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金80年代”到90年代危机
回顾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两德统一期
间的联邦德国，无疑是成功的。自1986—1987年起
出现了长期经济繁荣，失业率下降，国家财力增强
，因此垮台的东德遭遇的正是一个繁荣的西德，并
且由于统一繁荣使得它的经济增长更上一层楼。而
如果说80年代是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的话，那
么90年代则是一个充满危机、开放性问题及新难题
的十年。表面来看它涉及的是由重新统一和内部融
合造成的财政负担。前民主德国经济崩溃的程度无
疑是被低估了——中东欧与东欧出口市场的崩盘更
加速了这一崩溃，过去只能通过可观的财政及社会
福利拨款才能得以缓解的结果，如今依然如此。但
与必要财政支持同步发生的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明显
放缓，还有一场加速进行的社会现代化进程，而这
构成了90年代中期以来危机体验的更深层次意义，
没有什么比科尔，根舍内阁在1990年12月2日取得联
邦议会选举胜利后便着手为德国统一筹措资金的考
虑能更好地说明这一转变的速度：1991年1月通过将
电话跳次计费周期缩短几秒的决议，以便将联邦邮
政由此获得的额外收入投到德国的内部统一之中。
但当人们疑虑在此期间完全私有化的电信业此后会
经历何种发展时，此次变革的速度与当时那个建议
的不适用性一样都瞬间变得清楚起来。
和其他的欧洲工业国一样，新的联邦共和国必
须将一个建立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基础上且加速推
进的技术、经济和社会现代化与“全球化”加以平
衡，以使“社会福利费用”不会超出能力所及的范
围。在这方面，还格外要求重新定义国家在未来必
须完成的任务以及必须退出的领域，并就“福利国
家”的边界与财政、改革必要性与“改造”进行深
入讨论。另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则是，究竟什么才能
让一个个体完全服从主流“个性化”过程的社会进
而团结起来？而作为传统的并且正在不断瓦解的体
制对立面的社会化或国家干预新形式，对它们的持
续探索，都表明这一领域还存在看空白。
因此，很多事情表明，联邦德国如同百年前的
帝国一样迈入了一个新时期，曾经的历史经验与知
识并不足以用来解决未来的问题，同样这里可能潜
伏着对于自由和民主来说迄今为止还并不为人所知
的新危机。由于20世纪苦涩的极权主义经历或令德
国人对那些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威胁形成免疫，但
正在到来的危险却极有可能与那些我们认为是“后
现代”时代新进程相连。因此，在回顾“老”联邦
共和国民主所取得的成就及其作为“第三”共和国
总体成功的开端之后，德国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被
更多地要求保持警醒，以及时阻止可能出现的歧途
或特殊道路。

前言
第一章 一条通向20世纪的德意志“特殊道路”
第二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民主（1914—1933）
第三章 独裁统治与第二次世界大战（1933—1945）
第四章 战后与冷战时期：两个德国的成立（1945—1955）
第五章 分裂的德国社会和政治
第六章 “特殊道路”的终结：德国年（1989—1990）
后记 从“黄金80年代”到90年代危机
参考文献
德中译名对照表

1918年至1919年间的革命史表明，德国社会与政治在战前就已背负的种种特殊负担很大程度上在世界大战结束后继续存在。社会的鸿沟、世界观的矛盾以及政治上的阻碍如此之深，而由一战战败及苛刻的《凡尔赛和约》而产生的外交负担又是如此之重，以至于完全不能对一气呵成实现国家建立与社会未来蓝图构想抱有期望。如此一来1919年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失望之年。对此，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本身仅需承担极小部分的责任，但从一开始她就承受着终其存在的短暂历史都无法消除的合法性匮乏之苦。
同样，魏玛宪法也缺乏合法性。其缔造者们(其中包括少部分女性)明白，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既缺乏历史合法性，又缺乏将议会制作为政体的实践经验。为此，魏玛国民大会小心谨慎地对宪政的重心进行了分配，以保证一种广泛的民主参与及社会和政治力量均势。宪法缔造者在他们的作品中将不同的民主模式相互联系起来：体现在国会中的民主代表制原则；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国家总统从而使这一官职人格化的总统制；最后则是直接民主模式，它在国家层面明确了人民请愿与公投的机会。然而，无论这样的民主设想在理论上如何无懈可击，它在实践中的运作却始终困难重重。对于很难做到接纳现代大众社会多样性区别且常常消极应对机构化的统一与公共福祉观念的德国政治文化而言，原本一项重要的训练是通过议会来强制推行政治决策。但得到宪法认可且在国民议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政党，却由于种种重大的政治现实问题而逐步丧失他们在议会中的重要职能：例如议会组建政府并执政的职能，以及以议会反对派的形式始终做好替代政府准备的职能。尽管在相对稳定的共和国中期，魏玛的议会制度在相对不受严峻外交考验与内部生存危机影响下有所发展，但它在功能上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此外，国家总统一职的设立也助长了这样的幻想，即总统才是真正意义上国家的代表，而不仅仅是以共同福祉为己任的超党派机构。当1925年兴登堡当选总统之后，宪法所赋予总统权力有多宽泛，就在同等程度上助长了反共和主义者对于复辟和反议会制的幻想。
由此，介于执政的国家权力机关与议会原则之间传统的二元结构重新出现。但事实上，这种二元结构只是对业已损害威廉帝国宪政的政治与社会权力均势的复制：那些持开放而积极态度面对西方民主立宪国家模式的势力，从魏玛共和国中看到了一场巨大的政治进步；如果这一结构由资产阶级中的自由派、社会民主党以及天主教政党中的民主派别长期占据的话，那么这些所谓的功能缺陷就很难构成危害。但在当时，恰恰缺乏的是让大多数德国人适应政党国家和议会民主制的时间以及可能的政治影响力。 这一缺陷随着魏玛共和国失去一批过早逝世的民主派高级政治家而越发明显。被很多人寄予政治厚望的第一任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1925年2月死于一场延误治疗的阑尾炎。艾伯特的主要优点在于他显而易见的实用主义政见及承担政治责任的决心。正是这两点帮助他在政治中间派中为自己及共和国赢得了不可或缺的信任。当然，这种信任的代价便是招致各党派极端分子的仇恨。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极端分子给他贴上了背叛工人阶级的“叛徒”标签，而右翼极端分子则指责他作为社会民主党主席在一战中犯下了叛国罪——在战争中连失两子的“叛国行径”！（P44-46）

安德烈亚斯·维尔申著的《二十世纪德国史(精)/贝克知识丛书》这本20世纪史的读本描述了德国从以集权专制为特色的君主政体到扎根于西方的民主社会福利共和国的历程。这其间横亘的是那些为20世纪的德国史和欧洲史打上烙印的经历：世界大战和民主丧失，专制和犯罪，分裂和统一。安德烈亚斯·维尔申的描述以对一条德国”特殊道路”的追问为主线，其中尤其对那些长期的、且常常是充满矛盾的社会发展给予了特别关注。

20世纪才刚刚结束。因此，撰写关于这段时期
的一部“德国史”是一次不小的冒险，并且当我们
不得不在极其狭窄的空间范围内来讨论这段时期时
，这种冒险愈加明显。每一位通晓德国史的读者将
不可避免地在下面的行文中发现大量尚未提及的东
西，同时也会抱怨某些内容太过粗糙或太过片面。
但我仍希望，拙作在传递那些确切的基本信息的同
时指明一些阐释的可能性，并能够实现其目标。
首先，我要感谢C.H.Beck出版社的德特勒夫·
费尔肯博士，是他鼓励我进行这样的尝试，并以令
人钦佩的细致审校了原稿；奥格斯堡的福尔克尔·
多特魏希博士不辞辛劳地阅读了初稿，我要对他提
出的那些批判性建议表示衷心感谢；我还应感谢海
克·费-阿格拜勒一直以来的热心工作和支持；最后
，我要感谢我的母亲罗斯玛丽·维尔申，她也参与
了该书的审校。
安德烈亚斯·维尔申
奥格斯堡，2001年2月

安德烈亚斯·维尔申著的《二十世纪德国史(精)/贝克知识丛书》这本关于二十世纪德国历史的小书描述了从具有专制国家色彩的君主政体到扎根西方的民主与福利共和国的德意志道路。这其间横亘的是那些烙印在20世纪德国与欧洲历史中的经历：世界大战与民主的失败，独裁与罪行，分裂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