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世宗胤禛，康熙帝第四子，清朝入关后第三位皇帝，在位十三年。无论其继位还是死亡，都笼罩在团团迷雾中，几百年来深受争议。他的时代上承康熙，下启乾隆；他本人励精图治，勤勉敬业，却也残忍刻薄、虚伪多疑。他的一生在历史上烙下深刻印记，学者们莫衷一是。
金恒源著的《再说雍正》全面论述雍正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并与康熙帝执政时期做比较，意在分析雍正统治下的国家社会走向，朝野上下发生了何种变化？这些对中国的历史走向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金恒源，1944年生，祖籍北京，现居上海梅陇。作家、清史研究者。热心各种公益文化讲座，酷爱写作与旅游，已先后在海峡两岸发表200余万字。主要著作有：《正本清源说雍正》《雍正称帝与其对手》《你所不知道的雍正后宫》（台湾版、上下册），中篇小说《党外人士》《百年劳陆》《魂兮归来》等。清史研究论文在《史林》《清史论丛》《清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紫禁城》等发表。

前言
第一章 治国理念
一、康熙帝的治国理念
二、雍正帝的治国理念
第二章 密折制
一、研究密折制不可忽略的两件史料——《朱批谕旨选辑》雍正御制《序》及卷末乾隆御制《后序》
二、密折制是雍正帝特务统治之工具
三、密折制是凸显人治超越法制的畸形政治
四、密折制在雍正时代的历史走向
五、密折制是国家政治生活中之肿瘤
第三章 秘密立储
一、制度创新还是权宜之计
二、是政治进步还是历史倒退
三、雍正为何急于秘立弘历为储
四、康雍帝秘密立储之优劣
第四章 雍正朝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日发谕旨十一道
二、禁海禁矿
三、轻视商业
四、闭门自守
五、从雍正朝的财政收入结构说起
第五章 雍正朝的经济问题
一、康雍朝户部存银之简单比较
二、康雍朝米价之比较
三、康雍帝财经理念之比较
四、雍正帝为乾隆朝打下良好经济基础吗？
第六章 雍正朝的反腐
一、贪污、亏空与反腐惩贪的必要性
二、雍正朝反腐的时代肯景与局限性
三、雍正帝与权贵官啇
四、康熙帝为何反对“火耗加派”
五、对养廉银政策得失之思考
六、对养廉银制度优劣得失之再思考
第七章 雍正朝的几个文化现象及反思
一、雍正朝文字狱
二、雍正朝文字狱的第一位受害人与最屈受害人
三、大字报、大批判之发明者与推行者
四、清代最大的著作权案
五、雍正帝与寺庙、方丈
六、雍正朝的祥瑞说与造假风
七、康熙帝的南苑书房
八、康雍朝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与损害
第八章 雍正帝生活奢侈远超康熙帝
一、象牙席
二、鼻烟壶
三、衣食奢华远超康熙
四、圆明园之谜
五、再说《十二美人图》
六、另建西陵
七、痴迷炼丹、企求长生
第九章 来华使节与传教士对康熙帝之评价
一、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的记载介绍
二、法国传教士张诚的记载介绍
三、法国传教士白晋的记载介绍
四、法国传教士宋君荣
五、俄国特使萨瓦
六、美国学者恒慕义
七、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的《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
八、《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之诸多矛盾
第十章 雍正帝骂名之根本原因：人心所向
一、骂名由内而外的传播
二、骂名自上而下的扩大与热播
三、违背儒家传统价值观
四、雍正帝本人的成败与失落
五、雍正朝国土的大量流失
六、雍正朝经济滑坡
七、雍正帝的阴险、残暴
八、雍正帝过河拆桥、众叛亲离
九、未处理好宗教人士、外交人士的关系
第十一章 伟人耶，小人耶？
一、雍正帝即位前后的自评及对执政业绩自述之评估
二、对康熙帝死因之分析
三、从雍正帝对后宫妻妾真实心态与行为、看雍正帝其人
第十二章 余论：浅议近年来雍正研究之得失
一、浅析康熙帝的优势、强势与局限、遗憾
二、雍正帝的优势、强势与局限、遗憾
三、对雍正帝承上启下之再认识
四、拜读冯尔康先生《雍正传》
后记

原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学家何芳川教授在13年前接
受国家清史委编译组三位同志采访时就提出：“我们毕竟
是21世纪的中国学人，应该站在21世纪的高度来写清史”
，搞清史的人“手里要有一面世界史的‘镜子’”
在他看来，
中国的皇帝对内都非常残暴，但对外却有一副儒家天
朝大国的和善和友好的面孔。
过去我们一般通史中的清史，往往偏重于政治史，而
文化史和经济史只是点缀或铺垫。
他建议，
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上的进步、积
极的东西，它的功劳，同时也要看到它在中国历史上的消
极的、负面的东西，如文化专制、文字狱等等。从制度文
明来说，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在清朝建立的前
四年，到1688年结束，正好在康熙的时候，他们开始过上
好日子了。两次革命把英国的制度文明的问题解决了。18
世纪80年代是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在制度
文明方面，人家完成三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却过着一种天
朝无所不有的生活。在思想领域，伏尔泰、孟德斯鸠……
多少大思想家，人家在那里百花齐放、群星灿烂的时候，
我们在搞文字狱，这个反差多大啊！
他还说：“这个雍正杀人非常多，很不好。现在却说
雍正很勤政等等。我觉得再写这个清朝分期，要以世界历
史的发展阶段作为重要参照系来写。”
2002年及2005年笔者分别专程前往拜访王钟翰、戴逸
两位清史大家及高翔先生时，两位清史大家和高翔先生除
了热情鼓励我继续深研雍正继位专题外，也都建议应关注
对雍正帝统治思想、雍正帝制度、政策的研究。
早在2004年时，戴逸先生就指出：“清军入关是1644
年，距离哥伦布发现美洲已经一个半世纪，……当时中国
也是处在十字路口，也有可能选择西方文化。作为统治者
的满族，处在文化的后进的地位，它要学习先进文化。当
时，它面临的先进文化有两种，一个是西方文化，一个是
汉文化。它和西方文化接触很多，也知道它的好处，为什
么没有更多地选择西方文化？这也是一个历史之谜吧。后
来，完全走了汉化的道路，而且越来越汉化。看来，它不
是没有可能选择西方文化，它有机会选择，但它没有更多
地吸收西方文化，而是走了单纯汉化的道路。如果稍稍吸
收一些西方文化，哪怕像日本一样，出现一个兰学，那中
国历史的道路肯定会不一样。”
“中国走的道路依然是汉族的传统道路，没有吸收西
方的先进文化。这是历史事实，清朝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政
治和文化选择，一开始就面临着西方文化，这是其他朝代
没有的事。”
这样看来，清朝尤其是康、雍、乾三帝在机会选择上
，应具有优先权。康熙帝似乎已打开了半扇窗，而雍正帝
却又很快就把这扇窗关上了。
时下，只要一说起雍正帝，人们似乎已对他相当熟悉
，不就是那位勤政、改革、务实、果断、刚毅、奋发有为
，却又背负种种骂名、忍辱负重的历史人物吗？其实，无
论对雍正帝继位真相之研究，还是对雍正帝其功过是非之
研究，远并未到此为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第一，30多年来，读者看到、听到的，几乎全是对雍
正帝的一片叫好、赞誉声。却很少见有人发问：雍正帝执
政13年，他把中国引向何方？他执政13年，中国的国际地
位与其前任康熙帝相比较，究竟是提高了，还是倒退下降
了？
第二，也很少见有人发问，他执政13年，其民生状况
与前朝前任康熙朝、康熙帝相比较，究竟是提高了还是下
降倒退了？当然也很少能听到或看到有人用史料用数据，
把雍正帝、雍正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民
生、民舆等，与前朝前任康熙朝、康熙帝作一个全面比较
。
而如果不提问、不研究雍正帝执政13年，最终把国家
引向何方；不把雍正帝统治13年下的民生状况与前面康熙
朝、前任康熙帝作比较究竟如何，只讲雍正帝如何勤政、
如何务实，笔者以为，这是在舍本逐末，是把对历史人物
的研究、把历史研究最根本的东西舍弃掉了。
试问，雍正帝所勤政的那个“政”、他务实的那个“
实”，究竟是什么呢？如果他勤政只是实现了个人独裁比
前任更大更强，国家的国际地位与民生并不比前任更高更
强，对他的一片叫好赞誉是否会言过其实了呢？在评价某
个帝王（而非普通人物）勤政、务实、改革、奋发有为等
美誉时，还要不要认真审视－下——这位历史人物、这个
历史时代的历史走向如何？
何为国家的历史走向？国家与子民的生存现状与国家
的发展方向、发展趋势也。
对雍正“改革型”皇帝的改革应当怎么评价，著名清
史专家冯尓康教授近年曾作过这样的总结：“（雍正帝的
）这些改革是在传统社会制度内进行的，是从维护这种制
度出发的，而这种制度已经进入了它的晚期，时代已不允
许它作出较有深度的生产关系的调整，所以改革的成果是
有限的，不宜于夸大。”
然，时间仅相隔几年，2009年，冯先生又提出了另一
种评价：“十三年的政绩比在位六十一年的康熙帝有过之
而无不及。雍正帝将精力、时间全都交付给朝政了。”
究竟雍正帝的“改革的成果是有限的，不宜于夸大”
？还是雍正帝“十三年的政绩比在位六十一年的康熙帝有
过之而无不及”？这不仅事关对康熙帝、雍正帝的历史评
价，还直接事关对历史经验的借鉴与历史教训的总结，不
能不认真对待。
电视剧《雍正王朝》热播后，雍正帝是“累死”的赞
语，一下子铺天盖地、不绝于耳，名扬中外。
雍正帝真的有那么神圣、那么完美吗？试问，古今中
外的历史上，有哪一个皇帝是累死的？唯独雍正帝是累死
的？事实上，雍正帝之独裁、闭关自守、个人奢侈、文字
狱，都远胜过康熙帝的；雍正的天下观、国家观、君臣观
、经济观、人生观、价值观，乃至伦理观，并不见得比康
熙帝更先进、更开明；雍正朝执政十三年，国土大量流失
，人民生活水平并不比康熙朝好。
秦始皇焚书坑儒，但他推行了字同文、车同轨、统一
度量衡，倒也是实实在在的改革，是符合国家进步，符合
历史发展，也是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雍正帝也作
了一些改革，但雍正帝真正想要改的，是广大官僚、千万
子民对他还不够忠，要改；是广大官僚、千万子民对以皇
帝的是非为是非，或以皇帝的好恶为好恶上，表现得还不
能令他满意的人、事、言行、结果，这些都要改。雍正帝
推行密折制、建军机处、搞秘密立储，其最终目的全在此
。雍正帝、秦始皇都是封建帝王，都实施了某些改革，出
发点与落实处则是有所不同的，改革的历史成果也是很不
相同的；秦始皇也搞独裁，但他推行字同文、车同轨、统
一度量衡，这与个人独裁就并无直接联系。雍正帝推行密
折制、建军机处、搞秘密立储，都与个人独裁有直接联系
。而秦始皇是公元前200多年的人，雍正帝是秦始皇之后
1900多年的人。雍正帝之改革，与1900多年前秦始皇之改
革，孰优孰劣？
中国历史，不仅中国人在研究，外国学者也在研究。
历史研究，是可以跨学科、多学科，互动互补、取长补短
的。1976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其著作
中提问：“世界上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些国家穷，至今
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
美国哈佛大学的戴维·兰德斯先生将保罗·萨缪尔森
的提问又向前推进、又再往深处更为具体地追究了一步。
他指出：“16世纪的中国认为自己居于世界的中央，它的
成就是其他国家无法比较的。正是这样一种文化的优越感
，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
、怠于学习的国家，在工业化时代落后了。”
笔者以为，清代前期，雍正帝身上的那种“文化的优
越感，其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远比康熙帝更为浓厚
、也更为强烈。这种看法竟与万里之外美国哈佛大学的兰
德斯先生不约而同。
兰德斯先生认为：“康熙大帝在探求西方种种事物方
面，在中国人之中是最为开明，好奇心最强”，“少数有
远见的官员和至少一位皇帝（如康熙帝）明白：学习这些
新事物，帝国将受益匪浅”。而“一千年以前，中国人在
世界上遥遥领先——当然也领先于欧洲。有些人会说在其
后的几个世纪里中国一直保持着这种优越性。为什么中国
后来‘失败’了呢？”
兰德斯先生还举了一个很小的、却是耐人寻味的例子
：“（当时中国）有人居然说显微镜‘徒见其表……而不
究其里’。”
兰德斯先生继续指出，“大清帝国动荡不安，人民过
着悲惨的生活，官吏们拉帮结派，统治者的位子岌岌可危
。请记住清朝（1644—1911）最初是由满族人建立的。大
约只有100万人口的这个小小的游牧民族，夺取了亿万人的
泱泱大国的政权，并且统治了他们两个半世纪。”兰德斯
先生的这个观点未必全对，美国本身也是从8年南北战争中
得以统一的。
兰德斯先生也承认：“新王朝建立的头几年，情况有
改善。天下重新太平，一切井然有序，粮食供应跟得上需
求。粮食产量的增长是欧洲对这个自以为万事不缺的民族
最了不起的礼物：新的作物（土豆、甘薯、花生）能种植
在本来土壤贫瘠的山岭地区。但此时中国人口也急剧增长
——这恰恰符合传统的马尔萨斯理论——当粮食供应难以
再升高时，饥荒、内乱便又出现了。康熙大帝（在位1662
—1722）尸骨未寒，动乱就开始了，最初很容易就被镇压
下去，但后来的动乱又如同积聚的暴风雨，越来越严重。
”
兰德斯先生所说的“动乱”，显然是指雍正帝，又不
仅只是雍正帝。因为，“中国在1000年以前是世界的中心
，是地球上最富庶、人口最多的帝国，约300年前仍是人们
赞叹的目标，此后却没落到受人讥笑与怜悯的境地。”
兰德斯先生说的300年前的中国，正处于清朝时代。人
们常说，落后要挨打。殊不知，不与时俱进，与世界潮流
脱节，却又自我感觉良好，盲目自大，不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历史、文化再悠久，国库再雄厚，也还是会落伍、会
落后。
笔者试作以下思考，期待中外方家教正：
乾隆时代，中国GDP世界第一、中国国库（户部）白银
存量世界第一、中国进出口总量世界第一、中国人口数量
世界第一、中国军队数量世界第一。中国是十六七世纪当
仁不让最富庶、最强大的国家。然而，中国老百姓的生活
水平，是当时世界第几呢？
这个问题，千百年来从未列于中国皇帝的龙案上，中
国皇帝从来就未考虑过要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放到世
界第几，清政府皇帝，当然也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们
从来根本对此不屑一顾，因为他们从未将此列为治国目标
。中国皇帝包括清代皇帝的治国目标就两个字：皇权；或
三个字：家天下。
中国古代皇帝那么多，却没有一个皇帝愿意跨出国门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看看外面世界的老百姓的生
活是什么样。康熙帝还搞搞南巡和东巡，视察水利，与老
百姓直接接触一下；雍正帝执政13年，从不直接接触老百
姓。
雍正帝首先考虑的，是扫除政敌；政权稳固后，他首
先考虑的，是如何把圆明园扩建得更气派、更宏伟、更奢
侈，甚至还考虑到他身后的陵寝，如何可超越前任皇帝。
他们关注得更多、更迫切的，是家天下模式如何绵延更长
。如此自私而又作茧自缚，就是闭关自守，这其实同样是
造成中国不了解国际社会、国际社会不了解中国，使中国
在国际社会上落伍、落后的原因之一。
中国历代皇帝朝思暮想的，主要的或基本的，是如何
巩固皇位，如何把皇位世袭下去且千秋万代。至于小民百
姓，只要有口饭吃，不造反，就是理想社会，就不想再去
改变，只想着如何维持和维护。这应该是作为大国中国，
即使曾经是康乾盛世、一度辉煌强盛大国的中国的一条历
史教训。
而雍正帝表面上的勤政、改革、务实、抱负、刚毅、
果断、奋发有为，等等，主要的或基本的目的与目标，或
骨子里，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本质，都是围绕如何巩固皇
位，如何把皇位世袭下去且千秋万代，甚至，如何能长生
不老，能活百岁以上。他从未考虑过如何把中国搞成世界
第几，更从未考虑过如何把中国老姓生活水平搞成世界第
几。
他称帝后考虑的第一件事，是万一他有不测，如何确
保皇位传给其指定的儿子？他考虑的第二件事，是如何迅
速有效地确保他能无限扩大个人独裁？他考虑的第三件事
，是如何扩建圆明园，如何炼丹、长生不老？他考虑的第
四件事，是如何死后能理直气壮地不入东陵，另建一个规
模、等级都大大超过康熙帝景陵的西陵？
以上这些目标和目的，除了长生不老外，他都实现了
，但是，国家地位世界第几呢？老百姓生活世界第几呢？
中国在国际上之地位、雍正时代老百姓生活水平比康熙朝
是上升、提高了，还是下降了，还是老百姓不满度大大增
强了呢？这些，都不在他治国安民的宏图内，雍正帝的成
千上万条朱批，也完全见不到有这个百年大计的目标路线
图。那么，他勤政、务实的终极目标，最后都落实到什么
地方去了呢？最后都落实到圆明园，落实到西陵去了。
有人以雍正朝的户部库银为据，来论证雍正朝的经济
比前任搞得好。其实未必见得，详见本书第五章。
《国富国穷》这个问题，本该是帝王们、历代统治者
们日思夜想、付诸实践的问题。众多专家学子及国民抱着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满腔热情地不断研究、不断总结
探索，说明千百年前的帝王、统治者们，当然也包括清代
的统治者们，尚有许多很值得后来者再研究、再总结的空
间。至少，被兰德斯先生多次提到的康熙、雍正二帝，就
是一对很值得比较、研究的具体对象。
这项工作如此浩繁艰辛，只靠少数人是不能胜任完成
的，而且，这个研究也同样不能闭关自守，同样不能关在
门第圈内或个人小屋内，同样不能“小农经济式”地自满
自足于一锄一犁，同样需要坚持改革开放路线、需要千军
万马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精神。当代西方史学正在尝试
把历史作为公共史学，让历史吸引更多人，让更多人关注
、参与历史讨论和研究；历史讨论和研究除了从历史到历
史外，还可以跨学科、多元化、多领域并举，作为历史讨
论和研究的路径与方法，或也是可以借鉴，或也是值得借
鉴的。
“学术者，天下之公器。”天下之公器，乃天下公民
所共有；既为公器，当为天下国计民生进步与福祉之所虑
、之追求、之探索、之奋斗。
任何人，无论本事有多大，智商有多高，终究不可能
把所有学问都穷尽做完。“学问”二字，归根到底，也总
是离不开边学边问，边问边学。这就有了本书最后一章的
内容，再四拜读冯尔康先生《雍正传》后的问与学。
对雍正这位历史人物之研究，如山林之繁茂，似江海
之广瀚。是否已经做到头了呢，是否还可以再研究、再评
论呢，本着这一精神，笔者不自量力，也想在边学边问、
边问边学中，摸索前进。
历史研究，诚如司马迁所说，是为“究天人之际，通
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余只希望此一家叨叨之言，能
抛砖引玉，以求得更多能人贤士更加完善的研究成果，也
衷心欢迎方家读者不吝赐教。
2014年初稿，2017年春节中改稿，2018年谷雨前后修
定于上海寓所清源斋

金恒源著的《再说雍正》并非对雍正的整体介绍，而是就雍正朝的若干政治、经济、文化的措施，一反前人对雍正的过度美化，从史实层面分析了雍正朝的政绩，并与康乾时期进行了比较。本书作为历史通俗读物，既区别与小说等”戏说”风格，又不同于严肃的学术研究，从史料入手，为读者点评当时的朝政措施，及其带来的影响。

当我修订完本书最后一章时，正是戊戌年采摘明前新
茶与谷雨之际。新茶一年一期，多少人在翘首期待？新书
之孕育岂止一年“十月怀胎”。在文稿杀青整理书桌和一
大堆笔记时，喜悦、激动与如释重负、忐忑不安之心同时
涌来，在心中翻滚。
十多年前，中央民族大学王钟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
戴逸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高翔教授及《清史论丛
》主编李世瑜教授、上海人民出版社许仲毅先生等先后不
约而同地向笔者热情建议，写一本有关雍正继位的集大成
之书，加上笔者研究之观点，供读者作进一步参考。笔者
思考再三后，把精力与重点放在了后半部分，着力于再究
：
（1）康熙帝之死、四阿哥究竟有无嫌疑；（2）康熙
帝临终前患病已7日，特别是临终之日，宫内居然始终不见
病危通知，官吏也始终不见有太医活动，甚至至今始终不
见病历记载一纸一字，这决非正常病故之兆；（3）据现有
可见史料，康熙帝临终前确有留满文遗言记录，并确已布
置完成并留下满文遗诏，并非没有遗诏；（4）在海峡两岸
分别珍藏的满文康熙遗诏原件文物上，只见满文署期康熙
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应该出现、应该可见继位人名
字的部位，竟然两件都损坏、断档、空白、不见了；（5）
在海峡两岸分别珍藏的满文康熙遗诏原件文物右部，在十
一月二十日才出现的汉文康熙遗诏上，经雍正追加后方可
见“雍亲王皇四子……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署期仍写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6）抚远大将军王、皇十四
子胤祯并非是接到雍正奔丧令才回京，在康熙帝临终前2个
月，父子俩即在密折来往中商定回京计划；（7）综合种种
史料和迹象，皇十四子这个回京计划之实施，被雍亲王用
阴谋破坏了、打乱了、拖延了；（8）孟森、王钟翰、戴逸
、金承艺、许曾重、白新良、杨珍等众多教授关于康熙晚
年秘密立储、精心培养皇十四子胤祯接班的研究考证及其
论证，是正确有据的，并非某些人所说没有史料证据；（9
）笔者在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雍正称帝与其对手》内
，用康熙帝的10个暗示，尤其是针对“必择一牢固可托之
人”究竟所指何人，提出：认为所指系皇四子者，仅是研
究者观点主张，认为所指系皇十四子者，有可靠相关史料
和历史事实、历史逻辑支撑，论证更为合理可信；（10）
对于当下流传甚广，所谓康熙帝临终前四个月已属意于弘
历为第三代接班人之说，经笔者重新考证后得出结论：这
纯是弘历继位后为自己镀金、为洗刷乃父篡位而伪造的伪
史，就连康雍乾三代官史也毫无此说正式记载；（11）据
笔者重新考证，弘历确为雍亲王私生子，诞生在承德避暑
山庄围墙外狮子沟草房（后改名狮子园）；弘历母子长期
没有正式名分，弘历12岁才由其父雍亲王精心安排得到皇
祖接见，目的是为摆脱弘历母子之窘境、欲借助康熙帝之
权威求得私生子皇孙身份之正式认可。哪里有什么其他奢
望、哪里有什么康熙帝默选第三代接班人之说，并由此决
定皇四子即位之事？
笔者也曾听到看到，认为笔者苦苦之所为，均是先设
定了皇四子篡位，然后围绕篡位说收集材料。笔者对此甚
觉委屈，因为这种批评本身，也是首先建立在某种假定上
。笔者也可以据此反驳，当下所有主张皇四子合法继位者
，也是先在思维上设定皇四子合法、正常继位，然后再围
绕合法、正常继位说收集材料的吗？
笔者以为，无论篡位说、合法继位说是否有一方或双
方都先期思维定位，关键还是在于举证、质证能否自圆其
说上，在于史料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上。即使篡位说或合法
继位说先有个假定，如果举证、质证充分确实，又有何不
可以？切如公安部门立案是否抓捕，也是从是否构成或排
除嫌疑人手。余以为对康熙遗诏真伪之争议，用证实、证
伪法立论，都是可以的，也只能用证实或证伪去解决之。
笔者之所以在皇四子是否篡位、康熙晚年是否秘密立
储、是否精心培养皇十四子胤祯接班上投入那么大精力且
孜孜不倦，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必须或尽最大努力，
还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之本来面目；力求还原真实、力求
说真话，这是所有读者之希望，也是所有习史者之目标。
无论这个历史人物、这个历史事件同某个读者、某个习史
者有否血缘、感情上之联系，还原真实、力求说真话上概
无例外。第二，无论古代还是近当代，政治斗争、尤其是
权力斗争，即使在统治集团或上层社会中，也必须遵守制
度、在程序的约束下进行之。不遵守制度、不受任何程序
约束，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者，都是个人或集团帮派野心
膨胀、个人或集团帮派阴谋活动的表现。用韬晦欺骗得逞
也罢，用宫廷政变得逞也罢，都不是社会正能量，都是应
该受到揭露、谴责、批判、抵制的，习史人不应该为其辩
护，更不应该对其欣赏、赞美之。
雍亲王皇四子究竟是用虚伪、韬晦、骗取康熙帝信任
谋得皇位，还是用宫廷政变、用阴谋侥幸得逞谋得皇位，
都有必要弄个清楚。因为，这是历史经验，也是历史教训
。
对于雍正帝执政13年怎么看，时下的流行看法，较30
多年

康熙帝在阅读了《论纳谏》后有感，曾直接就忠臣与良臣关系一事说道：“人臣进言，固当直切无隐；人君纳谏，尤当虚怀悦从。若勉听其言，后复厌弃其人，则人怀顾忌，不敢尽言矣。朕每阅唐太宗、魏征之事，叹君臣遇合之际，千古为难。魏征对唐太宗之言：‘臣愿为良臣，毋为忠臣。’朕尝思忠良原无二理，惟在人君善处之，以成其始终耳。”
汤斌为江苏巡抚时，就把康熙帝“以民为本”“民意即天意”作为为官执政的第一要领：“凡诸便民者，皆奏请行之，见属吏，必反复丁宁，告以君命不可负，民命不可残。”
不仅康熙朝的大员必须以康熙帝“以民为本”“民意即天意”作为为官执政的第一要领，康熙帝的第二代接班人乾隆帝在执政五十八年时，也再次重申了这一点。乾隆帝五十八年（1793）十一月己酉（二十日）冬至第二日，乾隆帝对大臣谕旨：“朕自御极以来，惠爱黎元，加恩海寓。凡普免天下钱粮四次，普免漕粮二次。此外，偶遇水旱偏灾，随时蠲免赈恤者，又不一而足。敬念圣祖仁皇帝御极六十年……朕继承统绪。于重熙累洽之后，惟日孜孜，无刻不以民依为念……彼时大臣中或以经费有常，储蓄宜裕为词者。似为国用起见，易于动听。而不知民为邦本，为民、正所以为国，其言断不可听从也。至为治之要，首在用人，而人才究以正途为重……倘复有奏请开捐者，即为言利之臣，更当斥而勿用。”
乾隆帝在执政近六十年之际，他怀念并更为敬重的，是皇祖康熙帝；他公开宣布，他继承、奉行并坚持推行的，仍是皇祖康熙帝“以民为本”“民意即天意”“君命”与“民命”并举并重的君民治国理念。
对臣属的取舍好恶，究竟是以是否忠于皇上为先，还是以民舆民心为重，康熙帝的立场态度是非常显明、坚决的。康熙三十九年（1700）十一月，康熙帝在提到张鹏翮、彭鹏、郭诱等官员时说：“臣下之贤否，朕处深宫，何由得知？缘朕不时巡行，凡经历之地必咨询百姓，以是知之。”
又云：“凡居官贤否，惟舆论不爽。果其贤也，问之于民，民自极口颂之，如其不贤，问之于民，民必含糊应之。官之贤否，于此立辨矣。”
康熙帝并未将忠君列为第一条，官做得好不好，首先要问老百姓，这实际上已经回答并解决了忠臣与良臣孰优孰先的问题。何为良臣、好官？“不取非义之财，一心为国效力，即为好官”。
康熙帝的良臣、好官的标尺十分简单明了，但真正做到、做好，也非易事。
早在康熙十八年（1679）八月，26岁的康熙帝就对在廷众吏说：“人臣事君全在辨心术之公私，今尔诸臣之才皆能料理政务，但徇私利己者多，公忠为国者少。若诸臣肯洗心涤虑，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和衷协恭，实尽职业，庶务何患不就理，国家何患不治平哉。”
康熙二十二年（1683）正月十三日谕部院大臣：“从来君臣之分虽甚尊严，上下之情贵相浃洽。尝观唐宋盛时，堂廉不隔，以成交泰之治。”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月初七日谕大学士等：“（国家）必得贤能之人，始能管理。”（同上书）“事君之道，不欺为本。”“何事当行，何事当革，悉意以陈，毋有所隐也。”
祖母孝庄太后有一次问玄烨有何愿望，玄烨答：“惟愿天下义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他为此立志：“所爱不在一身，总为天下生灵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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