己独具的个性。
《重负与神恩》中这些闪烁着精神之光的篇章渗透着薇依的深邃思考，显示了薇依的伟大心灵和崇高的信仰，是20世纪基督神秘主义思想史上一部不容忽视的著作。

我
在这世上我们一无所有——因为偶然性会使我们失去一切——除了说“我”的权利。应当交给上帝的正是这个，也就是毁灭。除了毁掉“我”，绝没有任何其他允许我们做的自由行为。
祭品：除了“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献出，所谓的祭献品不是别的，只是贴在我的回报上的标签。
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使我们失去说“我”的权力。没有任何东西，除了极度的不幸。没有什么东西比极度的不幸更糟，它从外部毁掉了“我”，因为从此人们便不再可能自己毁掉这个“我”。那些用不幸从外部来毁掉我的人又遇到了什么？对于他们，人们只能想像诸如无神论或唯物主义观念的毁灭。
若是他们失去了“我”，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有私心。相反，当然，这有时会发生，即类似犬类之忠诚产生之时。但在其他时候，正相反，人被还原为赤裸裸的、植物性的自私。一种无“我”的自私。
只要毁掉“我”的过程一开始，便可阻止任何不幸造成伤害。因为“我”不作强烈的反抗就不会被外在压力毁掉。若出自对上帝的爱而拒不作反抗，那么，毁掉“我”就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发生。
赎罪的痛苦。当人处在完美境地时，当得到神恩相助，他在自身中完全毁掉“我”时，若此时，他落入不幸境地——对于他自己，这相应于从外部摧毁“我”的不幸境地，即十字架的“全”之所在。不幸不再能在他身上毁掉“我”，因为“我”在他身上已不复存在，已完全消失，把位置让给了上帝。然而，不幸在完美的方面产生某种等同于从外部毁掉“我”的效果。它制造了上帝的不在场。“上帝呀，你为何抛弃我？”
由极度的不幸在完美的灵魂中产生的上帝的不在场又是什么呢？与这种不幸联结在一起的、被称为赎罪的痛苦的价值是什么？
赎罪的痛苦是这样的：恶通过它在可能接受它的整个范围内确实具有存在的“全”性。
上帝通过赎罪的痛苦存在于极度的恶之中。因为上帝的不在场是相应于恶的神明的在场方式——被感知的不在场。心中没有上帝的人不可能感知上帝的不在场。
这是恶的纯洁、完美、圆满和深渊。而地狱是虚假的深渊。地狱是表面的。地狱是虚无的一部分，虚无奢望并给出存在的幻觉。
单纯从外部摧毁“我”和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灵魂出于爱而参与的外部的摧毁是一种赎罪的痛苦。在出于爱而自愿彻底自我净空的灵魂中，上帝不在场的发生是一种赎罪的痛苦。
在不幸中，生的本能在强行夺走的依恋之物消失后仍存在，并且盲目地紧抓能支撑它的东西，就像植物紧攀着自己的卷须一般。感激（若非那种卑下的形式）和正义在这种状况中是不可设想的。奴役。可是，作为自由主宰的支柱的后备力量已不复存在，借助于这种后备之力，人保持距离。在这种形态下，不幸是丑恶的，就像赤裸的生命始终那么丑恶，就像残肢、就像蠕动的昆虫那么丑恶。无形的生命。幸存便是唯一的依恋。当对幸存的依恋取代所有一切的依恋时，极度的不幸才开始。依恋显现为赤裸的。除自身之外，别无他物。那是地狱。
正是由于这种机制，对于不幸者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活着更为可亲，事实上他们的生命在任何方面并不比死亡更加可取。
在这种情况下，接受死亡就是彻底解脱。
几乎是人间地狱。不幸中的彻底拔根。
人间的非正义一般造成的不是殉难者，而是一些几乎下地狱的人。落人人间地狱中的人就类似遭遇盗匪抢劫和伤害的人。他们失去了品格的外表。
让根继续生存下去的最大的苦难离人间地狱还有无限距离。
当人们为一些被这样拔根的人效力而得到的却是恶言恶语、忘恩负义和背叛时，人们受到的仅仅是他们不幸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人们有义务在有限的程度上冒此风险，如同有义务面对不幸。当这一切发生时，就应该像承受不幸那样承受之，而不把这一切同某些既定的人连在一起，因为这些与既定的人并无关系。在几乎是地狱般的不幸中，如同在完美无缺中一样，有某种不具人格的东西。
在那些“我”已死去的人看来，人们无能为力，绝对地无能为力。然而人们永远不会知道，在某个既定的人身上，“我”完全死了或只是失去了活力。若并没有完全死亡，那么爱可像针刺一样使他重新苏醒，但只能是完全纯洁的爱，无任何恩赐之意，因为一丝一毫的蔑视都会加速走向死亡。
当“我”从外部受到伤害时，他像一头挣扎的野兽首先进行的是最激烈、最苦涩的反抗。但是，一旦“我”半死时，他渴望着完结并任凭自己消亡。倘若爱的触动使他苏醒，那将是一种极度的痛苦，它激起愤怒，有时是针对造成这种痛苦的人的仇恨。由此造成在那些沉沦者身上从表面看来无法解释的针对施恩者的报复行为。
P6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