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忆邓小平》作者于光远以洗练隽永的文笔，回顾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和作者本人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的一段经历，记录了邓小平复出后在思想上拨乱反正、在经济上推行改革开放的这段历史，揭示了一些重大决定和重要文件的出台背景，再现了邓小平在历史重要关头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的政治智慧和非凡气魄。

于光远（1915—）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首批博士生导师．1936年在延安开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1956年创办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组，1977年领衔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北京）自然辩证法教研室，曾任《自然辩证法通讯》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主编、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第二届理事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写在前面
组建政研室的提议
建室
第一次见面
分工
“读文件
收集和转送材料
人员和机构
代管学部和筹办《思想战线》
长远规划会和《工业二十条》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论总纲》
转刘冰等人的信和“批邓
揭批“四人帮
政研室存废问题
转机
第二次复出与政研室命运
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抓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件事
更名
支持于光远等人从理论上揭批“四人帮
关心和指导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东北讲话
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跋

写在前面
这是一本回忆录，回顾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和我
本人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的一段经历。
说起我同邓小平的接触，“文化大革命”前很
少。现在记得起来的，只有这么几件事。
一件是一九五六年九月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
大会，邓小平是大会秘书长。大会发言由他主持安
排，发言稿一般都经过他审定。这次大会有口头发
言和书面发言，会前准备的发言稿很多，有一百八
十多篇。会上有六十八人作了口头发言，四十五人
作了书面发言。我也准备了发言稿，主要谈党对科
学工作的领导问题，被他安排在大会发言。
一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展开意识形
态大论战，从一九六三年九月至一九六四年七月，
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
名义，连续写了九篇评论文章，就是著名的“九评
”。这件事是由邓小平领导的，我也参加了其中一
篇的写作工作。
还有一件是一九六三年底，我和韩光、范长江
等随聂荣臻去中南海颐年堂，向毛泽东汇报第二个
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那天的汇报，刘少奇、邓
小平也在场。记得那天正逢罗荣桓元帅病逝，一开
始，毛泽东提议大家肃立，为罗荣桓默哀。汇报中
，毛泽东提到社会科学也要有一个十年规 划，社会
科学也要投一点资。邓小平也对此讲了意见，我在
邓小平讲话时，还插说了一句为社会科学工作争取
更多经费的话。
同他有比较多的直接接触，是“文化大革命”
后期以后。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
，组建了一个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已经多年“靠边
站”的我，调到这个机构，一直工作到一九七九年
这个机构被合并到中央办公厅为止。这五年，除了
“批邓”的一年多时间外，政治研究室一直是在邓
小平直接领导下的“秀才班子”。一九七七年，邓
小平第二次复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人也有
了改变，只有胡乔木、我和邓力群三人。在这个时
期，又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可记，尤其是我以国务院
政治研究室代表的身份参加一九七八年中央工作会
议，并且列席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今年是邓小平一百岁华诞。*为了纪念他为我国
改革开放和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我就亲身的经历
，把自己所见所闻写成这样一本书。我作了一番仔
细的回忆，又利用了自己保存的资料，努力做到没
有重要的遗漏。在书中，我还把一些照片插在有关
的章节里。我想这样做，可以给读者一种更加亲切
的印象。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领导者，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我忆邓小平》作者于光远作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人，作为邓小平身边的参谋，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汇聚成这本回忆录，时间跨度从组建政研室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披露邓小平两度复出、拨乱反正中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作者利用自己保存的一手资料，再穿插一些珍贵的照片，真实地再现这段历史。本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为中国改革开放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资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社会发生了一
个深刻的巨大转折，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三中全会结束以后第三天，即一九七八年十二
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任命
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原
来担任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被免去，但他兼任的
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职务，政治局的决定中没有谈到
。在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的同时，还任命了胡
乔木和姚依林为中央副秘书长。胡乔木兼任毛泽东
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姚依林兼任中央办公
厅主任，宋任穷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冯文彬任中央
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中央政治局决定免去汪东兴的
各项兼职——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
党委书记，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毛著编
委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专任党中央副主席和
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政研室在三中全会以后不久，也有了变
化。我当时已经把主要精力放在社会科学院的工作
上面，政研室的事情基本没有再管。一九七九年下
半年，这个机构被合并到中央办公厅。一九八。年
四月，在原来这个机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书记
处研究室。
政研室被合并到了中央办公厅，作为一个单独
的机构不复存在，我关于邓小平与这个机构的回忆
也就应该到此为止了。不过，就我来说，有两件关
于邓小平的事情还需要再讲一讲。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邓小平会见美国
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吉布尼和加拿大麦
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他在谈话中说
：“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
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
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
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
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说：“市场经济，在封建
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
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
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
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
义。”
邓小平这番话当时有没有传出来，我并不知道
。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
的决定》以后，我看到党中央经过一番不同意见的
讨论，终于在文件中接受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
品经济”的提法。一九八六年，我访问联邦德国、
瑞士，由于世界』二并不存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的概念，只知道市场经济，我也认为我们文件上
说的商品经济，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因此，从一
九八六年六月四日开始到七月三日，我在德国和瑞
士七所大学的演说中，按照这个观点解释中国经济
改革的最重要的思想。特别是第六次在瑞士圣加仑
大学的演说中，特别提出并且详细解释了“有计划
的市场经济”能否成立的问题。这里请允许我把这
一段演说比较详细地介绍给读者：
西方经济学著作中没有使用“商品经济”这个
名词。有人查找了一下，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没
有使用这个名词，直到斯大林用的也是“商品生产
”、“商品交换”。我的意见是商品生产、商品交
换的经济也就是商品经济。这个道理很简单，其中
没有多大学问。因为商品经济这个名词在国外用得
很少，因此外国学者也很少来讨论“社会主义的”
、“有计划的”字样安在“商品经济”的头上是否
成立的问题。在外国常用的名词是市场经济。我认
为“商品经济”同“市场经济”两个词在理论上说
不出什么区别。商品就是要为市场生产、拿到市场
去交换的产品，因此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不
过当我们说“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说“有计划
的商品经济”时，如果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
一个东西的话，我们就要说“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这样的话。
这么一说，就会同西方学者对市场经济的观念
发生抵触。他们通常把市场经济看成纯粹由竞争那
只“看不见的手”进行调节的经济，是没有计划的
经济。为了避免这个误会，在一九小平谈话六年多
之后。发明权属于邓小平。而且邓小平以他的权威
作了南方谈话，提出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他的这个思想，经过一番周折，在党的第十
四次代表大会终于成为大家的共识。
在党的十四大前夕，从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二日
至六月十七日，我写了二十四篇关于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文章。六月十九日，结集作序。八月，由中
国财经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
体论(札记)》。这是党的十四大以前公开出版的唯
一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书。
还有一件事情。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日，邓小
平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本委员会代表团
。我是会议的中方经济组组长，日方经济组组长是
大来佐武郎(后来做过日本外相)。会见在人民大会
堂进行。邓小平在谈话中特别讲了“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问题。“有中同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
概念，最早是邓小平在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开幕的
党的十二大上提出

政研室的其他六位负责人都是我的熟人。胡乔木不必说了，他是我的老同事，一九三九年七月我到延安的第二天便同他见面，彼此相识。以后，我和他先后在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中央宣传部共事。我在中央青委时，他是中央青委的宣传部部长；我在中央宣传部时，他又曾经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这两个单位，他都是我的领导。
吴冷西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地位很高，他的职务是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后来还兼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虽然不是中央委员，但比一般的中央委员的地位重要得多。中央高层的许多会议他都列席，毛泽东经常找他，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经常可以看到他的名字。“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列为打倒的对象，但即便是作为被打倒的对象，毛泽东对他也特别“关注”，说过“陈伯达的铁扫帚不到，吴冷西及其一伙的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样的话。
胡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央宣传部几个副秘书长之一，他和我的关系更密切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王惠德和我合作写过一本“畅销书”——《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话》。我在中宣部任科学处副处长时，他兼正处长。
熊复在抗日战争前是“民先队”成都地方队部的队员，成都地方队部的队长是韩天石。当时我在“民先队”全国总队部，负责同各地“民先队”队部联系，同成都队部联系是比较多的，不过我没有同熊复联系过，只同韩天石联系过。“文化大革命”初期，“砸烂阎王殿”，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时，熊复被派到中宣部当了一名副部长。那时陶铸兼任中宣部部长，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陶铸被打倒后，熊复便也成了中宣部的“新阎王”之一。一九六九年，我们一起去了宁夏中宣部“五七”干校，成了“同学”。大家都是“走资派”，又有历史关系，所以我常去他的房间同他聊天。
李鑫是康生的秘书。他原来在教育部工作，我并不认识，后来康生看上了他，调到身边当秘书，我才在康生家经常见到他。
邓力群也很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调到红旗杂志社工作，任副总编辑。我主持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康生提名我和邓力群负责，因为共同做这项工作，我们曾有不少接触。又因为红旗杂志社用了中宣部盖的大楼的一部分，我们还成了邻居。“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被勒令“劳动改造”，一起坐卡车到城外卸垃圾。押送我们去劳动的红卫兵坐在驾驶室里，我们两个“走资派”坐在垃圾车上，有机会不受监督地闲聊过。
在这样一个全是由熟人组成，而且由除李鑫外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走资派”组成的机构里工作，我觉得一定是会很愉快的。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政研室有这样一个阵容真是不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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