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的诞生》以质疑精神和东亚历史的视角
，用独特的方法、材料和语言，对人们迄今为止深信
不疑的日本史做出了新的解释，掩卷令人深思，想像
的共同体，玩味历史的罗生门。严谨流畅的翻译，更
增加了这本书的可读性。
——《人民中国》总编辑 王众一
冈田英弘基于亚洲史的广阔视野，从彻底的批判
精神出发，通过对东亚历史文献的分析解读，构建了
关于古代日本史的颇有特色的解释框架。人们未必认
同作者的历史观，甚至可能会质疑文中的某些观点，
但该书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值得一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崔世广
日本著名东洋史专家冈田英弘在其多篇考证详实
的学术论文的基础上撰写而成本书，这是一部兼顾学
术性和可读性的历史著作。作者独到、新颖的观点颠
覆了诸多“学界定论”；娓娓道来的软性叙事手法，
使读者能够轻松地穿越和漫步在日本历史诞生的那个
时代。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研中心主任 郭连友
这是一部非日本“国史”的日本史，是一部超越
国境而放在世界背景中的日本史。书中有很多观点令
人震撼，颠覆了我们对日本古代历史、古代文献的传
统认知。这种大无畏的批判精神，以及建立在微观研
究基础上的融通东亚的宏观视野令人折服。
——北京大学日本语言文化系教授 丁莉
一部日本之所以成为“日本”的史前记，一幅
2000多年前跌宕起伏的东北亚外交的浓缩画卷，虽以
当代的视角和思维描绘而成，却栩栩如生，历史人物
的喜怒哀乐尽现眼前。而关于汉文化又如何深刻地影
响着地区格局，在这本书中也有大手笔、纵横时空的
解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日语主播 王小燕

本书收录的各章节皆是以不同时期刊登在不同刊
物上的文章为基础写成的。然而，1994年弓立社发行
同名单行本的时候，我采纳了宫下和夫社长的意见，
进行了彻底的修订。本书出版的背后，有着宫下和夫
先生的热情。
其他的变更还有在发行单行本的时候，采用的是
论文的文体，这一次都统一进行了修改。由于集结了
原本刊登在不同刊物上的文章，因此有些同样的事情
反复写了很多遍，但考虑到整体文章的脉络而没有进
行特别的修改。不过，原本收录在最后，与民族学者
大林太良先生的对谈“邪马台国与倭国”则加以省略
。
为了记录本书出版的始末，下面列出各章原本刊
登的刊物。序章是为了发行单行本而特别写下的内容
。
我是在1970年第一次论及至日本建国为止的东亚
历史的。《诸君！》2卷9号（文艺春秋，1970年9月
）刊登的《邪马台国曾为中国的一部分》是我发表有
关倭国的第一篇论文，第一章就是通过修订这篇文章
而来的。
第二章《邪马台国的位置》是为单行本特别写下
的章节。
第三章《“亲魏倭王”卑弥呼与西域》是综合修
订《西域与卑弥呼——“亲魏倭王”的真面目》（《
月刊丝路》，1977年）、《“亲魏倭王”卑弥呼的真
面目》（《历史与人物》，中央公论社，1977年）、
《邪马台国不曾存在》（《历史与旅行》，秋田书店
，1978年）三篇而来。
第四章《倭人与丝绸之路》修订自《东亚的古代
文化》（大和书房，1978年），第五章《日本建国前
的亚洲局势》修订自《横滨市教育文化中心文化演讲
会记录集》（1981年），第六章《中国眼中的遣唐使
》修订自《IBM生活》（1981年）。
第七章《（魏书·东夷传）的世界》原题为“评
论《魏书·倭人传》”，刊登于《古代东亚史论集》
（末松保和博士古稀纪念会编，吉川弘文馆，1978年
）。由于原本是针对历史学专家所写的论文，所以在
用语和文体上难免僵硬，为了收录进本书，改写成比
较平易近人的版本。
我是在1950年爆发朝鲜战争前夕，进入旧制东京
大学文学部的东洋史学科（1949年开始4年制的新制
，3年制的旧制一直并存至1950年）。当时进入文学
部等于直接失业，尤其东洋史又被认为是最没有用的
学科。抱着这样的觉悟我选择了这条路，更刻意地选
择了最没有人气的领域，听了朝鲜史专家末松保和先
生的课。末松先生原本是学习院大学的教授，之前在
朝鲜史编修会任职，后来成为京城帝国大学的教授，
是研究韩半岛新罗统一之前与新罗时代历史的权威，
著有名著《任那兴亡史》。
新罗统一之前的韩半岛史除了《三国史记》之外
，主要的史料都来自于《魏书·东夷传》和《日本书
纪》，因此，先生授课的时候不仅讲朝鲜史，也讲中
国史和日本史，这对于我看待历史的方式有着很大的
启发。1953年，我从东京大学毕业之后，承蒙末松先
生收留，进入了先生在学习院主持的东洋文化研究所
任职两年，主要负责整理与朝鲜有关的文献。现在回
想起来，这段经历有助于我养成有别于东洋史和日本
史的观点。
第八章《日本的诞生》是发行单行本时写下的章
节。第九章《神谕创造的“大和朝廷”》原题为《唤
醒古代的真实与浪漫》，刊登在《正论》65号（产经
新闻社，1979年）。第十章《新神话——“骑马民族
说”》刊登在《文化会议月报》（日本文化会议，
1977年）。这些章节全部都经过了修订。
第十一章《日本人是单一民族吗？》原题为《再
论日本人单一民族论——尤其在东北亚的历史当中》
，是根据1986年12月我在大仓酒店进行的演讲笔记写
成的。邀请我演讲的是已故的新井俊三先生，他在离
开三菱信托银行之后担任财界人士的智囊，成立了国
际关系基础研究所。从1971年，我开始针对日本问题
发言以来，与新井先生开始了进一步的交流，每年都
有几次机会在他主办的早餐会上发表演讲，这一章就
是其中之一。为了收录在本书中而进行了整理。
第十二章《日语是人造语》改订自《言论人》（
1978年），第十三章《关于历史的看法》则改订自《
月曜评论》（1990年）。
正如本文多处所述，《日本书纪》中女帝推古天
皇和圣德太子所在的时代，根据中国正史《隋书》的
记载，这时的倭国王应该是男的。无论怎么看，《日
本书纪》的记述都非常可疑，因此，圣德太子是否真
的存在，引发了各种争议。到了最近，我采用的是圣
德太子确实存在的看法。然而，他存在的年代并非《
日本书纪》中所写的年代，而是在其他时期。
文库本的封面所选用的《圣德太子像》，其实是
8世纪的作品，他穿的不是飞鸟时代人物的服装，而
是唐人的装束。由于类似的图画在中国西安也有出土
，因而现在认为画中之人并非圣德太子。在日本尚未
诞生的7世纪初，不存在肖像画。然而，由于这是过
去一万日元纸币所采用的图画，广为日本人所知，所
以才刻意选择这幅画作为封面。
另外，其他与本书相同主题的著作还有《倭国时
代》（文艺春秋，1976年。后朝日文库，1994年），

序章 如何看待日本历史
日本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无法替代历史学
第一章 邪马台国曾为中国的一部分
如何解读《魏书·倭人传》
不同文化的历史观
由两份资料合成的《倭人传》
《倭人传》的真正价值所在
国家为皇帝的私企
郡县制度的本质
日本建国者为华侨
第二章 邪马台国的位置
《魏书·倭人传》中的邪马台国
人为的《魏书·倭人传》
判断邪马台国位置的方法
邪马台国的消亡与痕迹
邪马台国变为华侨聚集部落
邪马台国在关门海峡附近
第三章 “亲魏倭王”卑弥呼与西域
带有政治意图的《魏书·倭人传》
邪马台国之争的误解
1世纪末—2世纪的西域
“汉委奴国王”
3世纪的东北亚与中国
“亲魏倭王”卑弥呼的诞生
晋朝的建立
《三国志》的成书原委
第四章 倭人与丝绸之路
中国的对外通道
中国王朝的建立
从韩半岛到日本列岛的贸易之路
连接丝绸之路的日本列岛
倭国与丝绸之路
第五章 日本建国前的亚洲局势
日本何时建国？
从倭到日本
日本建国之前的亚洲局势
不可凭信的《日本书纪》
曾经是中国史一部分的日本列岛
中国商人的贸易手段
汉朝的战乱与倭国
第六章 中国眼中的遣唐使
与东亚最强国间的关系
唐朝的建立
何谓“朝贡”
倭国的对外关系
日本国的诞生
第七章 《魏书·东夷传》的世界
3世纪的东北亚地区
汉朝人口锐减的影响
西汉初期的情况
中国与东夷诸国
张华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
为何只有《东夷传》而没有《西域传》
马韩、辰韩与弁辰
第八章 日本的诞生
从奴国到卑弥呼——从1世纪到4世纪初叶
河内、播磨、越前王朝——4世纪后半期至7世纪初期
七世纪后期日本诞生
第九章 神谕创造的“大和朝廷”
被发掘的太安万侣之墓
《古事记》是伪书
追溯传说时代的天皇
并非实际存在的天皇的真面目
神武以来16代是7世纪的投影
第十章 新神话——“骑马民族说”
拨动心弦的“骑马民族说”
不成熟的合理主义思想
第十一章 日本人是单一民族吗？
日本人的纯粹民族意识
始于历史创作的自我认同
东亚史的实情
日本列岛的城市化
汉朝的动乱与周边的异族
锁国是日本国的本质
第十二章 日语是人造语
7世纪的通用语言是中国语百济方言
从《万叶集》所见的日语开发
日语的发展
《日本书纪》的歌谣表记
韩文创造较晚的韩半岛
纪贯之的日语散文实验
第十三章 关于历史的看法
历史是事物的认识体系
地中海型与中国型的历史
日本式的历史
从国史到世界史
文库版后记

民族学也是如此。民族文化的类型，指的是现代的民族学家们所观察到的，用以解释其他社会不同人群的行为的学科。观察者不同，其解释也会因人而异。即使在同一社会里，前后两代人的解释也会截然不同。所以，文化类型也是无法使用在历史学之中的。
上述的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的成果，在撰写历史时也许会受用，但也仅仅只是参考资料而已。我们绝不可能把这些作为主要材料来书写历史。
神话、意识形态
需要反复强调的是，历史是一种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世界观，而绝非单纯记录事实。
在这一点上，历史与神话和意识形态有相同之处，但与两者又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神话讲述的是世界如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是，神话的主角——诸神们超越了时间的存在，并不是活在现实中的人们。因此，“很久以前”“古代”这种神话的时间，是一种充满任何可能性的时间，而不可能发生在现实世界之中。神话并不是来传达一个过去的世界，而是反映了一个被书写的时代。
意识形态则描绘了未来世界应有的样子，认为现在的世界应该逐渐会发展成这个样子。哪怕意识形态无法适应现实，也不允许进行任何修改。这样一来便会产生一个缺点，就是一旦它不再适应现实，人们便容易落入原理主义的陷阱，认为意识形态是正确的，错误的是现实。就这点来讲，由于历史是基于文献而成，所以经过时间的洗礼，积累的文献越来越多，人们便会不断地进行重新审视，因此便会对其进行理论化的修改，这样一来就能够更好地反映现实。
材料是中国的正史与《日本书纪》
我们如果想书写日本建国以前合理的历史，主要的材料应该就是以《史记》为首的中国正史，还有《日本书纪》。其他的材料只能成为辅助材料。但是，这种隋况下，仅仅从史料中摘取只言片语，而任由想象自由驰骋的话，这样的历史是站不住脚的。任何材料，其信息量都有限度。后人认为极为重要的事物，在当时看来也许根本不值一提，因此很多并没有留下记录。这也是历史的一种局限。我们在了解这种情况之后，利用那些能够为我们所用的史料，在现在的世界中，去描绘出久远之前曾经存在的另外一个世界，这才是历史的真谛之所在。
如果我们尝试书写一部世界史，把日本放到其中一个正确的位置，那么我们就只有突破日本的国史、韩半岛的国史和中国的国史这种框架结构，而从欧亚大陆与日本列岛共通的视角来进行书写。保持这样的一个视角，便理所当然地不会偏向任何一个国家的利害关系，或是国民感情了。现在所说的国家、国民的概念，最早也只能追溯到18世纪末。这样一个相对的新鲜物，不适合用来描述从18世纪之前一直贯穿到现代的这种整体的历史叙述。
P6-7

在冈田英弘所著的《日本史的诞生》中，作者站在东亚史的视点上，并在分析日本古代文献《古事记》和《日本书记》的基础上，阐明日本的早期历史。作者认为，邪马台国和倭国，起初不是日本的一部分，而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的成立与7世纪东亚的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与此同时，作者还打破了迄今为止的绳文时代、弥生时代、古坟时代的历史区分，将日本古代史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进行解读。

《日本史的诞生》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冈田英弘
多年研究成果的撷英集萃之作，其与结构严整、内容
厚重的煌煌历史著述虽判然有别，但“形散而神不散
”，集中讨论的是日本史“自身”与曰本史“诞生”
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就如同一个婴儿的孕育
过程与其怎样来到世间一样，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
是判然有别的两类事情。探寻作为“客观存在”的历
史自身，与难免存在“主观意志”的史书的“诞生”
两者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是一件饶有意
味但又十分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因而，探赜索隐、洞
幽烛微，去伪存真、去芜取菁，从而达到“拨云见日
”的睿智与思辨性，也就自然而然成为这本文集的伴
生物和鲜明特色。
本书以三本史书——被称为地中海文明“历史之
父”的希罗多德编写的《历史》（Historiai）、被
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和
作为日本第一本“正史”的《日本书纪》——为例证
，阐述并强调了作者对“历史诞生”的三个基本观点
。
首先，冈田认为应该把“国史”（即国别史）放
在区域文明中去考察。基于此，日本史与中国文明密
不可分，欧洲诸国之间更是如此。这一点在今天也许
已经是人们的常识，特别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问
世之后。但从现实层面看，包括“皇国史观”在内的
各种日本文明独特论在今天依然谬种流传，可知冈田
先生强调这一点并非过时。
第二，冈田认为“只要是人撰写出来的历史，都
带有各自的态度和立场。无论哪一种文明，第一部撰
写出来的史书，早已决定了该文明的个性，并能够将
这种印象固化，告诉人们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人
”。譬如“希腊人诸城市团结对抗席卷世界的波斯帝
国的威胁，于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海战中获胜的
事件是希罗多德编写《历史》一书的契机。在希罗多
德的构想当中，是把世界描绘成亚洲对欧洲、东对西
的对立抗争”。“位于地中海文明分水岭的西欧人根
深蒂固地认为，历史就是从对立走向统一的过程。好
像有一个最后的终点，全世界都朝着这个终点前进。
”而司马迁的《史记》，则叙述以汉武帝为中心运转
的世界，空间涉及天文、地理、世事；时间则从神话
时代的黄帝开始，贯穿五帝、夏、殷商、周、秦，一
直到公元前2世纪末的当时为止。其叙述的要害和核
心问题是“天命”与不变的“正统”。与地中海文明
或西欧文明以对立与抗争为历史的本质不同，中国文
明的历史借由叙述稳定不变的世界来证明皇权的正统
性，其中没有世界从何而来、要往何去的观念。而《
日本书纪》是作为公元660年天武天皇建国大业的一
环开始发起，宣扬天智、天武兄弟的祖先是从天神手
中继承正统，一直统治着整个日本列岛。其无视中国
的影响，与从中国历史文献中看到的事实完全相反—
—这是因为撰写《日本书纪》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
日本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早
在公元前7世纪，日本便已经统治了整个日本列岛。
、
冈田认为，正如《史记》的历史书写，决定了之
后中国的历史文化。《日本书纪》中表现出的“日本
与中国对立”“奉天继承独自正统的国家”等封闭思
想，永久地决定了日本的性格。他的结论是：“无论
哪一个文明，最初写下的历史框架，限制了人们的意
识，第一部史书决定了国家的个性。”虽然这一结论
还有待商榷之处，但它对我们认识和理解一个国家和
民族的性格，还是提供了一个可以发人深思的空间与
新的视角。
第三，《日本书纪》即“日本史的诞生”，是当
时倭国内外情势的产物，并非孤立的现象。即公元前
108年汉武帝征服了朝鲜半岛之后，日本列岛上的倭
人住民就不断受到中国文明的冲击，在其后800多年
的岁月里，他们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属于亚洲大陆
，尚未拥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公元660年唐朝与新罗
联手灭了百济，倭国为了复兴半岛上的这一长期盟友
，与唐朝发生了军事冲突，结果在663年的白村江之
战中惨败并被彻底赶出半岛。对于列岛上的倭人而言
，百济是通往世界的窗口，它的存亡对倭人可以说是
生死攸关。而且，高旬丽王国也于公元668年被唐军
所灭。至今为止，他们所知的全世界，都被唐朝及其
同盟的新罗王国所征服。这种情势对倭国不言而喻是
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面对这样的非常事态，他们采
取的对策是将日本列岛各地的诸氏族，以倭国王家为
中心团结起来，组成统一的国家。于是，继承倭国王
家的天智天皇于公元668年在近江即位，成了日本第
一位天皇。这个“日本”的国号与“天皇”的王号，
就是在此时颁布的日本列岛最初的成文法典《近江律
令》中制定的。同时，为了主张独自的自我认同，必
须要有自己的历史。因此，着手编纂所谓国史——《
日本书纪》，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区域文明与地缘政治孕育和催生了“日本史”
，而“《日本书纪》反映的是日本国诞生之时的政治
需求”。
以上三个基本观点所体现的冈田先生的“史识”
，从书中看，有两个基本支撑点：其一为方法论的“
史料批评”，其二是端正“国益”与民族感情。我们
看到，冈田在阐述与论证自己的史学观点时，对无论
什么资料、包括所谓第一手的资料，都要尽最大可能
在两个层面详加考证，一是史实本身，二是这些史实
的政治意蕴。譬如，他指出：“我们在使用《日本书
纪》中的史料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了解到日本7
世纪这种建国当时政治形势的基础之上，一条一条地
对其学术价值加以甄别与判断。这便是史料批评，是
一种历史学的正统研究方法。那些只懂得日本史的史
学家们，则往往会被《日本书纪》牵着鼻子走。倘若
想要从《日本书纪》的框架之中逃离出来，就必须具
备中国史和韩半岛史的基本常识。”同时，他认为：
“一个历史学家，如果想撰写一部真正的世界史，那
就必须要摒弃所有眼前的利害关系、理想和情感，思
辨地对历史脉络加以梳理，对史料加以解释，保持一
种融合性的立场。只有在这种立场下书写的历史，才
能够超越历史学家个人的意见，成为人人都能够接受
的‘真实’。日本的历史，也应该如此。”
因此，可以说这部书是一部严肃的史学论著，几
乎涉及所有有关历史研究的方法、理论、治学态度，
并将其衍化进作者自己的研究过程与结果中，可谓身
体力行。要了解真实的日本史，特别是日本史的诞生
，这是一本必读书。其实，它给予读者的启迪，远远
超过本书的具体内容。
同时，这本书还充满黑色的“历史幽默”，作者
的睿智，体现在风趣的行文之中。有不少大胆的比喻
，在读史书时可以说闻所未闻。这些也许会被人讽为
“野狐禅”，亦属仁智之见。
本书译者郭颖、王岚两位老师，分别于日本广岛
大学和厦门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现均执教于厦门大学
外文学院。两位老师学养既深湛，又兼才华横溢、译
笔如椽，允为此书中译本增色良多。

《日本史的诞生》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冈田英弘的作品，主要从东亚史的视角，阐明日本建国的历史。
冈田英弘认为，无论哪一种文明，最初写下的历史框架，限制了人们的意识。而日本早期的文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思想，就永久地决定了日本人的性格，是日本史的局限。冈田英弘还指出，迄今形成的日本史，仅仅是日本一个国家的历史，与日本列岛外面的世界各国是割裂开的，因此他提出日本的历史应该放到整个世界史之中来撰写。
在《日本史的诞生》一书中，冈田英弘便打破了日本史学界历来的观点，跳出了绳文时代、弥生时代、古坟时代的历史区分，将日本古代史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进行解读。他指出日本的成立与7世纪东亚的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很大关系。与此同时，他反对将公元前660年作为日本建国的年代，认为不应该将日本皇室的起源和日本的建国同等看待，更不应该将神话当成历史。总之，冈田英弘的史学思想鲜明、独特，分析框架宏大而具有野心，对日本史、世界史等提出的的观点值得人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