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尼迪克特在二战结束后写成《菊与刀》。本书共十三章：从对战争的看法讲起，讲到明治维新，再分述日本人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一直到怎样“自我训练”（修养）和孩子怎样受教育。全书夹叙夹议，抛开了对樱花、茶道、武士道等煽情描述，更多是对家庭关系、精神信仰进行白描式的对比，诸如美国人和日本人看待健康、物质、战争宣传、家族关系等的不同观念。
本书直接影响了美国对日政策，美国战后对日政策的成功也证明了本书对日本人所做研究的成功。从此，西方对日本文化的研究热潮也揭开了序幕。

译者序
第一章 课题：日本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 各就其位
第四章 明治维新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第七章 报答最难承受
第八章 让声名清白
第九章 人情圈
第十章 德行的窘境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第十二章 儿童的获知
第十三章 投降日以来的日本人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在欧洲战场
，德国败局已定，美国开始制定对德的战后政策。而
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还在
疯狂地运转。面对这个与自己有着巨大差异的东方民
族，美国最高决策层认为有两大棘手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日本最终会不会投降；二是如果日本投降，是否
需要保留其天皇体制。美国政府将这两大问题交给了
杰出的女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
鲁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曾就读于美
国瓦萨尔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她的老
师是被称为“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的博亚斯。本尼
迪克特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此前已在原始宗教、人
种学和民族人格理论方面有过丰硕成果，并在1934年
写出代表作《文化模式》。“受命”于美国政府之后
，她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科学方法，写出一份关于日本
的长篇研究报告，报告里预测了日本会投降，并指出
要保留日本原有的统治体制。战后，美国制定的对日
本的治理政策以及日本的社会发展状况与这份报告的
意见惊人的一致。1946年，作者将报告加以整理，并
加上了研究方法和日本投降后情况的概述（本书第一
章和第十三章），以《菊与刀》为名正式出版。由于
作者对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多方面的了解和深刻见地
，此书一出版立即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连日本学者
也认为此书是了解日本文化的最好读本，甚至认为通
过这本书日本人才能真正了解自己。半个多世纪过去
了，这部著作仍然被世界各国研究日本民族的学者广
为论及，奉为圭臬。
但是，由于战争的原因，本尼迪克特在写这部书
时没有机会到日本进行实地考察，而且此前她一次也
没有到过日本，这也是仍有些人对这部著作有看法的
原因。那么，本尼迪克特本人又是以什么独特方法来
解决这一看起来是文化人类学研究之大忌的矛盾的呢
？其实在她的文化模式理论中，本尼迪克特就提出了
各种文化具有各自特定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特定
的文化支配特定的行动和思维方式，而人类文化学则
应侧重研究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即文化结构对民族
人格的整塑和影响上。在本书的第一章，作者也清楚
地讲到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并不惜笔墨描
绘了日本民族的矛盾和双重的人格。她以“菊”与“
刀”来概括日本人的文化特征和性格的二元性，因为
在日本，“菊”是皇室的家徽，而“刀”又是武士道
文化的象征，显然这样一种具象概括是颇有深意的。
由此矛盾入手，作者分析了日本文化的秩序观或等级
观，从政治法度到社会风俗，从价值体系到生活小节
，从道德伦理到人格修养，从上层统治到日常经验，
无不贯穿了细致入微的文化模式和人格理论层面的民
族文化特征分析。在这一过程中，作者综合运用了比
较研究方法，将日本文化与西方的欧美“罪感文化”
及东方的中国儒家“仁道”文化相对比，把日本文化
总结为一种独特的“耻感文化”。这一成果对于日本
社会文化研究来说无疑是个巨大贡献。“罪”是要靠
内心来主动反省的，而“耻”则是因外力而被动感受
的，前者隶属于个人，而后者依附于群体。和“罪”
相联系的是“赎罪”，是良心的自责和忏悔；和“耻
”相联系的是“雪耻”，是人前的报复和炫耀，二者
有着天壤之别。然而对于日本人来说，“耻感”却是
高于一切的，它决定着人们的价值判断、行为选择和
义务认同。由此，日本民族在一定时期内的人类秩序
观念、天皇和神道观念、战争观念乃至武士道精神，
均可一一迎刃而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著者
一次也没有到过日本，但她却通过各种可能的渠道（
包括去战俘营了解被俘的日本士兵）收集了众多详尽
的材料，正是依据这些生动而有说服力的材料，作者
令人信服地刻画了日本民族的社会文化特征。所以，
应该说本尼迪克特在写作此书时确实是做到了扬长避
短，在不利条件下做到了当时美国政府所允诺的“利
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利用的所有方法”来进行她
的研究，从而使《菊与刀》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应用
的一个成功范例。
中国和日本隔海而邻，在文化渊源上也有着亲密
的关系，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无疑，两国
在许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但中国真的了解它身边的
这位邻居吗？我在此书的翻译过程中，比以前更深切
地体会到了中日两个民族在文化和心理上的巨大差异
。一方面，日本的神道教让它自足、尊大、偏执和佞
狂；另一方面，日本又是个岛国，在历史上长期处于
中华文化的边缘，这又构成了日本文化人格中那种敏
感、脆弱、悲苦和孤绝的色彩。这两方面使日本这个
民族显得极其特别。但不管怎样，当今世界的一体化
已是大势所趋，任何文化中心主义都已不符合人类文
明发展的潮流。因此，互相了解对于中日这两个都有
着民族优越感习惯的民族就变得尤为重要。
本书据美国波士顿Houghton Mifflin公司版本
译出，部分涉及日本历史文化的内容参考了长谷川松
治的日译本（社会思想社1972年版）。全书由甄远宁
、小森校订，时值酷暑，在此向他们致以深谢。译文
力求忠实于原文，但由于译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
促，错误疏漏之处还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晏榕
2005年8月1日于杭州

本尼迪克特著的这本《菊与刀》用“菊”与“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以一个西方人的冷静视角，通览日本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它既抓住了日本文化细致的地方，又将它置于东方文化与太平洋岛屿文化的人类文化学视野里。
这本书会和你分享：战争中的日本人状态、明治维新的历史及得失、日本人的报恩心态、比较难承受的道义原则、噬之如命的名誉感、常情的日本生活、日本人的自我修养等内容。

日本人是美国曾与之全力作战的最难捉摸的敌人。在其他任何与强敌的战争中，我们都没有必要考虑如此迥然不同的行动和思想的习惯。正如在我们之前的沙俄于1905年所遇到的情况一样，我们与之作战的是一个不属于西方文化传统但是有着充分的武装和训练的民族。西方国家所认同的有关人类本性实际的战争惯例对日本人来说是不存在的。这使得太平洋上的战争不仅仅是一系列的岛屿海滩登陆战，也不只是无法逾越的后勤供应问题，首要问题成了了解敌人的本性。为了对付他们，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行为。
困难是巨大的，自日本紧闭的大门被打开后的75年来，日本人总是被极为怪异的一串“但是，又……”这样的措辞来描述，这在对世界上任何民族的描述上都从未有过。一位严肃的观察家在论及日本以外的民族时，说他们彬彬有礼，就不大会再加一句“但是又傲慢无礼、专横自大”；当他说到某民族的举止行为无比强硬，也不会加上“但又容易适应激烈的变革”；当他说到某民族性格顺从时，也不会去解释他们不易服从来自上级的控制；当说他们忠心耿耿而宽宏大度时，他就不会再去宣称“但是又背信弃义、心怀叵测”；当说他们勇敢成性，就不会细说他们的怯懦；当说到他们行动完全不顾他人评判，就不会接着讲他们有着一颗真正震撼性的良心：当描述他们的军队有着机器人般的纪律时，他不会接着描绘这支军队的士兵怎么样不服管教，甚至以下犯上；当他描述一个民族热衷于西方文化，就不会再去强调他们强烈的保守主义；当他写一本书描述一个民族普遍崇尚美，从而给予演员和艺术家们以极高荣誉，并在菊花栽培方面煞费心力时，通常该书就不会再由作者做出补充，去讲该民族如何致力于刀剑崇拜和崇尚武士的最高荣誉。
然而，所有这些矛盾却成了有关日本书籍的经纬。它们是真实的，刀剑和菊花两者都成了这幅图画中的一部分。在极大程度上，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崇美，既蛮横又有礼，既刻板又善变，既温顺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心耿耿又容易背叛，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易于接受新的方式。他们极为关心别人对他们行为的看法，但当他人对其过错一无所知时，他们又会为负疚感所困囿。他们的士兵极为守纪，却不屈强力。
在了解日本对美国来说已变得如此重要之际，这些矛盾以及许多其他同样纷乱的矛盾就不能被不加理睬。危机在我们面前接连出现，日本人将会干什么？有没有不入侵它而使其投降的可能？我们该不该轰炸皇宫？我们对日本战俘能有什么期望？在对日本军队和日本本土的宣传中我们该说些什么才能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并削弱日本战斗至最后一人的决心？在最了解日本的人们之间也存在严重的分歧。当和平来临，日本这个民族需要持久的军管法来维持其秩序吗？我们的军队必须准备同日本的山脉要塞中那些走投无路而又死命坚守之徒进行战斗吗？在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后，日本也必须发动一场革命才能迎来世界和平吗？谁将领导这场革命？或者把日本人的灭绝作为另一选择？这使我们的判断产生了极大分歧。
1944年6月，我受命研究日本。我被允许使用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用到的一切技术来讲清楚日本是怎样一个民族。那年初夏期间，正是我们对日本的大反攻刚刚显示真实威力的时候。美国的人们仍在讲着对日战争还将持续3年，或者10年，甚至更长时间。在日本，人们则议论战争会持续一百年。他们说，美国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离他们的本岛还有几千公里。他们的官方报纸几乎不承认海军的失败，而日本的人民也仍把自己看作胜利者。
然而，1944年6月形势开始改变了。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最高司令部两年半以来对欧洲战事的优先考虑已无必要，对德战争的结束已近在眼前。在太平洋上，我军已在塞班岛登陆，这是预示日本最终失败的一个大行动。从那以后，我们的士兵便常常与日军短兵相接。从新几内亚的瓜达尔卡纳尔、缅甸的阿图、塔拉瓦和比亚克的战斗中，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与之竞争的是一个强悍可怕的敌人。
因此1944年6月，对我们的敌人——日本的大量问题做出解答就成为重要的事。无论问题是军事的还是外交的，也不管它出自最高政策还是事关散落于日本后方的传单，每种见解都很重要。在这场日本发动的全面战争中，我们必须了解的不仅仅是东京当权者的目的和动机，不仅仅是日本的悠久历史，也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的统计数据，我们必须知道他们的政府能从人民那儿得到什么样的依靠。我们必须试着了解日本人思想和情感的习惯，以及这些习惯的形成模式。我们必须知道这些行动和看法后面的支持情况。我们必须把我们作为美国据以行动的前提暂时搁置一旁，尽量不草率地得出简单结论，认为在给出的特定条件下我们会怎么做，他们也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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