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金晶、孙海彦编著的《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聚焦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以访谈对活的形式，细致再现他们博士阶段求学的情况、博士论文与个人学术生涯的关系，以及学术研究与时代变迁之间的互动。莫砺锋、俞可平、钱乘旦、李伯重、庄孔韶等十位“开山大师兄”如今无一例外，都是各自领域的顶级学者。通过这样的访谈口述记录，读者足以管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科学术的重建与复兴历程，以及一代学人的学术之路与思想精华。

推荐序
学术情结与学术记录——《开山大师兄》自序
开山大师兄——新中国(文科)各学科首位博士学位获得者名录
风雨人生论诗词——莫砺锋老师访谈
徜徉于民俗文化之中——陶思炎老师访谈
鹰腾万里学海翱翔——李伯重老师访谈
勾陈史料汇编传承——胡星亮老师访谈
历史传统与现代化变革——钱乘旦老师访谈
乐山乐水穷理究变——俞可平老师访谈
学术、管理与政治：三重身份下的游刃有余——马敏老师访谈
社会变迁中的文艺理论研究——罗钢老师访谈
纵横学海君子不器——庄孔韶老师访谈
世事洞明探神州——葛剑雄老师访谈
后记

中国目前每年有六七万人获得博士学位，数量之大，
号称世界之最。而在30年前，每年能带上博士帽的人只有
两位数。想当初，博士生数量少，很稀罕，也很显赫。
1981年第一批博士毕业生仅有18人，毕业典礼是在人民大
会堂举行的，地位之高，可见一斑！在大学和社会中，博
士生也享受很高的礼遇。比如南京大学程千帆先生的第一
个博士生毕业答辩，不仅有9位学术界的重量级老先生担任
答辩委员，系里还组织了师生去旁听，江苏电视台和南京
电视台的记者亲临现场，旁听者达300多人。省电视新闻节
目进行了报道，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还进行了转播。
上世纪80年代的博士生无疑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
这批“第一个博士”似乎人人都有故事。许多人都是40、
50后，或者上过大学，之后却由于“文革”无法从事其专
业，或者没有接受过完整的普通教育，靠自学成才。这个
不幸却又幸运的群体匆匆从各行各业进入到一个百废待兴
、荒芜多年的学术领域。幸好还有～批年逾古稀的老先生
，他们虽然也屡遭劫难，多年业务荒疏，但好在基础扎实
，宝刀不老。相隔30多年的两代学人在80年代交集，共同
演绎了一段中国学术史和高等教育史上的佳话。
本书的作者独具匠心，选择了10名文科的“第一个博
士”，以口述史的方式，追述了他们从学之路、治学之道
以及学术贡献。这10位学者是第一位中国古代文学博士莫
砺锋、第一位民俗学博士陶思炎、第一位中国戏剧史博士
胡星亮、第一位世界史博士钱乘旦、第一位中国经济史博
士李伯重、第一位政治学博士俞可平、第一位中国近现代
史博士马敏（跟桑兵并列）、第一位民族学（人类学）博
士庄孔韶、第一位文艺学博士罗钢和第一位历史地理学博
士葛剑雄（跟周振鹤并列）。他们承上启下，堪称一代学
术精英。
关于这批“第一个博士”的学术成长过程，当然可以
做多方面的解读，这里所关心的，是他们作为博士生的培
养和成长过程。
“大师兄”们的博士生涯虽然各有故事，但有几个共
同的特点。第一是基础不好。不少人在专业中缺乏系统的
训练，甚至中学和大学教育都不完整，或者“文革”虽然
读过大学，但专业也荒废多年。第二是年龄偏大，不少人
都是奔四的人了，显然已过了学习和读书的最佳年龄。第
三，外语水平不高，缺乏国际视野，更缺乏第一手的外文
文献。第四，培养制度不完善。当时博士培养制度刚刚建
立，属于草创时期，具体培养过程完全由导师来安排。如
莫砺锋所说“那时没有课程体系，也没有学分制，学校连
规章制度还没制定，导师指点你读什么书，你就去读”。
最后，大师兄们博士论文选题都很大，比如《西汉人口地
理》（葛剑雄），《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六论》（李伯重
），《教育人类学》（庄孔韶），《当代中国政治的系统
分析》（俞可平），《中国鱼文化》（陶思炎），《过渡
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马敏）。放在今天
，导师肯定会说，这么大的题目，怎么做啊？一定会劝学
生找一个更具体一些的题目。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特点几乎都是缺点。但从这批
博士生的学术成长过程和结果来看，这些看似缺点的缺点
好像都不是问题，不但没有对“大师兄”们的培养质量产
生负面的影响，反而造就了他们的独特之处。基础不好，
反而成为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的动力；年龄偏大，反而激
发了他们追回逝去青春的热情；外文文献的不足反而促使
他们珍惜能够接触到的国际学术信息；制度不完善，正好
为导师发挥其培养特色提供了便利；论文选题大，恰恰反
映了他们开拓学术新领域的宏大志向。
反观今天的博士生，教育基础比以前好多了，也很系
统；年龄也很合适：外语水平普遍很好，外文资料更不是
问题；培养的制度也极为严密和严格：论文选题大都很规
范、具体，往往也很前沿。但根据普遍的看法，论及博士
生的质量，这些“大师兄”们远在今天博士生之上。其原
因何在？
其实，从“大师兄”们的自述中就可找到答案。首先
，“大师兄”们很幸运，他们遇到了一批大师级的导师。
80年代的导师，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学者。他们虽然在“
文革”中受到冲击，学术生涯坎坷，但他们有深厚的学术
积淀和严格的治学态度。特别是他们很重视学生，这一点
得到“大师兄”们的一致认可。所谓重视培养，不在于专
门开出多少课程，而在于能拿出时间与学生“聊天”。如
莫砺锋所说：“在培养学术方面，程先生是非常优秀的，
除了学问好之外，他把学生看得非常重，抓得很紧。当时
程先生只有我一个博士生，是一对一的关系，我读的八门
课，都是在读书之后，要到程先生的家里跟他汇报读书心
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和他聊天。”马敏也回忆说：“我们
读博士的时候，学校实际上也没有开很多课，但是学到很
多东西。一方面是自己看书，另一方面我们几个博士生每
周要去章先生家里，喝茶聊天……通过这种讨论式的、喝
茶式的学习，学到很多东西。”记得陈平原也很怀恋读博
时，在导师王瑶先生家里喝茶论学术的场景。当然也有的
导师抓大放小，不问细节，只掌握方向，如胡星亮回忆导
师陈白尘说：“具体的陈先生不管，这么一个大作家，他
不可能去手把手教你很具体的东西，但是大的东西他管得
非常好。所以我后面如果说没走歪的话，陈先生、董先生
这些当年的引导非常重要。”俞可平也说，“老师基本不
管我，我觉得赵老师从来没管过我，就让我自己看书做学
问。因为宽容自由，我大量接触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
”。
其次，这些“大师兄”们非常勤奋，非常纯粹，非常
学术。所选择的研究题目，无论是基于自己的兴趣，还是
出于其他机缘，一旦确定了，他们通常都会投入自己的全
部精力，克服重重困难。马敏回忆说：“77级的学生学习
上都有一种拼劲，这么多年在基层，好不容易有学习的机
会，不用老师来督促，寝室、食堂、教室、图书馆，每天
四点一线。图书馆还没开门，大家就在门口排队，每天都
是挤进图书馆。”这其实也是博士“大师兄”们的写照！
他们在知识基础上要么先天不足，要么缺乏系统性，但他
们都能够专注于所在的学科，对所在学科有一种执着和坚
守，有承担这一学科继承人和开拓者的志向。从他们的博
士论文选题就可以看出其远大的学术追求和学术气象。
中国的博士培养制度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经过40
年的发展与完善，现在培养条件和环境以及制度建设，都
有很大的提升。但是，“大师兄”们作为博士生的成长过
程、成长故事不但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失去价值，反而
更让人感到亲切，令人向往。与当年相比，今天的博士培
养制度当然十分完备和系统，但今天博士生的学术志向是
否随着制度的完备而更加坚定，追求学问的热情是否更加
饱满？在学术上，今天的博士生是否有底气与当年的“大
师兄”们一比高低？
这当然是复杂的问题，一句话说不清楚。但有一点可
以肯定，粗疏乃至有些任意的培养方式不一定不是好的培
养方式，而细致精微、叠床架屋的培养方式也未必能带来
质量的提高。博士生培养，或者说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关键
在哪里？本书所提供的鲜活故事，值得玩味，值得深思。
陈洪捷
2018年8月于蓝旗营

许金晶、孙海彦编著的《开山大师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访谈录）》以新中国文科各个专业方向的第一位博士作为报道对象，以访谈对话的形式，细致再现了这些学者当年博士阶段求学与训练的情况、博士论文研究与个人学术研究生涯的关系、学术研究与时代和家国变迁之间的互动等内容。书中访谈的莫砺锋、俞可平、钱乘旦、李伯重、庄孔韶等十位学者，如今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国内各自所在领域的顶级学者。通过这样的访谈口述记录，读者足以管窥中国文科学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重建与复兴历程，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代学人的学术之路与思想精华，值得参考。

三年多以前，我在青岛路的万象书坊，敲打完了《中
国独立电影访谈录》的最后一个字。书稿杀青之时，没有
任何喜悦，因为当时这本书的出版，还仍然是前途未卜，
不知花落何方。
三年后的今天，同样是在万象，我又开始敲打《开山
大师兄》的最后一部分内容，而此时的万象，已经从青岛
路搬到了几百米之外的金银街。我重复着敲打文字的动作
时，内心只有坦然与从容。这不只因为，本书已经早早地
和江苏人民出版社签好出版合同，也因为此时的万象书坊
，对于我来说，已经不单纯是一家坐落于南大校园里的咖
啡馆；在这里工作的诸多友人，连同我个人在这里主持和
参加过的诸多沙龙、观影活动与友人聚会，都已经成为我
个人生命和对南京这座城市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本书即将完成之际，首先要感谢的，就是我的爱人
孙海彦，也就是常常被我的朋友们称为“朋友圈网红”的
小鱼。我的第一本书《中国独立电影访谈录》，她是书稿
提交给出版社之前的最后把关人；我的第二本书《领读中
国》，她是书稿的特约编辑：到了我的第三本书，也就是
这本《开山大师兄》时，她已经成为了本书的共同作者。
能够以书稿写作的方式，见证我们俩之间的感情历程，何
其荣幸！
就分工而言，本书各位学者的相关文献、访谈、简历
资料的搜集，以及后续访谈稿的大部分整理和润色工作，
由小鱼完成；各位学者的访谈提纲的撰写，和现场的访谈
工作，以及各篇访谈稿的最后定稿工作，由我来完成。这
是我们夫妇合写的第一本书，我相信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本
书。在本书即将杀青之时，夫妇合写的另两个图书选题，
已经在构思和准备之中，敬请期待。
感谢群学书院的策划总监陆远兄，他整理的《开山大
师兄》一文，是本书灵感的最早源起素材；感谢江苏人民
出版社的徐海总经理和卞清波主任，没有两位的大力支持
与敦促，这本书的书稿无法如期完成；也感谢浙江大学出
版社的罗人智编辑，尽管本书没有在浙大社出版，但你前
前后后为本书出版做出的诸多努力，我个人一直铭记于心
；同样要感谢从事速记工作的颜菁女士，本书所有访谈的
初稿，都是由颜女士根据访谈录音整理而成，尽管我们之
间是一种纯粹的商务合作，但你整理出的高质量访谈稿，
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我跟小鱼的工作负担。
最后要感谢的，是接受访谈的这十位学者。你们原本
都只是我在学术阅读过程中，时时在书本和文章里读到的
名字；然而通过这本书的写作，我却得以跟你们面对面地
交流和对话，你们的丰富学识和极具亲和力的人格魅力，
让我今天回忆起来，还感觉格外的鲜活与亲切。
在本书写作过程当中，周晓虹、范可、梁晨、沈章明
等师友，都给予了大力帮助和有效建议，在这里，就不再
一一赘述。记得我刚刚从事媒体工作时，一位前辈曾经对
我说过：新闻报道刊发之后，就跟报道的采访撰写者没有
直接联系了。套用他的这句话，这本书写完出版面市之后
，或许就跟作者没有直接联系了。至于本书的内容，能引
发怎样的关注与反响，这完全取决于读者。如果大家读完
这本书之后，能产生些许感悟、触动与思考，这对于作者
来说，就是最大的收获。
就此搁笔。
许金晶
2018年7月8日下午
作于南大金银街万象书坊

莫砺锋：又是一个不由自主的选择。我在农村读书时，对英国的诗歌比较感兴趣，也看过一些英文和中文的翻译，对英诗中译有一点点兴趣。所以我进了安大外语系后，就想将来要朝这方面发展，因为我对中国的诗歌比较熟悉，现在又学了英语，想将来尝试着走翻译英诗这条路。
我们1977级大学生实际上是1978年春天入学的，读到1979年的春天，也就是第三个学期，安大外语系有一些不安分的同学要想提前考研。我原来一点都没这个想法，那个时候英语系招的学生比较多，班也比较小，共有7个平行班，我是7班的。平行班中6班是一个快班，学生的英语水平最好，有好几个是北京知青，从小就有口语能力，他们学得比较快，要想提前考研。一开始学校不许，经他们反复申请，学校就开了口子。正巧，我们7班有一个同学因为口语特别好，第二学期就调到6班去了。他还住在我们宿舍里，回来通报说6班有几个同学要提前考研，他劝我也去考。他一向认为我读的杂书比较多，知识面比较广。我本来不想提前考研，但是那时候我就靠每月18块助学金生活，除了买饭票就所剩无几，经济窘迫。这个家伙便怂恿我考研，说研究生助学金每月有35块。我一听便有了动力，我说那我也考吧。
那时候没有电脑，只有省教育厅公布一份全国各个学校的招生目录。我们一起跑到省教育厅去查，我重点查了南大的英国语言文学专业，南大英语比较强，那时候有范存忠、陈嘉等老先生。据《目录》上说，英语专业都要考二外，看看其他学校也是一样。安徽大学的外语系，第二外语要到二年级下学期才开，我们还没开。南大的二外是德语、法语任选一门，我连字母也不认识，就没法报考。6班有几个同学已经先学过了，他们能报。为了我们7班的集体荣誉，我不能直接打退堂鼓。人家都知道7班也有同学去报考的，结果还没报名就回来了，岂不是太丢面子。我就想既然外语不能报，能不能报其他专业呢？南大的专业都印在一本册子上面，我翻到前面几页就是中文系，一看有一个古代文学，而且那一年的招生方向就是唐宋诗歌研究。唐宋诗歌我在农村大概背了有好几千首了，心想这个专业也许可以考一考，当场就报名了。
4月份报名，6月份就考试，一考也就考上了，然后就到南大来了。说实话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导师程干帆是什么人，从来没听说过世上有这个人，我对中文系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报过名以后回去到图书馆找资料，好不容易才在南大的学报上看到一篇程先生的文章，进了南大才知道他是从武汉大学调过来的。
许金晶：那您看到程先生第一篇文章还记得是什么内容吗？
莫砺锋：是写唐代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等问题的，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读一篇学术论文，以前从未读过任何论文。程先生是1978年才到南大来的，第二年就在南大学报上发了一篇文章，他从1979年开始招生，正好就把我招到他名下去了。
许金晶：您刚才提到报研究生之前，大概背了有几千首的唐诗宋词，这个主要是“文革”十年背的呢？还是之前背的？
莫砺锋：主要是在乡下背的，以前语文课上有的全都背过，其他都是到农村背的，在农村有很多空余时间，可以不惜工本地背诵作品。
许金晶：也是作为一个生活的调剂。
莫砺锋：我背过好多东西，《孙子兵法》十三篇，从头到尾背过，《古文观止》大概背了有三分之二，当时没其他书看，就翻来覆去看那些东西。
许金晶：因为我们这本书正好也是想做我们新中国的第一批博士，作为我们中国第一位古代文学的博士，能不能介绍一下您当时博士学习、训练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的？
莫砺锋：我们正好属于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先锋队。五六十年代也有研究生，那个时候学苏联，叫作副博士研究生，像我的老师周勋初先生当年读的就是副博士研究生，不久就停掉了。我们1979年考到南大的时候，还没有《学位条例》，没有什么硕士生、博士生，就笼统地叫研究生。我们的老校长匡亚明，因为是老干部，地位高，知道国家的一些决策。我记得很清楚，开学典礼上他说你们现在来读研究生了，国家马上要制定《学位条例》了，以后就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了，你们要努力，争取成为第一批硕士、第一批博士。我们读了两年就毕业了，1981年底毕业的时候《学位条例》公布了，所以我们毕业的时候就成为硕士生了，就得了硕士学位。第一批硕士生毕业以后，南大才开始考虑招博士生，那时候有资格带博士生的老师叫作博士生导师，是国务院评审下达的，南大全校文理科加起来共有28个导师。1981年年底学校开始考虑招博士生。学校说不用28个先生全招，先试验性地招一批，于是从全校的导师中遴选了10个人。文理科加起来10个老先生，每人招一个博士生，我的导师程干帆先生被选上了。我们第一届博士生入学以后，我跟化学系、计算机系的学生住在一起，因为中文系就我一个人。我从1982年初开始读，读到1984年10月份，两年零十个月，读完以后我们中文系才招收第二个博士生。那时没有课程体系，也没有学分制，学校连规章制度还没制定，导师指点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