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一场知识界的新文化运动及之后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发端。新思潮不断涌现，大师成群而来。从本土饱学之士，到留学归来者，他们思想活跃，才华横溢，锐意革新，每个人物恰似一颗耀眼的星辰，共同照亮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天空。
李鸿谷主编的《中国群星闪耀时--时代风云中大文人的命运流转》选取了蔡元培、胡适、梁漱溟、沈从文、钱锺书等各个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大师级人物，重新回溯他们的生命历程，回望那个波澜壮阔、吐故纳新的大时代。他们倾其全部的生命能量，投入对人生追索中，饱含着一种奋不顾身的孤勇和对生命极大的热情，在对于时代、家国的责任和关照中，完成了个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
他们的学识和思想，延续至今，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处世方式。阅读他们的人生，让我们对于生命意义的感知，对于人生边界的拓展，能够多一重理解、多一份开阔。

蔡元培：新北大缔造者
一、由旧学入新知
二、将“衙门”改造为“学府
三、有得有失的后半生
梁漱溟：最后的儒家
一、从佛门到儒者
二、“我是一个实践者
三、“我生有涯愿无尽
胡适：自由主义求索者
一、北大最焦虑的校长
二、新文化运动中的“破壁者
三、最受争议的知识分子
沈从文：最后一个浪漫派
一、一个作家的文学理想
二、湘西来的“北漂
三、爱情传奇背后的真相
钱锺书：低调为人，高调治学
一、贡献一生，做做学问
二、时代的现实与选择
三、“我们仨”何以动人
傅雷：孤独赤子，执着父亲
一、从艺术到译书
二、爱情与理性
三、孤独与受难
萧红：一个漂泊的灵魂
一、不幸童年造就的作家
二、从异乡到异乡
三、“黄金时代
李济：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
一、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
二、李济的“黄金时代
三、与文物共进退
张伯驹：献出国宝的人
一、民国贵公子
二、“但使国宝永存吾土
三、为收藏而生的人
张爱玲：谜一样的文学神话
一、上海滩的惊艳
二、香港，文学与电影
三、大洋彼岸的时光

中国群星闪耀时
20世纪初，一场知识界的新文化运动及之后的“五四
运动”，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发端。
这一年，新思潮不断涌现，大师成群而来。从本土饱
学之士，到留学归来者，思想活跃、交相辉映。他们锐意
革新，思想自由、才华横溢，每个人物恰似一颗耀眼的星
辰，共同照亮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天空。
现在回过头来看，不禁让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大师
何以成为大师?回答这个问题，需要重新同溯他们的生命历
程，回望那个波澜壮阔、吐故纳新的大时代。《三联生活
周刊》白复刊以来，陆续推出了多期关于民国历史与人物
的封面报道，记者们翻阅史料，采访后人，行走故土，取
得了大量一手资料和独家观点，得到了读者们的热烈反馈
。
本书中，我们选取了各个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十位人物
。在思想文化上，新文化运动的革新者蔡元培、胡适、梁
漱溟，他们参与了“新北大”的缔造，在动乱时局里，开
辟了一块思想知识的净土；在考古、文物收藏、文学领域
，也诞生了许多出类拔萃的人物，比如中国现代考古学之
父李济，著名翻译家傅雷，文物研究者、大收藏家张伯驹
，文学大家钱锺书；在那个乱世里，也催生出了许多才华
横溢的作家，比如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沈从文、漂泊中
写尽人生悲苦的萧红、细腻捕摹人间世情百态的传奇女子
张爱玲，他们的存在，给那个时代增添了一份细腻的关照
。在那个动荡、资源并不丰厚的时代环境中，这些一流人
才聚集在一起，开创了文化上的新气象。
回望历史，1917一1919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蔡
元培接过北京大学校长的身份，于北大确立“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新文化运动才真正有了实在的阵
地，中国近代文化最活跃的争论、变革和复兴局面徐徐展
开。蔡元培在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先后邀请陈独
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梁漱溟等人来校任
职或任教。新旧政体交替的年代中，许多学人都未受过系
统的教育，也未必获得正式的学位，如何衡量其学术能力
及价值，很大程度上都依赖蔡元培的眼光、判断与执行力
。
当时，26岁的胡适和24岁的梁漱溟都在受邀之列。
1917年6月9日，参加完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口试不久的
胡适，匆匆踏上归国之旅。在外求学7年，26岁的胡适肯定
想不到，初拟“以农报国”的自己，已经以一篇发表在当
年1月《新青年》2卷5号上的《文学改良刍议》，闻名国内
。
等待他的，还有北京大学教授一职。当时蔡元培已经
邀请《新青年》的创办者陈独秀从上海来北京，一同加入
北大。之后，陈独秀通过与胡适的两三次通信，邀请其回
国。自此，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胡适为北大文科教
授。
那时，蔡元培麾下的北大文科系初成气候。但罗致人
才依然在继续，蔡元培接着邀请了当时在国民政府司法部
担任机要秘书的梁漱溟，加入北大哲学系任教，梁漱溟后
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研究人生和社会问题上，成为现代
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除此之外，在其他学科领域，也诞生了赫赫有名的人
物——
在考古学领域，考古学家李济被称为中国现代考古学
之父，在学界是当之无愧的一座高山。健是中国第一位人
类学博士，1929至1937年，主持了十余次殷墟发掘，使殷
商文化由传说变为现实，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
，殷墟发掘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
在文学研究上，钱锺书先生是低调为人、高调治学的
典范。他苦心孤诣，著书立说，撰写了《谈艺录》《宋诗
选注》《七缀集》等重要的学术著作。倾注多年心血写作
而成的百余万字作品《管锥编》，更是一部贯通文史哲、
融会中西方文化的古文笔记体巨著。
作为豪门贵公子，张伯驹似乎是为收藏而生的人。他
一生的经历也颇具传奇色彩，他雅好琴棋书画，凭借独到
的眼光和经济实力，购藏了大量名画、名帖等稀世之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将自己的收藏捐献给国家，古
往今来，以私为公者，屈指可数，张伯驹便是这少有的一
人。
著名学者、翻译家傅雷先生，以《傅雷家书》为大众
所熟知。他的一生并不长，却倾注了半生心血在翻译上，
几十年如一日。作为一名翻译家，他译著丰富，坚持翻译
完了《巴尔扎克全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
克利斯朵夫》等著作，这些作品深深地影响打动了许多人
，丰富了一代人的文学世界。
在文学创作上，有我们熟知的作家沈从文，他的一篇
《边城》，捕绘了湘西的风土人情和人性的善良美好，其
别具一格的美学艺术，赋予了《边城》这部小说在中国近
代文学史上特殊的地位。之外，还涌现出了两位具有代表
性的优秀女作家——萧红和张爱玲，她们二人都被后人列
入“民国四大才女”，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审美表达在
文坛上独树一帜。
萧红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和笔触，留下了很多打动人心
的作品。她的写作呈现出一种赫然独立的状态，自传体小
说《呼兰河传》，写尽了故乡小城里的悲苦和人生百态。
在经年漂泊中，她对自由和爱情义无反顾的追求，浑然天
成的写作才华，在当时的女性作家群体中相当令人瞩目。
张爱玲，一位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少见的，唯一兼具
显赫家世、天才写作和传奇人生的人。她是谜，是符号，
永久横亘在争论两端。在不同的时代，她的作品连着她的
人生都在被不断复写、补白和重构。不管怎样，在现代文
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这些传奇人物，让那个时代熠熠生辉。他们倾其全部
的生命能量，投入对人生追索中，饱含着一种奋不顾身的
孤勇和对生命极大的热情，存对于时代、家国的责任和关
照中，完成了个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
我们现在同过头来看，依然会被他们的精神所打动。
他们的学识和思想，延续至今，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的
生活和处世方式。我们存怀念之外，更希望存阅读的过程
当中，获得灵感和启示，在这个纷繁复杂的时代里，如何
更好地去面对我们当下的生活和困境。
对于生命意义的感知，对于人生边界的拓展，或许，
你会因此而多一重理解、多一份开阔。
(撰文：尤帆)

李鸿谷主编的《中国群星闪耀时--时代风云中大文人的命运流转》记录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涌现出的文化人物，从本土饱学之士，到留学归来的学者：蔡元培、胡适、沈从文、张爱玲……用生动的语言叙述他们的故事，勾勒出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记录了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他们没有了仕途前程和确定收入，也无法过传统士人那种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生活，他们的学问求索，也是现代社会与国家命运里自我身份的探求。

戊戌年间，“康梁维新变法”搅动了时局风云。蔡元培内心认同变法的主张，他本来与梁启超是乡试同年的关系，但他素来清高自持，不愿意在维新派炙手可热之际主动攀附。这一保持距离的选择，反倒使他可以理性地观察时势，寻找清王朝衰败的症结。戊戌变法以六君子的惨死而告终，仁人志士以血为墨，书写了革新中国的重要篇章。变法的流产，让蔡元培在悲愤之余，深切地反省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如果不培育出一批有革新意识的人才，根深势大的顽旧势力就难以被清除，国家的革新也就无法完成。自此，教育成为他思索救亡图存的出IN。
1898年的深秋时节，蔡元培在遍览四年皇城风雨后，决意放弃在北京的官职，举家南归。维新党人的失败让他颇有些心灰沮丧，但他从“教育救国”的路上又看到了几分光亮，正是受此指引，这位曾经的翰林儒者走向了更为开阔的教育革命实践之中。
蔡元培回到故乡绍兴后，接受邀请出任中西学堂的校长。中西学堂由当地官府与乡绅共同捐资建成，学堂内既讲授经史子集，也开设物理、算数、外文，显露出新教育的雏形。蔡元培管理校务期间，聘请了日本教师来校任教，购进一批理科教具仪器，还鼓励学生多多阅读新潮的课外读物，比如《强学报》《时务报》等。此后的另一位北大校长蒋梦麟曾是中西学堂的一名低年级学生，他撰写回忆文章时将这段求学经历视作“了解一点科学的开端”。以此反观，蔡校长培育革新人才的志愿，产生了实效。
1900年，蔡元培离开绍兴中西学堂，同年8月，应邀进入南洋公学教授西学。他采用传统书院的形式，将学科分为政法、财经、哲学、文史、外交、自然科学等类，由学生自行选择一至两类，定期上交读书笔记，再由他亲自与学生交流指导，将民权思想、自由平等意识、怀抱世界的格局一并传授给学生。在南洋公学中，受他影响的学生有谢无量、李叔同、黄炎培等人，他们为此后中国的变革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
蔡元培担任中西学堂校长时，妻子王氏病逝，他撰写了悼念亡妻的一篇文字，情意悲怆，缠绵悱恻。不久，媒人纷纷上门，于是，蔡元培提出了择偶的五条标准，在当时可以称得上前卫而有胆识。这五条标准是：第一，女子须不缠足者；第二，须识字者；第三，男子不娶妾；第四，男死后，女可再嫁；第五，夫妇如不相合，可以离婚。这五条要求令媒人望而却步，时隔一年，蔡元培与擅长书画的黄世振女士结为伉俪。他们的婚礼摒弃了闹洞房的传统习俗，而是用开演说会来替代，开风气之先。
蔡元培与黄世振女士成婚后，寓居上海。蒋智由、林白水等人常常携女眷前去一同讨论问题，他们都认为教育的根本在于女学。1902年9月，爱国女学正式创办，起初只是共同办学的十余人将妻子、女儿送去读书，1903年后，学校规模逐渐扩大，在反清革命中亦发挥了独特作用。爱国女学并不是虚占“爱国”的名义，这所学校的特别之处在于，不讲授贤妻良母主义。除了普通知识外，老师还向高年级的女生讲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主义党派和化学知识，为革命活动做准备。 蔡元培是近代中国最早主张性别平权的人之一，他的一生也致力于推动教育领域的男女平等，此后，他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开创了男女同校的先例。有人曾质疑他，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批准再收女生入学?他回答道：“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由此开始，中国的各所大学开始招收女生入校。在彼时的动荡年代，具有性别平等意识已属难得，能以身作则并尽力扭转落后现状的人则更为稀少，如此可见蔡元培的魄力非同一般。
1902年末，南洋公学的一场校政管理风波引发了全校学生的退学风潮，蔡元培同情学生，组织部分退学的学生，向中国教育会筹款创办了爱国学社。这一学社兼具讲授与宣传革命的双重功能，学生们自发进行军事操练，不断发起反俄、反日的政治运动，警醒国人救亡图存。爱国学社由此在社会上声名大振，几乎成为“国内唯一之革命机关”，它同时也标志着蔡元培的人生轨迹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他从一心办学的教育实践走向了变化莫测的革命旋涡。
随着爱国学社的势力日益扩大，清朝当局将蔡元培、章太炎等人列入缉拿的名单。时局渐渐紧张，此时，爱国学社的内部又出现了分歧，章太炎、吴稚晖两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这使得蔡元培有些心灰意冷。在家人的极力规劝之下，蔡元培辞去在上海的各项职务，前往青岛学习德语，准备留学德国。同年6月，章太炎、邹容受《苏报》案牵连被捕入狱，爱国学社就此也偃旗息鼓，蔡元培因为出走青岛免遭一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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