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圣地亚哥大地震中，九岁的男孩首次见到比他大三岁的珂罗蒂雅，后者竟让他帮忙监视她的舅舅劳尔。多年后，长大了的两人重逢，在一场无关爱情的交往中，终于明了当年的真相。九岁男孩眼中的圣地亚哥，成熟作家心念的还乡之路，在作者与角色、过去和现在、虚构与现实之中交织在一起，通过两个家庭的遭遇，书写了一个时代的伤痛。亚历杭德罗·桑布拉著的《回家的路》荣获智利2012年度“阿塔索国家艺术奖”和同年全国图书理事会奖。

亚历杭德罗·桑布拉（1975— ），智利诗人、作家、文学批评家，是智利年轻一代作家中的翘楚。他的第一部小说《盆栽》即轰动文坛，并获得当年的文学评论家奖*佳小说奖和国会图书大奖，被称为“智利文坛的一次放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或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他还著有诗集《无用的海滩》《移动》，散文集《未读之书》和小说《树的隐秘生活》。2010年，他被著名的文学杂志《格兰塔》评为“西班牙语优秀青年小说家”之一。

Ⅰ．配角
Ⅱ．父辈的故事
Ⅲ．晚辈的故事
Ⅳ．我们都好
译后记

智利年轻一代作家翘楚，《格兰塔》评为“西班牙语优秀青年小说家”之一，亚历杭德罗·桑布拉中篇代表作《回家的路》，书写了一个时代的伤痛，荣获智利2012年度“阿塔索国家艺术奖”和同年全国图书理事会奖。
《回家的路》中的一代人，在智利皮诺切特时期学会读写，而他们的父母，则是独裁年代的同谋犯或受害者。
“回家，就像离开一场尚未结束的战争。”

亚历杭德罗·桑布拉是智利新生代作家，一九
七五年出生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城，不到四十岁时
即已摘获多项文坛殊荣。二〇〇七年，在由海伊文
学艺术节举办的“波哥大——世界图书之都”活动
中，桑布拉跻身“三十九岁以下最具影响力的三十
九位拉丁美洲作家”行列。该艺术节曾被美国前总
统克林顿誉为与伍德斯托克音乐节齐名的“思想界
的盛会”。二〇一〇年，英国文学杂志《格兰塔》
再度将桑布拉评选为“三十五岁以下最出色的二十
二位作家”之一。
在前两本小说《盆栽》（2006）和《树的隐秘
生活》（2007）大获成功后，二〇一〇年，桑布拉
在智利出版了他的第三本小说《回家的路》。这一
作品不负众望，荣获智利二〇一二年度“阿塔索国
家艺术奖”和同年全国图书理事会奖。
《回家的路》的故事情节始于一九八五年的智
利地震，止于二〇一〇年的又一次强震。在此期间
，主人翁从孩童长大成人，而智利更是经历了从独
裁到民主的巨大转变。作者以伤感而又不失温情的
笔调，叙述了两代人的经历——童年时期的主人翁
曾认定他那一代人只能在父辈的故事中扮演“小人
物”，却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成长与面对，学会探
寻与沟通，学会为一个个“小人物”重建人生舞台
。
《回家的路》具有浓厚的自传体色彩：小说主
人翁在童年和青年时期两次亲历智利大地震、弱冠
之年离家求学、打过多种短工、在大学教授文学课
程等经历，及其写作的苦闷、感情生活的波折、对
社会现实的反思……无不折射出桑布拉本人的身影
。正如作者在一次关于《回家的路》的专访中谈道
：“我并无超群的想象力，只是记性好……只是站
在自己的角度、站在所认识的人们的角度说话……
故事并非虚构，事实就是如此。”
小说涉及独裁，涉及一个国家和时代的危机，
却绝不是一部政治作品。作者在叙述中掺入诗歌、
笑话、流行歌词、文学评论等多种元素，使阅读体
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虽然智利是地球上距离中国
最远的国家之一，可小说情节却让我们倍感亲切。
两代人的碰撞中，父辈的挣扎与无奈、晚辈的骄傲
和自省，或许也能唤起我们的一丝共鸣；作者娓娓
道来的感情经历中，似乎也有你我的过去。
回家的路，是追寻记忆、梦回童年的路，也注
定是一段充满艰辛、百感交集的旅程。愿我们都能
在这样的路途中，有所感悟，有所收获。

《回家的路》使桑布拉达到了“我们必须读”
的当代作家的高度。
——《书业观察论坛》
我从头到尾读完了桑布拉的每本小说，它们是
那么好的陪伴。他的书就像深夜里老友打来的电话
，我想念电话另一端幽默而充满魅力的声音，和那
些陌生又美丽的故事。
——妮可·克劳斯（美国作家）
作为诗人的桑布拉和作为小说家的桑布拉是有
机融合的。几乎每句话都令人惊叹，推进情节向前
，同时实现情感的完整发展。
——弗朗西斯科·戈尔德曼（美围作家）

我六七岁的时候走丢过一次。当时我迷迷糊糊，一下子就见不着父母的影儿了。一阵害怕之后，我马上重新出发，赶在父母之前就到了家——那时他们还在绝望地找我。其实那天下午我倒是觉得，走丢的是他们。毕竟，我可知道自己回家，而他们却没有。
“你走岔道了。”后来母亲对我说，眼里还挂着泪。
“明明是你们走了另一条路啊！”我想着，但没吭声。
父亲在扶手椅上静静地看着。偶尔我觉得他一直躺在那里沉思，但他恐怕什么都没想，可能就是闭上双眼，逆来顺受地接受眼前的一切。不过那天晚上他开口了：“这挺好，”他对我说，“你战胜了困境。”母亲用疑虑的眼光盯着他，可他还是自顾自地发表了一番关于“困境”的杂乱无章的言论。
我缩在父亲对面的沙发上，假装睡着，听着他俩老掉牙的争吵。母亲说上好几句话，父亲只给出一两个字的回应——偶尔斩钉截铁地冒出一个：“不！”偶尔在母亲的咆哮之余插上一句：“扯淡！”还有些时候，甚至会像警官一样命令：“闭嘴！”
那晚，母亲抱我上床，她可能知道我只是装睡，其实却好奇地听着她的一举一动。她说：“你爸爸说得有理。现在我们知道了，你丢不了，知道你能一个人上街了。但你在路上该专心点儿，该走得更快些。”
我把这话放心上了。从那时起，我加快了脚步。事实上，好几年之后，当我第一次跟珂罗蒂雅聊天时，她还问我为什么总走那么快。当时她已经跟踪我好几天了。我们是在那次聊天前不久才认识的：一九八五年三月三日，大地震①当晚，不过当时我们并没说上话。
那时珂罗蒂雅十二岁，我九岁，所以我们的友情实在是不可思议。不过我们看上去倒挺像朋友，常常聊天。有时我会觉得，我写这本书，无非是为了追忆那些谈话。
地震那晚我很惊恐，但从某个角度说来，我也挺喜欢那晚发生的事。
大人们在一家屋子的院里搭起两顶帐篷，让我们这些小孩儿睡觉。这事儿一开始就惹出了乱子，因为所有小孩儿都争着要睡在那顶爱斯基摩风格的帐篷里，那东西在当时可是个新鲜玩意儿。最后，大人们把它分给了女孩儿们。我们这群男孩儿把自己关在帐篷里悄声打闹。大人不在时，这是我们的保留节目：兴高采烈、毫无节制地追来打去。不过那次，红发小子很快就被打出鼻血，我们只得另找法子娱乐。
不知谁想到了立遗嘱的点子，乍一听我们觉得不错，但随即发现这事儿毫无意义。因为如果再来次更强烈的地震，估计全世界都能被毁掉，那我们的财产自然无人继承了。于是我们又想象着地球就像一只猎猎打颤的狗，人们就跟它身上的跳蚤似的纷纷掉落太空。反复想象这样的场景乐坏了我们，也让大家渐生睡意。
可我不想睡。其实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但这种全新的疲惫让我两眼放光。我决定熬通宵，还打算混进那顶爱斯基摩帐篷里，好跟女孩儿们接着聊聊。没想到警察的女儿却一口咬定我想强奸她们。虽然那时我还不大懂得强奸犯是什么意思，但还是立马保证我没想过要干这事儿，只是过来瞧瞧而已。那女孩儿嘲讽地一笑，说，天下强奸犯都是这套说辞。于是我被关在帐篷外，听她们玩游戏。她们假装那些洋娃娃是地震后仅有的幸存者，看到主人去世，娃娃们抚尸痛哭。只有一个娃娃觉得这样才大快人心，因为对她而言，人类这物种臭味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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