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前期，主要还是根据传统儒家的理念，如“回复三代”来治理国家，到了乾隆朝中期，却更多地表现了清廷“马上治国”的特征。高王凌著的《马上朝廷(经典珍藏版)/乾隆三部曲》以乾隆帝南巡为中心，把很多历史事件都串联了起来，如“文字狱”“四大案”等，作者像讲故事一样，把乾隆朝中期的历史娓娓道来……

高王凌（1950—2018），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从事清史研究三十余年，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一生潜心学术，成果丰硕，主要代表作有：“乾隆三部曲”（《乾隆十三年》《马上朝廷》《乾隆晚景》）、《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租佃制度新论一地主、农民和地租》《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统购统销之谜》《在清华大学讲土地关系》等十余部。

序言
1.马上天子
2.第一次南巡
3.以伪奏稿案为始的文字狱
4.其他文字狱
5.首次南巡余波
6.东巡谒陵，木兰秋狝
7.东巡祭孔
8.第二次南巡
9.彭家屏案
10.天子的“政治弦”
11.文字狱的不同意见
12.第三次南巡
13.河工与海塘
14.“疯人”文字狱
15.官场倾轧案
16.第四次南巡
17.割辫案
18.政治案件
19.王伦起事
20.第五次南巡
21.水利工程
22.贪纵案
23.查缴禁书
24.编书修书
25.第六次南巡
26.并未绝迹的文字狱
27.乾嘉学派

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是我关于乾隆帝的第二部小书
《马上朝廷》。继《乾隆十三年》获得成功之后，它的出
版似乎就顺理成章了。
我曾在不同场合表示，如果让我来写乾隆（比如说《
乾隆通纪》），第一，我要把它写成政治史，而不是把它
分为西方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几大块
。与此相关，我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提出，“政
治史研究”应作为研究所的“主导方向”。这也许更接近
传统的历史书写法（如二十四史），以政治为纲，兼及其
他（仅从侧面或某种角度反映经济、社会问题）。也不一
定由“经济基础”来决定“政治上层”，或客观环境决定
主观行为，更不以为历史的“长时段”能规定“短时期”
等“事件”（犹如康雍乾三个皇帝，施政却个个不同）。
我的第二个主张是，乾隆朝必须做分阶段的研究，不
宜率意直书，一下子就是六十三年（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
都没有它这么长）。
为此我把乾隆朝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乾隆初政”（
即“乾隆十三年”），大约前十五年时间；二是“乾隆中
期”，大约从乾隆十六年到四十九年；三是“乾隆晚景”
，最后十几年时间。
一般史书都没有把“乾隆初政”作为乾隆朝的第一个
阶段，我的考虑，是因为它已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颇有
特色，且有许多前人未曾道及之处，如所谓“回复三代”
（包括“粮政”等），它们多跟所谓“养民”有关。总而
言之，如何看待乾隆一朝的“功业”（它既非坊间所说的
“西师”，亦非“南巡”），都离不开对乾隆初政的重新
探讨，包括那些不合众议的内容。
所谓“乾隆中期”（即“马上朝廷”），打算以南巡
为中心，把很多事情都串起来，特别是跟“养民”相对的
“教民”有关的那些内容，包括“文字狱”等不算小的题
目（乾隆帝为什么要这样做，也是希望大家一起来探讨的
问题之一），像写故事一样，逐段逐年地一个个写下来。
现在献给大家的这本《马上朝廷》，就写的是乾隆朝
这一段时间，大约三十三年的历史。
如果说，在乾隆朝的前一个阶段，主要还是从传统儒
家的理念——如“回复三代”——来治理国家，到了这一
个阶段，却更多地表现了清人统治的“满洲特性”，这不
是简单的“宽严之辨”“由宽变严”，而毋宁说是再现了
他们“马上治国”的特征。
是好是坏，还请大家批评！

明史之后读清史，万历之后看乾隆。人大清史所高王凌教授集三十余年研究成果，为你讲述一本严肃的关于清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书。在高王凌著的《马上朝廷(经典珍藏版)/乾隆三部曲》中，伴随文字狱的乾隆帝六次南巡之路，再现清廷“马上治国”的特征，向今人呈现了乾隆时代中国社会面面观。“家”，不好当啊，这绝不是用一句专制王朝、专制帝王就可概括的。中国地图出版社用信息图表等地图语言为你打造经典珍藏版“乾隆三部曲”。内容简介

十八世纪在中国与世界之间存在着若干共时现象
，这是法国年鉴派巨头布罗代提出的观点。比如人口
的增加（这也不是纯粹的社会现象）和政府的加强。
其实还有民族国家的建设，比如绘制疆域地图，中国
就一点儿都不落后。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博士生
导师 戴逸
认为十八世纪中国已开始现代化，这在许多美国
学者中已经成为共识，他们甚至说清朝只要不欺负我
们就好。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夏明方

乾隆时人程穆衡记云：“乾隆九年，讷亲奉命由山东巡阅江南、江西营伍，各督抚提镇款待过于乘舆。江南抚臣陈大受至启圣祖南巡诸离宫，修饰奉之。游宴所至之处，绮绣地衣，彩棚香灯，动接百里。广罗珍器古玩，自通衢陈设至于馆舍，过后从奴收卷一空。进食每具珍膳，多者至百余扛，宰杀每物动以干计。倾国聚观，田舍皆空。父老或释耒而叹日：‘生人大福要有分限，我侪幸未死，观此人作何结局!”’
从讷亲所经路线及督抚迎送规模来看，南巡之举已箭在弦上，讷亲不过是借阅视营伍及河工、海塘之名，为皇帝次南巡做一番实地考察。所以《南巡记》亦云，“盖南巡之典，始于十六年辛未，是即迟也”。
后来谏阻嘉庆帝南巡的吴熊光亦曾说：苏州虎丘“实一坟堆之大者”“城中河道逼仄，粪船拥挤，何足言风景”?据说，“坟堆”“粪船”两语，即引乾隆初故相讷亲奏疏所言。看来讷亲对南巡的态度，即不无可疑。
乾隆十三年九月，上谕又说：“从前尹继善同安宁在山东地方，商欲奏请南巡。后因南巡有旨暂停，遂尔中止。”
乾隆十四年十月，内阁奉上谕：
“江南督抚等以绅耆士庶望幸心殷，合词奏请南巡，朕以钜典攸关，特命廷臣集议。今经大学士九卿等援据经史，且仰稽圣祖仁皇帝六巡江浙，谟烈光昭……
“朕轸念民依，省方问俗……江左地广人稠，素所廑念。其官方戎政、河务、海防，与凡闾阎疾苦，无非事者。第程途稍远，十余年未遑举行。
“尝敬读圣祖实录，备载前后南巡，恭侍皇太后銮舆，群黎扶老携幼，夹道欢迎，交颂天家孝德，心甚慕焉……既询谋佥同，应依议允从所请。
“但因明年秋幸五台，经太原，历嵩洛赵魏，回銮已涉冬令，南巡之举当在辛未年春，正皇太后六旬万寿之年。”并对南巡时间的确定、向导人员的派出、费用的开支，以及沿途的准备，一并给予指示：
“向导人员，朕酌量先期简派前往。清跸所至，简约仪卫，一切出自内府，无烦有司供亿。至行营宿顿，不过偶一经临，既暂停亦不逾旬日。前岁山左过求华丽，多耗物力，朕甚弗取，曾经降旨申饬……
“至名山古迹，南省尤多，亦只扫除清洁，足备临观而已，无事崇饰。倘有倾圯，随宜补葺，悉动用官项，且有吉庆所奏淮商愿捐之项可以报销……其民间张灯结彩，圣祖尝以为戒，载在方册，宜共恪遵，其慎勿以华侈相尚，所司当通行晓谕。”
南巡一事决定之后，派向导大臣兆惠(正黄旗护军统领)、努三(正蓝旗护军统领)，驰驿前往直隶、山东、江南、浙江四省，会同总督、巡抚等共同勘察巡行路线及沿途应设的行营、尖营(中伙)，计往返旱路一千四百四十二里，计二十八站，水路一千二百九十四里，计十七站。共二千七百三十六里，四十五站。往返共五千八百四十里，分为九十七站，平均每天行走六十里左右。“所有分派营盘、中伙、道路、桥梁，皆仰体圣意筹画，不扰民间坟茔，不伐树木，不拆毁房屋。路虽稍觉绕道，惟取易于修葺，期于公私有益”。 半年后复派向导大臣再次查看，密将面奉谕旨备细宣示。“沿途道路桥梁各项俱应听从民便，不必过于开广，经由街市只须打扫洁净，不可动民房寸椽片瓦。凡有应行修建工程与预备什物，事事委员动支公项撙节办理。”
并就南巡预备事宜的开支报销，御舟、布城和蒙古帐房，沿途安设台站，筹办车辆，随从官兵及需用马匹，需用船只数目，派拨河兵三千名供行舟揽纤，南巡中祀典、礼仪，皇帝出巡的仪杖执事等事宜，做出安排。
“明春恭值圣驾南巡，一切预备事宜钦奉恩旨，例应报销者俱令动用公帑。臣等督同总办司道逐一筹议：如道路、桥梁、码头、营尖、茶棚等类，系例应报部者，著动支藩库钱粮；行宫、名胜及附近上山道路，并铺垫、陈设等类不应报销者，著动支运库(两淮盐运银库)商捐银两，均经分别饬办在案……” 《高宗实录》中记载，“此次巡幸，沿途颇有倒毙疲乏驼马，余多疮瘸赢瘠。回銮之时曾将山东标营驿站马匹通融，共抽拨马四千五十五匹换补”。P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