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美国经济学家，1965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历任马萨诸塞州大学经济学教授(荣誉退休)、桑塔费研究院讲座学者等教职，是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潮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理解资本主义》《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与演化》等。

《经济动物》另辟蹊径，探讨行动本身为我们
提供动力的方法。塞缪尔·鲍尔斯提出一种新的思
维方式，告诉我们，怎样思考人生，如何认识经济
学。
——乔治·阿克尔洛夫，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
奖得主，美联储首任女主席耶伦的丈夫
在这本优秀的书中，塞缪尔?鲍尔斯以其深刻的
见解和敏锐的分析，揭示了利他主义和公平性的重
要意义，及其在营造和维系和谐社会中发挥的作用
。他的文字简洁易懂，论据条理清晰，结论意义深
远。该书将社会科学理论刻画得淋漓尽致。
——乔舒亚·科恩，苹果大学
塞谬尔·鲍尔斯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
据我所知，他在社会科学融合领域做出的贡献杰出
。这本优秀的作品中彰显了他的智慧和严谨作风，
对那些希望激励、管理甚至启发他人的人士来说意
义重大。”
——乔舒亚·格林，《道德部落》作者，哈佛
大学道德认知实验室负责人

序言
第1章 经济人的问题
第2章 无赖的原则
第3章 道德情操和物质利益
第4章 以信息呈现的激励措施
第5章 自由市民文化
第6章 立法者的困境
第7章 亚里士多德式立法者的授权
附件一 叠加分离性分类及其违例
附件二 衡量社会偏好和激励措施效果的实验博弈
附件三 爱伦布施和陆查拉（2008）实验中补贴的整体、直接和间接效果
附件四 信任和自由法治
注释
参考书目

250年前，让·雅克·卢梭邀请一些他《社会契约论》的读者一起探讨“人类实际情况”中的“法律可能状况”。1除他作品的语言带有浓厚的性别色彩之外，如上表述仍可引发共鸣。我们都知道，若要实现良好的治理，政府必须了解人民对治理体系的看法，如法律、经济刺激措施或道德诉求等。民众将根据自身意愿、目标、习惯、信仰，以及可能对行为产生促进或制约作用的道德因素来对政府的政策措施做出回应。
但我们该如何理解卢梭提出的“人类实际情况”呢？
让我们先从理性人——经济人说起。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会普遍受自身观念影响。当前，在制定公共政策和法律体系，或组建公司和其他私人机构时，我们应普遍假设人们——无论是公民、雇主、商业合作伙伴或是潜在的罪犯——都是利己和超道德的。部分出于这一考虑，物质激励措施普遍应用在如启发学生学习、提升教师工作效率、减肥、投票、戒烟，敦促人们由塑料袋改用环保购物袋、金融管理中的信托责任和基础研究等方方面面。上述所有活动都未利用经济刺激措施，而是通过本质的、伦理的或其他非经济方式实现激励的目的。
此假设虽已在法律、经济和政策制定界颇为流行，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无人真正相信人类具有利己和超道德的本质，而该假设本身是基于审慎考虑得出的，而非基于现实。甚至大卫·休谟都在为本书的题词最后向读者发出警告，该准则是“现实中的悖论”。
我希望能说服诸位，在制定法律、政策和组建商业组织时，最谨慎的行为模型便是让经济人充当市民、雇主、学生或借款人。得出上述结论是基于如下两个原因：第一，根据这一模式制定的政策有时会让超道德自私的普遍假设比在其他情况下更接近真实，人们有时在激励措施存在时会表现得比没有时更加自私。第二，罚款、奖励和其他物质诱因效用通常不明显，不管它们为利用无赖、贪婪的本性而设计得多么精巧（正如休谟所说），激励措施本身无法成为善治的基础。
如果我是正确的，那么善治所需伦理和其他社会动机的削弱会无形间对经济学家力挺的政策产生文化影响，包括覆盖范围更广、界定更为清楚的私人产权，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货币刺激措施更多地被用来指导个人行为。
我认为，这些和其他声称是市场经济运转所需的政策也将刺激利己主义的发展，并对市民文化中优秀品质的保持，如协作和慷慨造成阻碍。他们自身甚至会致使确保市场运作的社会规则做出妥协。所谓挤出效应引发的文化伤害也涵盖工作美德，如在申请贷款时如实上报个人资产负债情况、信守诺言以及在无人监督时还可以做到努力工作等。但这些或那些规则的缺失或让步会导致市场和其他经济体系无法正常运转。今天高效能的知识经济体比以往更需要来自社会规则的文化支撑。这其中，需要确保合作就是合作，如果有人质疑这一点，双方从交换中的获益将会因不信任的出现而大打折扣。
经济学家所持的矛盾观点仍然适用于市场外的领域，即采取“改善”市场运营所需的措施后将降低人们的工作量。而人的公德心、他们意图坚守社会规则的本质、意愿，在这些政策实施后将毫无用处，也许会不可逆地缩减未来制定更精细政策的空间。因此，尽管一些经济学家在过去曾幻想是经济人发明了市场，但情况可能恰恰相反：超道德利己主义的泛滥或许正是居住在经济学家认为的理想环境下所造成的后果。（P2-3）

塞缪尔·鲍尔斯著的《经济动物》是可与《自私的基因》争锋的前沿经济学著作！
本书是耶鲁大学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的必修课程，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尔洛夫、美联储主席耶伦夫妇共同推荐的经济学巨著。
本书举出了数十个洞察人心的经济学实验，揭示了不为人知的人性真相。

任何一部花费近30年才完工的书籍都需仰仗很
多人的帮助。本书部分内容是基于我在耶鲁大学的
卡斯尔系列讲座整理而成的。经布赖恩-加尔斯滕、
菲尔·戈尔斯基、劳里·桑托斯、史蒂芬-史密斯和
克里斯·尤德里等多位前辈的指点。本书内容已有
诸多改进。
这是我第二次受教于耶鲁大学，学习社会科学
。第一次是我在学习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专业
的时候。该专业同时也是我在卡斯尔举办讲座的赞
助商。鉴于此，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查理-林德布
洛姆，他的课程给我以灵感。促使我积极思考和分
析。向学术学科的既定界限发起挑战(林德布洛姆在
耶鲁大学提出的观点仍为多个学科所接受，这些领
域的学者都对我的卡斯尔讲座内容做出了评论。包
括一位历史学家、一位心理学家、两位政治科学家
和一位经济学家)。在此之后，我在哈佛大学师从亚
历山大·格申克龙学习经济学史。他让我明白，社
会如何才能实现更好管理、如何逐步演变等大问题
值得研究，有时还能得出答案，尽管获得的答案并
不是我当时想要的。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便开始
从事这个项目的研究。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仰仗
九月研讨会成员的帮助逐步形成的，如普拉纳-布巴
德汉、罗伯特·布伦纳、啥利·布里格豪斯，及已
故的杰拉尔德-科恩、乔舒亚·科恩、乔恩-埃尔斯
特、苏雷什-奈杜、菲利普-范·派瑞斯、亚当-普沃
斯基、约翰-勒默尔、丽贝卡-萨克斯、西娜-谢夫林
、希勒尔·斯坦纳、罗伯特-范-德·维恩和埃里克
。奥林·莱特。圣菲研究所工作组在行为和体系的
协同进化上给予了我支持(从1998年起)——拉瑞·
布鲁姆、罗伯特-博伊德、赫伯特-金迪斯和佩顿-杨
。金迪斯有关社会如何塑造我们取向的博士论文以
及此后我与他的合作。对我思考这些问题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书中很多观点都是规范与偏好研究网在20世纪
90年代首次提出的。我要向这一研究团队的成员致
谢，包括其负责人罗伯特·博伊德和金迪斯，还有
科林-卡默勒、马丁-达利、恩斯特-费尔、西蒙-加
埃希特、爱德华-格莱泽、乔治-勒文施泰因和已故
的马戈·威尔逊。(除上述我已提到的人员外)我还
想特别向如下人员致谢，感谢他们为本书初稿提出
的意见、建议和他们对研究做出的其他贡献——马
扎林-巴纳吉、尤查，本科勒、朗希尔德-豪格利-布
拉滕、胡安-卡米洛-卡德纳斯、温蒂，卡林、露丝-
格兰特、乔舒亚·格林、乔纳森-海特、基兰·希利
、贝恩德-爱伦布施、雷切尔-克拉顿、乌戈·帕加
诺、伊丽莎白-费尔普斯、桑德拉。伯兰尼亚一雷耶
斯、卡洛斯·西克特-罗德里格斯、达莉亚。洛斯迈
尔、保罗·西布赖特，特别是伊丽莎白·让-伍德。
我的合作者黄孙和及桑德拉-伯兰尼亚一雷耶斯
是本书部分章节的实际作者，我非常感谢二位允许
我使用我们共同的研究成果。第5章使用的是刊登在
《哲学与公共事务》上的文章，我为该期刊能允许
我将此文章收入本书表示感谢。第3章和第4章中包
含同伯兰尼亚一雷耶斯一起刊登在《经济文献期刊
》(2012)上所用的材料。
苏珊。卡尔、奇亚拉-瓦伦蒂尼，特别是艾瑞卡
-本纳帮助我更好地了解7-5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
在我讲述的故事中是一个既出色又复杂的人物，他
的意大利文著作《罗马史论》和《君主论》选段是
由我独立翻译完成的。
圣菲研究所和锡耶纳大学的切尔托萨·迪·蓬
蒂戈内诺为我的研究、思考和书籍的撰写提供了非
常优越的环境。他们的员工使研究变成了享受，让
一切成为可能，对此要特别感谢圣菲研究所图书馆
的玛格丽特，亚历山大、乔伊。革力占耶、芭芭拉
·金贝尔和苏珊·麦克唐纳。我还要感谢尼科尔·
维拉尔·赫尔南德斯在研究中为我提供的便利。达
维德，梅尔坎吉和萨伊‘马杜扈利卡·马穆努鲁，
感谢他们二人提供的数字和索引。借此机会，我想
向麦克阿瑟基金会、圣菲研究所行为科学课程和美
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供的金融支持表示感谢。最后
，我还要向已故的乔治，考恩和阿黛尔。西蒙斯致
以崇高的敬意。感谢他们在研究道路上给予我的信
心和多年来的支持，
你也许感到奇怪，这样一本小书为何会花费如
此长的时间才完成，简言之，是我有太多东西需要
学习。这段故事我大概讲一讲。当我在20世纪80年
代末开始研究市场和激励措施的文化效应时，我发
现自己研究的模型分外抽象，我无法在其中点出这
一主题让我感兴趣的真正原因：即制定更好的政策
、体系和原则时所面临的实证主义挑战。我只得在
初始状态下进行模型的研究：我所掌握的数据无法
佐证我提出的关于人类伦理、本质和其他非经济刺
激的假设，以及它们如何受到激励措施、法律约束
和其他公共政策手段的影响。同时还有更严肃的顾
虑——不仅涉及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此类动机
是否可普遍应用以佐证研究的严谨性。
自20世纪90年代起，情况出现了转变。(先前提
到的)规范和取向研究网络使我有机会可以在全世界
范围内(同约瑟夫·亨里奇以及众多人类学家和经济
学家一起)开展一系列文化行为实验。我还积极地从
其他实验中汲取经验(特别是恩斯特·费尔、西蒙·
加埃希特、阿米·福克、乌尔斯-菲施巴赫尔及苏黎
世学院)。由此，第3章、第4章、第5章的实证概览
开始逐渐形成。
约在世纪之交，我开始研究所谓的下一个问题
：如果按照实验得出的结论，人们的表现比经济学
家或前卫生物学家想象的更加慷慨，更有公德心，
那么便有一个难题随即产生。自然选择和当时任何
一个文化演变模型都无法解释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
。
于是。我就人类社会行为展开研究，努力收集
考古学、伦理学和人种学方面的理论依据。我同蔡
荣荃、阿斯特丽德-霍普芬茨及金迪斯等学者一起开
始塑造模型，使用计算机模拟，对文化和生物进化
进行了描述。我和金迪斯在《协同物种》(本书已于
2011年出版)中将其命名为人性。这一成果即可证明
先前实验结果并无异常：由于基因和文化的原因。
人类的行为动机时常表现为慷慨和具有伦理性。
所以，如今回归当初困扰我的难题正当其时。
现有政策和体系适用于既利己又慷慨，既有道德行
为又超道德的人类。借此机会，我也想了解这新得
出的人类行为学实证结论会对政策和体系的制定产
生怎样的影响。鉴于上述，我重新开始这一搁置了
近20年的项目研究。
这本篇幅不长的书就是这一漫长“旅途”的成
果。

人性本善还是本恶？
人究竟是自私还是利他？
塞缪尔·鲍尔斯著的《经济动物》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反常识观点——不恰当的激励手段不仅不会促进效率的提升，而且会造成出乎意料甚至事与愿违的结果。既然“无情”的生存竞争必然导致生命个体的“自利”特征，又如何能产生约束个体自利诉求，甚至牺牲自身利益而考虑其他个体利益的行为？
什么样的激励手段是不恰当的？为什么不恰当的激励手段会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
小到个人（如父母、老师）和企业、大到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激励措施才能有效地理解对方的需求，从而达到自己的想要的结果？
本书举出了数十个洞察人心的经济学实验，揭示了不为人知的人性真相。
同时，鲍尔斯教授也评析了诸多经济学、哲学史上的大儒如休谟、曼德维尔、马基雅维利等的观点，还引述了大量的经济学、哲学、心理学经典著作，不仅分析了如上问题的缘由，还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恰当方法。
人性本善，合理的手段能使人性的光辉更加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