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彦弘，1966年生，1984-1994年先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问学
·历史研究基础知识指要
·暑假读史?
·“封建”与“专制”的名与实
·短命的隋朝
·也谈《水浒传》中西门庆与王婆的对话
·有多少东西能留下来
·我的无趣的大学生活
·所谓学术自传
忆旧
·父亲
·师友书札日记中所见的周一良先生
·垂范岂限汉家
·忆我的启蒙恩师沙知先生
·宁可先生琐忆
·怀念森本淳君
·记祝总斌先生
·记何龄修先生
·陈智超先生八十华诞座谈会感言
·记吴宗国先生
杂感
·“学术批评”议
·学术刊物的匿名审稿制
·学会改革的建议
·科研管理的量化之弊
·学术考核与学术管理
·历史的意义
·无奈
·《色·戒》观后
·评职感言
·吃请

“封建”与“专制”的名与实
1939年，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二节“古代的封建社会”，称“中国自从脱离了奴隶社会进到封建制度以后，……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特点，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二是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三是地主阶级的国家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和从事无偿劳役；四是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上世纪四十年代，翦伯赞《秦汉史》(此据重排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第一编第一章第一节用“秦族的渊源与秦代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创立”作为该节的名称，于节末称：“在初期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封建专制主义帝国。”范文澜1954年针对修订版的《中国通史简编》所存在的问题，撰写了《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立“汉族封建社会的分期”一小节，称“秦始皇为统一事业作出了许多重大措施，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范氏在谈到“一个社会的性质是由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即基本的所有制来决定的”时，引用了《联其(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引用的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定义：“在奴隶占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占有生产工作者”；“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生产工作者”。
中国封建社会的性质，经由《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联共(布)党史》在政治上定调，又经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学术上进行阐释后，秦统一之后中国的历史被概括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几乎成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唯一的正确表述。在遵从这一概括的大前提下，对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变化过程．学术界也曾展开过讨论，大家也还是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当然，对这种概括本身，也有学者有不同意见，但在学术政治化的干扰下，这些意见影响甚微。
上述的理论建构，“封建社会”，是从生产资料的占有以及由此决定的生产关系来着眼，谈的是社会的性质；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讲的是政治制度：“专制主义”强调的是皇权，“中央集权”谈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所以君相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是解释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变化的重要视角和原因。
近十数年来，政治对学术影响逐渐减弱，学术与意识形态正不断进行着区隔，学术政治化在不断褪色。存这一背景下，有学者对上述概括开始进行全面反思。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不少学者质疑甚至批评把秦统一之后的中国古代社会概括为“封建社会”，其中最具影响的是李慎之《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集大成的则是冯天瑜 《“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五种社会形态来分析和认识中国历史的发展，借用了“封建社会”这一术语或概念，却又抽掉分封以及由分封带来的封君一封臣之间的关系、分封贵族与农民之间的强制依附关系等这些“封建”本来所包含的实质性内容，成了没有“封建”的“封建社会”；更尴尬的是，封建的本义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水火不容，而秦汉以降，主要是国家与自由民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地主与农民的依附关系。这也难怪有学者说封建一语乱天下了。其实，在二三十年代的社会性质大论战中，这个尴尬和矛盾即已突显了出来。胡适就曾批评过周谷城，说：“‘封建的形式’诚然是至秦始皇时才完全毁坏，但‘封建的实质’在秦始皇以前早已崩坏了。”他还批评周氏。“把‘中央集权制度’认作封建国家，便是根本的错误”(《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5册744页)。“文革”结束后，不少人将“文革”归因于封建遗毒，李慎之说，这些人口中的封建主义，实际上就是他所讲的专制主义。
“封建”或“封建社会”，词汇相同而所指内涵却如此不同，这就造成了种种的不便乃至混乱，但只要使用者作出明确界定，也无不可。况且，在现时代，用五种社会形态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渐成一家之言；虽然不是像胡适所批评的，只是“专爱用几个名词来变把戏”，但对秦汉以来的社会，我们不使用封建社会这种概括，也不会妨碍我们对具体的历史问题进行研究。当然，长期习惯用封建社会来概括中国历史，并将一系列本来与封建社会并无必然关系的现象如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自然经济、个体小农生产等都视作封建社会的逻辑的组成部分的学者，难免会有无所适从之感。
对“专制”的认识似乎就不这么简单了。
……
P40-43

孟彦弘著的《不够专业》是一部学术随笔，大致可分为如下部分。一，面对大众的读史建议；二，访学台湾、日本时的见闻；三，回忆学术界的人与事；四，就与学术相关的一些事情（如学会的选举、学术批评、核心期刊和量化管理）所发的议论。五，代序、代后记等与自己成长相关的文字。总的来说，着重于趣味性和可读性。

从1984年入大学算起，转瞬已三十多年；从1994
年入职开始，也已过了二十多年；往后看，不到十年
，就要退休。粗粗翻了一下我的所谓论著简目，写东
西较多的，是最近这十年。我从入大学到博士毕业，
规规矩矩，中间不曾中断，整整念了十年。回过头来
看，这十年，也就是打下了一个学术入门的基础。又
过了十年，才渐渐有了些东西，陆续发表，也才渐渐
感到在自己多年收集材料、反复思考的一些极小的领
域，方能有一些还算左右逢源的心得和认识；稍稍越
出这个范围，便顿感茫然。对文史专业(也许还包括
一些社会科学)来说，这个积累、摸索的过程，大概
是必要的，是难以逾越的。
据说，在西方，五十岁上下拿到终身教职，当上
教授，加上有了此前的问学积累，可以开始心无旁骛
、专心致志从事研究了。但在中国，教授似乎只是开
始混的一个 “起步价”，各种职衔、各种好处，才
刚刚有资格去谋、去争乃至去抢。任何一点好处，都
会成为下一个可能的更大的好处的一个台阶或前提，
都不能放弃。看着眼前晃动着的萝卜缨，要不断跟着
往前走，才行。不过，对已过知命之年的人来说，穷
达已定，似可静下心来，在未来的十年、最多二十年
的有效工作期，认真读书、思考，出一些稍徽成熟、
稍有价值的东西，也许可免“恨不十年读书”之憾。
小书中的大多数文字，写作时都不曾想到要正式
刊发。这要感谢网络时代，先是各种论坛，后又有了
博客、00、人人、豆瓣等等，现又有了微信，这为胡
言乱语提供了一个寄存之处。同时，也很感谢女儿。
孩子是老人窥视这个不断变动着的世界的一扇窗。电
子时代的这些平台，都是我“追随”着她去玩；转眼
，她研究生要毕业了，忙着自己的“正经事儿”，不
大玩这些东西了，我却玩得越来越起劲儿。如果没有
微博这样的公共平台，我们去哪里发出一点点个体微
弱的声音呢?
沈从文在l 969年致徐城北的信中，谈到写短篇
，“其中最容易过的‘文字关’，事实上不写个百十
篇，长期从实践中明白甘苦，求掌握文字到‘随心所
欲’去使用，见出风格，是并不容易作到的”。我当
然不会也无力去用写短篇的文学家的文字来作要求，
即以简单的语文来说，我的文字也并不过关。中学的
议论文，完全是八股的练习，不讲逻辑、不讲论证，
只是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自己的所谓观点(世界这么大
，什么例子没有呢。我对大中学生的所谓辩论，向无
好感，除了表演，实在没有多大意义)；即以小学生
的记叙文，我也没真正过关。事尚能称实，文字、表
达，则实在谈不上也。希望将来能如沈先生所论，多
写多练，以期有所提高。
小集所收，多是专业研究之外或虽近乎专业却属
普及的文字，主题则不外忆与议。忆则无文无质，议
叉多胡言乱语；在行家看来，也都不够专业。故以名
集。收入的文章，除个别略加润色或循例作些删削外
，基本未作改动，特别是致人信函说明之类，明知措
辞不当，也不便再改。曾正式发表于报刊者，标明了
原刊出处(非常感谢当初惠予刊发小文的报刊以及对
我多有关照的诸友好)。文前的所谓“题记”是当时
写的；文末的“附记”，有的是从前原有的，有的是
后来贴于博客等处时所加，还有的则是此次编集时所
附(署有时间，一望即知)。
承小磊兄的关照和出版社的垂青，始有机缘编集
小书。编辑出版过程中，分类编排、文字错讹等，皆
蒙向继东先生及责编细心审阅和校正。谨致谢意!
孟彦弘
2017年5月24日于京郊新都槐荫室

照理说，当上教授就可以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了；但现在的“教授”，只是一个起步价，各种职衔和好处，才刚有资格去谋、去争、去抢。任何一点好处，都会成为下一个更大好处的台阶或前提。看着眼前晃动的萝卜缨，要不断跟着往前走……可《不够专业》作者孟彦弘，对“不够专业”的这些文字情有独钟，无论“问学”“忆旧”还是“杂感”，看似平实的文字，却饱含着对职业的敬畏与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