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记述了朱德同志六十岁以前的生平，探索了朱德同志如何走过这条艰辛而伟大的道路。从太平天国革命作为道路的起点背景写起，写出了义和团运动、改良运动、辛亥革命、护国战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国共合作、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样一些中国革命历史上各个阶段的重大事件。尤其是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和，奠定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基础，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会师，从古田会议到粉碎两次“围剿”，特别是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抢渡大渡河、过雪山草地、西安事变等中国革命军事史上的重大事件。　　本书把朱德同志个人生活的纬线和中国历史进程的经线交织起来，组成了一部朱德同志光辉的传记，同时也是一部中国人民百年来的灿烂的革命斗争史。　　本书和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并列为西方人向世界介绍中国革命的经典著作。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1892—1950）——中国人民亲密的朋友。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社会活动家、美国著名作家、第1个跟随八路军采访的外国女记者。
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奥斯古德，早年当过侍女、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曾在《纽约呼声报》任职。
1918年因声援印度独立运动而被捕入狱6个月。1919年起，侨居柏林8年，积极投身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曾在柏林会见尼赫鲁。
史沫特莱于1928年底来华，在中国一呆就是12年。这期间，她组织医疗活动，动员并组织了白求恩、柯棣华等外国医生来华支援中国抗战。她写下《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等多部专著，还为德国、美国、英国等媒体撰写了大量报道，当时就与埃德加·斯诺一道，被公认为是报道中国革命的两名杰出的美国新闻记者。
1941年回国后，在艰苦生活条件和残酷政治迫害下，费事数载，倾注全部心血写下《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
1950年逝世，朱德同志为她题写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中译本校者序言
原出版者序言
序 曲
第一篇 道路的起点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二篇 走向革命之路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三篇 灾难深重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四篇 探索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五篇 在大革命的岁月里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六篇 土地革命开始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七篇 《上杭之歌》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八篇 反围剿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九篇 长征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十篇 历史重演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十一篇 “我们的秘密武器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十二篇 “伟大的道路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附 录
朱德总司令致艾·史沫特莱女士的信
史沫特莱女士致朱德总司令的信
史沫特莱女士致朱德总司令的信
回忆史沫特莱写《伟大的道路》的时候

这本书记载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
军60岁以前的生平。我写这本书虽然得到朱将军的
同意，却不能认为它是正式的传记。时间、地理的
距离和他作为震撼着全世界的中国革命事业主要领
导人之一所负担的工作，使得他无法对这本书中所
涉及的事实与说明作一次最后的核实。
我最初打算写这本书，是1937年1月刚到中国西
北古城延安的时候。那时，百炼成钢的中国工农红
军和支配这支军队命运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刚刚以
延安为根据地。我到延安以前，曾经在中国居住过
七年之久，在这七年里，南京政府方面的报纸曾用
“赤匪头子”、“共匪”、杀人犯、强盗、放火犯
等各式各样的名称来称呼朱将军，国内和国外的外
文报纸也吠影吠声。可是它们从来也不打算说明，
为什么有几百万、几千万正直而勤劳的农民和工人
，以及满怀理想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乐于为他所推
行的事业而斗争或牺牲。
围绕着他的名字，人们编织着上千种传说。因
此，初到延安时，我以为见到的将是一个坚强英勇
、脾气暴躁的人物，其滔滔不绝的论断几乎可以使
森林燃烧的钢铁般的革命者。抱着这种好奇心，我
和两位朋友在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便前往他的司
令部，踏进了他的屋子。
最先映入眼帘的，乃是一张在蜡烛光映照下，
堆满了书籍、文件和信件，未经油漆的桌子，和一
个因为我们进去而站立起来、身穿蓝灰色棉制服的
人的朦胧身影。
双方对面而立，先互相打量一番。我原知道他
当时是51岁，不过，当面看来，脸上皱纹很深，双
颊下陷，至少见老了十岁。那时，正是史诗般的红
军长征刚刚结束，营养失调和苦难在他的脸上留下
了烙印。
身高大概是五英尺八英寸。既不丑陋，也不漂
亮；更不会使人获得任何英勇、暴躁的感觉。圆头
，剪得短短的黑发问杂着白发，前额很宽，而且略
微隆起，颊骨也颇突出。一对有力的上下颚，衬着
大嘴，在堆满欢迎的笑容时，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鼻子宽短，面色黝黑。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
。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
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而忽略过去。
人们早就对我说过，他是一位单纯、亲切、平
易近人的人，他努力工作，丝毫没有使自己成为个
人英雄的兴趣。这些人的介绍都是正确的，不过，
“单纯”这字眼需要稍加保留才显得真实。他那双
打量我的眸子，注意力非常之深，很富观察力。中
国人的眼睛大都是黑色，他的眼睛却很深，而且是
淡褐色，大大的一对，闪烁着智慧和判断力。我想
，像这样一位有着多年苦痛的经历的革命指导者，
既然能够生存下来，就不可能非常单纯。
我在这一瞬间，有了这样一种感觉：不论以他
的哪一部分来看——从声音，动作，以至他的每一
个脚步，都充满了大丈夫气魄。我对屋里的阴暗光
线稍能适应后，发现他的制服因为常年穿着，洗得
已经破旧褪色。而且，我注意到，他的脸并非没有
表情，而是蕴藏在心头的感情强烈地在脸上显现出
来。
我在这时候想起了关于他的各种传说，便笑着
向他提起关于称他为“土匪”的说法，以为他会像
我一样，一笑置之。然而，他不但没有笑，反而突
然默默垂下了头，眼睛直视地面。他的脸，犹如悲
剧中的人物，痛苦而呆滞。就在这一瞬间，我捕捉
到了一种深沉的悲戚感情，这大概是不轻易在朋友
和同志们面前流露的。因此，不知底蕴的人，才传
出了他永远是一个乐天派的传说。但是，这一瞬间
转眼就过去了，他扬起头来，直视着我说：
“土匪问题是个阶级问题。”
我想起了美国西部民歌中的一句歌词：“有人
持枪行劫，也有人持笔抢人。”但是，我并没有把
它说出来，而是立刻把话题转到他的一生，提出了
许多问题。对于其中的一个问题，他作了订正：他
的出身并不是富有的地主，而是四川省一户贫农家
庭①。后来我才知道，很少人或者根本没有人了解
他的一生。更没有人有时间坐下来把他或其他人的
生平写成书籍。
就在他谈着话的时候，我打定了写一本他的传
记的主意，因此，当他问我愿意在延安做些什么事
时，我回答说：
“我希望你把这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
“为什么呢？”他惊讶地问道。我回答说：
“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
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
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
民第一次开口了。”
“我的生平只是中国农民和士兵生平的一小部
分，”他说，“等一等，你各处走走，和别人见见
面，再作决定吧！”
我听从了他的劝告，果然会到了许多比朱将军
还有戏剧性的人物——他们的生平足可作为大型文
学作品的素材。但是，中国的农民并不是戏剧性的
，我还是坚持原方案，1937年3月，我们开始了工作
。
每星期两晚或三晚会在一起，由我记录朱将军
的谈话。几个星期、几个月转眼过去，有时我自己
对工作也失掉了信心。他当年出身于卑微的文盲家
庭，没有信件、书籍、文件或日记可供参考。他不
能把时间日子记得准确，在他40岁以前，社会对他
几乎没有什么记录。他是个百事交加的忙人，而且
似乎一直认为幼年时期的事无关紧要。中国的家庭
生活、他的戎马生涯以及最重要的是共产党的纪律
和生活，将他融化成一个集体主义者。因此很难判
断，作为个人，他曾经是怎样思想和行动的，而从
何处开始，他和自己的过去决裂，走向革命。
我们这份有关他的生平的记录正写到一半的时
候，抗日战争开始了，他动身到前线去。我因此将
这份材料放到一边，不久也上了前线，这不只是为
了另写一本书，也是要尽可能在行动中对他进行观
察。因此，我得以在工作中，在球场上，以及在与
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对他观察了一年之久。
我们且不说他所负担的各种各样军事的、政治
的工作，单是像他那样执著于生活，而又有民主作
风的人，我过去就从未见到过。人类生活的各方面
似乎没有哪一方面是他不愿探索和了，解的。在延
安的时候，他除了在一定的工作时间里同我在一起
之外，有时，我和其他的朋友们在院子里晒太阳、
喝茶，他也经常出现，一起吃花生、讲故事、唱歌
，以及他最喜欢说的口头禅：“吹一吹”。
在这友好欢乐的悠闲时刻里，我经常邀大家排
成一队，教他们跳弗吉尼亚土风舞。世界上没有任
何东西可以阻止朱将军参加，他和舞伴们旋舞起来
，而且按着一、二、三的拍子，好像刚参加阅兵式
的新兵一样，踢得尘土飞扬。我把自己所知的土风
舞倾囊相授后，他要求我教西方式的交际舞，我也
教了。
他跳舞和他工作一样，孜孜不倦，似乎觉得这
也是打破旧中国封建传统的方法之一。虽然很喜欢
跳，可是他无论如何也不像他的下属贺龙将军那样
，没有那种与生俱来的名跳舞家的才华。
为了不放过从各方面认识朱将军，我有时发现
他到红军大学——后来改名为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
)——去讲演，有时在那所大学看到他和学生们一起
打篮球。后来在前线，我也经常坐在白线外边，好
像体育评论员一样，看他和参谋人员组成一队，与
司令部的卫兵们赛球。朱将军还时常感叹似地摇摇
头。说年轻的士兵们嫌他球技差，不愿他参加他们
那一边。
他既喜欢戏剧，又喜欢唱歌，不论是在延安还
是在前线，只有必要的工作才能迫使他放弃欣赏演
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到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
组曾公开放映电影，他几乎每场都到。不时为阿波
德和考斯提洛①的表演纵声大笑，据说，他们两个
的表演很像中国传统的相声和滑稽戏。
第一天他和我一起工作的时候，于黄昏时分，
我和我的中文教师兼秘书和翻译、而原来是女演员
的章莉莉，在我住的黄土窑洞前面的平台上等他。
莉莉的工作是在每逢我的中文水平不能够理解得清
楚时，或是朱将军和我用一部分德文也不能传达意
思时——这种情况时时出现——便由她从中翻译。
我们一边等人，一边俯瞰着眼前山谷中的小城延安
，延水在古老的城墙那边缓缓流过，对岸，在黄土
的断崖上，耸立着一座高塔，再望过去就是一片平
川坝子，延水经此东流，注入号称为“中国的忧患
”的黄河。那一块平川坝子，曾经是练兵场，将来
要变成机场，最近还作过一次赛马场。那是因为有
一队骑术高超、身体强壮的蒙古族人策马南来与红
军开会，朱将军为此向妇女和姑娘提出警告式建议
，不要过于露面，还要保持端庄，免得让客人误解
了欢迎之意。
但是妇女和姑娘们，连我也在内，都涌到坝子
上去看蒙古族人和红军骑兵赛马，看到蒙古族骑手
们催马疾驰，在马鞍匕把上身向后直伸，直到整个
身体完全躺在马背上，真是令人惊佩。一位红军骑
手向我借去朱将军赠给我的飞快的矮种小马，出场
竞赛。我和莉莉一边看着这头很像阿拉伯军马的小
马落在那头鬃毛飞扬、马尾长长、坦克一样的蒙古
马后面，一边喊得声音都嘶哑了。这些蒙古族人现
在已经回到内蒙古，还有红军的军事和政治顾问随
行。抗日战争正在准备着，革命的波涛也在拍击内
蒙古了。
朱将军是个绝对守时的人，到了约定时间，就
看到他从下面山谷的小城中走来。在他质朴身影的
后面，有卫兵随行，他不时回过头去，大概是在讲
话。他的腰板稍稍前倾，脚步像打气筒一样向前移
动，他就是用这样的步伐踏破了中国几千几万英里
的大道和小路。登上黄土断崖时，他咳嗽了两声，
那是在通过西康的终年积雪的大山时患上了支气管
炎，当时还未痊愈。他停住一次脚步，一边指着延
水流过的山谷，一边与腰佩手枪的卫兵谈论。山谷
间要建立起一座水坝，拦阻洪水，进行灌溉，还可
以在光秃的小丘及山谷问植树。他们的谈话声传到
我的耳际了。他的稍见低沉而沙哑的声音里，混杂
着身旁那名高大英俊的卫兵的高亢谈笑声。在我看
来，这次中国大革命，使中国的三代人都卷入了漩
涡——朱将军是一代，卫兵是一代，还有更年轻的
十几岁的青年们又是一代。
朱将军和年轻的卫兵上了小山来到我们的平台
了。与我们同住在这块平台上的农民一家，听到他
的声音，立刻飞跑出来，亲亲热热地给他以农民对
农民的欢迎。他也走到全家中间，拍拍孩子的脑袋
，又从母亲的手里接过婴儿高高举起，和婴儿一齐
笑起来。
就在这种气氛中，这样的环境里，这本书开
始了。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不仅记录了中国人民敬爱的朱德同志60岁以前所走过的道路，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一幅壮丽多姿的画卷。自从它在1955年以日文译本初版问世以来，全世界已先后出版了德、俄、法、西班牙、孟加拉、丹麦、意大利等八个语种的译本，在各国进步人士中产生了远的影响。

第一章
我们隔着一张小桌相对而坐，烛光照着朱将军多皱的面庞，他的两眼闪烁着光辉；他似乎在好奇地思忖，我会对他的一生提出些什么问题呢？
“就从头开始吧，”我说。
他开始了。在相当于新历1886年12月12日的农历那一大，他生于四川省仪陇县附近，比被清朝和其外国同盟者镇压下去的太平起义迟了22年。他说出的生日原是农历，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报纸说那是11月30日；还有一位开始给他写传的中国作家——后来半途而废了——推算为12月18日。也许朱德将军自己也不能肯定出生的正确日期；但无论如何，他是出生了，这一点用不着怀疑。
他说，虽然儿时有正式的名字，生下来的小名却是“小狗”，因为男孩子都要以动物为名，来欺骗那些埋伏下来专门捉拿男孩子的鬼怪。女孩子则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致连鬼怪都懒得骚扰她们。
“在你最初记事的时候，记得些什么呢？”我问道。“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朱将军答道。
“就请你说说这些无关紧要的事吧，”我催促着。
他垂下头，沉默了一阵，凝视着合拢来的双手，然后才若断若续地讲起来——他讲到光、色、声音、高山和森林、“像我巴掌大小”的芬芳的野花、“香飘千里”的鲜花，讲到阳光、一条湍急的小河、一首摇篮曲。
他的母亲唱着这首摇篮曲，而且为了哄他高兴，一边唱一边用眉毛作表情：
月如眉，
月如弓。
月如眉，
月如镰。
不似眉头常皱。
这首摇篮曲，对于他来说，既有快乐，也有痛苦。母亲对他唱时，带来了快乐，后来，在对弟弟唱时，便又给他带来了痛苦。这原是自己的歌曲啊，他这样想。
在他的记忆里，襁褓及孩提时期，不知道什么叫做爱，几乎是“野着”长大的，除了吃、穿、住以外，事事都要靠自己。他知道母亲很爱他，在记忆中，她从未责骂过他一句。可是，她为家事忙得不可开交，顶多能抽空照顾照顾正在吃奶的婴儿。而且，吃奶的孩子始终没有断过。
“我爱母亲，但我怕父亲，”朱德从容而自然地讲着。“我实在不明白父亲为什么那么凶。”
刚刚能够手持汤匙的时候，便自己吃饭了，慢慢又用起粗糙的筷箸。受了伤只有自啜自泣，或是根本不哭，因为谁也没有工夫来哄慰。天气暖的时候，他光着身子四处乱跑。到了冬天。便穿上薄薄一层棉袄和棉裤。裤子是开裆裤，以便他在必要时自己方便。病过没有呢？没有，他这一生从没有病过。
带着一种奇特的表情，他回忆起当时玩耍的情景。“我玩得太累时，就随便拣个地方倒下睡了。起身又玩，玩累了倒下叉睡。”
回想起太阳光穿过树阴，一点一点凌乱地照在地上，引得他用污脏的小手去捕捉光点时，他笑了一笑。离家不远处有几棵果树，到了果花盛开的时候，他便抱着树枝猛摇，花瓣像阵雨般洒满一身。到处都是野花，房后面则是一片沙沙作响的竹林。一棵高大遮阴树的树枝上悬着长长的秋千，一截木头上架着跷跷板。附近有一条窄而急的小河流经对面小山的山脚，岸边有红色的卵石，河上有小桥，有小舟，有竹筏，还有鱼儿在水中扑腾。
家的西面有一座名叫“卧狗山”的小山冈，山冈的那一边，就是大路，宽得可以通行板车——那是一条伸到遥远地方的充满险阻的道路，从南延伸而来，消失在北面的群山中。
听着朱将军的话，眼前不觉浮起了一个头发剃得光光，夏天只带着兜肚或涎嘴，胖胖的小娃儿的身影——一个爽朗而结实的小家伙，活像一只在波涛大海中顶着风浪前进的小舟。
幼年时期的记忆之一，是感觉世上有欠公平：他和他的弟兄们最喜欢在小河或池塘里钓鱼，可是只能偷偷去钓，以免被地主的账房发现，因为河里所有的鱼，甚至他们家地里池塘中的鱼都是丁家地主的，丁家要派人来打捞，并把捞得的鱼运回家去。朱德和他的弟兄们免不了高声抗议，大人们却默不做声地看着，他父亲在对方走得不见踪影之后，才痛骂几句。这些人在秋天果树结实时也来摘果，而且有时还责骂朱家人做贼，说他们偷了果子。池塘和小河里所有的鱼，佃农地里所有的果子，山上所有的树林，丁家地主都说是他家的东西。尽管有着关于民主权利的谈论，但当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封建国家。
朱德还记得他常玩弹球游戏，就是美国孩子们常玩的那种游戏，不过他和他的弟兄们所用的弹子乃是小石子或是团得紧紧的纸球。到了秋天，他和他的哥哥自做风筝，一边在山坡上放，一边唱起古老的避邪的菊花歌：
菊花黄，黄种强，
菊花香。黄种康。
九月九日饮菊酒，
人共菊花醉重阳。
这首歌像交响曲的主调一样，在他一生中贯串不断。传说古时曾有一个卜算者警告弟子们说，洪水当前，如果他们能够带领家眷上山，就能躲过这次灾难，弟子们照办后果然灵验。从那时起，中国人就在重九那天放起风筝，唱起菊花歌。
朱德的大哥代历比他大四岁，有一支笛子和一把胡琴。朱德不时坐在他身边，笑口常开地倾听他吹奏。自己的手长得够大以后，他也吹奏起来，等到成年，还买了许多种乐器，学会弹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