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凯普什是一位大学文学教授。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向往理性与节制，但他又精力旺盛，常面对诱惑而陷于苦恼。两年来，他在理性与诱惑的夹击之下，欲望一日盛似一日。在心理平衡渐渐被打破的同时，诡异的生理变化也随之而来。二月的某个凌晨，凯普什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重达一百五十五磅的女性乳房……
菲利普·罗斯著的中篇小说《乳房》以第一人称视角，记录了主人公遭逢“变形”前后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人对这种“变形”的反应，给读者留下了思考人类异化与身份认同感缺失的无限空间。

菲利普·罗斯（1933-2018），1997年，菲利普·罗斯凭借《美国牧歌》摘得普利策文学奖。1998年，罗斯在白宫受颁美国国家艺术勋章。2002年，他又获得美国艺术文学院颁发的最高荣誉——虚构类作品金奖，该奖的往届获奖者有约翰·多斯·帕索斯、威廉·福克纳、索尔·贝娄等著名作家。罗斯于1960年、1996年分别凭借处女作《再见，哥伦布》和《萨巴斯的剧院》两度将美国国家图书奖揽入囊中。此外，他还获得美国书评人协会奖两次，笔会／福克纳奖三次。罗斯的《反美阴谋》被誉为“2003-2004年度以美国为主题的优秀历史小说”，这部小说于2005年荣获美国历史学家协会奖和W.H.史密斯文学奖年度最佳图书。罗斯也因此成为W.H.史密斯文学奖设立四十六年以来首位两度获奖的作家。
2005年，罗斯成为第三位由美国文库为其出版权威版作品全集的在世作家。此后，罗斯接连获得笔会／纳博科夫奖（2006）和笔会／贝娄奖（2007）。2011年，他在白宫被授予美国国家人文奖章；同年，他又成为第四位布克国际文学奖的获得者。2012年，罗斯赢得西班牙最高荣誉——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2013年，他又荣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最高荣誉——法国荣誉高等骑士勋章。

正文

菲利普·罗斯著的中篇小说《乳房》讲述了一个关于人变乳房的诡异故事。三十八岁的犹太人大卫·凯普什是比较文学教授，不明不白地变成了一个硕大无比的乳房。凯普什变形前精力充沛、食欲旺盛，但变形后，成了一个不能视物、无力移动的乳房，只能一动不动地呆在医院里，靠静脉注射摄取营养。除了每天照顾他的护士和大夫，来看望他的只有他的父亲、女友和一个同事。

我是一只乳房。在1971年2月18日的子夜到凌晨四点之间我的身体发生了这样的变形，这种现象被普遍地形容为“荷尔蒙激增”、“内分泌失调的恶果”，或者是“雌雄染色体的大爆炸”。我变成了一叶与任何人形都毫无关联的乳腺，在人们的头脑里这种事只可能存在于梦境或达利的绘画中。人家告诉我如今的我是一个具有足球或飞艇外形的生命体；一个重量为一百五十五磅的海绵联合体（变形前我的体重为一百六十二磅），而高度依旧是六英尺。尽管我依然保留有大部分的心血管和中枢神经系统，被称为“简化了的、原生态的”分泌系统，和终止于我那形状好像是个带着盖头的肚脐的上腹部的呼吸系统，它们都是支离破碎、“奇形怪状的”，然而就连这些人类的特征也都被瓦解、被埋葬于这么一个基本构造，这构造就是一只雌性哺乳动物的乳房。
我体重的绝大部分都是脂肪组织。我身体的一端有如西瓜般滚圆；另一端终止于一个圆柱形的乳头，它从我的“身体”上突起五英寸，顶端共有十七个开口，每一个开口都大约是男性尿道口的一半大小。它们是输乳管的开口。没有图表的帮助我也能够明白——我已经失去了视力——那些管子分叉回流至由分泌乳汁的那种细胞构成的小叶，通常来说，当乳头被吮吸或者采用机械手段来挤奶时，乳汁就通过这些管子被输送到正常乳头的表层。
我的肉体是柔滑的、“年轻的”，我依旧是一个“白种人”。我乳头的颜色是玫瑰般的粉红色。这最后一点被认为是异常的，因为我以前的身体明显是褐色的。我这样告诉那个为我做检查的内分泌科医生，然而我自己并不认为这点比我身上其他的外观变形更为“异常”，不过我毕竟不是内分泌科医生。医学知识是苦涩的，可它毕竟是知识，它一定会被观察和记录下来。
我乳头的颜色是玫瑰般的粉红色——就像这一切发生的那天晚上，我阴茎根部的污渍一般颜色。乳头上的开孔对于我就像是嘴巴和退化的耳朵——至少我觉得我能通过乳头让人家明白我的意思，而且我还能隐隐约约地听见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起初我自己认为我的乳头是由我的脑袋变形而来。可是，医生们不这么认为，至少在这一个月里不这么认为。理由之一是，我的声音尽管十分微弱，显然是从我上腹部的盖子那里发出的，即便我的内部景观感依然固执地想要和身体最高点的更高级的意识功能建立起联系。现在医生们主张我乳头上粗糙起皱的皮肤是由龟头形成的——诚然，它们对触摸极度敏感，其程度超过了任何面部组织，甚至包括嘴唇黏膜。他们认为，围绕着乳头的多皱而呈粉红色的乳晕是在“刺激乳腺发育的”垂体那火山喷发般的分泌液的攻击下由阴茎变形而来。在乳晕边缘的一个不起眼的突起之上伸展着两根纤细的红色长毛。“它们有多长呢？”
“正好是七英寸。”
“那是我的触角。”先是苦涩，随之而来的是怀疑。“请你把其中的一根拉动一下，好吗？”
“如你所愿，大卫，我会轻一点拉的。”
戈登医生没有说谎。我身体上的一根毛发被扯了一下。那是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真的，熟悉得让我恨不得自己已经死了。
当然，在变形——“变形”！——发生的好几天之后我才恢复了意识，又过了一个星期他们才告诉了我些许详情，此前他们只是说我“病得很重”，说我得了“内分泌失调”。我会可怜兮兮地哀号、嚎叫，因为我每次醒来都会发现自己既没有视觉、嗅觉和味觉，也不能动，而且他们还不得不给我用了大量的镇静剂。当别人抚摸我的“身体”时，我甚至不知道我的身体成了什么模样：那感觉是出乎意料的舒坦，但那却是一种漠不关心的抚摸，它令我联想到浪花拍打在海滩上。有天早晨醒来时，我感觉到身体的一端有些奇怪。并不像疼痛——倒更像是愉悦——然而这感觉如此奇怪，就为了感觉一下我尖叫起来：“我被烧着了！我着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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