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著的《解读中国经济(精)》是解读中国经济的权威之作，总结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经济发展和改革活动的经验，提出了一个经济发展和转型的一般理论，并以此理论分析中国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取得的各项成就，面临的主要经济、社会问题，探讨其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书中用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实例，系统地回顾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与改革经验，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
面对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新形势下的新变化，新版新增了在新常态下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探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文化复兴的深刻内涵，并对中美贸易摩擦、“一带一路”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等热点问题进行了透彻的解读。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2008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成为担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人。2012年在世界银行的任期届满，返回北大，继续教学研究工作。
林毅夫教授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专职副主席，曾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至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第十二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在国内外多个有关发展政策、农业和减贫的委员会、领导小组兼职。
林毅夫教授于1986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荣膺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原名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并获得法国奥佛涅大学、美国福特汉姆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以及中国的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公开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第一讲 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第二讲 李约瑟之谜与中国的兴衰
第三讲 近代的屈辱和社会主义革命
第四讲 赶超战略和传统经济体制
第五讲 “东亚奇迹”与可供替代的发展战略
第六讲 农村改革及相关问题
第七讲 城市改革及遗留问题
第八讲 国有企业改革
第九讲 金融改革
第十讲 中国的增长是否真实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第十一讲 完善市场体系，促进公平与效率统一，实现和谐发展
第十二讲 新常态下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转型升级
第十三讲 中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复兴
第十四讲 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与总结
附录一 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
附录二 前现代社会中国人均收入水平长期保持不变和人口众多之谜
附录三 全球经济失衡、储备货币及全球经济治理
附录四 中美贸易摩擦根源与中国应对策略
附录五 我与杨小凯和张维迎在到底争论什么
附录六 “一带一路”与自贸区：中国新的对外开放倡议与举措

中国新时代的经济学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进入
了“新时代”，并明确要在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
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这是一个宏伟的蓝图，许多具体细节
都有待勾画：如何延续40年的增长奇迹？改革应如
何推进？外部的不确定性应如何应对？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有什么先决条件，对世界其他国家又意味
着什么？这些正是这个新时代的关键问题，也是这
本书特别想要探讨的一些新的课题。
走出旧时代？
新时代固然新，但作为其根本特征的趋势之一
早已开始，那就是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济的渐进双轨转型的过程当中。这一过程的不断推
进是促进稳定、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并推动社会经
济迅速发展，从而为深化体制改革铺平道路的关键
。
自1978年转型开始以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重
要的改革措施，例如放开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
密集产业的准入以及农村改革等。但是，中国始终
将稳定放在优先位置，给予缺乏自生能力的资本密
集型大型国有企业转型期的必要保护补贴，而保留
了许多计划经济时代的干预和扭扣曲。
在转型开始之时，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资本密
集型国有企业与中国的比较优势相悖，在开放、竞
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资本的积累，比较优势
发生变化，现在许多国有企业已经具备了自生能力
，保护补贴由“雪中送炭”变为“锦上添花”，应
该取消以避免由此形成的各种扭曲。只有这样，不
断深化改革，中国才能落实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让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也是建立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所在。
尚未结束的增长故事
从多个方面来说，中国已经为未来发展打下了
一个坚实的基础。在过去39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
值(GDP)实现了年均9.5％的增长速度，这是人类经
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展望未来，中国经济仍有
很大的增长潜力。
目前，中国作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与发达经
济体之间还存在巨大的人均收人差距。这一差距代
表了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异，说明中国在许多传统
产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还有巨大的后来者
优势。2008年中国大陆人均GDP(用购买力平价衡量)
只有美国的21％——这一比例相当于1951年的日本
、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中国台湾和1977年的
韩国。所有这些经济体随后都以8％__9％的速度增
长了20年。而且，自20世纪70年代互联网和移动通
信设备产业出现以后，出现了一种研发周期短、以
人力资本投人为主的弯道超车型产业，中国国内人
才多，并且可以为新产品提供巨大的国内市场，在
这些产业的研发上具有比较优势。目前全球50家最
大的独角兽(市场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新创公司)，
27家在中国。如果东亚经济体在不存在弯道超车机
会时，仅依靠后来者优势就能实现20年8％—9％的
年均增长，我国从2008年起还具有20年年均增长8％
的潜力应该不是一个过高的估计。
当然上述增长潜力的估计仅从供给的技术面来
考量，能实现多少还有赖于需求面的情况，包括国
内、国际的需求。国内的需求有赖于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是否到位，国际的需求则取决于发达国家能否
从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中完全复苏，不落入“长
期的停滞”。
有些人认为，追求GDP增长是一个危险的游戏，
甚至认为当前中国面临的腐败、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和污染等挑战正是其长期高速经济扩张所带来的苦
果。但是，在1978年时印度的人均GDP比中国高30％
，现在只有中国的20％，几十年来印度的增长一直
落后于中国，如今却面临更严重的污染、收入不平
等和腐败问题。简言之，只要潜力允许，让发展中
国家不去追求高增长并非明智之举。
改革如走钢丝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应当不计后果地盲目
追求增长，上述的增长潜力只是从技术面来考量，
转变为现实还需要供给侧和需求侧提供适当的条件
。如果中国想要可持续地发挥其增长潜力，在推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应该辅以需求侧的必
要措施。
在需求侧，增长可以通过出口、投资和消费支
撑。当出口增长大幅下降时(从1978—2014年的平均
16.5％下降到2015_2016年的负数)，许多人认为消
费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下一个重要驱动力，并认为
消费比投资更加可持续。但提高消费取决于提高收
入，提高收入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
生产率则要求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如果没
有投资，就不会有创新和升级，收入和消费增长也
将大受影响。因此，中国不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用
消费取代投资，而应该集中在改善投资效率上，从
而让投资支持生产率提高、就业创造和工资增长，
这些才是支撑国内消费的必要条件。为此，政府需
要解决供给侧失衡的问题，包括杠杆率过高和产能
过剩。
与此同时，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随着经济
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
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
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则
是党的执政基础。在未来的发展中必须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思想，致力于满足人民在环境质量、透明
度、政府治理等关系到“美好生活”的各方面日益
增长的需要。
……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的结构主义主张，发展
中国家若想将收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到发达国家的
水平，就需要按照“进口替代”战略在国家主导下
推动和发达国家相同水平的工业化。但是，推行的
结果是在取得了几年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以后，经
济陷入了停滞和各种危机，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
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
主义取代了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在于
它们没有像发达国家一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因
此必须根据“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实行
私有化、市场化、贸易自由化，立即取消政府干预
。但最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正是那些拒绝了这些药
方的经济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优先发展出口
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小规模传统制造业，而非采用进
口替代战略。我国与越南、柬埔寨则采取了渐进式
的双轨制，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
而取得了稳定和快速发展。
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前提条件的相似性，运用
总结于发达国家经验的理论难免遭遇“南橘北枳”
的困境，而根据来自中国和其他成功的发展中转型
国家经验总结的理论，将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抓住
机遇、克服困难，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梦想更有
帮助。
发展是所有国家的共同愿望，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后形成的以发达国家的意愿和理念为主导的国际
治理和发展合作格局并未帮助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摆脱贫困，实现繁荣。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
议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抓手，以形成利益、责
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
新的期望和机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少数几个摆
脱贫困，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经济体都是抓住了
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从而实现
从农业经济向工业化、现代化经济的转型。我国要
善于利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把让劳动密集
型产业“抱团出海”，从GDP变为GNP，作为发展合
作的一个法宝，并以我国的发展理念和在基础设施
建设上的比较优势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和非洲国
家“筑巢引凤”，抓住工业化现代化的机遇，摆脱
贫困、实现繁荣，成为我国民族复兴和维护全球化
的同盟军。
林毅夫
2018年7月于北大朗润园

林毅夫著的《解读中国经济(精)》总结历史经验历史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解读关键时期关键问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带一路”·中美贸易。
本书是解读中国经济的权威之作，十余种语言版本畅销全球！汉语、英语、德语、泰语、日语、韩语、俄语、阿拉伯语、塞尔维亚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
本书获全民阅读活动“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全国图书馆50种好书/“最受中央国家机关干部欢迎的10本书”/中纪委推荐干部阅读的56本书/中华全国总工会“争当学习型职工读书行动”推荐书目/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全行业优秀畅销书”/首批“中国高校出版社书榜”/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输出版优秀图书奖……

没有人比林毅夫更了解中国经济，也没有人比
他更有资格去描述这一经济体的根本运行机制。这
本书是从一个独特的位置用一种独特的视角来看待
中国奇迹。
——巴里·艾肯格林，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
分校教授
林毅夫的《解读中国经济》是一部杰作。这本
书在很多层面都取得了成功。它以宏大的历史视角
展示了中国经济实力两千多年来的跌宕起伏和戏剧
性复兴。它以具有分析性的资讯，解读了中国经济
增长的源头以及未来增长的前景。
——詹姆斯·赫克曼，芝加哥大学教授，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这本书探讨了中国从一个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向
一个现代经济增长的全球领导者进行巨大转变时的
一些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属于我们这一时代最为
关键的问题。林毅夫是最有资格帮助我们理解这些
问题的人。
——罗杰·迈尔森，芝加哥大学教授，2007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这本书对中国过去的落后根源以及后来的超凡
成功进行了清晰而富有见地的研究，对任何想要了
解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来说，这都是一部必读的著作
！
——埃德蒙·费尔普斯，哥伦比哑大学教授，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林毅夫代表着一种相对新兴的现象：他既是一
位自信的中国学者，也是一位全球政策制定者。虽
然获得过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但他却是一位地道
的中国人：专业、爱国，最重要的是务实。
——马丁·沃尔夫，《金融时报》副主编
他(林毅夫)为他的国家的成功而感到骄傲，但
同时也坦承它的不足。他在书中提出要纠正对中国
过去的一些错误看法，并对未来提出新的见解。他
还建议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在快速增长中摆脱
贫困的经验。
——詹姆斯·普莱斯雷，彭新闻社评论员

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经济增长对国内外均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国内方面最大的影响就是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在20世纪80年代，凡是出国即可免税带回“三大件”，出国半年可免税带回“六大件”。1987年我从美国学成回国时，国家为鼓励留学生回国特别准许免税带回“八大件”。我带回来的“八大件”中，除了彩电、冰箱、洗衣机和电热水器，还给家里四口人每人带回了一台电风扇。当时根本无法想象，有一天学校的办公室和城里几乎每户人家都能装上空调。城市白领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也普遍得到了改善。在1978年，中国农村还有将近30％的人生活在温饱线下的所谓“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这部分农民的绝对数量估计有2.5亿，与2017年生活在贫困线下的3046万人口相比，减少了两亿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了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总署、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在内的一批国际机构以减贫扶贫为努力目标，但是到了20世纪末大盘点的时候才发现，扣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减少的贫困人口之后，世界上的贫困人口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2004年5月，世界银行在上海召开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世界减贫高峰会议。会议一方面肯定了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减贫努力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另一方面也让与会国分享了中国在减贫实践中的成功经验。
中国公民绝非改革开放的唯一受益者，从世界人民的角度来看，最直接的，从中国向外输出的主要是消费产品以及生活必需品，这些低价优质的中国产品无疑使得不少穷人的生活得到了切实的改善。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另一个大的贡献是促进其稳定，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中国在1997年10月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爆发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中所做出的突出表现。
东亚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各国的货币都在大幅贬值。例如，韩国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前汇率大约是770韩元兑换l美元，金融危机时跌到了1700韩元兑1美元；泰国在金融危机之前是25泰铢兑换l美元，金融危机爆发后跌到了54泰铢兑1美元；印度尼西亚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前大约是2203盾兑换l美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曾经跌到11950盾兑换l美元(汤姆森财经数据库)。东亚经济的发展阶段与中国相差不远，出口产品的结构也比较类似。这些国家的货币大幅贬值。使得它们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大大下降，给中国的出口产品带来很大的竞争压力。各国的政策一般都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考量，既然出口对中国很重要，那么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国际金融界普遍认为中国的人民币一定会贬值。而人民币一旦贬值，就很可能会诱发“竞争性贬值”，使得那些陷入危机的国家未来更加风雨飘摇。东亚金融危机发生时，很多危机发生国的经济下滑尤甚于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时的状况，国际经济学界和金融学界有许多人认为东亚经济可能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在这种看法甚嚣尘上的1998年和1999年，世人把目光齐对中国，人民币是否会贬值这一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面对种种猜疑和推断，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并且有远见的大国，此时将周边经济的稳定放在了首位，终于顶住压力，宣布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明确决定，并以之后的行动兑现了这一承诺。这一举措对亚洲经济能够在金融危机后的两三年内就迅速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种贡献背后的支持则是与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所积累的充足外汇储备分不开的。这些外汇储备在关键时刻维持住了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并以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对东亚经济的大量进口，拉动了东亚经济的复苏。P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