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治(1865-1954)，近代着名教育家、学者。字颖侯，号蔚芝，江苏太仓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农工商部侍郎，署理尚书。光绪三十二年(1906)丁内艰南归。後即转而从事教育事业，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培养人才甚多。工古文辞，精研理学。有《茹经堂文集》《茹经堂奏疏》《十三经提纲》《紫阳学术发微》《阳明学术发微》《性理学大义》等。

前言 唐文治与经学在近代的回潮邓秉元
孟子大义序
卷一 梁惠王上
卷二 梁惠王下
卷三 公孙丑上
卷四 公孙丑下
卷五 滕文公上
卷六 滕文公下
卷七 离娄上
卷八 离娄下
卷九 万章上
卷十 万章下
卷十一 告子上
卷十二 告子下
卷十三 尽心上
卷十四 尽心下

圣贤之士，所以栖栖皇皇，不惜以其一身为牺者，志在救民而已矣。《孟子》一书，尊民之学也。其言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下可爱者民，可畏者民，可亲、可宝者民。养君惟民，保君亦惟民。是故民以君为天，而国以民为本。后世人主，不知此谊，于是乎虐民殄民，戕贼其民，吸民之脂膏，椎民之骨髓，以杀其民，此亡国破家所以相随属也。孔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见负版者则式之，此尊民之学也。孟子愿学孔子，故一以尊民为旨，而又大畅厥辞。昔者孔子慨想大同之世，喟然叹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而孟子则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先圣后贤，其揆一也，志在救民而已矣。
尧舜之道，孝弟为先；儒者之义，出处进退为大。孟子论虞舜之孝，曰：“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大孝终身慕父母。”又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盖孟子得曾子之传者也。曾子守身以事亲者也。孟子本“大孝、立孝”之旨，而发挥其宏纲，故言孝弟者，必以孟子为本。孝弟者，生机也，人道之所以生生而不息也。孟子又得子思之传者也。子思子气节最严，出处进退之间，懔乎不少假借。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孟子私淑子思，故曰：“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子思有壁立万仞之气概，孟子有泰山岩岩之精神，是故言出处进退者，必以孟子为本。士未有不讲出处进退之大义，而见齿于儒林者也。
政治之学，当世无可与言者，则尚友古人，而听其诏语，不仁者可与言哉？孺子一歌，沧浪渺然，情韵夐绝，天下之至道，亦天下之至文也。曰“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何其言之恕也！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何其言之悲也！曰“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何其言之砺齿也！曰“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何其言之恫心也！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民命之重，于天地间当何如？战国时，人君专务辟土地、充府库，视民命若土苴、若草芥，故孟子特痛哭流涕长太息言之。呜呼！及是时明其政刑，及是时般乐怠敖，同此时也，而求祸求福，判如霄壤，在此心一转移之间耳。是故言政治学者，必以孟子为本。
司马迁曰：“孟子述唐虞、三代之德，所如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作《孟子》七篇。”盖公孙丑、万章皆为孟子高弟。孔门之徒三千，传嬗最众；孟门弟子不及孔门，佐成七篇之书者，厥惟二子。今读《公孙丑》篇，知言养气，皆孟子生平得力之所在；《万章》一篇，首揭人伦，推崇虞舜，至矣尽矣；继乃言唐虞、三代相与禅让授受之理，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天视民视，天听民听，讴歌讼狱，悉顺民心；剖析精微，折衷至当，而廓然大公之气象，令人神游皇古之间，古之人盖未有能道之者，辨义之学，斯为极则。然则孟子固精义以入神，而公孙、万章之徒，其学识亦不可及哉。
《告子》一篇，言心性、仁义之辨，而“牛山之木”章，直揭良心；“鱼我所欲”章，直揭本心。《尽心》一篇，言尽心、知性之学，而“不学不虑”章，直揭良知、良能。宋陆氏象山之学，直指本心；明王氏阳明之学，专致良知。本所心得，各树一帜，而论者谓性，理也；心，兼理、气者也。若专以心之灵气为主，期于一超顿悟，则与释氏之“光明寂照”，所谓“心之精神是谓之圣”者，殆无所异，恐非孟氏立教之本意。或且屏绝之，以为不得与于儒家之列，不知世有乞墦之齐人，垄断之市侩，鸡鸣而起，孳孳为利，其心纵极卑鄙龌龊，然苟阖户而诏以良心所在，则未有不面赤汗下悚然憬悟者。然则本心之呈露，良知之发见，其有功于世道，固非细也。然则陆氏、王氏之学，不得谓非孟子之支与流裔。且世固有崇拜阳明而国以浸强者矣。通人达士，必不党同伐异，而自隘其门墙也。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又曰：“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皆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盖孟子之意，以其学直绍孔子。而司马迁则曰：“自周公后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名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是司马氏之意，欲以《史记》绍孔子，则近于妄矣。余尝谓，自古圣贤，皆躬膺道统之寄，与夫名世之勋，亦非必以五百年为定。《周易》六子卦以《乾》《坤》为主卦，六十四卦以八卦为主卦，而每卦又各自有其主爻，元会之运适然。云五百年者，其大较耳。孟子曰：“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数百年后有韩子，得孟子之传者也。又数百年有周、程、张、朱诸子，亦得孟子之传者也。道之所在，即属圣贤之统系。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乌可以妄自菲薄乎哉？丙辰秋九月，唐文治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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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治著徐炜君整理的《孟子大义》是为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和无锡国专学生学习《四书》所撰写的教材。在历代注解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变化，发挥个人独到见解的著作。本书既有对中每句话的详细解释，又有对整篇大义的宏观认识，可以说，对“四书”进行了全面的、深入浅出的现代解读，也为现代人如何读经、如何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借鉴。

自1905年清廷废科举以来，传统经学经历了复杂
的变化。先是在“中体西用”口号之下，通过癸卯学
制改革，保留经学作为精神信仰的地位，“设立中国
旧学专门，为保存古学古书之地”，理由是“中国之
经书，就是中国之宗教”（张之洞、荣庆、张百熙《
学务纲要》）。岂料为时不久，1912年民国肇立，经
学便在新的学制改革中废除，传统经书也因此被划入
新的知识体系，分别成为文史哲等学科的历史文献。
主导其事、提倡“信仰自由”的教育总长蔡元培，所
心仪的乃是“以美育代宗教”，其实便是“以美育代
经学”，否定经学具有精神信仰的超越意义，或类似
国民政府以后那种政治教科书的地位。
经学本来便不是一种独断的信仰形态。从学术角
度来说，否定经学的宗教与意识形态地位，其实并无
不妥。汉代“表彰六经”，主张“诸子出于王官”，
从知识体系立场还原了经学相对诸子的本源地位。尽
管号称“独尊儒术”，却首先是说政治应该建立在仁
义而非霸术之上，并因此成为各阶层的共识。远非20
世纪一些史家所说的，仅仅是为专制君主服务。西汉
之伟大，正是因为社会普遍对真理抱有诚意，作为知
识体系根基的六艺之学，遂得以重新滋养百家学术。
不仅经学，百家诸子与道教、文学皆能自由发展，各
个领域英才辈出。那以后，唐之与宋，精神形态虽然
不同，且各有流弊，但文化理想尚极为高远。经过金
元的统治，政教文化日趋粗鄙，礼法纲纪荡然无存。
明清以后，政治力量遂得以把某种经学观念（譬如理
学）凌驾于其他学术，不仅学术自身失去活力，民族
的生机也逐渐窒息。
不过，把经学的学科属性也加以否定，的确是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致命一击。中国文化所依托的那种天
人宇宙的视野既不复存在，宗教也在科学主义观念下
难以生根，在功利盛行的现实世界背后，缺少超越性
精神作为本源，民族的生命自然无法畅达。这是20世
纪华夏文明的真正危机所在，在随后的新文化运动中
，经学又被扣上“粪学”（钱玄同语）的帽子。那种
由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轰然坠地的失落心态，竞相拿经
学作为出气筒。尽管在一些新兴的学术形态里面（譬
如新儒学），经学义理的圆融得到捍卫，但各种流派
笔下的中国历史却依然是漆黑一团。经学虽然像先秦
学术一样，回到了自由的民间，但却发现“鸠占鹊巢
”，早已失去了故园。
也正是在此时，我们看到一群文化遗民。这些遗
民可能不像罗振玉、王国维等人一样，为逊清恪守臣
节，但却在近乎失语的时代环境之中，在学术上守先
待后，顽强地为华夏文化招魂。在这些人物之中，出
生于同治四年（1865）、卒于1954年，生涯横跨晚清
以来将近一世纪之久的唐文治先生，无疑算是个中的
一位典型。如何清理这些“旧学”典型的精神及学术
遗产，并研求其历史意义，便成为后来者义不容辞的
责任。
反观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孰是孰非似已不难置辩
。对于这个时代的具体应对之策，便是唐文治在各种
《大义》中所不厌其烦提出的救治人心的方案。保持
廉耻之心，养心无欲，洗心寡过，诚以行之，“人无
信不立”，“欲速则不达”，虽似卑之无甚高论，但
谁又能说20世纪社会政治人心风俗种种问题，不是因
为德性的失范所致?尽管出生于帝制时代，甚至官居
高位，但在他的文字里，捍卫共和政体，维护民权与
人权，重视民智开启，这样的呼吁随处可见，表明唐
文治这样的儒者所持守的并非是那种一家一姓的愚忠
，这与他所心仪的孟子民贵君轻的精神是一致的。“
哀鸾孤桐上，清音彻九天。”这句熊十力喜欢引用的
鸠摩罗什的诗句，用来比况唐文治，似乎也差堪仿佛
。
如前所述，唐文治最重要的作品，同时也是使其
真正可以跻身古来作者之林而无愧的，便是他的《论
语大义》。这部书的真正特色在于认为“《论语》每
篇章次皆有意义，如贯索然。”(《季氏篇大义》)这
一观点在学术史上本来并不稀奇，许多学者都曾提出
，并试图予以解决。但直到《论语大义》一书，尤其
《学而》《为政》《八佾》《述而》诸篇，其论述之
精当，析理之严明，令人不无观止之叹。全书虽偶有
可议，但大体已得，实为《论语》注本之中不可多得
的佳作。其余著作虽然在整体上与《论语大义》尚有
距离，但论学精义也是所在多有。而且唐氏之学横跨
十三经的各个领域，皆能中其款窍，以博大许之，并
不为过。
也正是因此，相对于康有为、廖平等同辈学人，
因为以媵蛇吞象的方法吸纳西学，而引起的对经学的
不适感，唐文治的经学可谓极为纯正。在唐氏所承接
的道咸学术(其实也就是晚明学术)基础上，对古今中
西不同学术重新加以融会变化，便是稍晚一辈的马一
浮、熊十力等所接续的，那个方兴未已的新经学。这
一“第三期经学”自晚明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
开山以来(参拙撰《新经学发刊词》)，虽然经过乾嘉
时代的挫折，最后终于回到其应有的轨道上来。道咸
以来近代经学的回潮，其意义在此。作为守先待后的
一代大儒，唐文治先生功不可没。
戊戌年三月初八，涣斋识于沪上

唐文治著徐炜君整理的《孟子大义》在综合朱注、郑注等前代注解基础上，着重阐发唐先生自己对经典的理解，是先生多年研习四书、理学的代表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