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不仅仅是一部经济体的成功史,更是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不断成型的历史。李少威、赵义、谢奕秋、李桂文等著的《大变革平天下:寻找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以政治、经济、社会、国际、文化、科技等领域为基本框架,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为经,以标志性的重大事件为纬,力图编制出一幅中国独特性和现代世界碰撞的生动画卷。通过本书,我们也可以更清晰地理解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的方向。
李少威、赵义、谢奕秋、李桂文等著的《大变革平天下:寻找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以“家—国—天下”为基本线索,从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对中国40年来的伟大历史变革作出了精当的描述和评论,彰显了当代中国人和当代中国人民锐意创新、胸怀天下的精神风采。按照中国人的现代化、大国经济的崛起、治理现代化、大国外交的基本框架,既比较系统又比较精练地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特别是深入描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不平凡历程。
40年后,我们迎来又一个关键时刻
秦朔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40年我们靠双手改变了命运。中国的成就不是
偷来的、抢来的、别人送来的、天上掉下来的,是
干出来的。中国的活力和亿万创业者、劳动者的奋
斗分不开,奋斗精神代代传,人力质量步步高,这
是我们独特的文化优势,世罕其匹。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商业领域的创新引擎。现在
美国某个产业的学术杂志发表一篇前沿性论文,最
早把它商业化、做出样品的可能是中国,因为中国
不仅有如饥似渴的“技术寻源”能力,还有强大的
零部件和加工生产体系。
百闻不如一见,凡到过中国的外国投资者都能
意识到中国在不少方面已处于世界前列。我最近遇
到的美国、德国、法国的几家跨国公司高管都承认
,如果说过去几十年不进人中国就不算真正的跨国
公司,现在,失去中国就失去了未来,因为最鲜活
的创新实践往往不在其母国,而在中国。
但即使这些人,对中国经济强大后对世界的影
响到底如何也有疑问。有的觉得中国是“经济动物
”,搞“经济沙文主义”,而且通过国家干预的方
式,是不公平竞争;还有的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意
识形态、社会控制方式存有疑虑,不知道就长期而
言,中国将向何处去。
中国巨龙的经济规模已经让世界震惊,如果不
能在国际大视野中对自己的道路做出恰当、正当的
界定,我们越强大、越自信,国际社会可能越担心
。
一段时间以来,中美贸易争端有升级之势,并
从贸易差额问题向知识产权、投资等更多领域蔓延
,且涉及两国的经济结构、经济制度、意识形态等
深层次问题。特朗普在2018年对中国采取的一连串
进攻型打法,用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像是派
B-52轰炸机出场进行地毯式轰炸;用美国《国家利
益》杂志的说法,“全球局势有可能从前苏东剧变
之后的冷和平,逐步向新冷战滑落的危险性”。
就国内来讲,一时间,看空中国市场的声音和
抱怨多了起来,要和美国“血战到底”(如卖出美
债、对在华美国公司直接进行限制)的声音也不绝
于耳,主流专家学者也纷纷拉响警报。但学者们真
正担心的是,此次贸易争端会变成一个转折点,成
为历史上“老大”遏制“老二”崛起的最新版本。
从这个角度看,贸易差额只是导火索,本质是美国
要通过“干预‘中国对经济的干预”’来确保自己
的优势不被侵削。在白宫看来,中国经济增长是通
过“不符合经济规范和准则”的行为实现的,这种
政府干预型模式是对美国的“经济侵
略”(economic aggression)。
其实,美国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路线,从奥巴
马时代就开始了。他热衷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的目的就是“制定21世纪贸易规则”。而到了
特朗普时代,他干脆退出多边体系,直截了当推行
“美国优先”。美国正逐步脱离以WTO为框架的多边
体系,更多使用美国的国内法来保护其利益。
如果这是一个大的路线图,则中美经贸争端将
常态化,时不时就会升级,而且充满不确定性。中
国原来的基于一个统一全球市场所制定的战略可能
遇到意想不到的压力。
是美国成功遏制中国崛起,还是中国成功进行
反遏制,这是未来几年的全球重大看点。
我的基本看法是,中国不会像日本或苏联那样
被美国遏制。中国不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中
国内部市场规模巨大、远超日本,中国人均GDP增长
的潜力也很大,不像当年的日本已经接近美国水平
;苏联的经济活力无法与中国相比,中国也没有苏
联那么突出的加盟共和国的离心问题。尽管美国把
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但注定遏制不了中国成长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也承认,“如果美国将胜
利定义为克服抵抗,特别是克服中国的抵抗以实现
其全球霸权,那么它在新冷战中将遭败绩”。
中国如何不被遏制、继续前进呢?这方面已经
有很多建议,我也写过不少文章,不再赘述。在我
们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重整行装再出发的时候,
我想强调的,一是平常心,二是规则心。
首先是对美国开给中国的问题清单要有平常心
。中国到底有没有遵守WTO承诺,有没有推进知识产
权保护,不是美国说了算。众多国际组织自有评价
,中国总体表现属于上乘。有做得不足、不到位的
地方,有随着自身发展应该进一步提高标准、承担
责任的地方,但绝不是“小偷”,不是“经济殖民
者”。心底无私天地宽,我们无须被美国的这套说
辞、那套规则吓唬住,自贬其身。如果说一个国家
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是靠不公平竞争做到的,而且能
做到世界第二,那简直是在侮辱全世界消费者、投
资者的智商。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也找不出一个!
其次是对谈判这种形式也要有平常心。虽然谈
判常常让人不开心,但我们要明白,谈判是解决争
端的最不坏的方式。谈判恰恰是为了消除战火。一
次谈崩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要习惯谈判,学
会谈判,用好谈判。
与此同时,我们要有更强的规则意识。中国走
向世界,向世界开放,也是一个不断增强规则心、
按国际规则办事的过程。
根据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关于政府采购的承
诺,“中央和地方各级所有政府实体,以及专门从
事商业活动以外的公共实体,将以透明的方式从事
采购,并按照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向所有外国供应
商提供参与采购的平等机会”。
根据“国有企业和国家投资企业”的这条承诺
,“中国保证国有和国家投资企业仅依据商业考虑
进行购买和销售,如价格、质量、可销售性和可用
性,其他w1D成员的企业将拥有在非歧视的条款和条
件基础上,与这些企业在销售和购买方面进行竞争
的充分机会”,“政府将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有
企业或国家投资企业的商业决定,包括关于购买或
销售的任何货物的数量、金额或原产国,除非与
《WTO协定》相一致”。
无论按照美国的规定还是按照中国的承诺,可
以看到我们还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别人不追
究,也要解决,也要校正。否则我们很难真正建立
起作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应该获得的国际信任。
在新书出版之际,我还有一个最想表达的观点
,就是中国在未来的战略制定中,在“以开放促改
革”这条主线之外,应该把提升国民福祉放在最高
位置,以国民幸福为抓手推动改革与发展,体现“
国民优先”的方向。
美国很重要,我们有一万个理由与之搞好关系
。但万一美国对中国就是要从接触政策走向战略竞
争和战略抑制呢?什么是中国长期发展的永不改变
的驱动力?我想还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人民
生活的痛点就是各项工作的抓手。
就拿A股来说,我对中美股市做了点对比研究后
发现,美国股市从2009年3月进入“长牛”,已经延
续9年,道琼斯指数增长了300%以上。这有很多原
因,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上市公司一直都将
大笔资金用来给股东分红和回购股票,分红和回购
成为牛市一大动力来源。公司将股票回购后注销,
总股数减少,每股盈利和分红增多,相当于返利给
股东。
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上市公司的股票回购与
股息分红合计超过1万亿美元。高盛预测,今年美国
股票回购额将从去年的5270亿美元增长到6500亿美
元,增幅为23%。还有数据显示,自2013年以来美
国上市公司的股东回报总额超过4.8万亿美元,超过
美联储在金融危机后推出的整个量化宽松计划的规
模。以苹果公司为例,今年公布一季度财报时,宣
布将额外斥资1000亿美元用于股票回购,还将季度
股息提高了16%。
所以,美股对投资者的含金量越来越高,A股对
投资者的水分越来越多。
在A股市场,一些企业的股价上升,主要靠估值
水平的上升(“故事大王”),而不是靠真实利润
的上升。但非常遗憾的是,那些直接去“瓜分财富
”(靠批文牌照,靠补贴特惠,靠廉价资金额度,
靠高杠杆)的企业,比起脚踏实地的价值创造者,
常常挣得更多。中国几十年来形成的大量不良资产
,就是某些企业和富豪的发财之道。
特别指出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全面
的,不仅仅是物质的,更是信仰、精神追求、社会
参与、社会公平等更深层次的全面。
最近和很多朋友交流时他们都提到,在强调自
上而下变革的同时,如何激发自下而上的积极性,
是一个重大命题。我们对中国经济有信心,是源于
对广大创业者、企业家和劳动者群体有信心。既然
我们可以把中美贸易争端当成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助
推器,为什么不能把国内百姓的意见建议作为打火
石呢?开放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很重要,观念市场的
建设也很重要,要兼听则明,这又涉及信息透明、
开放社会、媒体职责等等问题。
只有更多地从国民福祉角度思考问题,才能铸
就民心的万里长城。中国的高铁很得民心,高铁建
设过程中也有很多国外的技术转让,当时国外供应
商也有说三道四的,但老百姓完全站在高铁一边。
因为如果当时没有技术转让与合作,未来光是每一
年的维护成本就是天文数字,折算到票价里,中国
乘客难以承受。所以,国民福祉是一切思考的根本
点,我们之所以开放,最大的理由是开放能够促进
国民福利提升。
今天是一个关键时刻。让我们透彻地意识到,
国内百姓的福祉才是中国的最高利益,没有他们的
努力,就没有中国今天的地位。他们的命运,就是
中国的命运。当我们坚决围绕他们的酸甜苦辣及时
回应时,才能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凝聚在一起。真
正以民为本的中国,才是不惧任何外部挑战的中国
。
(作者为“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
友圈”发起人,曾任《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南风窗》总编辑)
3.恢复高考:知识和理性的回归
比农民进城更早发生的,是青年知识分子重新获得了进人大学的体制性通道。“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些令人振奋的理性论断,宣告着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时代归来。
1977年8月5日,在亲自主持召开的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当场表态:“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
弹指一挥40余年。
就社会整体理性前行带来的福利扩散而言,每一个人都是这一决定的受益者。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框架内的基础建制,统一的考试制度具有选拔人才、保持社会阶层流动以及彰显对知识的尊重等功能,让社会有活力,个体有希望,文明的发展有土壤。
对个人而言,最为重要的则是人的存在有了方向。高考作为个体支配人生的一个公共的参照系,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设置,它让人们从幼年起就清楚自己对自己、他人对自己的期待,以及如何去确定自己的生活理想。有方向,努力才有价值,“成长”这个词也才有意义。
多元社会的持续发育,已经使高考对人才的选拔功能从国家包分配的“半科举”状态转化为一种市场自为状态,上大学与个人前途之间,只剩下间接而不确定的联系。然而因为社会竞争激烈,人生之路对获得更好的教育的依赖有增无减,“上大学”尤其是“上好大学”取代“农转非”“吃商品粮”和直通体制内,其本身变成了人生早期的生活理想。
于是,40年来,尽管高考制度不断进行技术性的调整,却衍生了对其公平性的更广泛而频繁的讨论。
至少从十几年前开始,高考已经成为一个全民行动。一人高考,全家提供后勤支持,酒店和临时租房市场也都被一起动员起来。在考场周围的道路,往往也会被交警部门临时封闭,以保证考场的安静。好心的出租车司机遇到将要迟到的考生,还会进行一场免费的“玩命快递”。这样的场景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升级,日益习以为常,成为中国夏天的一景。一方面,孩子们受到的社会上下的全力呵护既让人欣喜,也让人浮起一丝温室忧思;另一方面,它反映着中国社会对知识的尊重,对知识改变命运的深信,以及对高考这一最为重要的社会流动途径的信心,这是在世界上都难得一见的。
社会动荡结束之后的第一年高考,学子们从四面八方奔赴考场,其间历尽艰辛的俯拾皆是。那时的考生无法获得多少体制和亲情的帮助,但那种艰辛状况,也许比今天更能反映社会对高考的深切期许。
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的干部陈守谦,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回忆他1977年的赶考经历,艰难而温暖,代表着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人细节不同但精神内核一致的故事。
虽已年近花甲,但每每想起40年前的高考,仍记忆犹新。“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是在冬季。当时,我是武汉的下放知青。
那一年的冬天很冷。考场离我们知青点约20公里。高考头一天的清晨,我穿着发黄的军棉袄,腰间扎着草绳,脚上蹬着露趾的解放鞋,斜背着破洞的军书包,顶着凛冽寒风,和另外两名知青一起,踏上了艰辛的高考之路。
我们摸着晨雾,踩着白霜,穿过山林,从深山里走到公路,守着一个上坡路等着扒拖拉机。好不容易来了一辆拖拉机,乘着它像老牛喘着粗气爬坡时,我们追出十几米艰难地爬进拖车箱。清晨的山乡好冷好冷,拖拉机迎着晨曦穿梭在蜿蜒曲折的山村公路上。柴油黑烟熏炙,拖车箱颠簸得东倒西歪……我们三人像筛糠似的,蜷缩在冰凉的车厢角落,冻得瑟瑟发抖。2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到达镇中学考场。
两天的高考最大的问题,就是生活。吃饭时,在学校附近田埂上挖个坑,用搪瓷杯煮米,三人就着带来的咸菜狼吞虎咽,吃饱了再进考场。睡觉时,在教室里打地铺,找来稻草当床褥,和衣睡下,嗅着稻草的清香进入梦乡……青春的激情,火红的年代,让我们并不感觉苦,犹如一次赶集。
当年高考的语文作文题是《学雷锋的故事》。我拿着考卷,想起我高中时写过同样的作文,还成为全班的范本在课堂上被朗读的情景。这一下触动了我的灵感,不假思索地奋笔疾书……正是这篇作文,改变了一生的命运,我从泥腿子走进了象牙塔,考取了武汉师范学院(现湖北大学)中文系,成为当时被称为“天之骄子”,后被称为“新三届”大学生。
据说,那一年全国570万人参加高考,最终27.3万人改变了人生命运,录取率不到5%。
他们为什么如此珍惜这一次机会?因为这是过去十年里的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在十年动荡时代,许多年轻人即便才华横溢,也与大学无缘。
在1977年恢复统一高考前,工农兵学员按照“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免试入学。
“十六字方针”及其价值意图,最大的缺陷是制度本身对一部分人的歧视和排斥。把这一点按下不表,其操作程序中作为监督者的“群众”并非实体存在,而作为决定者的“领导”则是完全人格化的,这就给了他们很大的弹性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