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应富著的《黔边行--那些人那些事》是八九十年代黔边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生活和思想观念变化的真情实景记录。
从苗家出门做生意要请人看日子、看灯花、圆梦，到破除清规戒律闯广州；从羞于经商，把柴、蛋放在场坝边的路上，人离得远远的，买主只要按市价把钱放下，就可以把柴、蛋拿走，到与柳州厂家签订购销合同；从变自食芭蕉为商品芭蕉，到靠三寸芭蕉叩开致富门；从上坡头顶天，下坡到河边的边远村寨，到山里出了一批生意人；从走出封闭的乡村，到漂洋过海去美国进行腊染技艺表演的苗岭金凤凰；从昔日不嫁外族人，到今朝瑶妹走四方；从病死不离床，饿死不离乡，到三干苗胞出山，招财进宝百万……黔边人民屹立潮头，敢冲敢闯的精神跃然纸上，风俗民情、山光水色尽在其中。

蒙应富，男，苗族，1943年1月生，贵州省凯里市人，中共党员。1967年7月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1978年3月调入贵州日报社。曾任贵州日报社编委、机关党委书记、巡视员、高级记者。1986年被评为贵州省优秀党员，1995年被评为贵州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受省委、省政府表彰。从事新闻工作多年，坚持深入少数民族边远地区采访，采写了大量新闻稿件，先后在全省、全国获奖多次。其中((黔边行》专栏获贵州省好新闻特等奖；通讯《(飞吧．苗岭的金凤凰)》获贵州省好新闻一等奖，入选贵州《老年大学语文》教材，入编《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通讯卷)》；消息《三千苗胞出山招财进宝百万》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入选武汉大学《新闻评析原理与实务》教材，入编《中国高级记者成名作透视(消息卷)》；所写的经验体会文章((难忘的黔边行》入选《世界学术文库》(华人卷)第一集；论文《新闻报道的民族特色》入选《世界学术文库》(当代文化卷)第一集。

自序
难忘的黔边行——写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
黔东南的东大门——羊坪
农民侯老毛进镇定居
——发生在羊坪镇的一则新闻
竹坪竹何在？名实不相符
两宝如开发，可富甲一方
——“一脚踏数县”的竹坪乡亟待开发
“百仗坡”上说古道今
——湘黔交界处“古战场”的升平景象
乡场虽小作用大财源滚滚进农家
——从雪洞场看场镇和商品生产的关系
坪地地不平山大无柴贫如洗
坪地正脱贫退耕还林高潮起
“盐巴场”带来买卖方便
——但商品不足政策不活信息不灵问题有待解决
“面向湖南冲进长江
——“黔东第一关”瓮洞镇利用清水江大兴舟楫之利
借得湘边一泓水养得万千鱼儿肥
——天柱侗族农民姚祖铭到湖南承包水库养鱼
边界好中学职业班受到欢迎
校园多危房杨校长力不从心
湘黔边界山重山有山皆宝
苗村侗寨心连心 同心致富
——平金村苗侗两族农民联办茯苓加工厂促进了商品生产
烈士故乡厂商多
——访“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龙大道的故乡茅坪镇
以机代手巧编富裕路
——湘黔交界线上的云亮山村竹编家庭工业大发展
莫道天涯无芳草水口处处菊花俏
修了断头路富了山里人
——黎平修通与湖南连接的断头路，其经济效益以百万计
从江人才外流严重
亘古稀奇事龙额开新场
加鸠民族学校的喜与愁
路，毁林路？黄金路
——从江县城丙妹至加鸠公路考察纪事
山里人有了强烈时间观念
茂兰山区的上海人
——记荔波县立化乡中心小学校长李永华
工农结合靠煤致富
——茂兰面朝广西，向两广要钱大有成效
瑶山春色
牛角上长出了“摇钱树
——泗亭乡养牛业见闻
玉屏镇在引进中起步
——荔波县城纪事
单一抓粮食——“金西凉”变“穷西凉
农林果齐上——“穷西凉”变“富西凉
——黔桂交界处西凉布依族人民生产生活的变化
地不能尽其利物不能尽其用
断头公路是一大憾
——平塘县兴建扩建黔桂连接公路遇到左右为难问题
水，水，水
——鼠场“滴水贵如油”，群众切盼泉水叮咚
山区牲畜疾病多切盼医药进山来
——罗甸县八茂区牲畜死亡严重，干部群众“谈虎色变
布依文字发春华
“资源一技术一市场”观念的碰壁
——罗悃区一贯畅销的冰片，由于市场变化而滞销
一条信息=四十万元
——在与广西搭界的罗甸县凤亭乡所闻
退耕还林好门道穷队喜摘贫困帽
——与广西接壤的班仁发了油桐财
令人烦恼的“电话旅行
——黔边某些县的一个突出问题
册亨县病虫害严重各族农民忧心如焚
——巧马区供销社以农药的“驮马费无从支付”为由
听任山区群众望眼欲穿
布依山区的“憨大哥
——记扎根布依山区34年的共产党员、汉族干部王华堂
望谟县水土流失严重
望谟县城印象记
服务与致富的结合部
——访与天生桥电站共荣的德卧镇
甜城新事
变自食芭蕉为商品芭蕉
布依农民覃仕坤的门道
育苗种树提供信息 跻身山区首富人家
人均增千信心十足预谋转产又开财径
“马背上的天地宽着哪
——在册亨县巧马营地访马帮
边界干部的心里话
册亨医疗工作一瞥
巧马区医院入夜漆黑一团，病人吃霉药
各乡卫生所 大多名存实亡，患者在家挨
山里出了一批生意人
边界古城——安龙
码头带来的繁荣
——连接黔桂的巴结乡赶场人数过万，一场成交
额可达2万元
多种经营潜力大加工富了边寨人
——在兴义县与云南接壤的薅子冲所见
黔滇界上好个“扶贫厂
——退伍战士马伯军办煤厂致富，为建设山乡大办好事
千里煤海万家焦场
——在盘县特区访问靠乌金起飞的亦资孔乡
高原牧歌
草海的“绿
飞吧，苗岭的金凤凰
——访苗族蜡染艺术家王阿勇
三千苗胞出山 招财进宝百万
——凯棠乡民族工艺品远销许多城市
昔日不嫁外族人今朝瑶妹走四方
占里村的故事
刘正高闯广州
后记

难忘的黔边行——写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
贵州，像一颗绿宝石，镶嵌在祖国的大西南。它是那
样神奇、那样令人神往。贵州与湖南、四川、广西、云南
交界的地区偏僻落后，过去很少报道。1985年在中共贵州
省委和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贵州省记协的关心支持下，
贵州日报社决定派记者前往采访。省公安厅为了记者的安
全，开出边界采访证明；省邮电局给黔边各个支局下发文
件，要求稿件随到随发、统一记账、不付现金，给记者以
极大的方便。2月26日，当千家万户还沉浸在新春佳节的欢
乐气氛中，我和刘庆鹰同志就告别亲人，踏上黔边的征途
。刘庆鹰同志从铜仁、遵义、毕节到六盘水，我从黔东南
、黔南、黔西南到六盘水，两人在六盘水汇合。在茫茫的
边界上，我们挤班车、搭马车、步行走路，行程7500多公
里。历尽艰险，度过了180多个日日夜夜，遍访30多个县、
近百个乡、数以千计的黔边干部群众，发回一篇篇令人耳
目一新的边界报道。《贵州日报》在一版开辟《黔边行》
专栏，刊登我们采写的稿件100篇，历时近一年。这些稿件
热情地歌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边界上的新人新事新
风貌，反映了人民的呼声和要求，受到省委领导和广大读
者的普遍关注，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北京的《新
闻战线》、上海的《新闻记者》，分别对专栏进行了介绍
。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同志来贵州省视察工作，
省委书记朱厚泽同志特地把《黔边行》剪报资料送给胡启
立同志参阅。胡锦涛同志到贵州省担任省委书记，胡启立
同志即把朱厚泽送给他的剪报资料转交给胡锦涛同志，说
这套剪报资料不错，可以帮助了解贵州的情况。回想起这
段苦中有乐的采访生活，实在叫人感慨万千。
被誉为“公园省”的贵州，风景虽好，行路却难。这
里山高坡陡、险象环生。常常是“两山夹峙一线天”，“
说话听得见，走路得半天”。位于黔桂边界月亮山中的从
江县加鸠区．是20世纪60年代广为宣传的“苗族人民的好
儿子——吴兴春”生活战斗过的地方，那里低头是山，抬
头是山。我随从江县委宣传部的同志一道驱车前往。只见
车外尽是悬岩峭壁，峡谷深不见底。驾驶员稍有不慎，就
会车毁人亡。途中，我们来到一个险要处，发现公路塌方
，大车无法通过。我们只好跳下车来，打点行装，准备赶
路。碰巧开来一辆小车，经过交涉，司机答应我们搭车去
加鸠，于是我们跳上车去。修路民工把两根小圆木并拢，
用几颗蚂蟥钉钉一下，放在悬空的地段上。小车便开动马
达，慢慢地驶上刚刚搭起的简易桥梁。这时塌方处的石头
窸窸窣窣往下掉，木桥被压得“吱吱”地叫。车上的人都
屏住呼吸，心全都收紧了。说是不怕，那是“过坟头吹口
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小车好不容易驶离险区，
我们紧张的心情才慢慢地平静下来。这次冒险采访，使我
弄清了交通运输在边远山区的地位和作用，澄清了人们关
于“毁林路”的糊涂认识，肯定了通往山区的路，是黄金
路、幸福路！让人们明白“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当
《路，毁林路？黄金路！》的专栏文章在本报一版头条位
置刊登出来的时候，我心中感到无限的快慰。
在边界上采访，多变的气候也往往给我们带来困难。
那里的天气就像三岁小孩的脸，说哭就哭，说笑就笑。我
们在去黎平龙额的路上，早晨还是天高云淡，晴空万里。
到了下午，却风云突变，阴霾满天。顷刻间大雨如注，冰
雹来临。因为雨大、风急，视线不好，我们只好把车停下
。十多分钟后，一种奇怪的呼啸声铺天盖地而来。司机说
声“不好！”立即启动马达，箭一样地向安全地段驶去。
我回头一看，山洪像条不驯的长龙，咆哮着，卷起滚滚浊
浪，向下游冲去。目睹此情此景，大家都佩服司机丰富的
行车经验。晚上，我们摸黑驶进龙额。龙额，这是名副其
实的南部侗族地区了。飞檐翘角的鼓楼、跨江越河的风雨
桥，都说明了这块土地的古老程度。这里过去很少商品交
换，家里实在没盐吃了，才从鸡笼里摸几只鸡蛋或砍担柴
火上广西富禄去换盐吃。“换”的方式也很特别。他们把
柴和蛋放在场坝的路边，人离得远远的，买方只要按市价
把钱放在地止，就可以把柴、蛋拿走。等人走远了，他们
才过来拿钱。这种交换方式，不知延续了多少年、多少代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里开了新场，情况才有所改变。
当我把这些情况如实反映给党报，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些
被遗忘的角落的时候，深切感到：边界采访纵然千辛万苦
，但虽苦犹甜，心里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
一个人在边界上采访，有时也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
事。我行至荔波后，想上瑶山去看看。那里曾是胡耀邦总
书记批示要贵州派大员去帮助瑶族人民解决困难的地方。
谁知在去瑶山的路上把脚扭伤了。那时我年轻气盛，根本
没把脚伤放在心上。到了独山麻尾后，脚一跛一跛的，连
走路都有些困难了，只好赶紧吃药、敷药。可是心越急，
病好得越慢。正在这时，我接到编辑部发生“稿荒”的通
知，要我尽快发稿回去。中途易人已经来不及了，我只好
拖着一只病脚，来到平塘县鼠场乡。那里人畜饮水困难，
滴水贵如油。乡场上一碗水卖3分钱，一盆水卖5角钱，而
且还是泥塘水。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指着从缸里舀出的
一瓢水对我说：我们从江西老家迁来，喝这样的水已经八
代人了。看着愁容满面的老人，望着水瓢里畅游的孑孓，
我的心被深深地触动了。于是我发出了“水，水，水”的
呼唤。当专栏文章以此为题见报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
响，推动了那里的人畜饮水问题尽快解决。这对于我也是
一种慰藉。我抚摸着伤痛未愈的左脚，会心地笑了。
数千公里边界，我们凭着顽强的毅力和责任感，终于
走完全程，胜利地归来了。现在只要翻开剪报册，看到专
栏上那些凝聚着自己心血，用脚跑出来的新闻报道，边界
上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就会涌进我的脑海，他们是那样的亲
切，那样的熟悉，那样的耐人寻味！大概这就是黔边行镌
刻在我心中永恒的纪念吧。

贵州，像一颗绿宝石，镶嵌在祖国的大西南。贵州地貌属于中国西部高原山地，境内地势西高东低，自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倾斜，地貌高原山地居多，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黔边行--那些人那些事》是作者蒙应富20世纪80年代深入贵州边区采访报道的新闻稿件，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我省边远山区人民的生活和思想变化，从另一侧面也让读者了解了贵州省情和改革开放后贵州的变化。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黔边行——那些人
，那些事》是黔边各族人民改革开放中的真实记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黔边人民在生活和思想观念上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都昭示了黔边各族人民坚定
不移改革开放的决心，毅然决然与传统观念决裂，敢冲敢
闯的大无畏精神。
铿锵的步伐，高亢的旋律，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我
们仍需要弘扬这种敢冲敢闯的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真
抓实干，后发赶超，才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同步奔小康。这
就是出版本书的初衷。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许多同志的关心、支持和帮
助。其中，杨七洲、杨文斌、谭继尧、杨玉平、王钦平、
傅玉良、夏正国等同志为本书提供了相关照片，在此一并
感谢。

黔东南的东大门
——羊坪
羊坪，是我黔边行的第一站。
改革开放，春风化雨。地处两省、三专州、四县交界处的镇远县羊坪镇，挟天时、地利、人和，起用“土财神”，培养“小财神”，请来“大财神”，小城镇建设搞得红红火火。……如今已近30年，羊坪怎样了？黔边怎样了？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我真想再来一次黔边行。
从黔东南州州府凯里向东北方向行200多公里，就到了黔东南的东大门——羊坪镇。羊坪，是黔东南的门户，也是我黔边行的第一站。
2月27日下午，记者来到羊坪。这里地处两省、三专州、四县交界处，境内的木材、农副土特产由这里运往全国各地。□阳河水，缓缓而流。横跨江面的公路大桥，把岑巩、镇远两县紧密连接起来。这里是有名的万人集市。每逢场期，羊坪长达两华里的街道成了人们的交易场所。据工商部门统计，仅出售工业品的摊位就达600多个。猪肉、土烟、土纸等农副土特产品，从街头摆到街尾。去年仅农副产品交易额就达69万多元。
三中全会后，挟天时、地利、人和的羊坪镇，经济有了新的发展。镇政府明确提出了“靠农业保家、靠副业起家、靠工业发家”的指导思想，大办乡镇企业。创办了修理、粮油加工、饮食、服务、饭店、旅馆、商业、运输等12个生产项目。各个村、专业户、重点户兴办的企业更是有如雨后春笋，项目多达数十个。使去年全镇的乡镇企业产值猛增到456000元，占全镇总产值的24．7％。小镇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日益繁荣的景象，吸引着省内外的农民、个体商户到这里参加集镇建设。湖南芷江的农民谭诧亮兄弟到镇上兴办斗笠厂、豆腐厂、粉馆、饭店。两岔、太平、张家冲的17户农民离土不离乡，到镇上从事商业、服务业。现在全镇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体户已有143户，去年完成税收23万多元，达到历史最高纪录。镇长吴光亮同志说：“我们的工作方针，就是要起用‘土财神’(本地能人)，培养‘小财神’(回乡知青)，请来‘大财神’(外地技术管理人才)，利用羊坪便利的交通条件，开发地上地下资源，让羊坪走向更加繁荣。”
农民侯老毛进镇定居
——发生在羊坪镇的一则新闻
英国工业化之初，大搞“圈地运动”，迫使农民破产，大批拥入城市，哭哭啼啼，哀鸿一片。如今中国农民侯老毛高高兴兴进镇定居，无上光荣之至。这就是奇迹，这就是中国特色！
难怪责任编辑陈沐同志看到记者发来的专电，击节叫好：“这条新闻振奋人心，让人仿佛听到了改革开放中我国八亿农民前进的脚步声！”
在羊坪镇逗留两天，听到的新闻不少，侯老毛等七户农民进镇定居便是其中的一则。
3月1日，记者访问了侯老毛的家。侯老毛叫侯树洪，今年61岁。他十多岁随父经商，是个“生意人”。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安排他到太平村务农。从此，他便与商业无缘了。多年来，他身在曹营心在汉，总是想着他那本“生意经”。只可惜那时他是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经商没门。三中全会后，他心里踏实了，决心再次进入流通领域的神圣殿堂。1980年，他到镇里置备了房子，1983年又办了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把一家三代从太平村搬进镇里，开起侯记土杂门市，经营锅、碗、土纸、铁钉等商品。一爿小店，一年居然也有1000多元的收入。他的老伴谦逊地说：“我们是小本经营人家，做不了大生意，不过只要政策好，我们会一天天富起来。”说完，脸上荡起了深深的笑意。老人笑得那样开心，那样舒坦，仿佛年轻了许多。
过去，都市工业都是剥削农村的。新闻界老前辈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曾经分析了这种情况。他说：“第一，都市工业破坏了农村手工业，使农民减少副业收入。第二，工业以低价收买原料和粮食，而以较高的价格出卖工业品，这是农村与都市剪刀形的发展。”农民破产后，大批人口盲目流人城市，寻找生计。而今，已非昔日可比。他们富裕了，高高兴兴地进城，光彩荣耀至极。侯老毛等七户农民定居城镇，只是现实生活的一个缩影，但就其意义而言，是不能低估的。纵观各工业发达国家的历史，有哪个国家曾有过如此生动感人的奇迹？如果要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这大概也算一大特色吧。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