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从不曾平庸。
面对史无前例的残酷现实，莉莉·布里克与爱尔莎·特里奥莱这对性格强悍的姐妹，不仅成功征服了历史的每一次颠簸，而且随时准备为捍卫艺术和理想献出一切。终其一生，莉莉一直以独特的创造性担任着先锋派的核心，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画家罗钦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等都是她的座上宾。而爱尔莎则在高尔基的鼓励下开始尝试写作，并成为荣获龚古尔奖的第一位女性作家。无论是被聂鲁达形容为“桀骜不驯”的莉莉还是被冠以“蓝眼之剑”的爱尔莎，她们的美丽、智慧、天赋与教养都穿越了20世纪的漫长时光，至今令人神往。
《叛逆姐妹(爱尔莎·特里奥莱与莉莉·布里克)》是由让-诺埃尔·里奥著的。

让-诺埃尔·里奥(Jean-Noel Liaut)，既是作家又是翻译家，作为凯伦·布里克森和玛德娜·卡斯坦因的传记作者，他还出版过《奇异的天使》《凶残的你们》《爪哇女》等作品。

书中人物
序言
上编
下篇
跋
参考书目

当一位年轻小姐命中注定要做女主角的时候，即
使方圆左近有四十户人家从中作梗，也拦她不住。事
情的发展，定会给她送来一位男主角。
——简·奥斯汀，《诺桑觉寺》
这几行文字，也可以说是为设定卡甘姐妹——爱
尔莎·特里奥莱和莉莉·布里克的人生道路而写的。
这对莫斯科美人是典型的灵感女神，只不过一个更偏
重写作，另一个更长于社交，她们与20世纪最伟大的
两位诗人组成了具有绝妙高度的四重唱：路易·阿拉
贡和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正是命运送给她们的
两位男主角，简·奥斯汀女士的预言就此得以实现。
莉莉‘布里克从来就不是一个恪守中庸之道的女
人，总是对过激行为推波助澜，大加鼓励。她宁做烈
焰，不当温泉；宁愿疾言厉色，也不愿温文尔雅；宁
选才华横溢，也不喜百般机巧。作为俄国先锋派的核
心人物，卡甘夫妇的这位长女以从不走眼的识人之术
激励并聚集着各路人才：马雅可夫斯基自不必说，此
外还有小说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未来的诺贝
尔奖得主、《日瓦戈医生》的作者，画家亚历山大．
罗钦可和卡西米尔·马列维奇，还有作曲家迪米特里
·肖斯塔科维奇、电影艺术家谢尔盖·爱森斯坦和舞
蹈家玛雅·普丽赛茨卡娅。在莉莉看来，世间之事再
大，无非就是地动山摇和欲火中烧。她的脉搏永远都
在急速跳动。她沉浸于个人的价值观之中，感觉近乎
陶醉。妹妹爱尔莎则对这位每天只想活得更风云激荡
的大姐又嫉妒又着迷，不得不全力应战，以活出自我
，摆脱莉莉的阴影。马克西姆·高尔基成了她的文学
导师，鼓励她开始写作。当时爱尔莎还是一个门外汉
，直到在法国抵抗运动中声名鹊起，随即于1945年成
为获得龚古尔奖的第一位女性，她才明白，她终于取
代了她那位只能扮演启发者和女顾问角色的姐姐。这
场竞争仍然不该让我们忽略她们对彼此的深情和至死
方休的相互支持。正是这样的深情把她们团结到了一
起，她们长达几十年的大量信件往来也证实了这一点
。
爱尔莎和莉莉生性好奇而反叛，面对再严酷的现
实也绝少有束手待毙的时候，她们随时准备为了自己
的艺术理想而献出一切。她们令人们接受了一种节奏
、一种独创性，以及至今仍值得我们为之击节叫好的
口号式用语。她们为人慷慨，同时始终贪恋个人利益
，永远不会因外境所惑而改变信念，不会因动辄发怒
而陷于盲动，如果有人胆敢质疑她们所捍卫的价值观
，卡甘姐妹总有办法让来自外力的挑衅最终顺应她们
内心的意志。她们依然并始终会放出长线，以钓到一
条新结识的神奇大鱼，而且直到晚年仍屡试不爽，于
是两人都成了传说中的“苏丹皇太后”。
这部传记的写作计划是我2011年坐在热尔省莱克
图尔镇的“蓝猪餐厅”平台（这里既是书店又是餐厅
，同时兼作艺廊）和我的朋友玛尔蒂娜·弗兰克谈话
时萌生的。就在莉莉·布里克自杀之前两年，玛尔蒂
娜和她的先生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分别在苏联和巴
黎为莉莉拍过照片，玛尔蒂娜对所拍人物复杂个性的
印象让我立刻产生了想对此进一步一探究竟的愿望。
碰巧，这对姐妹很久以前就引发了我的好奇心。我在
2005年写成的《谨致野蛮问候》一文中就曾明确表示
过这种好奇，当时就觉得是时候为她们出一本书了。
在爱尔莎．特里奥莱死后还曾为阿拉贡拍过照片，玛
尔蒂娜也向我讲述过这位不知所措的鳏夫，他也是那
张亲密合影中的主角之一。这对令人钦佩的俄国姐妹
始终祸福与共，从来不知悔过为何物，就算出现分歧
两人也不以为意。可是，一旦需要维护某位遭到嘲弄
的天才，或者为某位身后遭受不公正玷污的死者平反
时，她们甚至会比任何一个北极探险家都显示出更大
的力量。在那些人人冷漠的时日里，她们这种拔刀相
助的情义是那么令人振奋，而她们极少被人抓到破绽
的想象力则让这种本领如虎添翼。在爱尔莎和莉莉手
中，一棵平平常常的圣诞树也能变成一件表现未来艺
术的杰作。在这个尔虞我诈的世界里，她们有着无可
争辩的独创性。她们的朋友皮埃尔·贝尔热这样概括
道：“卡甘姐妹集教养、美貌、才华与聪慧于一身。
一言以蔽之，她们所向无敌。
这种双重归类向我们提出了下面的问题：阿拉贡
夫妇这样一对擅吃会玩之人，怎么能在那么长的时间
里，以那么戏剧化的方式坚持理想，而且不变初心呢
？这些传奇人物以自由的名义奋斗终生，而他们所倾
力支持的领导人却把自由轻易踩在了脚下。诚然，他
们坚信，俄国社会需要从上到下推倒重建，法西斯主
义必须不惜代价坚决打倒，但是，在以更多浪漫情怀
而不是政治眼光看待革命的兴奋过去之后，他们所能
做的只有谴责，他们的祖国发生了一系列暴行，身为
犹太人的莉莉尤其深受反犹之苦，只是这样的谴责为
时已晚，而且有心无力。
《叛逆姐妹》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壁画，背景是
布满窃听器的莫斯科式公寓房、鲜花围绕的郊外别墅
、一座巴黎风格的公馆和一问巴黎大区常见的“磨坊
”，有多位诗人、一位红军将领、一位名叫阿尔贝·
加缪的抵抗运动成员、一位“首席芭蕾舞演员”以及
一个可恶的电影艺术家跻身其间，也是一出在巴赫的
萨拉班德舞曲伴奏声中拉开大幕的悲喜剧。1970年12
月12日夜幕降临时，大提琴家姆斯蒂斯拉夫·罗斯托
罗波维奇在爱尔莎·特里奥莱墓前拉响了这首舞曲。

让-诺埃尔·里奥著的《叛逆姐妹(爱尔莎·特里奥莱与莉莉·布里克)》讲述了19世纪末，艾尔莎·特奥莱与莉莉·伯睿克这对姐妹在莫斯科出生。她们有着惊人的美貌，也有着与之媲美的智慧。二人分别嫁给了当时文坛的两座高峰：马雅可夫斯基与路易·阿拉贡。姐姐莉莉有一双发现天才的慧眼：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画家罗钦可与马列维奇，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电影大师爱森斯坦，舞蹈家玛丽娅·普利谢茨卡娅……妹妹艾尔莎仰慕姐姐，却又因为她太过耀眼，而活在她的阴影之下。受高尔基鼓励，艾尔莎开始写作，最终成为第一位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女性作家。在法国抵抗运动中，艾尔莎声名大噪，此后她便明白，自己已经取代了被禁锢在“灵感缪斯”定位里的姐姐。 然而，这种沉默的较量却从未影响过姐妹俩之间的情谊。面对残酷的现实，艾尔莎与莉莉愿意牺牲一切，成全自己的艺术理想。莉莉一生都是俄罗斯前卫运动的核心人物；艾尔莎也捍卫着自己的作家角色。她们从来不曾平庸。聂鲁达口中“无法征服的”莉莉与“蓝眸之剑” 艾尔莎是20世纪的两座丰碑，她们的教养、美丽、天资与智慧都是一部传说。

跋
爱尔莎去世后，阿拉贡采取了一种让朋友们大感
困惑而且很不踏实的姿态。他开始高声大气地表现自
己的同性恋倾向，从精神到肉体都发生了突变——马
蒂厄·加利在他的《日记》里记下了“他在装束上的
惊人变化（彩色蝴蝶结、花衬衣、麂皮夹克衫、皮大
衣、长头发）”。从前那个永远一丝不苟穿着灰色法
兰绒上衣的稳重的阿拉贡与如今这个穿着粉红色晚礼
服被一群年轻人围在中间到夜总会晃荡的路易形成了
臣大的反差。“爱尔莎死后我给他照过相，那是我一
生中拍得最差的几组照片之一。他总想跟身边的男孩
子们说笑，注意力根本集中不起来。我没有办法跟他
对话”，玛蒂娜·弗兰克回忆道。在他的传记作者和
好友皮埃尔·戴克斯看来，他之所以变成这样，究其
原因就是鳏居所致。“爱尔莎让他的生活趋于严谨，
把一个喜怒无常的野小子变成了无人能及的散文家，
把写诗能手变成了伟大的作家。作为嫁妆，她带给他
的是条理……纪律，总之，是思维的连贯性……她在
文学创作上拥有一种魔鬼般的聪慧，任何作品看第一
遍就能找出结构中的错误与不足。”失去了爱尔莎—
—既是妻子、知己、文学总监，又是这对共同生活四
十二年的夫妻中的顶梁柱，阿拉贡便失去了方向，陷
入了迷茫。他虽然继续写作，出席会议，而且一直在
向逝者表达着敬意，还在1976年把她的文学档案捐给
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但生活中的力线已经随着其
灵感女神消失了。1982年12月24日，路易·阿拉贡死
在了他们位于巴黎的漂亮公馆里，夫妻俩被合葬于“
磨坊”的花园之中。
墓碑上刻着爱尔莎的这样一句话：“当我们最终
并排而卧时，我们俩的书会携起手来，把我们甘苦与
共地联系在一起，让我们一起走向未来，走向那个属
于你也属于我的梦想与关切。在死亡的帮助下，人们
或许会一试再试，并最终比战争更加成功地将死去的
我们与活着的我们分开：死人是无法自卫的。于是，
我们相互交叉的书籍开始登场，白纸黑字，手牵着手
，阻止人们把我们两个强行分开。”

一
1915年，莉莉·布里克遇到了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那年她刚满二十四岁。她是一头长着红棕头发，每个男人都会心怀仰慕地、目不转睛地盯着看的迷人小兽，一个在“白银时代”成长起来的俄罗斯姑娘，一个贪图尝试新体验、渴望随时抒发激情的肉感女人。顺便说一句，那时她已结婚三年。直到这时，莉莉的世界还没有因各种暴行而扭曲，对未来依然充满信心。在她看来，这个让大部分同胞都感到压抑和逼仄的时代丝毫无法与个人的伤感和烦恼同日而语。只有文学、艺术、爱情和自己的心才能真正让她感兴趣，她打算把所有的精力和想象力都贡献给这份令她兴奋的人生规划。莉莉认为她的名字已经预先注定了她作为灵感女神的命运。她要为此感谢父亲，她的父亲对歌德仰慕有加，仿照莉莉·舍内曼的名字为女儿起了名。舍内曼曾为那位德国作家的不少著名诗句带来灵感，并曾一度与之汀婚，以女顾问的身份跻身名人之列。时至今日，莉莉·布里克以“苏联的比阿特丽丝”而闻名，这个称呼仿照的是比阿特丽丝·波尔蒂纳里之名，但丁曾为她写过好几十首诗歌；而莉莉则与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和人生再难分开。很多人都把马雅可夫斯基视为20世纪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所以她要感谢父母的远不止为她取了个灵感女神之名那么简单。
莉莉于1891年11月11日出生于莫斯科，生长在一个教养极好的犹太家庭。她的父亲尤里·亚历山德洛维奇·卡甘时年二十六岁，是一名律师。他总是用尽一切办法试图捍卫犹太客户的权利，他们总是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欺负和羞辱。当时的俄罗斯，屠杀犹太人的现象十分普遍，这样的大屠杀经常会持续好几天时间，令犹太人恐惧到了极点。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把父亲的遇刺归罪于犹太人，对屠杀和抢劫犹太人持鼓励态度。犹太人都知道那句针对他们的不祥谚语：“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将被改变信仰，二三分之一将要移居国外，还有三分之一将会失去生命。”但只要能拥有舒适的生活环境，莉莉和她妹妹爱尔莎就绝不会为此感到痛苦，爱尔莎出生于1896年9月12日。只需回忆一下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托的命运——死于1977年，比莉莉早一年，就能想象出卡甘一家以怎样的幸运逃过了最悲惨的一劫。克拉丽丝的母亲是一位来自乌克兰的犹太女性，在一次大屠杀中遭到了强奸。她染上了梅毒，并因此瘫痪，过早离开了人世。而画家柴姆·苏丁的遭遇又该让我们作何感想？他永远不想再提起那些暴行。他出生于1894年，比莉莉晚三年，比爱尔莎早两年。大屠杀在全国到处肆虐的时候他只有八岁。他的全部作品都充斥着儿时所见的那些难以描述的残暴场面。最后再说说爱尔莎的密友、另一位画家马克·夏加尔，他也曾饱受针对犹太人施加的迫害之苦，他的罪名是被怀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做过间谍。 当一个出身贵族家庭的俄罗斯男孩因为得知爱尔莎是犹太人而拒绝跟她一起玩耍时，还是小姑娘的她对这一普遍化的反犹太主义只能感受到一种遥远的回响。至于刻薄到极点的莉莉，则要等到斯大林时代才能感到威胁。尽管生活在这样一个无神论家庭，日子过得无忧无虑，但因为父母对她们毫无隐瞒，姐妹俩还是鲜明地意识到了等待她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她们了解所有针对犹太人的歧视性措施，比如政府和大学的“录取名额限制”，也知道大屠杀有多可怕。这种意识对她们投身共产主义事业起到了某种作用，在她们心目中，共产主义具备了人类不可或缺的三项美德：自由、平等、博爱，沙皇统治下的种种不公正远不能与它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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