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韦恩·法里斯，基于税籍与户籍、律令、其他原始资料以及新近获取的日本文献，首次系统而科学地阐释了日本早期人口状况，包括经济发展进程中疾病所起的作用。《日本早期的人口疾病与土地（645-900）》对土地开垦、农业技术以及农村居民区的状况做了全面研究，并在修正后的人口与经济背景下，重新阐释了律令制的职能与性质。
法里斯的文本中附有数幅地图、五处地区的人口金字塔图以及部分税籍与户籍的原图及文字翻译，这些文献资料进一步阐明了日本在七、八、九世纪三百年间的人口与经济状况。

总序
表格
地图
图表
诏书年表
致谢
编辑要目
绪论
公元645年之前的人口与农业
律令制国家的建立
第1章 8世纪初的出生率、死亡率以及平均寿命
东亚史记载过的人口登记
律令下的人口普查
人口数据选例
数据质量评估
数据调整
稳定人口分析法的应用
日本早期的出生率、死亡率以及平均寿命
第2章 人口趋势与传染病
证据性质
疾病暴发与初期破坏
传染病高峰期
官方医疗对策与疾病识别
大瘟疫期间的死亡率
律令时代的其他传染病
第3章 土地开垦
律令下的土地开垦
后续法规
土地开垦的早期实例
早期庄园
平安时代中早期的土地开垦
第4章 土地利用和农业技术
人工灌溉的水稻农业
自然灌溉的水稻农业
旱地
刀耕火种的农业
早期景观
土地利用与土地所有制
第5章 农村居民区
律令下的迁移
官方执行律令的举措
迁移者与迁移动机
农村居民区布局
居民区布局与地方行政机构
结语
附录
注释中的缩略词
参考文献
术语表

西方日本研究丛书
这又会是一个卷帙浩繁的移译工程！而且，从知识生
产的脉络上讲，它也正是上一个浩大工程——“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的姊妹篇，也就是说，它们都集中反映了海外
学府（特别是美国大学）研究东亚某一国别的成果。
然而，虽说两套书“本是同根生”，却又完全可以预
料，若就汉语世界的阅读心理而言，这后一套丛书的内容
，会让读者更感生疏和隔膜。如果对于前者，人们还因为
禀有自家的经验和传统，以及相对雄厚的学术积累，经常
有可能去挑挑刺、较较劲，那么对于后者，恐怕大多数情
况下都会难以置喙。
或许有人要争辩说，这样的阅读经验也没有多少不正
常。毕竟，以往那套中国研究丛书所讲述的，乃是自己耳
濡目染的家常事，缘此大家在开卷的过程中，自会调动原
有的知识储备，去进行挑剔、补正、辩难与对话。而相形
之下，眼下这套日本研究丛书所涉及的，却是一个外在文
明的异样情节，人们对此当然只会浮光掠影和一知半解。
不过，设若考虑到这个文明距离我们如此之近，考虑
到它在当今国际的权重如此之大，考虑到它跟传统中华的
瓜葛如此之深，考虑到它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产生过如此
严重的路径干扰与路径互动，那我们至少应当醒悟到，无
论如何都不该对它如此陌生——尤其不该的是，又仅仅基
于一种基本无知的状态，就对这个邻近的文明抱定了先入
为主的态度。
还是从知识生产的脉络来分析，我们在这方面的盲点
与被动，至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长期政治挂帅的部
颁教育内容所引起的。正如上世纪50年代的外语教学，曾
经一边倒地拥抱“老大哥”一样，自从60年代中苏分裂以
来，它又不假思索地倒向了据说代表着全球化的英语，认
定了这才是“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国际普通话”。由此
，国内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以及从事所有其他非英语国
家研究的学者，就基本上只能来自被称作“小语种”的相
对冷门的专业，从而只属于某些学外语出身的小圈子，其
经费来源不是来自国内政府，就是来自被研究国度的官方
或财团。
正因此才能想象，何以同远在天边的美国相比，我们
反而对一个近在眼前的强邻，了解得如此不成正比。甚至
，就连不少在其他方面很有素养的学者和文化人，一旦谈
起东邻日本来，也往往只在跟从通俗的异国形象——不是
去蔑视小日本，就是在惧怕大日本。而更加荒唐的是，他
们如此不假思索地厌恶日本人，似乎完全无意了解他们的
文化，却又如此无条件地喜欢日本的产品，忽略了这些器
物玩好的产生过程……凡此种种，若就文化教养的原意而
言，都还不能算是完整齐备的教养。
与此同时，又正因此才能想象，如此复杂而微妙的中
日关系，如此需要强大平衡感的困难课题，一旦到了媒体
的专家访谈那里，往往竟如此令人失望，要么一味宣扬一
衣带水，要么一味指斥靖国神社。很少见到这样的专门家
，能够基于自己的专门知识和专业立场，并非先意承旨地
去演绎某些话语，而是去启迪和引导一种正确的阅读。
那么，除了那两种漫画式的前景，更广阔的正态分布
究竟是怎样的？总不至于这两个重要邻邦，除了百年好合
的这一极端，就只有你死我活的另一极端吧？——由此真
让人担心，这种对于外来文明的无知，特别是当它还是极
其重要的近邻时，说不定到了哪一天，就会引发代价惨重
的、原本并非不可避免的灾祸。确实，要是在人们的心理
中，并不存在一个广阔的理解空间，还只像个无知娃娃那
样奉行简单的善恶二元论，那就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
一个极端。
作为一介书生，所能想出的期望有所改善的手段，也
就只有号召进行针对性的阅读了，并且，还必须为此做出
艰苦的努力，预先提供足够的相关读物；此外，鉴于我们
国家的大政方针，终将越来越走向民主化，所以这种阅读
的范围，也就不应仅限于少数精英。正是诸如此类的焦虑
，构成了这套丛书的立项理由——正如在上一套丛书中，
我们曾集中引进了西方自费正清以降的、有关中国研究的
主要学术成果，眼下我们在新的丛书中，也将集中引进西
方自赖肖尔以降的、有关日本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
我们当然并不指望，甫一入手就获得广泛的反响和认
同。回想起来，对于大体上类似的疑问——为什么满足理
解中国的精神冲动，反要借助于西方学界的最新成果？我
们几乎花去了二十年的不倦译介，才较为充分地向公众解
释清楚。因而，我们现在也同样意识到，恐怕还要再费至
少十年的心血，才能让读者不再存疑：为什么加强理解日
本的途径，也要取道大洋彼岸的学术界。不过我却相信，
大家终将从这些作者笔下，再次体会到怎样才算作一个文
化大国——那是在广谱的意义上，喻指学术的精细、博大
与原创，而并非只是照猫画虎地去统计专著和论文数量，
而完全不计较它们的内在质量。
我还相信，由于这套丛书的基本作者队伍，来自我们
二战时期的盟国，所以这些著作对国内读者而言，无形中
还会有一定的免疫力，即使不见得全信其客观公正性，至
少也不会激起或唤醒惯性的反感。此外，由于这些著作的
写作初衷，原是针对西方读者——也即针对日本文化的外
乡人——所以它们一旦被转译成中文，无意中也就有一种
顺带的便利：每当涉及日本特有的细节和掌故时，作者往
往会为了读者的方便，而不厌其烦地做出解释和给出注释
；而相形之下，如果换由日本本土学者来处理，他们就不
大会意识到这些障碍，差不多肯定要一带而过。
不待言，这面来自其他他者的学术镜子，尽管可以帮
助我们清洗视野和拓宽视角，却不能用来覆盖我们自身的
日本经验，不能用来取代我们基于日文材料的第一手研究
——尤其重要的是，不能用来置换中日双边的亲历对话，
以及在此对话中升华出来的独自思考。而最理想的情况应
当是，一旦经由这种阅读而引起了兴趣和建立了通识，大
家就会追根究底地上溯到原初语境去，到那里以更亲切的
经验，来验证、磨勘与增益它们。
无论如何，最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国力的上升和自信
的增强，中华民族终于成长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它在整个
国际格局中所享有的内外条件，使之已经不仅可以向其国
民提供更为多元和广角的图书内容，还更可以向他们提供
足以沉着阅读和平心思考这些图书的语境。而这样一来，
这个曾在激烈生存竞争中为我国造成了极大祸害的强邻，
究竟在其充满曲折与陷阱的发展道路上，经历了哪些契机
与选择、成功与失败、苦痛与狂喜、收益与教训，也已足
以被平心静气地纳入我们自己的知识储备。而借助于这样
的知识，我们当然也就有可能既升入更开阔的历史长时段
，又潜回充满变幻偶因的具体历史关口，去逐渐建立起全
面、平衡、合理与弹性的日本观，从而在今后同样充满类
似机遇的发展道路上，既不惮于提示和防范它曾有的失足
，也不耻于承认和效仿它已有的成功。
我经常这样来发出畅想：一方面，由于西方生活方式
和意识形态的剧烈冲击，也许在当今的世界上，再没有哪
一个区域，能比我们东亚更像个巨大的火药桶了；然而另
一方面，又因为长期同被儒家文化所化育熏陶，在当今的
世界上，你也找不出另一块土地，能如这方热土那样高速
地崛起，就像改变着整个地貌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一样—
—能和中日韩三国比试权重的另一个角落，究竟在地球的
什么地方呢？只怕就连曾经长期引领世界潮流的英法德，
都要让我们一马了！由此可知，我们脚下原是一个极有前
途的人类文化圈，只要圈中的所有灵长类动物，都能有足
够的智慧和雅量，来处理和弥合在后发现代化进程中曾经
难免出现的应力与裂痕。
此外还要提请注意，随着这套丛书的逐步面世，大家
才能更真切地体会到，早先那套连续出版了一百多种，而
且越来越有读者缘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在其知识创
化的原生态中，实则是跟这套“西方日本研究丛书”相伴
而生的。作为同一个区域研究的对象，它们往往享有共通
的框架与范式，也往往相互构成了对话基础和学术背景。
而由此也就不难联想到，尽管西方的区域研究也在面临种
种自身的问题，但它至少会在同一个地区谱系中，或在同
一个参考框架下，把中日当作两个密不可分的文明，来进
行更为宏观的对比研究——这就注定要启发我们：即使只
打算把中国当作研究对象，也必须蔚成一种比对日本来观
察中国的宽广学风，因为确有不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的难
题，只要拿到中日对比的大框架下，就会昭然若揭，迎刃
而解。
最后，由于翻译此套丛书的任务特别艰巨，既要求译
者通晓英文，又要求他们了解日本，也由于现行的学术验
收体制，不太看重哪怕是最严肃的翻译工作，给这类唯此
为大的学术工作平添了障碍，所以，对于所有热心参赞此
项工程的同侪，我既要预先恳请他们随时睁大眼睛，也要
预先向他们表达崇高的敬意；并且——请原谅我斗胆这样
说——也为他们万一有什么“老虎打盹”的地方，预先从
读者那里祈求谅解。当然，这绝不是一个“预先免责”的
声明，好像从此就可以放开手脚去犯任何错误了。可无论
如何，我们想要透过这套书提供的，绝不是又有哪位译者
在哪个细节上犯下了哪类错误的新闻，而是许多译者经由
十分艰苦的还原，总算呈现在图书中的有关日本文明的基
本事实——无论知我罪我，我还是把这句老实话讲出来，
以使大家的目力得以穿透细枝末节，而抵达更加宏大、久
远和深层的问题！
刘东
2009年8月16日于静之湖·沐暄堂

作者威廉·韦恩·法里斯根据税收、户口登记到法律法规和其他原始资料，以及最近的文献，创作了第一个科学分析早期日本人口的系统。这项工作提供了一个关于土地清理、农业技术和农村住区的综合研究。《日本早期的人口疾病与土地（645-900）》运用图表辅助文字，同时借助于历史图片及文献资料，清晰地再现了日本在645-990年间的人口与经济全貌。

这些关于日本古典时代的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阐述
，对西方日本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势必会在关注近
代人口的学者中引发广泛的兴趣。本书能以一种西方
语言将此种史料演绎得如此有力，绝无先例。
——《美国历史评论》
本书内容的时间跨度长达两个半世纪，在此期间
，日本受到中国文明的影响；农民生活由生存模式向
定居耕作方式演变，政权结构的基本形式逐渐形成，
人口急剧增加，日本统治阶层也开始采用中国的人口
普查模式。法里斯将现代人口的统计方法应用于这些
残缺不全但却非常丰富的税籍与户籍资料中，对日本
前工业化社会给出了引人入胜的阐释。
——《生物统计学杂志》

在官方看来，农民的怠惰行为再次成为造成此类问题的罪魁祸首。到743年，立法者怀疑是723年法令中的一项漏洞造成了农民的怠惰行为：农民抛弃了已垦田地，起因是田地的永久所有权得不到保障。针对这个问题，朝廷采取了补救措施——废除723年法令中所设立的土地所有权期限。
735至737年间暴发的天花大瘟疫，成为了朝廷做出土地所有权期限废止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即使在无瘟疫的年代里，一个熬过幼儿期幸存下来的日本人，其平均寿命也仅为40岁左右。假如与欧洲中世纪存在着可比性的话，瘟疫暴发期间的人口平均寿命可能缩短了将近一半。正如723年法令中立法者所做的那样，赐予农民永久性的土地所有权对于青年期死亡者所在家庭而言也无济于事。农民试图寻求更为可靠的保障措施，譬如，其家庭成员有权享有新田的所有权。对于解决因致命天花病毒所造成的人口死亡率高的问题，废除土地所有权的期限是一种自然的反应。
743年的法令并未准许无限制地开垦土地，而是制定了一些新的限制措施。立法者废除了723年法令中设置的土地所有权期限，取而代之的是，依据其社会地位，规定了一个人可垦田的总量。立法者仿效中国的一款法令，规定了每级官位的准垦限额，而且这些限制措施得到了强有力的执行。到了平安时代，严禁无限制开垦土地的法令被废除，那时，垦田面积的限制可能被取消了。
743年法令对个人的可垦田面积做出限制。我们不应该将新的限额与实有田地面积相混淆。当土地未被耕种且当新田的开垦计划超出了实有面积时，官方发现，控制圈地的数量要比控制实垦田的面积容易一些。若想了解743年法令，须得将土地撂荒和土地开垦的状况一并考虑。
新的土地开垦法令，为七刀实实施将荒地改造为稻田的计划提供了保障。所有垦田工程，须在三年的规定限期内完成。若农民拥有某块土地却没有开垦，法律准许他人申请该地的开垦权。之所以规定三年限期，其目的在于阻止朝廷贵族和地方豪族只圈地而不开垦新田的行为，这是711年法令关注的一个问题。
对于将荒地改为良田，三年的期限似乎很宽裕，然而通常来讲，三年期限并不太够用。根据896年太政官颁布的法令，在三年规定期限内，多数人仅能完成规定垦田量的30％，或40％。于是，有人——很可能是贵族——认为垦田农民没有达到743年法令规定的垦田限额，请求朝廷给予他们垦田权。对此，国司和郡司的官吏们无可奈何，只好满足这些申请者的要求。为了弥补这一漏洞，太政官颁布法令规定，在三年期限内，只要其垦田量达到其应垦田量的20％，就足以确保其土地不再分配给别人。
711年、722年、723年以及743年颁布的诸法令都有相同的宗旨——鼓励农民扩大耕地面积。然而，官方敦促农民开垦土地的数量不应该与他们的实际完成量相混淆。实际上，官方需要不断发布公告的做法表明，旨在通过扩大耕地数量来提高粮食产量和增加税收的官方政策失败了。
不同的情况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以达到相同的目的——开垦新田。723年，人口的压力成为官方出台法令的一个动因，这也是唯一的一次。711年，官方出台政策目的不只是为了阻止贵族妨碍农民的垦田行为，同时，通过确保土地开发者对其所圈土地进行了实际垦种，朝廷可以从占地热中获益。722年，为了解决北部边疆的问题，促成了一部新法令的出台。743年，朝廷采取行动以恢复农村地区的稳定，这些地区因735年至737年天花大瘟疫的暴发造成了人口数量的锐减。
官方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保持粮食产量的稳定。为更多的农民提供生存空间的做法，有时却使他们的工作变得更加艰难。然而，长远的问题并不是人口太多、耕地太少，而是可供垦种的田地面积太大，而能偶尔为之的农民数量却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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