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的矛头是对着军
阀和他们的主子的。在这场革命中起主导作用的是
国民党，它是在革命斗争中抱着各种目的的各种社
会集团的一个联合组织。这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
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当然，
这个统一战线自成立之日起就产生了分歧，这个分
歧主要是围绕革命中的领导作用问题而产生的。随
着革命的发展，党内斗争变得越来越尖锐了。一九
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做了使革命服从自己和
清除共产党人的首次尝试。
在进行北伐时，中国的资产阶级领导人竭力想
使北伐仅局限于纯军事目的。在北伐初期，国民党
内各种政治派别之间的分歧并没有妨碍一致的行动
。革命斗争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帝国主义列强
纠集了一些同革命不共戴天的敌人——吴佩孚和张
作霖、孙传芳和张宗昌——建立了一个反动势力联
盟。此外，帝国主义列强急忙将大批的本国部队开
到了中国。
但是，反动派的各种挣扎当时都是徒劳的，没
过一年，中国在一个中心周围的统一实际上已经实
现了。国民革命军——它战胜了在数量上和军事装
备上都占优势的敌人——迅速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
，有其一系列的原因：国民革命军的士气高，军事
训练有素；以B.K.布留赫尔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发
挥了很大的组织作用，国民革命军在开展军事行动
时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农民、无产者、手工业者
和中国劳动知识分子）的全面支持；中国共产党通
过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和动员当地居民援助国民革命
军，在提高国民革命军部队的政治思想觉悟方面，
做了很多工作。
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农民和无产者被吸收参
加革命斗争，在国民政府面前越来越尖锐地提出了
必须作出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但是，国民政府管
区里的实权都掌握在军人手里，这些军人一般地都
出身于封建地主和资本家家庭。中国共产党为了农
民的利益，积极负责解决很多世纪形成的土地问题
，因此，军界、封建地主、资本家和官僚都极端仇
视中国共产党人。
国民党的内部矛盾导致它分裂为反动的右派和
左派，后者坚持与中国共产党联合走革命斗争的道
路。这些矛盾又导致国民政府分裂为两个政治中心
——蒋介石和胡汉民政府的南京中心和以汪精卫、
谭延闿为首的武汉中心。汪精卫和谭延闿的顾问一
直是M.M.鲍罗廷。武汉政府是中国所有革命力量向
往的主要中心。
但是，武汉政府的成员们都不善于领导革命斗
争，而且他们对此都不感兴趣，他们都具有小资产
阶级政治家所固有的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的弊病。
他们继冯玉祥投入蒋介石阵营之后，也投身到了反
动阵营里边；他们破坏了国民党同共产党结成的联
盟，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就这样，真正的革命
运动与其暂时同路的资产阶级分子分道扬镳了。
我们苏联志愿人员——大部分人都是工农红军
军事学院（现在的M.B.伏龙芝军事学院）第四期、
第五期的学员——应孙中山的邀请来到中国，积极
参加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
苏联人真心愿意帮助中国人民从军阀和他们的
靠山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获得自己的
主权。
华南政府首脑孙中山将顾问们请来以后，为他
们创造了顺利开展工作的各种条件。至于国民军的
几个将领（冯玉祥、岳维峻、孙岳），他们都奉行
独特政策。他们愿意接受我国政府提供的武器和其
他物资，经常邀请顾问组出席宴会，但是他们却谨
小慎微而又很少让顾问直接接触工作。我们实践中
的几十个例子——兖州战役、天津战役、驻马店战
役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
从我的这部记事所提供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尽
管形式复杂而又充满矛盾，尽管困难重重，苏联顾
问们最终还是完成了交给他们的帮助中国人民消灭
北方军阀的任务。
我本人对我们的很多顾问都很了解，我们曾在
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一起学习过，在国内战争的战场
上并肩战斗过。所有的苏联顾问在中国工作期间都
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忘我精神。
张家口顾问组的顾问们（在国民军第一、二、
三军中担任顾问）在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可能最多
，这是因为军阀的势力绝对胜过了这些军队，帝国
主义分子都支持军阀势力，同时也因为国民军的领
导软弱。但是，这些军队在我们顾问的帮助下，牵
制了反动派的大量军队，因此使得国民革命军能在
广州顾问组的帮助下准备并实施了反对军阀的北伐
，把他们一一歼灭。
很多前顾问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都描写了国民革
命军的组成和训练情况。这些著作都以丰富的材料
令人信服地展现了国民革命军借鉴于我国指挥部队
的方法的优越之处和利用俄国国内战争经验，消灭
了军阀军队的历史。
尽管蒋介石变了节，以及尔后武汉政府的领袖
们也破坏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的进一步
发展，我们仍可自豪地说，去中国担任军事顾问的
苏联人光荣地完成了我们党和我国人民所交付的帮
助中国革命力量的任务。

再版序言李辉
出版说明
作者的话
第一部分 在华北
前往中国
在北京
中国的国内形势
中国的军队
顾问在北京
国民军第一军和张家口顾问组的活动
在河南
农民的处境
返回北京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开始和国民军
山东之行和在河南军校的工作
一九二六年初华北的军事政治形势
在天津战场
国民军第二军的南部战场和驻马店之战
从郑州到陕县
取道山西回北京
国民军第一军的覆没
国民军第一军失败的原因
第二部分 在华南
从莫斯科到广州
在广州
华南的形势
华南的顾问和国民革命军的改组
蒋介石的政变和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领导人
“三二○事件”后国民革命军中的军事政治派别
北伐
进攻武昌
国民革命军东路军的南昌战役
等待出发
同政府大员前往南昌
关于华南组参谋部的活动
新占领省份的形势和国民革命军的分裂
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
瓦·康·布留赫尔（加伦）
一九二七年初在华中
北方军阀的武装力量
一九二七年初国民革命军的部署
浙江之战
南京战役
在南京
南京政府的成立
在汉口
河南战役
冯玉祥的叛变
离开中国
附录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期间的中国军事活动家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在华的部分苏联军事和军政顾问
参加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苏联军事翻译和汉学家
后记

前往中国
一九二五年的春天，对于我们这些工农红军军事学院（现在的伏龙芝军事学院）第五期学员来说，却是“农忙”季节。我们进行了最后的毕业考试，开始毕业论文的答辩。我们都住在离学院相当远的集体宿舍里，学院当时在克鲁鲍特金大街十九号。我住在特维尔斯基大街以前的“列瓦达”旅馆里。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但对外部世界的事物，特别是对远东国家发生的事情，即使在百忙的考试中，都一直是十分关心的。
让我去中国，这对我来说，完全出乎意料。事情是这样的：在三月底，有一次，我在学院会场休息厅里碰到同年级同学阿利别尔特·扬诺维奇·拉平。他叫住了我，把我拉到一边，小声对我说：“中国南方政府总统孙中山请求我国政府向中国派出军事顾问，以便向正在筹建的国民革命军传授军事技术，并协助他们部署军事行动。为此目的，米哈伊·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建议，我们学院选派十五——二十名学员前往。党委已经提你作候选人了。你不必担心毕业文凭，这件事还要征得你的同意。”
这个问题真使我茫然不知所措。必须立即作出决定，在自己生活的道路上来一个急转弯。这可能使我业已开始的以战役艺术为题的毕业论文的研究付诸东流。说实话，对此我倒不怎么在意。我感到惬意的是，我将放弃书本上的学习任务和假设的作战条件，而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制定调兵遣将的实战计划了。
另一件事却使我忐忑不安。我们这些军事学院的学员，既不懂中国的语言，又不了解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我们对中国军事地理和总的政治形势的了解也非常肤浅。
但是，我们具有国内战争的战斗经验，此外，大多数人也都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因而，对用先进军事技术装备起来的帝国主义军队的作战方法并不陌生。学院在很多重要的军事领域方面，对我们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上的训练，培养我们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帮助我们掌握认识社会现象的辩证法。
在我的脑海中，一下子闪现出很多互相矛盾的想法。我还记得亲人们讲述的那些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故事。我父亲原来在俄国西部的军队中服役，在日俄战争爆发前不久，他带着全家，迁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并转到东西伯利亚第三十二步兵团。妈妈和我的姐妹们一直对中国人赞不绝口，说他们是诚实勤劳，有着古老和独特文明的人民。
由于某些不利的历史条件，中国在技术发展水平方面落到了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后边，并遭到了一些西欧国家、美国和日本的野蛮侵略，变成了半殖民地。对于我们这些不久前才打碎了资本主义枷锁的苏联人来说，渴望帮助千百万中国人民保卫民族独立，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因此，我决定同意去中国当军事顾问。
不久，我便打听到了我们这一届学员中愿去中国担任军事顾问的一些人的名单。同时也了解到了前几届的某些学员已于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去中国的情况。
当时去中国的学员都是些什么人呢？
我们这一届和前几届的学员都是在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二年从国内战争的战场上直接来学院学习的。当时只让那些积极参加过国内战争或者建立过其他革命功勋的红军指挥员参加入学考试。他们中间各种年龄的人都有，从极为年轻的共青团员到两鬓斑白的老人。他们的文化水平不尽一样，他们在各军种中都担负过各种职务，但他们所有的人都富有战斗经验，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这些在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战斗中经受了锻炼的学员们，在学习过程中，不是在表面上，而是批判地掌握了军事科学，若谈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这一点就更为明显。对一些“一成不变”的军事艺术原则、外国专家的论述以及我们学院当时的教授们就策略和战略问题发表的看法，当时是有争论的。在我们学院里，经常就各种军事方面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在组织讨论过程中，学院的军事科学协会及其各个组：步兵组、炮兵组、骑兵组、空军组、工兵组，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学院军事科学协会召开的会议，除了学院的教师和学员以外，M.B.伏龙芝、M.H.图哈切夫斯基、C.C.加米涅夫、A.И.叶戈罗夫等工农红军的著名人物也常常前来参加。进行这样的讨论，不仅对学员深入研究学院的教程颇有帮助，而且对苏联的军事科学的发展也有促进。
当时，学员们都同军队的很多杂志和报纸密切合作，其中有些人甚至进了编辑委员会。在创立苏联军事思想方面，二十年代是硕果累累的时期。正是在那个时候才开始认真研究战争经验，就军事和战争史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了讨论，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当时出版了很多学院的教师和校友——M.B.伏龙芝、M.H.图哈切夫斯基、A.A.斯维钦、A.A.涅兹纳科莫夫、A.M.扎伊奥恩奇科夫斯基、A.И.维尔霍夫斯基等——写的军事科学方面的著作。
P3-5

《中国革命纪事(1925-1927)(精)》，是苏联志愿人员A.B.勃拉戈达托夫关于帮助中国建立国民革命军、参与筹划和实施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军事行动的回忆录。
中俄作为两大邻国，一定会按两国领导人指引的方向，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让两国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旗帜高高飘扬。
本书对于研究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1982年11月，我翻译的《中国革命纪事（1925
-1927）》一书由人民出版社以三联书店名义出版了
。这在当时中国与苏联国家关系还未实现正常化的
环境下，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举动。我想，这在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本书对研究20世纪20年代中国
革命史，研究共产国际、苏维埃俄国与中国革命的
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
来，尽管中苏关系还处于僵冷对峙状态，但苏联方
面陆续出版了几部介绍中国革命、中共发展壮大历
程的书籍，均以回忆录的形式出版。其作者都是在
20世纪20年代初期受苏俄政府派遣，前来中国支持
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支持北伐战争的苏联
红军将领和共产国际的重要官员。这些回忆录的作
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详细叙述了当年中国革命发展
的风风雨雨，对于我们深入开展中共党史和中国革
命史研究，了解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斯
大林领导的苏俄政权在捍卫自身胜利成果的同时，
高举国际主义旗帜，支援世界革命，尤其大力支持
中国革命的历史，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我是在1979年翻译完这本书的。1981年4月我到
中国驻苏联使馆工作。由于双边关系尚未实现正常
化，使馆的对外活动较少。有一次，使馆举行了一
场规模较大的苏联友好人士招待会，我从与会者名
单中看到了本书作者的名字，非常高兴。在招待会
上，我终于找到了勃拉戈达托夫中将。当时来了很
多曾经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将军。尽管两国关系政
治气候紧张，但这些将军们对来中国大使馆做客都
十分兴奋。我跟勃拉戈达托夫将军谈了他写的这本
书，他又回忆了当年在中国工作的经历。与会的苏
联记者给我们拍了照片，后来刊登在了苏中友协办
的刊物《苏联妇女》中文版杂志上。
在隆重纪念伟大的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人
民出版社决定再版此书，这是一件很有历史意义的
事情，体现了出版社同志们的宽广政治视野和历史
眼光。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与俄罗斯关系现在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在
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两国的政治互信不断增强
，战略协作日益加深，人民间的传统友谊得到了巩
固和发展。在这一前所未有的历史时刻，我们不能
忘记那些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了加深两国人民
友谊而贡献了自己聪明才智、青春年华的苏联（俄
罗斯）同志和友人。他们为我们今天日益巩固的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铺下了第一块路石。我们坚信
，中俄作为两大邻国，一定会按两国领导人指引的
方向，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让两国
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旗帜高高飘扬。
李辉
2018年8月20日

《中国革命纪事(1925-1927)(精)》根据苏联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翻译，主要反映1925-1927年间苏联军事顾问在华活动情况和他们所经历的中国大革命。
作者A.B.勃拉戈达托夫为苏联驻华军事顾问，曾先后在冯玉祥部国民军、广州国民政府和北伐军中担任军事顾问。书中他对冯玉祥和国民军的情况有生动细致的描述，并对北伐军高级将领之间的派系纷争，蒋介石制造的“三·二○”事件和在南京另立政府、背叛革命的情况，以及北伐战争的军事决策和重大战役作战过程都做了详尽的回忆。本书从独特的角度反映了苏联和共产国际这一时期的对华政策和国共两党的一些相关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