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经日本桥下的水，与泰晤士河相通；江户汉子吸进去的空气，有巴黎姑娘呼出来的气息。”宫崎市定的视野纵贯东西，用世界史的眼光理解东洋史，全面揭示了从宋代到清代中国近世社会的特征。
宫崎市定著的《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精)》发掘中国宋代与欧洲近世史之间许多平行的史事，认为中国北宋开始出现文艺复兴现象，这一过程比西洋早了三个世纪。而在高度发达的交换经济与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下，新生的宋代平民文化中出现了民族主义搏动的先兆。

东洋的近世
前言
绪论 东洋近世史的意义
一 世界与东洋的交通
二 中国近世的社会经济
三 中国近世的政治
四 东洋近世的民族主义
五 近世的文化
结语 东洋的近世与西洋的近世
中国近世生业资本的借贷
一 都市的发达
二 资本借贷的具象
三 都市人群的阶级
合本组织的发展——《中国近世生业资本的借贷》补遗
宋代以后的土地所有形态
一 序言
二 李诚的庄园——宋初唐代庄园的孑遗
三 土地的零碎化
四 佃户的分化与业主的出现
五 投机性的土地所有
六 贾似道的公田政策
七 结语
明清时期的苏州与轻工业的发展
评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
解说（砺波护）
译后记

流经日本桥下的水与泰晤士河相通；江户汉子吸
进去的空气，有巴黎姑娘呼出来的气息；柏林的问题
，与朝鲜的“三八线”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学术研
究中，要想理解世界历史，那么最终的关键似乎正藏
匿在东洋史中。如果想真正探究西洋史的意义，那么
，对东洋的理解则必不可少。
长期以来，人们在思考世界史的发展体系时，动
辄以西洋为主体，把东洋视为附属。这种立场必须从
根本上加以纠正。东洋，不应是通过西洋的眼睛眺望
到的存在，而应该放在与西洋对等的位置上来看待。
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但一旦做起来却极不容易。即使
在那些纯粹的研究中，这个道理也一而再、再而三地
被抛之脑后。
如果仅限于世界史的立场，也不可能形成“近世
”这样的概念。只有将西洋和东洋放在对等的位置上
进行比较以后，才能产生这一新的概念。将西洋的近
世概念就此用在东洋的研究上，同样是不科学的。西
洋史研究者如果无法克服西洋史的视角，东洋史研究
者如果仅抱着东洋史不放，那么，真正的世界史研究
是无法产生的。一些被认为是世界史的研究，实际上
不过是把西洋史和东洋史这两本书合为一本而已。
如果将金发碧眼看成是西洋美人的重要标准之一
的话，那么，用同样的标准在东洋寻找美人，其结果
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根本找不到这样的美人。东洋
并不是没有美人，这里有的是乌发黑瞳的美人。我们
在重视具体现象的同时，也必须去追寻共通的要素。
历史学家的任务，绝不是为既存的理论补充史实
，而在于不断地追求新的理论方法。因此，我们必须
去探索向来被视为毫无关系的对象—就本文而言则是
西洋和东洋—之间的共性，这意味着必须将质的东西
，尽可能还原成量的东西。人类肤色上的差异，绝不
是质上的差异，只是色素的多少，即量上的差异。这
样想来，平凡的真理其实可以拓展历史学的研究方向
。只有将质的东西还原成量的东西，不同对象之间的
比较和评价才有可能进行。
对量的评价，可能是过去的历史学研究中最缺失
的一点。都市国家也好，古代帝国也好，封建诸侯也
好，阶级构造、社会组织也好，如果单纯从这些理论
去探索历史的话，有很多现象其实是没有办法说清楚
的。因此，在许多场合下，从量上来观察是必不可少
的。越是想站在世界史的广阔视野上来看待世界史，
就越会感觉到量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一个历史地域的形成，绝对的量是必不可少的要
素。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独特
的文化传统，不用说，这是量的威力在起着关键的作
用。
就拿汉字来说，几千年来使用这种兼具象形和表
音双重性质的文字的地域，在世界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文化确实是一种特殊的文化
。但是，西方在表音文字完全定型之前，也曾经使用
过像汉字那样兼具象形和表音双重属性的文字，只是
使用的时间非常短暂，而中国在长达数千年内一直使
用着这样的文字，两者的区别仅在于时间的长短。
这种不发达的文字使用了数千年，究其原因，在
于中国的地理位置距离世界的中心过于遥远了。中国
文化，不管怎么说是乡村文化。在这种文化中，面对
世界这座华丽的舞台，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轰动世界
并成为世界通则的。尽管是乡村，中国文化却取得了
意想不到的进步与发展，而支撑这一文化持续发展的
根本因素，不用说就是量的威力。只是，这种量上的
威力也不时地给中国带来不幸，也就是冥顽的保守主
义与固陋的尚古主义。其实，几乎所有的现象都可以
用它与世界其他地域的相对位置，以及量的关系进行
说明。
读者可以参考一下本书所附的年表。从年表中可
以看出，西洋史与东洋史的差异中，有一点表现得比
较明显：西洋的近世只持续了数百年，历史随即步入
了近代，而东洋的近世则延续了近千年，历史的发展
处于停滞状态。本书的意图就在于说明这一事实。本
书是在大学讲义的基础上完成的，写完以后再回过头
来看，讲义的痕迹尚未完全褪尽，甚至还有些词不达
意的感觉。关于这些问题，只能有待今后从世界史发
展体系的根本问题出发，进一步完善再版了。
最后想说明的是，本书阐述的问题，有不少是对
先师内藤湖南博士所倡高论的祖述。
宫崎市定
1950年10月

“宋代文艺复兴论”开山之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比欧洲早了300年，并且深刻影响了世界。
“汉学诺贝尔”儒莲奖得主、史学泰斗宫崎市定学术代表作，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经典的学术标志和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坐标系。
大规模的都市、繁荣的交换经济、建立在契约上的地主—佃户关系、影响了欧美近代人事制度的文官体系、庞大的雇佣军。《东洋的近世(中国的文艺复兴)(精)》全面解读宋代的近代性！

20世纪50年代初，“二战”的硝烟刚刚散去，引
领潮流的西欧诸国一时式微，新崛起的美国、苏联步
入历史的前台，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世界格局重新洗
牌。人类在反思战争、抚平创伤的同时也不免迷茫：
人类文明将要走向何处？应当选取怎样的发展道路？
目前又处于怎样的社会阶段？这些问题，或多或少萦
绕在人们的脑海中。而当时尚处于战后亟待复兴、一
心改变现状的中国和日本，对这些问题更是抱有强烈
的关注。
这种思潮在中、日两国历史学界的反映，便是马
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以及各种社会分期学说的产生。
在日本，所谓“历研派”与“京都学派”的长期论战
，其核心就是马克思主义史观与非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宋代以后中国历史是走进了“中世纪”还是进入了
“近世”这两种理论与学说之间的不断交锋。前田直
典、西嶋定生、堀敏一、宇都宫清吉、增渊龙夫、守
屋美都雄等等，参与这场论辩的学者多如群星闪耀，
硕果累累，成就了日本战后东洋史研究的黄金时代。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中，作为“京都学派”代
表人物的宫崎市定无疑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个。就立场
而言，宫崎赞同内藤湖南首倡的宋代近世说，反对宋
代中世纪说（亦即历史学意义上的封建体制）。然而
，正如其本人所言：“世间似有人将我视为内藤史学
的继承者，但我自己却并没有这种想法。”（《亚洲
史研究》第一卷序）。宫崎展开一系列研究的出发点
，并非出于学派之争，而是在阅读大量历史文献的过
程中，发现其所看到的历史具象与宋代封建说所描绘
的抽象框架似乎不很吻合，因而感到有撰文论述的必
要。说到底，宫崎所反对的，是以论代史，过于强调
经济因素并将历史记载机械化、简单化的研究方法。
在他看来，不同观点可以相互借鉴，相互交融，真正
的历史研究，不应该如此枯燥且冷冰冰。正是基于以
上理念，宫崎写下了《东洋的近世》一书，站在世界
历史的高度，从不同的侧面论述宋代以后中国的历史
发展进入了“近世”阶段。其后，又在马克思主义史
学尤为重视的经济史领域，就人身依附关系、土地所
有制等课题进行研究，与“历研派”展开正面交锋，
极具宫崎个人特色的宋代近世学说渐趋完备。1999年
，中央公论新社重刊《东洋的近世》，新版本在原书
的基础上，将上述与中国近世相关的经济史论文一并
收入，较全面地展现了宫崎对宋代以降中国经济特征
与社会构造的主要思想，受到了广泛的阅读与征引。
该书的具体内容与学术价值，负责该书编纂工作的砺
波护先生在《解说》中已有非常细致的阐述，此处不
再赘言。
作为日本东洋史学的巨擘，宫崎的研究成果，自
20世纪50年代起就受到了中国学界的强烈关注。因此
，尽管中央公论新社所刊《东洋的近世》此前尚未引
进，但书中所录诸篇早已先后译出，分别见于《宫崎
市定论文选集》《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等书中。故而此次翻译，只是
在前人译著的基础上做的一点微小工作。如果说新译
本或有可取之处，大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出
于译著者的学科背景、时代环境等诸多限制，旧译本
存在一些不太恰当或已经过时的表述方式，新译本则
加以斟酌修改，表达更加精确；二、订正了宫崎原著
及旧译本中字词、史料征引上存在的少量讹误；三、
为方便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对原著中相对陌生的名词
或需要补充说明的地方，在页下增加了译者注（宫崎
的原注置于篇末）。当然，我们的工作也肯定存在着
许多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译作的具体分工如下：《东洋的近世》，张学锋
译；《中国近世生业资本的借贷》《合本组织的发展
》《宋代以后的土地所有形态》《评吉川幸次郎(宋
诗概说)》及砺波护先生的《解说》，陆帅译；《明
清时期的苏州与轻工业的发展》，张紫毫译。最后，
由张学锋负责统一审核定稿。
如今，中国古史分期的争论已经淡出学界的主流
视野。随着认识的加深与史料的拓展，宫崎的不少具
体观点也受到了有力的挑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
宫崎史学”光芒的褪去。毋宁说，在史学研究日益碎
片化、书斋化的现今，我们更加需要从宫崎宏博的研
究视野、关注日常生计的庶民情怀以及不迷信权威、
不囿于师说的自由精神中汲取养分，避免让自己的研
究成为充斥各类文字游戏的贵族式学问。读一读宫崎
，相信你一定会有所收获。
2017年9月13日
于建康篱门外

一世界与东洋的交通
交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过去往往被忽视。翻开历史地图，国境线画得清清楚楚，甚至还用不同的色彩来表示国家的疆域范围，但是，这在我看来几乎是毫无意义的。历史地图如果去掉交通路线的话，我们根本无法从中读出它的历史意义。例如，万里长城真的有必要一直延伸到那么遥远的西部吗？针对这个问题，答案是简单的。这并不是因为长城西部的南侧居住着很多需要特别保护的汉人，而是因为这一线是中国通往西方的交通大干线，为了保护这条交通路线，长城完全有必要延伸到遥远的西部。沿着长城南侧分布的狭长形沙漠绿洲上，分布着汉人的郡县，保证了汉朝内地与西域诸国（今新疆）之间的交通畅通。
宋代，这一地区为独立的西夏王国所占有。西夏虽然是建立于内陆的小政权，但因为它成为这一重要交通路线上的绊脚石，宋朝试图倾全力将其制服，数年之间，战争不断。因此，作为一个小国家，西夏的名字甚至都会出现在一般的中学教科书里，而作为吐蕃这样的大国，它的存在则几乎被人们遗忘，至于立国于云南的大理国，更是差不多完全被忽视。这充分显示了交通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
人类的文化因为交通而得以发达。居住在北极的因纽特人，南非、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他们的文化都不繁荣。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地方的自然资源贫乏，而在于他们远离世界的交通大道，被人类的进步所遗忘。人类的文化，说到底是人类全体合作的产物。某个地方的发明，因为交通，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受到刺激的其他地方，往往又能创造出更新的发明。人类文化的发展，虽然有时也会出现一些波折，但总体上是不停向前发展的，这只要看一下纸、火药、罗盘等发明的传播路线便可一目了然。然而，与世界交通疏远的地区，其居民无法均沾人类文化所带来的利益，反而因为文化差距的日益加大，在意识上更加抗拒外来文化，从而进一步加深了自身社会的封闭性，与外界的交流变得越发困难。
交通所带来的利益，并不一定是在交换知识以后才产生的。人们对外来的稀奇的东西所产生的惊异和热爱，便足以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原动力。南海所产的香料，是如何刺激欧洲人的味蕾，从而激发起他们的勇气，使他们毅然投身于海上航行的？中国的茶叶，是如何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热爱，从而促使他们联合起来，发展成为中国的心腹之患的？难道不正是对玉器的偏好，激发了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精神，终于成功地烧制出坚美如玉的瓷器吗？
说一个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与交通的流量成正比，这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不容置疑的是，一个脱离了对外交通而自我封闭的社会，文化的发展必然出现停滞，难免成为世界的落伍者。只要想一想德川时代日本的锁国政策给我国带来的文化停滞，就可知此言不虚。更有甚者，在这一次的太平洋战争中，虽然孤立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年，但对日本文化所造成的灾难，堪与德川时代三百年的锁国相敌。
对交通便利的地区来说，要想取得文化的发展，单有物资的流通是不够的。自古以来，处于世界交通要冲的地区，文化不一定繁荣。原因就在于文化是从这儿通过了，但只是通过，并没有在这儿积累起来。文化的发达，不用说是需要舞台的。
草原沙漠地带的游牧民族，他们在文化传播和交通拓展上所起的作用，要比我们平时想象的重要得多，这一点在最近的研究中越来越清晰。但是，他们的文化并不繁荣，究其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养成积累的习惯。他们游牧的生活习性与物资的积累难以相容。文化的积累，只有依靠定居的农耕民族才能实现。
文化的积累无法离开物质，只有在物质上有所积累，才能实现文化上的积累。由于分散的积累效果并不理想，因此，为了发挥更大的威力，积累就有必要集中起来。从这一点上来说，在分散的农村，文化的积累并不充分，只有商业密集的城市，才能为文化的积累提供很好的土壤。归根到底，文化的母体是城市。（P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