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之际，中国文坛掀起了笛福著的《鲁滨孙漂流记》译介的第一个高潮，涌现了诸多译本。《辜苏历程》选取了三个在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译本，分别是最早的国人译本《绝岛漂流记》、充满革命性话语的译本《鲁宾孙漂流记》和传教士的方言译本《辜苏历程》。其中，《绝岛漂流记》《鲁宾孙漂流记》译本号召读者向符合新国民特点的鲁滨孙学习，以此抵御列强、振兴中华，体现“救国”的翻译动机；由传教士主导的粤译本《辜苏历程》则将鲁滨孙与上帝相关联，意在表明中国当时的处境就如同鲁滨孙一样身陷桎梏，危在旦夕，而信仰上帝有助于走出困境，有“传教”的翻译动机。

辜苏历程　
绝岛漂流记　
鲁宾孙漂流记　

一、晚清西学东渐的译述时期与转译时期
历史上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知识传播运动，表
现为大规模的翻译运动，如希腊经典被译为阿拉伯
语（百年翻译运动），阿拉伯语的希腊经典被译为
拉丁语，印度佛典被译为汉文，日本明治维新后对
于西方著作的翻译等。明清之际，西方知识开始向
中国传播，虽然中间有过停顿，但西学东渐规模越
来越大，在晚清呈现上升趋势，到民国达到一个高
潮。改革开放后，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进行
，目前的态势用“方兴未艾”来形容也不为过。“
西学东渐”作为一个过程，跟“中学西传”是一体
两面。就西学东渐本身来说，在这个过程中，虽然
也有少量著作是撰写的，但主要还是以翻译著作居
多，可以说西学东渐是一个翻译的过程。
在明末以来这个生机勃勃的“400年翻译运动”
中，晚清占有特殊地位。晚清译介者来源是多种多
样的，既有西方传教士也有中国学者，既有教会组
织也有政府机构。翻译内容五花八门，从宗教知识
到世俗知识，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我们可以根据
翻译活动的方式是直接翻译还是转译，是合作翻译
还是独自翻译，概括地将晚清西学翻译分为两个时
期，时间上大致以甲午战争至维新变法为界。甲午
战争前是“译述时期”，维新变法失败后是“转译
时期”。
从马礼逊来华到甲午战争，翻译者主要是西方
传教士及其中国助手，一般情况下是传教士“口译
”，中国助手“笔述”。当然，这时期不是没有个
别人士可以单独地进行翻译（如颜永京），但总体
来说这样的人凤毛麟角，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一时
期（1807—1898年）称为“译述时期”。这一时期
的翻译者如果受雇于教会，则其翻译内容多为宗教
类著作；如果受雇于清政府（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则其翻译多为军事科技类著作；如果是自立的
学会（如广学会），则人文社科类著作会多一些。
“译述时期”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从1807年马礼
逊来华学习中文翻译《圣经》到第一次鸦片战争，
为第一个阶段，翻译的主体为传教士及其中国助手
，他们主要在中国的广州、澳门以及东南亚一带，
翻译的内容主要是宗教书籍，也有一些地理、历史
、科技的著作，还办了一些中文杂志。
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为第二个
阶段。这时香港被割让，广州之外，福州、厦门、
宁波、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太平天国使得帝国南部
陷入战乱。以上海为中心，传教士在各大口岸与其
中国助手翻译了一些宗教著作与文化著作，创办了
一些中文杂志。
在这两个阶段中，著名的译撰者有马礼逊、米
怜、郭士立、麦都思、合信、俾士、湛约翰、罗孝
全、艾约瑟、慕维廉、玛高温、伟烈亚力等，与之
合作的中国人有李善兰、王韬、管嗣复、张福僖等
人。这些传教士所出中文书刊对林则徐、梁廷楠、
徐继畲、魏源都有影响，使他们成为第一批睁眼看
世界的中国人。较出名的出版中心有宁波华花圣经
书房（1860年迁到上海后改名美华书馆）、上海墨
海书馆等。
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和维新变法期间，
为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太平天国被镇压，同光
中兴，洋务运动兴起，以传教士为主的西方人士有
一些服务于北京、上海、广州、福州、天津等地的
清政府机构，与中国助手翻译了大量军事、科技、
史地类著作。一些为教会服务的翻译了一些宗教著
作。一些有“文化传教”情怀的传教士则创办了广
学会这类文化机构，他们办刊、出书，译述了一些
社会科学类的著作。西学翻译的中心，在教会方面
主要有广学会、益智书会、美华书馆、博济医局、
上海土山湾印书馆、金陵汇文书院、福州美华书局
，在官方和中国知识分子方面则主要有同文馆、江
南制造局翻译馆、天津机器局、天津武备学堂、上
海译书公会、农学报社、申报馆等。活跃的口译者
有嘉约翰、傅兰雅、金楷理、林乐知、李提摩太、
艾约瑟、慕维廉、花之安、韦廉臣、舒高第等人，
著名的笔述者则有中国的王韬、沈毓桂、蔡尔康、
徐寿、徐建寅、华蘅芳、钟天纬、瞿昂来、李凤苞
、任廷旭、范祎等人，能从事独立翻译的有李问渔
、颜永京等少数几人。他们译介的西方知识对洋务
派、维新派、革命派，如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
、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都有影响，西方知识传播者
的影响力在维新变法中达到顶峰。
甲午战争的战败意味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向西
方学习几乎成了朝野上下的共识，日本因为“同文
同种”、路近学费低、现代化成绩较好而获得了梁
启超、张之洞等人的青睐，他们认为留学日本学习
西学是一个捷径。在他们的提倡下，清政府自1896
年开始向日本派出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多。在废除
科举的1905年和次年，留日人数达到顶峰，分别是
8000人和1.2万人。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
的梁启超，加上留日学生，使得从日文“转译西学
”大为兴盛，翻译数量快速地超过了“译述时期”
，我们可将这一时期（1898—1911年）称为“转译
时期”。这不是说在此阶段已没有“译述”和单独
直译，广学会、严复、林纾亦仍在翻译，而只是说
，在规模和影响上，这一阶段是以从日文“转译”
过来的西学为主。民国后才进入对于西学大规模的
“独立直译”阶段。
这一时期译介西学的机构有商务印书馆、译书
汇编社、南洋公学译书院、广智书局、作新社、文
明书局、会文学社（会文堂书局）、金粟斋译书处
、教育世界出版社、新学会社、中国医学会等，翻
译的内容侧重于社会科学和史地书籍，而应用科学
与自然科学比重减少。译介者
大多是留日者，如樊炳清、蔡元培、王国维、
范迪吉等。在“转译时期”，明治时期由日本学者
创制的对译西方名词的“和制汉词”大量进入中文
，有很多取代了“译述时期”的译法，成为今天我
们仍然在应用的主流译词。这可能是自佛教词汇之
后最大规模的“外来词”群体。像“哲学”“社会
”“文学”“经济”“政治”“宗教”“自由”这
类人文社科名词，都是来自和制汉词。这些词的总
量在1000个左右，实际数量可能远不止此。由于“
转译”在广度和深度上远超此前的“译述”，和制
汉词逐渐占据主流，替代了“译述时期”的许多译
法，而使汉语基本词汇实现了“急速现代化”。不
过，明治和制汉词本身对于日本来说只是一个历史
阶段现象。随着日本减少汉字学习，以及用“和制
英语”的人越来越多，汉词及和语逐渐不用或少用
，汉字在日本的使用本身呈萎缩状态。但是，明治
和制汉词在中文世界中反而站稳脚根。可以说，今
天中文世界的翻译已难以离开和制汉词。虽然里面
问题很多，但是约定俗成，即使要改良也只能逐步
地进行了。
由“译述”逐渐向“转译”发展，这在书目汇
编的变化中体现出来了。晚清新书的编目，除了出
版者（如广学会）的年报外，比较集中的有：傅兰
雅《译书事略》（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
格致汇编》1880年5—8月连载。孙维新《泰西格致
之学与近刻翻译诸书详略得失何者为最要论》，本
为上海格致书院作业，对140本西书做出比较评价，
后刻印出来。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时务报》
报馆1896年版，录通商后西书名352种，附表录通商
前西书名86种、近译未印书目88种。沈桐生《东西
学书录提要总叙》，读有用书斋1897年出版。黄庆
澄编《中西普通书目表》，上海算学报馆1898年刻
，里面西学部分多取自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徐
维则编《东西学书录》，1899年出版。这些书目所
录的绝大多数是“译述”著作。沈桐生《东西学书
录》后来得到顾燮光帮助，顾燮光补充了从日文译
为中文的西书，二人合编《增版东西学书录》，
1902年出版。赵惟熙编《西学书目答问》，1901年
出版。而上海通雅书局在1903年、1904年出版的《
新学书目提要》，编者可能是一群留日学生。顾燮
光《译书经眼录》，杭州金佳石好楼1934年印。这
些书目中，最齐全的可以说是《增版东西学书录》
和《译书经眼录》。从这两本书可以看出，1900年
后从日文转译的西学著作已成为当时翻译书的主流
，在社会科学著作中占有绝对地位。据不完全统计
，1896—1911年，中国翻译的日文书至少有1014种
。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此前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翻译西
文书数量的总和，也大大超过同时期中国翻译西文
书的数量。而其中社会科学著作达366部，法律图书
98部，政治图书96部。
上面所说的西学著作多指图书，但是晚清介绍
西学的还有一些中文报刊，不少著作都是先在报刊
上登出再出单行本的。近代报刊的一般情况，可以
参考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的第三章“外报创始时
期”以及美国白瑞华《中国近代报刊史》等。关于
这些报刊的详细目录，可以参考《中国近代期刊篇
目汇录》。
《西学书目表》《增版东西学书录》和《译书
经眼录》，都侧重于科技类与社会科学类译著，许
多书被遗漏，比如新教人士的著作。早期新教来华
传教士所译撰的著作，可以参考伟烈亚力1967年出
版的《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1860年后的新
教译撰著作散落各处，近已有人系统整理，如黎子
鹏的《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编年史：1860—1911》
。二、译述时期的主要译撰者及其观念从1807年马
礼逊来华并准备翻译《圣经》到1911年清王朝覆灭
，晚清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百年翻译”运动。如
果说最后15年（1896—1911年）是“转译”由无到
有到兴盛的过程，那么，在此之前的近90年（1807
—1895年）则是“译述时期”。虽然有不少翻译机
构，但如果看最活跃的翻译者，我们会惊讶地发现
，他们大多是新教传教士。译得最多也最有名的，
几乎全是传教士，如伟烈亚力、傅兰雅、林乐知、
丁韪良、李提摩太、金楷理等人，因为当时愿意来
华且愿意从事文化传播的西方人士只有传教士。西
方本土的知识分子没有机会、动力和经费来华，中
国人也没有主动去请他们。这种局面要等到“五四
”前后杜威、罗素受邀来华方有改变。传教士译撰
宗教书籍是其来华的本行和义务，而译介科技、史
地、人文社科著作，要么是因为受雇于清政府，要
么是被“文化传教”“社会福音”的淑世情怀驱动
。如广学会的几位传教士，他们避开了直接传教的
做法，也避免只译介实用性的技术，而是通过《万
国公报》等报刊和著书立说，对西方文明进行比较
全面的介绍，这跟他们背后的一些基本信念有关。
19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跟当时的西方人一
样，都自觉不自觉地持有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文
明要优越于其他文明，西方的政治制度（民主、自
由等）要优越于东方。对于他们来说，优越的根本
原因是新教优越于别的宗教。这种观点可以称为“
新教文明等级观”，主要包括几个信念：从事实来
看，西方文明无论在政治、经济、商贸、军事、科
技方面都超出非西方文明，非西方文明逐步屈从于
西方即真实的证据；追溯西方文明强大的根源，在
于基督教，它使西方人有道德，有博爱精神，重团
结，乐群，有求知精神，追求知识，在教育、慈善
等方面都具有宗教精神；当时的国家富强等级是新
教国家（英美德）强过天主教国家（法意西），基
督教国家强过中国、印度、日本、土耳其等“半文
半野”国家，更强过非洲、南太平洋野蛮人国家，
这表明新教要优于天主教，基督教要优于异教；像
日本这样的国家之所以进步，是因为吸收了西方“
教化”（文明）的长处，当然，它现在还没有学到
“教道”（新教）。而拒绝学习西方的国家（如中
国和土耳其），则往往面临险境。国家想强盛，就
要像日本那样要处理万物，中间要对待同类，因此
而有神伦、物伦和人伦。只有崇拜真神，才能正确
地对待他人，以平等、自由、民主处之，才能正确
地对待万物，发展科技，利用厚生。如果说神伦是
强调基督教排他一神论，物伦则是要引入西方科技
观念，以破除中国人的泛灵论和风水迷信之类阻碍
现代化的观念（如风水严重阻碍了修铁路和开矿）
，那么人伦跟中国传统的人伦有什么不一样呢？在
《教会新报》阶段，林乐知尚侧重耶儒在仁义礼智
、忠孝节义、戒律上的一致，但随着甲午战争严重
暴露中国文化的负面因素，林乐知开始强调新教人
伦异于且优越于儒教之处，以美国式的自由、民主
、平等来反衬儒教的专制、束缚、愚昧，较为系统
地揭露并批判了儒教的负面影响。正如在印度的传
教士对印度文化的批判促进了印度知识分子的启蒙
主义一样，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对中国文化风俗陋
习的系统批判（从男尊女卑、缠足到专制），启发
了从康有为、梁启超到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反思与启
蒙主义。
今天，如果我们系统地阅读《教会新报》和《
万国公报》上中外作者的文章，就会发现，对中国
传统宗教的批判，对皇权、族权、夫权、神权的批
判，对国民性的批判上，以及提倡白话文、汉字拼
音化，在晚清已经全面展开，只不过用词没有那么
激烈。他们的这种反思与批判，可以称为近代第一
波启蒙主义运动。如果说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
是以现代西方科学民主思想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
那么这第一波启蒙主义运动就是以现代新教思想来
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西学对晚清各方面，尤其对政
治和思想方面，一直持续发挥着影响。从林则徐、
魏源、徐继畲到洪仁玕和冯桂芬这样的新式思想家
，一步步地向前深化，直到在戊戌运动中达到高潮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受李提摩太、林乐
知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他们的许多改革建议、新
知识和新思想，直接来源于广学会、江南制造局翻
译馆的著作。经过义和团运动的反西方文明后，清
朝痛定思痛，决定实行君主立宪，不仅西学在“转
译”中迎来新一波高潮，连民教关系也在双方的反
思和克制下开始缓和，基督教迎来一个平稳增长期
。西学不仅对经世派、改良派、洋务派、维新派有
影响，对一早一晚以洪秀全和孙中山为代表的反清
人士亦有影响。太平天国与基督教的关系甚深，尤
其深受《圣经》《劝世良言》的影响。孙中山早年
自命“洪秀全第二”，1894年他曾在《万国公报》
上发表《上李傅相书》，改良不成后，决定采取革
命方式再造中华，其早期追随者与起义人员中多为
基督教徒。这是因为他们受到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
，具有了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能再忍受清朝的
腐败统治。在晚清，香港、广东、上海等沿海地区
和海外，中国基督教徒已呈现网络状分布，通过与
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连接，他们中间正酝酿着一些新
的思想和人群、改造社会和国家的力量，也酝酿着
新世界各行业的领袖。梁启超在关于明清学术思想
史的著作中，对西学的影响和意义做了高度评价。
但是，后来者在撰写中国近代史时，由于种种原因
，对于晚清西方人士如何译介西学，将新的思想和
观念传递给中国知识分子（口岸文人），并通过他
们的笔影响到中国思想界，进而影响到中国历史，
整体上的研究尚不足。比如，桑兵主编的近800页的
巨著《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就很少谈到
晚清译述带来的知识变化，而直接从日本的影响开
始。相比之下，《剑桥中国晚清史》，则用了
《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一章专
门讨论这种影响，显得比较平衡。
在资料上，与明清时期西学东渐重要文献逐渐
得到系统出版不同，晚清西学文献（包括宗教文献
）一直没有得到系统整理出版，相关著作的出版只
能比较孤立而零散地进行。比如，在人文社科书籍
方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近代文献丛刊”出
版过晚清几本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西学书，如李提摩
太译《泰西新史揽要》、花之安编著《自西徂东》
、林乐知译《文学兴国策》、丁韪良译《万国公法
》、傅兰雅译《佐治刍言》等。上海科学技术文献
出版社2012年出版了《江南制造局译书丛编》，将
当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著予以出版，除了工程
类书籍外，还选了较有思想性的“政史类”书籍，
收入《佐治刍言》《列国岁计政要》《西美战史》
《俄国新志》《法国新志》《埏纮外乘》《四裔编
年表》《各国交涉公法论》《各国交涉便法论》《
公法总论》《美国宪法篡释》《欧洲东方交涉记》
《英俄印度交涉书》《东方时局论略》等。2014年
，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全套《万国公报》，
在清晰度上超过了当年曾普惠于学界的台版《万国
公报》。在宗教类书籍方面，最近几年，上海大学
陶飞亚教授对近代基督教（包括新教）文献的总量
和馆藏情况做了一个系统摸底，取得了很大成就，
可以作为以后出版的一个路线图。在港台，一些新
教传教士的著作开始得到搜集、整理和出版，郭士
立、丁韪良、米怜、宾为霖、理雅各、杨格非等人
的中文著作选集开始出现[1]。不过，跟晚清西学的
总量相比，这只是沧海一粟。仅仅由广学会出版的
著作，当年数千卷著作中，今日有机会重出的也是
寥寥无几。
我们出版这套“晚清西学”丛书，是希望能搜
集、整理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晚清西学译撰著作，
填空补缺，为还原晚清思想的全貌做一些添砖加瓦
的工作。我们希望能促进对晚清西学的研究和重新
评估，将之作为明末清初至今完整的“西学东渐”
上的重要一环，予以独立的突显。
周伟驰
2017年6月26日

《辜苏历程》是《晚清西学丛书》第一辑的其中一种。这套丛书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又获得2017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这套丛书整理对晚清社会和思想界发生过影响、学术性思想性较强、国内近年来没有出版过的著作，并由从事相关研究的优秀学者对它们进行标点、注释和说明，以利于当代读者阅读。
书中收录了笛福著的《鲁滨孙漂流记》及其他三部作品。

我上岸时，身上有二百几两银，船主唔使我俾水脚。我有的嘢晤多合用，故此晤搬去，船主定要俾番银过我。我见但咐仁爱待我，我永远记念拒大恩咯。船主有个朋友，喺个处做耕园嘅，系种蔗制糖嘅事业。但举荐我喺个人处学造，我见个样事业好容易賠钱，故此极想造咯。我买一笪地嚟造园，我本钱唔够，可惜有苏理帮手。我重有的银，先曰寄落”个英国船主嘅妻处，如今西洋船主第二水”去欧洲为我打理呢件事。但船番嚟时，带来耕园所使嘅器具，见样样齐备，兼之有英国嘅货物，系呢处人所中意”嘅。好多带来，故此好容易卖嘥，賜得好多银咯。
我喺个处住哓四年，生意甚好，积埋好多钱。自从出门以来，算呢嚥至耐，个国嘅说话，已经晓讲。常时好多朋友嚟坐，故此人晤当我系下等嘅人，行学问嘅。个处嘅朋友，好欢喜听我讲经历嘅事。我话讲买卖要喺阿洲西便之基尼国，黑人处系至好。因为个处人晤会做生意，时常械印花布、玻璃球、洋镜、较剪‘”、刀仔L2’，各样物件，装去但处。黑人一见，十分欢喜，械黄金珍珠，或象牙嚟换，故此得利钱唔止几倍，但总唔似得买卖人口嘅利息更多。旧曰有人买倒，到别国地广人少之处，种蔗园、种烟叶、开矿淘金嘅事，黑人个个哙做。因为个处人多，而且俱系愚蠢，唔多值钱。若能买倒来卖过别人，得好多利息。众人听闻我讲，十分欢喜。
到第二朝，有三个朋友嚟坐，问我话： “昨晚听闻你嘅说话，我哋想哓一夜，瞰嘅买卖，实在难得。晤好失哓瞰嘅机会。我哋已经立定主意，买一只大船，到个处买人番嚟。但系呢件事要静静做，若系俾人知到，必定撞板。如今我哋各人出本钱同埋买一只船，你有分”，但系唔使出钱，独系出力呪，腮倒就大众同分。因为你已经做过几噸，熟识个处土话，生意必定兴旺。若系你算呢的事唔好做，就我哋独做一囉，得倒利息，就罢手晤做。因为我哋亦知呢的系犯法，故此唔敢多做，慌怕危险。”我听闻呢的说话，心极欢喜，买卖嘅事，有有好过呢的咯。因唔使出本钱，亦得倒有股分”’，咐便宜嘅事，好难得嘅。但我喺呢处，钱财田地亦唔少，自己嘅事不能做嘥，点样又舍晓呢的，谋度别样呢。但系我嘅性情，最欢喜出外，得闻呢的说话，即刻应承。就将家私样样写落，所有钱财田地，尽交过朋友管理。
瞰就定个日期开行‘”。三个朋友定哓九月初一日，我听闻个心见好出奇。因为八年之前，离别父母，上船个时，亦系九月初一日。记忆个阵时，好似在眼前瞰。时候”’好容易过咯，独系唔知父母生死点样呎，不觉流起眼泪嚟。至到船开身，我上船，见个只船好大，可能装货二万担左右。水手十四名，船主共我，与及个的跟随嘅人十七人。所有货物，俱系玻璃、古玩、刀仔、洋镜、细花布，与及顽耍”既物件。即时开身，初时向北便，近巴西海边嚟行，后来向东便嚟行。
过晓十二日，天色甚好，独系好热呪。忽然间转西南风，后西北风，后有东北风，个的风渐渐猛，浪渐渐大，成为风嚿”’。唔见曰，唔见星，几曰咐耐，飘流无定。船中嘅人，个个有哓胆，以为唔得生咯。有一个后生仔，共一个水手，被风吹落海。有一个病死晓，因心里头慌到了不得，唔知点算好。到第十二日起首”见天略好的，有热头”’出。船主械个罗经”测度，话：‘‘呢浪行哓，虽然有好多曰，受咐多艰难，但系仍然在巴西国北便。如今船己经漏水，依我意见，要即时番去巴西国。”我就查察地理图，知到离呢处唔系十分远，有英国管理嘅海岛，望到得个处，可以修好只船。众人见我讲得着，就转舵向东便行。
过几曰，又遇着大风，向西便吹嚟。船行极险，唔知方向。正在危急个时，忽然有一个话，前便好似有一个山。话完有耐，听闻一大声，撞埋一个山石处，船即时破烂。个的水嗱嗱声”流入船。大众好慌，因晤识呢处系乜嘢地方。或系大洲，或系海岛，或有人或行人。即便有人，又唔知系大国嘅人，抑或系野人之类．正在思想个阵，个只船被风吹在石上。个的水乱冲，两只三板已经沉哓一只。众人慌到了不得，剩下一只，就即时落去。风仍然唔息，勉强开行。大众话呢处若系海岛，行人住，就我哋一定唔得生咯。讲紧个阵时，被横浪一冲，船细人多，就跌落海，个时想讲一句说话都晤得。p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