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语表和度量衡表
致谢
导论
第一章 大规模驱魔：1697年审判
第二章 三个家族史：家族势力范围
第三章 互惠原则和土地市场
第四章 乡绅的权威：朱利·恺撒·基耶萨
第五章 一笔精神遗产：1694年审判
第六章 权力的界定：地方性策略
第七章 权力的诱捕：辖区里的和平

第一章 大规模驱魔：1697年审判
我们不能精确地指出乔瓦·巴蒂斯塔·基耶萨——桑泰纳教区副主教何时开始他的驱魔和治疗活动，但是我们确知，在他的布道活动有所加强且更具系统性之后，不到一个月他便接到了来自乔瓦·巴蒂斯塔·巴索——教廷最高书记、都灵大主教区副主教的书面禁令。这封书信命令他来到都灵，获得大主教的许可才能进行驱魔活动。那是1697年7月13日。“当我到达那时，”四个月后他在法庭上回忆道，“和唐·维托里奥·内格罗阁下——桑泰纳当地的一位教士一起，人群尾随而来，越来越多的人蜂拥而至，挤满了街道。他们当中很多人残废了，有的是瘸子，有的是驼背，或是其他形式的伤残。他们或坐着推车，或拄着拐杖。”乔瓦·巴蒂斯塔·基耶萨骑在马上，走在他们的最前面。当他到达大主教的宫殿时，巴索主教立即质问他；此时他的追随者包围了宫殿。他继续说道：“为了说服宫殿外的这些人离开，大主教他们和我说，我应该主动向议院最优秀的塔纳侯爵阁下辞职，也就是桑泰纳当地领主。为了让我摆脱那些人群，脱离包围，主教用他的轿子亲自把我送到侯爵阁下的住处。大主教他们又补充说，直到他们来请我，我才能恢复我的职务。实际上，三天后做完晚祷时，他们就来了。”这三天基耶萨一直躲在都灵的一座宫殿里，这座宫殿由费德里科·塔纳侯爵1662年建于圣卡洛广场的北边。
第二次问讯要比第一次详尽得多，那些到场的，除了巴索主教，还有“最受人尊敬的神父审判官、圣办公室的神父、受人尊敬的神学家卡洛乔，以及来自本教会的佛拉教士、来自圣菲利波教区的最受人尊敬的瓦尔弗雷神父、来自耶稣会的最受人敬重的普罗文神父、来自圣米歇尔奴隶救赎会的最受人景仰的西普里亚诺神父和伊拉里神父、来自玛利亚十字架教区的达米亚诺神父以及来自圣十字教区的神父唐·塞尔沃纳阁下，至于其他的人我记不清楚了”。显然，这个事件引起了轰动：都灵教区的最高当局已参与到对“我在驱魔活动中的行为和那些我在驱魔时解救的人员”的调查中来。基耶萨翻开了《驱魔手册》和一本笔记，“里面记录了到那时为止我在驱魔过程中所帮助摆脱压制、获得解救的烦恼者和困惑者的信息”。
基耶萨没有做任何理论上的辩护。在法庭上他回忆说，被审讯之前他已经认罪：“我的所为超越了我的权限范围，我谴责自己的无知！我请求得到宽恕！”大主教和其他主教们，“当他们听到我的证词，听说我并非出于恶意而是因为无知而犯下错误时”，他们甚至没有收缴笔记本就释放了他，在那上面他记录了驱魔时给他人所带来的伤病。
尽管从他之后的声明中隐约可以看出，他被免去桑泰纳教区神父的职务，但是教区记事册上仍有他主持婚嫁和葬礼时的签名。当然他被禁止从事驱魔活动。审判一事被上报到罗马的圣职部，上报的书信上却轻描淡写将此描述为仅仅关于一个“完全无知”的教区神父。
但是基耶萨并没有回家。第二天，也就是7月17日，他在卡尔马尼奥拉给12个人进行了驱魔。又经过三天平安无事之后，也许是受到他的一大群追随者的鼓励，也许是寄希望于治愈更多的人，从而让教会当局给予他正式的驱魔师身份，他去了维诺沃又开始了疯狂的布道和驱魔活动。在6月29日和7月13日之间，他每天至少要治疗6位病人；而在稍有停顿之后，7月17日到8月14日之间，他平均每天治疗的病人数却上升到了18位。在笔记本上，他不仅仔细地记录了病人的名字，而且还写下他们的病情，受疾病折磨的时间，病人来自哪里，并且他还接待越来越疑难的病例。
P10-12

第一种模型，被定义为大众阶层的道义（道德）经济的模型，描绘出一种复杂的文化。第二种模型，尽管所面向的情境与第一种模型截然不同，但它把大众文化描述为散布着有限的、不可改变的可用资源的形象。作为关于广大同质的社会群体的行为模型和认知取向，这两种观点都强烈反对当今目的论者把资本主义彻底商业化作为实现经济由先前局部、潜在的合理性向全面合理性转变的唯一手段。
乔瓦尼·莱维著的《承袭的权力(一个驱魔师的故事)/历史-人类学译丛》从一种不同的行为模型和视角来研究历史事实，而非从专制主义国家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或市场力量的广泛扩散而导致社会制度逐渐崩溃这一观点来阐述。

早在旧制度时期，农村社会就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尤为明显的是，在技术创新和宗教习俗这两个领域展开
了与过去迅猛而又残酷的决裂。而经过几个世纪，家庭结
构、社会制度、政界官场、经济策略及人口模型等方面同
样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尽管如此，历史学家还是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一成
不变、保存完好且因循保守的世界，最终在外力作用下土
崩瓦解。在这个世界里，人们毫无自主创新，除了极力适
应外无计可施，只是不断忙于重复发现那些已被证明是错
误的逻辑与道理。
然而，历史事实上充满了冲突，也充满了和谐，如此
一来，模型的建构就极为复杂。广大农村和城市都经历了
一个变化多端、极不稳定的裂变过程。尽管我们所见到的
那个社会具有高度的文化同质性——特别是农民和城镇平
民与统治阶级或外部世界进行公开对抗时——但据此将其
描绘成具有极强凝聚力、没有冲突的“世外桃源”形象则
有失偏颇。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已经（也许不可避免地）
基于同一解释法则，即群体行为理论创建了模型。因而，
他们在两种模型面前徘徊不定：一种模型对大众阶层的文
化做了充满细节、非常用心但静态的描述，另一种模型的
阐述则建立在过时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之上，略显散乱，
自身未能很好地整合起来。
两种模型在近来的史学辩论中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一
种模型，被定义为大众阶层的道义（道德）经济的模型，
描绘出一种复杂的文化。在这种文化当中，社会的权利凌
驾于非人格性的经济法则之上，在粮食骚乱中迫使投机倒
把者与囤积居奇者实行公平定价。
第二种模型，尽管所面向的情境与第一种模型截然不
同，但它把大众文化描述为散布着有限的、不可改变的可
用资源的形象。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每
一个重新分配财富的行动必定意味着：一部分人发财致富
，另一部分人却陷入贫困。这导致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
、陷入全面瘫痪的战争爆发，出现持续的紧张局势和普遍
的物资匮乏情况。
在本书中我将不断提及这些模型，特别是第一个观点
，即E.P.汤普森模型，这是最为基础的。这两种观点的共
同之处是具有保守性。作为关于广大同质的社会群体的行
为模型和认知取向，这两种观点都强烈反对当今目的论者
把资本主义彻底商业化作为实现经济由先前局部、潜在的
合理性向全面合理性转变的唯一手段。
本书从一种不同的行为模型和视角来研究历史事实，
而非从专制主义国家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或市场力量的广
泛扩散而导致社会制度逐渐崩溃这一观点来阐述。我要研
究的是矛盾冲突的某一个阶段，期间地方社会和中央权力
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解释将外在于这个脆弱的小村庄
的封建制度摧毁殆尽的社会变化之机制，然而这一解释却
无法详述这一阶段所产生的各种各样混杂结果，除非转向
其他假设，即当地出现不同的适应变化仅仅因为它们有不
同的出发点。但这只是回避问题而非解决问题。
……
第四章所关注的是在封建制度的大危机下，统治体系
和各种社会群体与专制政权及国家新机构的关系和运作方
式。这些文献把我们的思绪带回到再早五十年前的桑泰纳
。乔瓦·巴蒂斯塔·基耶萨的父亲朱利·恺撒·基耶萨是
桑泰纳的一位法官和公证人。透过他的生活及其所扮演的
角色，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和社会整合机制。脆弱的社会秩
序建立在同一社会阶层中的水平关系和集团、委托代理人
关系网间的垂直关系基础之上，它不断被打破，并在司法
冲突的环境里重构。在冲突中，封地领主、君主、乡绅和
农民们，他们不同的需要、策略和要求都受到了损害。因
此，当地调解者的政治合法性只是建立在脆弱的平衡上，
这一平衡掩盖了他们因为前景难料和个人威望而进行的无
法调和的利益之争。
第五章我们回到乔瓦·巴蒂斯塔·基耶萨身上来，发
生于他布道与被审之前的事件有着不同的意义。他定义权
力的方式及将其父亲权威之传递视为一笔精神遗产的方式
，根植于一个积极且具有自我意识的农民社区。从长远来
看，这个农民社区是被击垮了，陷入相互对立的势力的泥
淖中，纠缠于封地领主、基耶里城、国家以及都灵大主教
之间所签定的协议中。尽管如此，在长期应急性的自治政
治生活当中，桑泰纳始终处于有着某种超自然力的某一特
定事件的中心，这种力量是作为桑泰纳独有的事物意识形
态及独有的行为和决断方式一个不可分割部分而显现出来
的。这里再次申明，信仰和决定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的。
基耶萨的传道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它契合稳定的、预想
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而是因为这类传道为那些饱受战
火蹂躏的农民提供了面对令人生疑的信仰和人物时可能采
取的行动组织方式。
在处理因历史变化、信仰、意识形态及统治与权威的
关系所引发的各种问题时，我试图阐述个人偏好、机构实
体及社会等级与社会价值的不稳定性。换句话说，我努力
论述发生剧烈冲突时引起变化的政治进程以及这种变化所
带来的无法预测的方向。

乔瓦尼·莱维著的《承袭的权力(一个驱魔师的故事)/历史-人类学译丛》以1697年都灵主教法庭的一桩轰动当时的非法驱魔案件为引子：桑泰纳的教区神父乔瓦·巴蒂斯塔·基耶萨，他为民众驱魔治病，引发了众人狂热的追随，但并没有得到教廷的许可。
微观史学家乔瓦尼·莱维利用乔瓦·巴蒂斯塔·基耶萨神父留存的驱魔笔记和意大利萨沃伊公国的小村镇桑泰纳的各种文献资料，以桑泰纳一地为中心重构了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斗争，使欧洲现代早期的社会细节纤毫毕现，从中探讨欧洲现代性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