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和我的童年 

丹佛姆林和美国 

匹兹堡和我的工作 

安德森上校和书籍 

电报公司 

铁路公司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经理 

南北战争时期 

伟大的工程 

钢铁厂的回忆 

总部在纽约 

商务谈判 

钢铁为主的年代 

合作、出书与环球之旅 

长途旅行和结婚 

企业和员工 

荷姆斯泰德罢工 

劳资纠纷 

《财富的福音》 

教育和养老基金 

和平教堂和皮特克利夫 

马修·阿诺德和其他人 

领导英国的政治精英 

格莱斯顿和莫利 

赫伯特·斯宾塞与他的粉丝 

布莱恩和哈里森 

华府外交 

约翰·海和总统麦金莱 

与德国君主见面

离开商界后，我的丈夫禁不住好朋友(既有英国
的朋友，也有美国的朋友)的恳求，开始抽空把早年
的往事一点一滴地记录下来。然而，他不久就发现
根本没有想象的那么空闲，他的生活比以前更加忙
碌了，于是，只好利用在苏格兰的度假时间来撰写
这些回忆。每年夏天，总有几个星期，我们会去位
于奥特纳格的郊外小屋度假，享受一下简朴的生活
。在那里，他大部分时问都用于写作。对早年时光
的回忆令他非常愉快，正如他自己所写的，他又重新回到了过去。1914年7月，他正在那里潜心写作，
战争的阴云开始笼罩起来，8月4日，当我们得知这
个灾难性的消息后，立即离开那里，回到了斯基伯
，以便对局势有更多的了解。

这本自传就是在那时完成的。从此以后，他对
自己的事情就再也没有兴趣了。有很多次，他试图
继续写作，但发现毫无效果。在那以前，他过着中
年人的生活——甚至像个年轻人一样——每天打高
尔夫球、钓鱼、游泳，有时一天做三项运动。他一
直是个乐观主义者，即使面对希望破灭，他也努力
表现出乐观的一面来。当世界性的灾难降临，他的
心碎了。在患上重感冒后，接着又得了两次严重的
肺炎，一下子使他变得苍老了。
   

据他同时代的一个人(那人比卡内基早过世几个
月)说，“他无法承受年老带来的负担”，也许，对
有幸了解卡内基生平的好友们来说，他一生中最令
人鼓舞的地方就是他如何承受“年老带来的负担”。他总是耐心、体贴、乐观，对别人给予的任何一点方便和帮助都心存感激，而从来没有为自己考虑
过。他一直期待着美好的明天，他的精神在任何时候都闪闪发光，直到“离开人间，被上帝所带走”
。
   

他在手稿的扉页上亲笔写了这样一段话：“在我的回忆录中，可能只有一小部分内容会使公众有
兴趣去阅读，而大部分内容只有我的亲朋好友们才
会喜欢。我想，我断断续续写的许多内容，理应删去。替我整理这些笔记的人要注意，不要给读者太
多的负担。应当选一位既热情又聪明的人来做这项
工作。”
   

因此，还有谁能比我们的朋友约翰·C．范·戴克教授更符合这些要求呢？在看到这部手稿但还没有看到卡内基先生的批注时，他就说：“将这部书
稿整理出版是一项充满爱心的工作。”这是我们共同的选择，从他做这项工作的态度就可证明，这个选择是明智的——本着一份珍贵而美好的友谊而作
出的选择。
   

露易丝·惠特菲尔德·卡内基
   

1920年4月16日于纽约

在美国，卡内基不仅与“汽车大王”福特、“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齐名，影响了整个美国的金融状况，更令人惊讶的是，在事业处于巅峰时，他放弃财富积累，投身于慈善事业，并为此奉献出自己的全部资产。安德鲁·卡内基著的《卡内基传》从童年时代到去世前夕，从少年打工到领军钢铁业，从一穷二白到身家亿万，从积累财富到致力于慈善，让读者详尽地了解卡内基的一生。

丹佛姆林和美国
   

我的好姨父兰德在教育上非常重视背诵，我和多德因此受益良多。我们经常穿上长礼服或衬衣，挽起袖子，戴上纸制的头盔，把脸涂黑，拿着木板条当剑，扮做戏剧中的人物，向我们的同学和长辈们背诵诺瓦尔和格雷纳温、罗德里克·杜和詹姆斯·费茨詹姆斯的台词。
   

我清晰地记得，在诺瓦尔和格雷纳温的经典对白中，我们对于重复短语一“该死的虚伪”有些顾虑。起先，我们以小声咳嗽来掩盖这个总是让观众觉得好笑的令人不快的词语。有一天，姨父告诉我们，可以说“该死”这个词，不会引来责骂。这天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此后，我们经常排练这段台词。我总是扮演格雷纳温的角色，把这个短语说得非常到位。偷吃禁果对我来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我非常能理解玛乔丽·弗莱明的故事。一天早上，她生气了，瓦尔特·司各特问她怎么了，她回答说：
   

“今天早上我非常生气，司各特先生。我真想说‘该死的’，但是我不能。”
   

从那以后，一个特殊词语的表达成为演出中的亮点。在神坛上，牧师说“该死的”不算有错。在朗诵时，我们也同样可以大声说“该死的”。另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诺瓦尔和格雷纳温的争斗中，诺瓦尔说：“我们的争斗终有一死。”1897年，我在给《北美评论》写的文章中用了这句话，姨父偶然读到，立即从丹佛姆林写信给我，说他知道我是从哪里发现这句话的，在世的人中，只有他能做到。
   

姨父所采用的教育方式使我的记忆能力得到了很大的加强。我觉得鼓励年轻人去记忆一些经典的片段并经常背诵对他们是有利的，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了。我对自己的速记能力非常满意，这也使我的一些朋友感到惊讶。我能记住任何事情，不管是我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但是，如果那件事不能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几小时后我就会忘得一干二净。
   

丹佛姆林的校园生活对我的一项考验是每天熟记《圣经·诗篇》中两首双行体的诗歌，为此，我不得不天天背诵。我的方法是这样的：在动身去学校之前，都对诗歌一眼不看。慢步走到学校花不了五六分钟时间。但在这简短的时间里我能轻松地完成作业。第一节课就是诗歌课，我做好了准备，顺利地通过了这项煎熬。如果要我在半小时之后将诗篇再复述一遍，那么结果恐怕非常糟糕。
   

我挣得的第一笔钱，或者说是从家庭圈子以外的人那里接受的第一枚硬币，是来自学校的老师马丁先生，那是作为我在全校师生面前背诵彭斯的诗歌《人类创造忧伤》的奖赏。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若干年后在伦敦和约翰。莫利先生共进晚餐的情景。当话题转到华兹华斯生平的时候，莫利先生说，他正在找彭斯的诗歌《晚年》，对这首诗他非常欣赏，但是在篇目中没有找到。我很乐意地向他复述了这首诗的一部分，他当即给了我第二枚硬币。啊，莫利先生真伟大，虽然他不是我们学校的老师。马丁先生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伟大”的人。对我来说，他真的非常伟大。但是，“老实人”莫利也的确是位英雄。
   

在宗教问题上，我们不会过多涉及。当学校里其他男孩和女孩被迫学习《简明教义问答手册》时，我和多德可以免修，对于这样的安排以及具体原因我从来没有弄明白过。我们家族中的所有亲戚，包括莫里森家和兰德家，其宗教立场与其政治观点一样激进，并且反对教义，对此我毫不怀疑。在我们家族圈子里，没有一个正统的长老教会员。我的父亲、叔叔和艾肯特姨妈、兰德姨父，以及卡内基伯父，都不信仰加尔文教。后来某一天，他们中的多数人在瑞典宗教哲学家斯韦登伯格的学说中找到了精神慰藉。我的母亲在宗教问题上一直保持沉默。她从不对我提起这些，也不去教堂，因为在那些早期的岁月里，家里没有佣人，她要做所有的家务，包括烹饪星期天的正餐。她酷爱阅读，《查宁一神教》一书在那些日子里给了她特别的快乐。她真是不可思议！
   童年时期，弥漫在我周围的是一种政治和宗教上强烈动荡不安的气氛。伴随着当时的政界是最先进的思想——消灭特权、公民平等、共和主义，我还听到许多在宗教问题上的争论。敏感的孩子容易不假思索地从长辈那里接受这些思想。我清楚地记得，加尔文主义的苛刻教条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场可怕的噩梦，但是由于前面提到的这类影响，那种糟糕的情绪转瞬就消失了。长大后，有件事一直藏在我的心里。有一天，牧师在传教时，我的父亲愤然离开了长老会教堂。     

《卡内基传》一书讲述了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传奇的一生。条理清晰，语言精彩，便于读者阅读及理解。全书从童年写到独自创业，并领军钢铁行业，从单纯赚钱到投身慈善事业，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用热情成就事业的“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的传奇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