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献身国际交往，几十年故事汇集。《双洲记——政党国际交往亲历》通过作者艾平参与中国共产党同非洲和亚洲国家政党交往的亲身经历，展现同外政党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通过一系列生动事例，彰显中国共产党引领拓展新型政党关系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懈努力。

艾平，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国驻埃塞俄比亚特命全权大使。1969年1月在陕西省延川县插队，1973年9月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1977年10月起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历任副处长、处长、非洲局局长、一局局长。1979年9月至1981年6月赴加拿大留学，1995年2月至1996年2月在山东省桓台县挂职锻炼，任县委副书记。

自序
第一部分 上路
第一章 起点
第二章 人行
第三章 留学
第二部分 非洲篇
第四章 群众演员
第五章 知与行
第六章 代表国家
第七章 重返非洲
第三部分 交友周边
第八章 迷人的印度
第九章 中巴情深
第十章 佛国新缘
第十一章 多边渠道
第十二章 下南洋
结束语
致谢

本书《双洲记》是我对亲身经历过的中国共产
党的对外交往的回忆。我自1977年起在中共中央对
外联络部工作至今已逾40年，基本与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努力同步。其间主要负责同
非洲和亚洲两大洲数十个国家的交往，这部分工作
较少为人所知却并非不重要，记述下来奉献给读者
。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发表演讲时，曾
引用过英国作家狄更斯名著《双城记》书中的话。
狄更斯以伦敦、巴黎两座城市为背景写出不朽名著
。本书受其启发，故名《双洲记》。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天翻地覆的时代。1966年，
在原本应该上学读书的年龄，我们赶上了史无前例
的“文化大革命”，有了“老三届”这样一个称呼
。1969年1月，我同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一千三百多名
“北京知青”一道，前往陕西延川插队落户，通过
艰难的生活而非读书理解国情。1973年，我作为这
代人中的幸运儿，被推荐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在
国门洞开的改革开放时代到来之前掌握了英语这一
国际交往的得力工具。1977年，我被分配到中联部
非洲局，自此一直从事党的外事工作。
我在中联部的职业生涯，可谓善始善终。1977
年底，在我人部仅两个多月以后，就发生了一件中
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那
年12月20日，中央批复中联部、外交部关于非洲等
地区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执政党要求与中国共产党建
立关系问题的请示，同意与黑非洲等地区一些国家
执政党建立关系，突破了只同马列主义政党交往的
传统作法。当年，中联部时任非洲局长吴学谦向我
们传达中央这一决定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吴学谦告诉我们，我们党曾长期坚持只同共产
党来往。中苏论战开始之后，又将许多跟着苏共走
的外国共产党视为修正主义党，中断了同它们的来
往。非洲大陆相对落后，本来共产党就很少，而同
我交往较多的南非共产党和留尼汪共产党也中止了
同我党的交往。同时，一些在争取民族独立过程中
就得到我们支持的民族解放运动执政后仍然希望继
续以党的名义同我交往，我方却往往以对方不是共
产党或者马列主义政党为由，拒绝与之交往。最近
，莫桑比克党政第二把手、议长多斯桑托斯希望率
党政代表团来访，我方不同意，坚持要对方去掉那
个“党”字，仅作为政府代表团来访。访问期间，
中方给对方安排了很高的礼遇，请华国锋主席会见
。即使如此，对方仍耿耿于怀，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于是，会见结束后，华国锋将陪同会见的外交部
和中联部的同志留下来，讲了一段话，大意是：他
总称我“同志”，我未搭腔，他肯定有感觉。你们
外交部、中联部认真研究一下，这样做到底好不好
，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是否有利。对于他提出的这
个问题，两部认真研究后起草了请示上呈中央。结
果，不仅是对非洲的政党工作实现突破，实际上中
国共产党整个对外交往都逐渐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
阶段。
2013年12月16日，在我即将离开中联部领导岗
位之前，王家瑞部长带领部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向习
近平总书记汇报了十八大以来的工作。作为总书记
听取中联部工作汇报，在历史上恐怕也为数不多。
在这“始终”之间，就是我的职业生涯。在中
联部期间，我先是从事对非洲的工作。从新人部的
大学生开始，逐渐成为一名称职的口语翻译，具备
了“国际舞台上群众演员”的资格。随后，在实践
中不断丰富、积累关于非洲的知识，努力成为这条
战线上的哨兵和参谋。其间除了两年留学、两年到
中央党校接受培训、一年到基层挂职，一直没有离
开非洲局。直到2000年，通过公开选拔，我成为驻
外使节后备人选。次年，受命担任中国驻埃塞俄比
亚特命全权大使，在这个代表国家的岗位上干了三
年五个月，2004年结束任期返回中联部。从2005年
起，我先是在一局主持工作，后来担任局长，一共
五年时间。当时中联部一局承担着与南亚、东南亚
15个国家的政党联络工作，同时还负责与“亚洲政
党国际会议”有关的多边交往。2010年，我受命担
任中联部副部长，分管本部调研工作以及同撒哈拉
以南非洲和南亚、东南亚国家的交往。总的来看，
我一生当中打交道最多的是非洲和亚洲国家。
通过参与对外交往的实践，我有机会亲身体察
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演进。首先是将党际交往扩
大到共产党和马列主义政党以外，不断拓展联系世
界各国决策集团以及整个世界主流社会的新的渠道
。其次是进一步丰富新形势下党际交往的原则、形
式、内容和特色，使之符合各方的实际需要从而具
有可持续性。再次是在形成党际交往特殊渠道和交
往内容的基础上，更加积极主动自觉地参与国家的
总体外交，特别是配合首脑和政府外交的需要。
实际上，这个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
，通过对外交往实践，不断深化对当今世情的认识
，逐渐走向世界政党舞台中心的过程。在经济全球
化时代，国际政治交往的重要性丝毫没有下降，反
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诚然，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
最主要的推动者和实践者是跨国公司。然而首脑峰
会和各类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支持与协调在很大程度
上规定了全球治理的基本格局。就发展中国家而言
，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乃是最大的政治，理应
成为执政党的首要关切。而对外关系往往成为后发
国家能否实现赶超越来越重要的因素。政治家们通
过政党等渠道的交往，可以就更广泛的问题进行更
少拘束的交流。显而易见，包括政党交往在内的总
体外交是中国外交的特色与优势。中国共产党的对
外交往，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人新时代
总体努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鉴古论今，对于刚刚发生的事情，盖棺论定显
然太早，比较现实的做法是从参与者个人的角度讲
些故事，这也是“记”的本意。
这本书，首先是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从事党的
对外工作的人写的。对老领导，是汇报；对多年的
同事，是分享；对后来者，是期待。这40年，党的
对外交往对象不断扩展，工作成效日益显现，对国
家总体外交和党自身建设的贡献越来越大，经验教
训值得梳理，我在其中的甜酸苦辣应能对后人有所
启迪。
当然，这本书更是为关心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
往乃至整个中国外交的广大读者写的。这40年，中
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应该说开放同改革和综合国
力不断提高密切相关，而中华民族先锋队国际交往
日益丰富在其中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
尽管对外工作既是党的事业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总
体外交发挥了积极作用，其具体情况却往往并不为
人所熟知。党的对外工作要得到各方越来越多的支
持，也需要更广泛地为人所知晓和理解。
我在这里除了尽可能掀开神秘面纱讲些故事，
也希望初步梳理总结一些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走
出相对封闭的状态，国际交往日益广泛，并不是一
帆风顺的过程。尽管我本人从事的主要是同友好国
家的交往，其中也还是需要克服困难，开拓创新。
要积累知识，开阔眼界，知行合一，找到各方利益
的汇合点和实现方式。当前，我们正前所未有地接
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所未有地接
近世界舞台的中心。越来越多的人将会走出国门，
开展国际交往与合作，不断加深对世情的认识将会
像改革开放初期深刻认识国情那样重要。希望我的
经验教训能够发挥些许积极作用。
全书分为三部分、十二章。第一部分“上路”
，主要讲述为从事党的对外工作所做的准备，包括
从童年到出国留学的经历。第一章：“起点”，内
容包括清华园里的童年、“文革”风起、知青岁月
、参加工作。说明以插队落户形式获得的对国情的
初步认识，成为毕生同外国人打交道、研究外国问
题的基础。第二章：“人行”，讲述作为“工农兵
学员”学习英语的曲折经历和进入中联部后在老同
志指导下提高翻译水平的经过。第三章：“留学”
，叙述加拿大留学经历。我很同意有些人把留学称
为“洋插队”的说法，它使我的眼界扩展到西方发
达国家。第二部分“非洲篇”，介绍参与中国共产
党对非交往与合作的全过程。第四章：“群众演员
”，描述作为口语翻译等初、中级官员直接参与中
非政党交往的所见所闻。第五章：“知与行”，介
绍通过调查研究、学术交流、国际合作、特别是实
地考察和直接交往等各种渠道、方式逐渐深化对非
洲认识的过程。第六章：“代表国家”，讲述担任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的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参
与对非交往的探索和成效。第七章：“重返非洲”
，主要讲述多年后以中联部副部长和中国国际交流
协会副会长身份再访非洲，享受丰收的喜悦，梳理
经验教训。第三部分“近邻篇”，记述从事对南亚
、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工作中的故事。第八章：“迷
人的印度”，介绍同这个与中国有同样悠久、灿烂
的古代文明，面临相似艰巨、历史性的现代化课题
国家的各类政党交往的经历。第九章：“中巴情深
”，讲述在巴基斯坦政局动荡、政权更迭的复杂条
件下，努力使党的交往同中巴传统友谊相适应的艰
辛过程。第十章：佛国新缘，描述与尼泊尔这个刚
刚经历了武装斗争、正在废除王室、走向共和进程
中的国家不同政党交往的故事。第十一章：多边渠
道，叙述中国共产党参与“亚洲政党国际会议”这
一多边组织活动的具体内容。第十二章：“下南洋
”，讲述同东南亚国家政党交往的情况。最后是结
束语与致谢。
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是党的工作的一条重要
战线，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毕生从事
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给我带来丰富的人生经历，
让我充满自豪感和成就感。党和人民培养了我，我
也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党的对外工作中。
下面，就让我来讲述其中的故事。

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是党的工作的一条重要战线，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艾平著的《双洲记——政党国际交往亲历》分为三部分、十二章。第一部分“上路”，主要讲述为从事党的对外工作所做的准备，包括从童年到出国留学的经历。第二部分“非洲篇”，介绍参与中国共产党对非交往与合作的全过程。第三部分“近邻篇”，记述从事对南亚、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工作中的故事。

特殊时期的球学经历
“工农兵学员”经历中最突出的特色是“开门办学”。前面已经提到“学军”的经历，后来我们又去了北京纸箱厂、首都机场、东海舰队外训大队和辽阳化工基地。
在纸箱厂“学工”时，我们的英语水平还不足以发挥任何作用，因此基本上是参加体力劳动，同时了解一些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运作的情况。等到1976年春去首都机场“实习”时，我们已经可以用所学知识给边防检查站的警官办班提高英语了。同年7月，我们又到上海郊区吴淞口海军东海舰队外训大队“开门办学”，也有一些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意味。当时，中国向巴基斯坦海军出售了若干艘037型巡逻艇，我们的任务就是翻译相关手册，同时在中方人员训练巴方接船人员时担任翻译。其实，巴方人员很多都是留洋的博士，回想起来，给他们上课做翻译多少有些荒唐。
“开门办学”不仅能够了解各行各业，更是“行万里路”的好机会。在上海时，我们利用周末去逛南京路、游览豫园，还去了金山石化基地。等到这次实习结束时，我和肖援朝、陈知涯一起搭乘上海小三线企业的班车前往几百公里以外的黄山。那时的黄山几乎见不到一个人，只有设在山顶的气象站。下山后，我们乘长途汽车去杭州。“文革”期间清华武斗时，我曾在杭州的姥爷家住了两个多月时间。那时，我躲开清华园里呼啸的枪弹和高音喇叭中刺耳播报着的大批判文章，每天陪着他老人家绕西湖走一圈，听他讲各种故事，使我对这人间天堂留下了美好的印象。1976年的杭州还能让我们感到欣喜吗？西湖没有使我们失望，然而就在湖畔的保俶山上，扩音器中忽然传来阵阵哀乐：毛主席逝世了！迄今为止，1976年灾难频发，国内政治氛围也越来越紧张。年初，敬爱的周总理逝世，我们同许多同学、市民一道，自发到天安门广场去表达哀悼之情。清明期间，再次出现哀悼周总理的高潮，并明显表现出对“四人帮”的愤恨，结果招致镇压与迫害。年中，朱德委员长逝世。我们在上海期间，唐山发生强烈地震。现在毛主席又逝世了。我们这代人可谓命运多舛。陈知涯低声告诉我们，江青似乎同他家有仇，主席在时她还有所顾忌，现在不知会发生什么。虽然毛主席逝世后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但我们还是决定按原计划从杭州乘船经大运河去苏州：饱览祖国山河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娱乐，只要公园开门我们还是要到苏州、无锡看一看。
回到北京，我们原来的集体已不复存在。我入学时是在7班，一年后原来的6班被拆掉，我们便成了6班。后来，不断有同学提前离校，参加工作、选送国外进修或改学小语种。到1976年秋天，我们6班和另外一个班也被拆掉，我被分到3班。这时3班正在东北辽阳石化基地“开门办学”，我听说后马上要求去那里加入新集体，内心其实是不愿意失去这次旅行的机会。我买了火车和轮船的联运票，自己从北京到天津新港乘船去大连，再乘火车去辽阳。我的这番苦心没有白费：实习结束时安排了参观鞍钢、抚顺露天煤矿和沈阳。正是在辽阳期间，我们听到了传达粉碎“四人帮”的中央文件。
转折
这次我真是彻底时来运转了。退回陕北的可能已不复存在，曾经高悬在师生头上的“白专道路”等威胁也几近消失。现在该好好读书了。
其实，我入学不久就得出结论，是否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将对我的一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对我来说，如果没有机会上大学，那么我所接受的学校教育就几乎只有小学那些。此外，相对其他学科的“工农兵学员”，学英语专业的更为走运。因为其他知识，或迟或早总会过时，而掌握一门外语，即取得一项获取新知识的重要能力，其价值只会不断上升。
尽管当时政治环境相当困难，但我们还是有幸得到一支最强师资队伍的教诲。许多全国著名的教授，如许国璋、张道真、王佐良、钟述孔先生等，他们虽然在“文革”中被诬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实际上仍享有盛誉。还有一些受到中国革命强烈吸引定居中国的外国专家，这在当时也是极为难得的。有些老师，如程镇球和王佐良，曾参与过《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而钟述孔则来自外交部翻译室，他们不仅有深厚的学识，更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我在外院收获最大的显然是最后一年。这不仅是因为“四人帮”已被打倒，政治干扰不复存在，老师们可以全力以赴从事教学工作，而且是因为口译培训无疑是外院多年形成的优势领域。这门课在教学中，每个单元用一个领域的参观介绍作底本，练习口译，并从中体悟两种语言的差异和口语翻译的规律。这种从实际出发的训练方法，既能适应学员起点低、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又能满足主要用人单位的当务之急。毕业后，我在接待外宾参观访问过程中，一听到主人介绍的内容都是我们在学校练习过的，就不再紧张。当然，这是后话了。
当时的教学自然少不了受那个时代的影响。师生都熟知马克思的语录：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显然，这种斗争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支援世界革命。记得当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公开发表时，我们曾在课堂上举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