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著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珍藏版)(精)》是《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的修订版，有作者的增订版自序和三篇约五万字的相关文章。中国历史的统一与分裂是作者二十多年来一直思索的重点问题，作者以理性的思考来审视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提出如何认识统一时期的消极因素和分裂时期的积极因素，并面向未来，提出了作者独特的见解。

葛剑雄，1945年生，浙江湖州人。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师从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首批文科博士。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等职。
著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中国移民史》、《往事与近事》、《泱泱汉风》、《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悠悠长水：谭其骧传》、《葛剑雄自选集》、《行路集》、《碎石集》、《长城的价值》等专著数十部及论文百余篇。

引言
第一章 昔日的天下观
九州的传说和现实
从未实行过的九州制/胎死腹中的五服制/大九州说/中原和华夏
一厢情愿的“天下”
九州观念的延续/如果世上只有中文/长城的价值/炎黄子孙
第二章 分与合
历史上的中国
国与“中国”/“中国”的扩大和变化/“中国”之争/中国和中央帝国/历史上的中国
分合大势之一
从万国到七国/六国灭四海一/由楚河汉界建起的西汉帝国/盛世难再/大分裂的十六国和南北朝
分合大势之二
大唐帝国的形成/分裂和分裂的继续/疆域空前的元帝国/退缩中的明朝/统一疆域的最终形成/内乱外患国土沦丧
第三章 分合的标准
何为统一
“统一”的本义/正统僭伪之争/朝代的起讫与统一的始终/称臣纳贡与天下一统/汉唐典章 与统一/赫赫武功与统一
何为分裂
合中之分/分中之合/分中之分
第四章 天命与人事
受命于“天”
得天独厚/以农立国/运粮之难/盐铁会议上的难题/胡骑南下/农区的盈缩/周边与中原
有民斯有土
亿兆斯民/移民实边/“迁虏”与“谪戍”/自发移民与战乱移民/内聚移民/移民和民族融合/游牧民族的贡献/人口压力与边疆开垦
民以食为天
交通运输/手工业和商业/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裂与分治的背后
殊途同归
中行说与汉使的辩论/各取所需/因时因地的行政管理/一般与特殊
芸芸众生与风流人物
“帝力”的变化/苍生望太平/君王千秋业
第五章 千秋功罪
社会财富的投向
“海龙王”的业绩/太仓陈陈相因/驰道和宫殿陵寝/军队和佛寺/挥霍性的“赏赐”
行政效率和治理
王温舒的妙计/君民的不同选择/张知县砍茶树/“崇祯二十四年”的黄册/政策与对策/神通广大的吏/礼失求诸野/朱元璋的“直隶”
分裂政权的贡献
小国的自立自强/移民与开发的导向/戍卒、流民、衣冠/从供天下到供本国/华夏正音重返中原/征服者被征服
乱世岂止出英雄
飞将军抱恨终身/百家争鸣与万马齐喑/乱世的魅力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一
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
附录二
再论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
附录三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余论

虽然我从小就喜好历史，但那只是少年时代盲
目好奇心的表现。直到1978年10月考取为复旦大学
的研究生，三年后又留校工作，才确定了以历史地
理研究为终身职业。刚读研究生时，还不知历史地
理为何物，就像外界不少人以为就是历史加地理这
两门学科。幸而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抱病设帐
，在华东医院大厅一角为我们五位同学讲了第一课
，才明白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与历史学、地理学
的关系，不禁心中窃喜，原来歪打正着，所选专业
正适合自己的需要，符合自己的兴趣，也能利用自
己尽管不多却也不无价值的积累。更出乎意料的是
，一年后领导明确我担任先师的助手，从此有更多
的机会接受先师的耳提面命，瞻仰史学界泰斗和前
辈的风采，聆听他们的教诲。
一开始我选定的研究方向是西汉人口，1979年
写了一篇《西汉人口考》，发表于《中国史研究》
，以后用作硕士学位论文。1983年以此为基础写成
博士论文《西汉人口地理》，1986年由人民出版社
出版。此后又承担《中国人口》项目的子课题，完
成中国人口历史变迁的概述，直到完成《中国移民
史》和《中国人口史》，前后花了二十多年时间。
不过我最关注的还是更大的时间和空间内的发展变
化，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幼时
读《三国演义》，对“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印象深刻。以后自学历史，了解了历朝历代的兴衰
，似乎证实了这种分合的规律。而历史学界长期肯
定的规律却是，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分裂是支
流；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分裂的时期越来越短；
统一的范围越来越广，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
过，联系到具体问题后，就发现没有那么简单。特
别是在协助先师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时，对历
史时期疆域的变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纠正了长期
沿袭的误解。例如，以往无不将公元960年北宋建立
当作大分裂后重新统一的开始，而实际上，且不说
北宋的统一始终没有完成，而在历史中国的范围内
，辽、宋对峙，西夏、大理、吐蕃并存，如果将北
宋看成统一，实际是将其他政权排除在中国之外。
我将心中的困惑汇报于先师，他也颇有同感，但作
为《中国历史地图集》主编的他，对《地图集》中
的某些不实之处却无能为力。由于我随侍先师的时
间很多，有时连续几个月住在外面，主要就是修订
《地图集》、整理《肇域志》、编审《历史大辞典
》条目等，统一与分裂往往成为我们饭后、睡前的
话题。
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倡导的“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路线的贯彻和深入，史学界的前辈和
同行也开始打破以往的禁区，特别是在口头讨论中
，已经相当尖锐地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涉及不少敏感领域。1986年我在哈佛大学作访问
学者期间，北京大学的田余庆教授在费正清中心作
讲座，在自由讨论时，他也就统一分裂问题发表了
见解，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1987年，吉林教育出
版社策划一套面向大众的中国政治丛书，我决定利
用这个机会，将多年来的思考从“统一分裂与中国
政治”的角度写出来。到1988年暑假，这本小册子
已经写得差不多了。8月间去东北考察，从黑龙江黑
河顺黑龙江而下。航行在这条曾经是中国的内河、
而今却已是中国和前苏联界河的江中，迎面驶过的
苏联客轮上人们热情的招手，江边却依然可见一座
座岗楼、灯塔、兵营，我在船舱中写完了书稿的最
后一段。
开学不久，学校发出通知，征集“纪念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理论讨论会”论文，我将
书稿的主要观点写成《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一文
应征。我的论文入选教育部的理论讨论会，我去南
开大学参加会议。这次会议组成评委评选出席全国
理论讨论会的论文，我的论文再次被选中。历史学
科评出两篇论文，另一篇是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的
《论多元一线》。
当年12月，中共中央委托中宣部、中央党校、
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在北京大兴召开。上海出
席会议的代表有八人：复旦大学蒋学模（经济）、
顾国祥（管理）、叶易（文学）和我，上海社科院
俞新天、李君如和陈锋，还有一位宝山钢铁公司的
代表。带队的是当时的新任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
副部长刘吉是大会文件的主要起草人，同去的还有
理论处处长吴修艺。这次会议的规格很高，开幕、
闭幕式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
会。会议结束时，不仅给每篇论文的作者颁发了盖
有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大印的奖状，还
发奖金一千元，优秀论文（如罗荣渠的论文）发了
两千元，当时是前所未有的大奖。据说有的省市在
会后又发了配套奖金。
改革开放是会议的主题，但争论非常激烈，如
对会议的文件之一——中央一份正在起草中的文件
，有的认为不应再提“自由化”，有的则以为反自
由化不力，还有各种意见，双方或多方剑拔弩张，
有时火药味很浓。但讨论集中于当前的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民族等方面，历史方面的论文仅有
来自高校的这两篇，社科院、党校系统没有选出历
史方面的论文。
1989年初，上海市历史学会召开年会，会后出
版论文集，我将会上的发言整理成《再论统一分裂
与中国历史》一文发表，对前文作了补充。
等到那本题为《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
政治》（以下简称《普天之下》）由吉林教育出版
社出版时，在短期内印了两次，一万多册很快供不
应求。1989年初，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将书稿
中的一节整理为《炎黄子孙不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
的代名词》一文投给《光明日报》，于当年8月发表
。
《普天之下》受到外界的重视。韩国某出版社
全文翻译出版，日本的刊物摘译了大部分内容，美
国的学者发表了意见，台湾地区出版的版本也在不
久问世。第二年，三联书店与台湾锦绣出版有联合
出版一百种“锦绣中华”丛书的计划，向我约稿。
我也觉得《普天之下》言犹未尽，再说因种种原因
，出版社已不会重印，于是我以此书为基础，扩充
为《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一书。书稿完
成后，我曾绞尽脑汁，想找出一个满意的书名，但
与《普天之下》比都相形见绌，不得已，只能用了
这个相当直白的名字。
1992年后，我就有关的历史事件、人物写了一
些供知识界的同人阅读的文章，发表在《读书》、
《书屋》等刊物。这些文章的着眼点只是历史的一
个片断，但基本的观点都是围绕着统一与分裂这一
主题，可以说是提供了若干实例，或者是作了具体
的注释。近年来因种种原因，写得少了，但只要有
可能，我还是打算写下去。有的题目，如霍光，腹
稿已打了好久，并曾答应交给当时在编《万象》的
陆灏兄，希望能快些问世。
1998年底，当时供职于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刘景
琳兄约我写一篇比较全面反映我某方面学术观点的
文章，字数可达三万，编辑保证不改。这吸引我写
出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统一分裂与中国历
史余论》，发表于该社出版的《学说中国》一书。
三联版的《统一与分裂》印了三次，此后未再
出版。但好事者或好意的人早已将此书的全文或章
节放在不同的网站，我还见过全文收录这本书的盗
版光盘。不过还是不时有人向我索书，其中有的读
者尽管已经在网站下载了全文，却还希望有印刷出
版的书本。我与三联的出版合同早已期满，而中华
书局有意出版，所以就有了本书的增订版。
考虑到这是对我在这方面研究的一次小结，我
汇集了从《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开始的几篇论文
放在附录中，和《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
一书一起出版。因为这些文章写在不同的时间，又
分别发表，所以难免有重复的地方，但为了保持原
貌，增订版中一律按原文，不作任何删改。
写完这篇自序时，我已过了六十周岁。从开始
思考这个问题到现在已有二十多年，从《普天之下
》发表至今也已有十七年。其实我的很多看法，我
的老师、前辈早已形成。我能够发表这些文字，并
且得以延续近二十年，衣食无忧，又不受干预，既
说明探索的艰辛，也是一种幸运。如有可能，我愿
再探索二十年，愿与同行和读者共勉。
葛剑雄
2007年于复旦大学
2013年7月，此书版权转交商务印书馆，重印时
除改正了若干明显的错字外，未作修改。
葛剑雄又记

《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珍藏版)(精)》作者葛剑雄不以惯例，不以王朝起迄为统一的终始，不以定论成说为立论的依据。返观纷扰的昔日天下，立足真实的历史疆域，用凝练的笔触，厘清统一与分裂的长度，诠释统一与分裂的标准，穿透千年时空隧道追寻中国历史的分分和和。

第一章 昔日的天下观
当地圆学说在晚清传播时，舆情大哗。不少饱学宿儒发出共同的责难：“要是地球真是圆的，生活在另一面的人难道都是倒立的吗？”
虽然把“中国”确定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名称是到19世纪后期才出现的事情，但中国统一的概念却已经存在了三千多年，甚至在中原的统一国家形成之前，政治家和学者已经纷纷推出了各自的统一蓝图。虽然当时还没有一个君主真正能够统治这片广袤的土地，但“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颂歌却在西周时就已经普遍流传，并且被视为真理而接受。
不过，这首颂歌的作者（或许不止一个）大概不会想到，这种统一观居然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并且到今天还没有消除它的潜在影响。
九州的传说和现实
在中国儒家的经典著作《尚书》中有一篇《禹贡》，一开始就写道：“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意思是说，在洪水横流以后，大禹一面规划治水，一面根据名山大川的分布重新划定区域，接着列出的九个单位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这就是九州。
在另一篇《舜典》中，又提到在尧、舜时，“肇十有二州”。“肇”是开始的意思。对这句话，西汉的学者谷永和东汉初的学者班固解释为：在尧的时候遭到洪水，全国被大水分割为十二部分；但东汉末年的马融的说法是：舜在大禹治水之后，从禹所划分的九州中又分出幽州、并州和营州三个单位，因而总共有了十二个州，这一说法获得后世多数学者的赞同。
从未实行过的九州制
由于这些记载都出于儒家经典，又得到后世众多学者的肯定，所以从西汉以来就成为不可动摇的定论，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人们一般都认为，从大禹治水开始就有了九州这样的政区，以后又演变为十二州。直到现在，一些人在叙述一个地方行政区划的历史时，往往还要从九州讲起，似乎这是历史事实。
由于全国就分为九州，所以九州又一直被当作全国、“天下”的代名词。如南宋诗人陆游《示儿》诗中的名句“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就是取这样的用意；晚清诗人龚自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一句也是如此。
五四运动以后，学者们向儒家经典提出了挑战。经过反复的争论和研究，历史学界已经把这传统的九州说推翻了。原来《禹贡》中的记载并不是历史事实，九州也不是中国最早的行政区划。
《禹贡》虽然托名为大禹所作，其实却是战国后期人的作品。具体的证据很多，最主要的理由是《禹贡》中所记的不少地理状况都是战国时的现象，有的地名和水名甚至要到战国后期才出现，如果真是大禹所作，他岂能未卜先知？而且在《尚书》各篇中，《禹贡》的语言照理应比出现在它以后的《盘庚》（记录商朝中期的君主盘庚迁都事）等篇难懂，事实恰恰相反，这只能说明《禹贡》问世的时间较晚。
《禹贡》所讲的内容不符合历史事实，至多只有传说的价值。到目前为止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成果，还只能证实商朝的历史。近年来在河南等地发现的一些文化遗址，一些学者认为就是属于夏朝。如果这一观点得到进一步的证明和普遍的承认，那么夏朝的主要统治区应该在今河南一带，与文献记载传说中的夏都不超出今山西南部、山东西部和河南的范围是一致的，而《禹贡》所叙述的九州的范围，北至燕山山脉和渤海湾，南至南岭一带，西至陇东高原，至于具体涉及的地理内容更广，当然不可能是夏朝的事实。
现有的研究成果足以证明，不仅传说中的大禹时代还不可能有什么行政区划，就是商朝和更后的西周时代也还没有出现行政区划。既然《禹贡》是战困后期的产物，那么九州制是不是当时的制度呢？也不是。大家知道，到战国后期，周天子的权力早已荡然无存，而秦始皇还没有统一六国，七个主要的诸侯国各自为政，又有谁有这样的权威能制定并且实行包括各国的疆域在内的行政区划呢？
可见，九州制只是当时学者对未来统一国家的一种规划，反映了他们的一种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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