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读林彪跌宕诡奇、曲折多变的人生，实事求是地评价林彪的功过是非？周敬青著的这本《解读林彪》立足资料，全方位、多细节地对林彪集团以及“林彪现象”进行了剖析和揭秘，批驳了海内外对“九一三”事件积存已久的歪曲与谣传，正所谓拨开“迷雾”，使历史之“脸”渐臻清晰。

周敬青，法学博士，教授。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政党研究所副所长。出版《中外执政党制度建设比较论纲》《中国共产党纲领建设研究》《中德政党理论与实践研究》《邓小平在重大历史关头》等著作（含合著）；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党内潜规则’研究”；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外执政党治党理政比较研究”（首席专家）。

弁言
第一章 解析林彪
第一节 功过是非话林彪
第二节 战争年代的林彪
一、富有军事才能，战功卓著
二、性格弱点：孤傲与狭窄
第三节 建国初期的沉寂
一、解析林彪拒受出兵朝鲜帅印之因
二、高饶事件中的林彪
第四节 1959年庐山会议上开始崛起
一、林彪成为党内斗争“赢家”
二、潜心研究“登龙术”
第五节 步入权力的顶峰
一、“突出政治”屡出新招
二、七千人大会上成功的政治投机
三、造“神”运动的急先锋
四、从“造神者”成为紧邻神位的“天将”
第二章 林彪集团的崛起
第一节 林彪集团的成员
一、“四大金刚”--林彪集团的“台柱子”
二、叶群--维系林彪集团的纽带
三、林立果及其“小舰队”
附：林彪反革命集团情况一览表
第二节 林彪集团的形成过程
一、网罗班底
二、羽翼渐丰
三、精具雏形
四、控制和改组军委办事组--林彪集团形成的标志
五、中共九大--林彪集团发展的顶峰
第三章 林彪集团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第一节 从亲密到对抗：毛泽东与林彪关系的裂变
一、毛泽东选择林彪作为接班人的原因
二、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
第二节 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的结盟与争斗
一、九大之前，互相勾结，借势自重
二、九大以后，钩心斗角，矛盾日重
第三节 庐山上风云突变毛泽东和林彪的矛盾尖锐化
一、“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问题的争论
二、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冲突
第四节 庐山会议后的再较量
一、“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
二、“联合舰队”铤而走险的制定《“571工程”纪要》
附：“571工程”纪要
第四章 “九一三”事件与林彪集团的覆灭
第一节 “九一三”事件探析
一、“九一三”事件的谜团
二、林彪之死，天造地合
第二节 “九一三”事件后中国政局的变化
一、惊雷过后的觉醒
二、毛泽东在政策上进行局部性调整
三、周恩来抓住纠“左”的历史契机
四、江青集团企图扭转批林方向
第三节 聚焦“九一三”事件
一、国内外主要论著及其观点介绍
二、对深化“九一三”事件研究的思考
第五章 几个有关史实辨析
第一节 所谓“林彪之冤”
一、驳林彪“冤屈之一”
二、驳林彪“冤屈之二”
三、驳林彪“冤屈之三”
第二节 对“两案”审判的再思考
一、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审判依据
二、“反革命罪”罪名评析
三、“两案”审判热点、难点问题
第三节 林彪外逃中一个插曲的真相
第四节 解开林彪是否被挟持之谜——兼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一则史实
一、出逃前的策划与准备
二、放弃南逃广州，改为北判苏联
三、林彪是否参与了外逃的谋划
四、现场目击者作证
第五节 林彪的“九八”手令真伪之辨析
一、看过“九八”手令的人的供词
二、“九八”手令所起到的作用
三、江腾蛟与“九八”手令
第六节 256号飞机从起飞到坠毁的几个疑点剖析——不正常的转弯、机上大洞、飞机坠毁的原因
一、不正常的转弯
附：林彪座机强行起飞后不正常转弯示意图
二、机上大洞
三、调查飞机坠毁的原因
第六章 对“林彪现象”的反思
第一节 林彪等人蜕变的主观原因
第二节 林彪集团产生和发育的土壤
第三节 林彪集团产生的制度根源
第四节 林彪集团活动的环境
主要参考文献
专家评语摘录
后记

四十多年以前发生的震惊全国、轰动全世界的
“九一三”事件，是中共党史特别是建国以来党史
上罕见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
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林彪集团问题成为“文
化大革命”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难点，尽管中央对
林彪问题早已有明确的结论。20世纪80年代初，最
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及各级军事法院对林彪集团案
，依法进行了审理和判决。各种新闻媒体作过详细
报道，证据确凿，量刑适当。司法界公布了一些案
件有关的资料，学术界也出版了一些研究林彪集团
和“九一三”事件的专著和论文。总的看来学术性
研究成果不算多。
由于林彪事件的发生十分突然，情节离奇，甚
至带有戏剧性色彩，十大元帅之一的林彪，似乎一
夜之间就由“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变成“死有余辜
的叛徒卖国贼”，这个人物反差太大，一些人至今
对林彪事件仍有某些疑问和难以理解之处，也是很
自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海外也出版了一些有关林彪问题
的作品。其中严肃的学术探讨很少，大多是以林彪
事件为背景，有的属于猎奇，胡编乱造，还有的是
别有用心基于反华、丑化中共及其领导人的目的，
散布一些似是而非、歪曲事实的材料和结论，为林
彪鸣冤叫屈。国内某些以林彪事件为题材的有些所
谓纪实作品、地摊文学并无学术价值，大多是商业
利益驱动下的炒作。近年来一些与林彪集团有牵连
的所谓知情人、亲历者，以种种借口，歪曲事实甚
至捏造材料为林彪辩护，企图翻案，蒙蔽了一些不
明真相的人，使本已清楚、明确的问题，又被搅浑
了水。
在这种情况下，作者选择了这个有相当难度的
课题，收集了大量资料，对林彪集团进行剖析，廓
清林彪集团的来龙去脉，回答了人们的一些疑问，
批驳了一些谬误，实事求是地还林彪的本来面目，
填补了林彪问题研究中的一些空白，这是一件十分
有益的学术工作。
究竟如何评价林彪历史上的功过？林彪集团的
概念和内涵是什么，究竟哪些人属于这个集团？作
者在第一、二章中作了评价和界定。是否符合实际
、公允、妥当，请读者去评判吧！林彪已是写入党
章的接班人，为何还要抢班夺权？中共九届二中全
会上他们坚持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的实质是什么？
海外有人为林彪喊冤叫屈有事实根据吗？林彪问题
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如何深
入研究？在本书第三、四、五章中，作者都有自己
的见解。最后一章作者提出林彪现象的几点反思，
相信也会引起读者特别是经历十年浩劫的中老年人
的某些反思吧？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但创新又离不开借鉴别人
的研究成果。本书在继承与创新两方面结合得比较
好。例如对林彪蜕变的轨迹的描绘，特别是由林彪
现象引发的几点经验教训，是从历史传统、体制弊
端以及“文化大革命”特定政治环境等多方面剖析
的，说服力强，既富有理论色彩又有一定的现实意
义。
本书的一大特色是以充分确凿的史料和事实，
批驳了海内外有关林彪事件的一些歪曲和谣传，会
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66—1982年）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一部权威性的
著作。本书作者对该书叙述林彪外逃的一个情节提
出批评说：希望外国的学者注意吸纳最新的资料与
研究成果，“不要不加分析引用一些纯属臆测的描
述，道听途说的材料或别有用心的观点，这样才能
保持学术著作的严肃性和可信度。”
1999年7月，本书作者在《党的文献》杂志上发
表的《林彪外逃中一个插曲的真相》，2001年春突
然被国内外一些媒体转载。当时我在悉尼，当地中
文《澳华新报》在3月22日整版转载，通栏标题是：
《中国当代政坛最高机密被揭开：“林彪被迫飞往
苏联”纯属虚构》。可见影响之大。此文见本书第
五章几个有关史实辨析。
历史特别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常常需要时间
的检验和沉淀。好似一个钟摆，由肯定到否定，再
由否定到肯定，肯定中有否定，一般情况下摆幅越
来越小，功过是非逐渐接近本来面目。但离作出完
全的、历史的、理性的科学论断，本书不能算一个
终结，它只反映现时的政治历史环境、掌握的资料
及作者目前的认识水平。
本书是一部严肃性的学术著作，却又有很强的
可读性，许多章节还是很吸引入的。值得关心党史
、“文革”史和林彪问题的读者先睹为快。
我当了几十年的教书匠，一名普通的党史工作
者，研究成果很少，从未出版过个人专著，也没有
给任何书籍写过序言，让我来为周敬青博士的学术
专著写序言，实在是难为我了。我勉强答应下来，
也是有些缘由的。
其一，二十多年前，我曾有机会接触到林彪案
件一些案卷材料。1980年以来，我在教学中经常讲
述林彪集团和“九一三”事件这个专题。1987年发
表过3万多字的《林彪集团兴亡初探》。至少我对有
关林彪问题书刊所引资料是否真实，还有些鉴别力
，不至于将所谓纪实文学作品虚构的“何秘书”，
当作真人编入“真相”“全传”中。
其二，我与作者导师金春明教授的关系密切。
1977年我调入中央党校后，十余年一直在金的领导
下做“文革”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担任博士生
导师后，约有七八年时间，我一直是他博士研究生
指导小组成员之一。周敬青选定论文题目后，金春
明让她来找我。我曾给作者提供一些建议和资料，
却未承担指导论文写作的实际责任，因为那时我准
备出国探亲。
其三，2001年5月我探亲回来后，应邀担任论文
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
由于这几层关系，我只好写了这几段内容介绍
式的话，支差了事。至于本书的学术价值究竟如何
，相信读者会作出公正的判断。
2013年2月于中央党校大有北里

“九一三”事件发生以来，对林彪集团和林彪事件的研究就成为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一个热点而又十分敏感的问题。《解读林彪》搜集了近30年来有关林彪问题的大量资料，研究了大量有关研究成果。针对国内外有关林彪问题的各种揣测、讹传以及别有用心的说法，作者周敬青努力发掘史料，考证辨伪，比较全面、准确地对林彪蜕变的轨迹、林彪集团的形成、发展及覆灭进行了论述，有力地批驳了海内外一些奇谈怪论，回应了海内外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实之词，有利于读者科学、全面地了解林彪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其原因。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之上写成的。
1998年，我进入中共中央党校，攻读博士研究生。
入学伊始，导师金春明教授就开设了“文化大革命
”史研究的前沿问题专题讲座，并提出了林彪集团
这一研究课题。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收集材料，
并发表了一些相关的文章，但是否把它作为毕业论
文的选题，我一直是顾虑重重。因为林彪毕竟是个
敏感的人物，有人说“评价这个人物是轻不得，重
不得，深不得，浅不得”，如何把握好分寸，确实
是一大难题，同时还受到资料的限制，又自恐学力
浅薄，难以驾驭这个课题。直到第二年，我决定把
这个题目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并将马克思的那旬
名言抄在案头以自勉：“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
地狱的入口处，‘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
何怯懦都无济于事。”’我想，世世代代的人们将
会不断地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讲，不
是任何一个人，甚至也不是那一代人，可以完成对
某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反思。我的努力如果能
对林彪集团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个人的付出也是
值得的。
研究生毕业后，我到上海市委党校工作，这期
间，我一直在关注这个课题的研究进展，并不断地
对自己的论文进行冷静的思考与修补，对文中的资
料进行校核和考证。论文修改的过程，也是不断否
定自我，追求完善的过程。
本书从选题、写作、修改到定稿，历经十五载
。个中艰辛，体味殊深。我只是竭尽全力，在茫茫
的史料和众说纷纭的见解中力求去伪存真、去粗取
精、甄别是非、探赜索隐，以期在这一研究领域有
所创新。这虽像一场马拉松似的较量，但“坐冷板
凳”既是一种磨砺，又是一种乐趣。抱着对社会、
对历史、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力求做到科学性、思
想性、学术性、通俗性融为一体，使研究成果更接
近大众，是我的孜孜追求。当我诚惶诚恐地把拙作
献给读者之时，希望我交出的是一份满意的答卷！
本书凝聚着很多人的劳动。
首先感谢我的导师金春明教授，他将我领进“
文化大革命”这一研究领域。金老师指导我选择了
这一课题，并将多年收集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和
自己的研究成果供我参考。从本书提纲的设计到反
反复复的修改，从结构的安排到字斟句酌的润色，
写作的每个环节都得到了导师的悉心指导，字里行
间都浸透着导师的心血。
感谢中共中央党校于南教授，于教授参加了“
两案”的审判工作，是国内研究林彪问题的专家，
他将自己多年积累的资料提供给我，并多次给我以
指导和鼓励，于老师认真地审改我的毕业论文和本
书初稿，甚至每一处注释、每一个词语、每一个标
点都一一校核，并亲自为本书作序，使拙作增辉。
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又一位导师。
三年读博，幸遇两位恩师，他们淡泊名利的高
尚人格、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教书育人的可贵品
质、探求真知的理论勇气，给我以启迪，也是我今
后人生的努力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彭明教授担任我论文答辩委员会
主席。当年彭教授在论文答辩会上和蔼可亲的音容
笑貌依然历历在目。先生已驾鹤西归，但先生坐冷
板凳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在学术上追求真知。
中国人民大学陈明显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后
勤指挥学院邵维正将军；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李捷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王
仲清、郭德宏、陈雪薇、王海光、宫力、柳建辉、
陈述教授；安徽师范大学黄德渊教授；中央文献研
究室安建设研究员、田松年研究员；中共中央党史
研究室郑谦、张化研究员、黄如军研究员；当代中
国史研究所杜蒲、刘国新、刘志男研究员；国防大
学王年一教授；清华大学的唐少杰教授，或审阅我
的博士论文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或在写作过
程中给予指导或帮助。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朱
华教授审改了书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
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原社
长丁荣生、原社长王兴康、社长王为松、副总编辑
齐书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王国平教授
、副校长郭庆松教授、党史党建教研部张明楚教授
、张忆军教授、肖昌进教授、刘宗洪教授；陕西省
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朱鸿教授的
支持和帮助，中央党校同窗三载的98级博士研究生
和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第13期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研讨
班的同学们一直在关注此书的出版，在此一并表示
衷心的谢意。
本书饱含着我的家人的关爱、理解与奉献。作
为子女、妻子、母亲，我欠下了家人很多很多。在
读博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年迈的父母翘首盼望女儿
能常回家看看，但一次次都是匆匆来回；我的婆婆
默默地承担几乎所有的家务；我的爱人无怨无悔地
担起了相妻教子的重负并多次审读该书稿；天真的
儿子最爱对我说的话就是“妈妈，去写您的作业吧
！”
任何研究都是踏在前人的肩膀上的。本书也是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他们的支撑，使我在
这一深邃的研究领域中展开了飞翔的翅膀。写作中
参阅了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这里一并表示衷心

中共中央党校金春明教授
周敬背教授广泛搜集大量史料，经过多年的潜
心研究，经过认真地比较分析，在综合、然承、批
判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林趣事件的来龙去脉、关
节点和问题实质，进行比较系统面科兴的梳理和探
求，形成自已的判断和见解，并对这段复杂而曲折
的历更，做出比较通俗而合理的间述。对研究和思
考林彪问题，不失为比较可信的家之言。
中共中央党校于南先生
作者选择了这个有相当难度的课题，收集了大
量资料，对林彪集团进行剖析，清林彪集团米龙去
脉，回答了人们的一些疑问，批驳了一些谬误，实
事求是地还林彪的本来面目，填补了林彪问题研究
中的一些空白，这是一件十分有益的学术工作。
中共中央党校郭德宏教授
本书比过去的研究深入了一步，特别是对几个
有关事实的辨析，驳斥了所谓“林彪三免”等错误
的说法，进一步澄清了些有关的事实，对于进一步
开展关于林彪集团及“九一三”事件以及“文化大
革命”的研究，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是有价值的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郑谦研究员
如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仍然缺乏一些关
键性资料的情况下，在充斥许多“伪学术”、假材
料的情况下，站在党性、科学性的立场上，考证辨
伪，详加论述，并进行一些深层次思考，总钻必要
的经验教训，仍是摆在党史、国史界的一个重要课
题。本书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努力，取得了可喜的
成果。

如何评价林彪的《论短促突击》一文，一直是众说纷纭。
“短促突击”论的发明者是李德。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员，曾在莫斯科陆军大学（即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不久即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
1933年9月底，正当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反“围剿”之际，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此时，中央根据地正在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博古对李德十分信赖和支持，他们实际上是这次反“围剿”的最高军事指挥者。
李德完全不了解中国情况，只是搬用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经验。他们废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即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以外战胜敌人。到11月中旬，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仅没有能打败敌人，反而因辗转于敌军的主力和堡垒之间，遭到很大损失，陷于被动地位。这时，临时中央领导人即由军事冒险主义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他们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推行“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李德提出的“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要求红军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的情况下，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以堡垒对堡垒，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则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
“短促突击”作为战术手段是可以运用的，但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论，当时红军装备很差，同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显然是错误的。
第五次反“围剿”中，林彪起初对博古、李德的瞎指挥是相当不满的，他与聂荣臻一起或以个人名义发电报、写信，向中革军委提出过许多建议，要求改变目前的战略战术，不要同敌人硬拼，改用红军最擅长的运动战打击和消耗敌人。
1934年2月24日，林彪、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不要处处修工事，力求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
1934年4月3日，林彪以《关于五次反“围剿”之战术问题》为题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列举了军委在作战指挥上的四大缺点：第一，最严重的缺点是决心迟缓，以至失了不少的可以取得胜利的机会；第二，是决心下后，对时间的计算是极不精确的；第三，军委对各部队任务的规定及执行的手段过于琐细，使下级无机动的余地。他还批评了李德凭极不可靠的地图去规定部队的位置，指出以军委现有的地图指挥战略的部署还勉强够用，但涉及很多小的战术部署，是无论如何不适用的。军委不能事无巨细，只应在战术原则和动作上提出些必要的供指挥员参考的意见，军委应集中精力判断情况，抓紧时机，迅速果断地下决心；第四，军委对于战术原则还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适用，未充分分析当时的情况和当地的地形特点，而总是一套老办法到处一样的照摆。特别是针对“短促突击”，林彪指出：有时候，事实上不可能行短促的突击，但军委也要行此种突击，敌人如知我军主力在其附近，他的前进是不敢脱离他后面堡垒的火力掩护的，我军突击他时，他以强烈的火力压迫我军，遇势不利时又退入堡垒，他见我军围进到堡垒附近时，或乘我有伤亡，队形混乱时，向我来个反突击，我们就要吃不少的亏。
4月14日，林彪给军委的电报还是同样的意思。
总的看来，林彪是不赞同军委实行堡垒战和“短促突击”的战法的。但他很快转变过来，请李德来红一军团讲授“短促突击”战术。林彪命令部队以庄严威武的分列式对李德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随后集中团以上干部和机关人员，听他作报告。
李德重点讲了短促突击，他认为：红军在防御的重要方向上，构筑支撑点和堡垒群，抵御敌人火力袭击，钳制和阻击敌人进攻。然后，集中我主力，趁敌离开堡垒向我进犯时，对其实施短促、有决定意义的突然袭击，消灭其有生力量。李德还详细地说明了兵力部署、工事构筑、火力配置、步炮协同、出击时机、火力兵力互援及预备队使用等问题。李德还说，这是他根据苏联红军作战经验和苏沃洛夫（俄国军事学术奠基人之一，俄国大元帅）、库图佐夫（俄国元帅，著名统帅）的军事理论，结合中国工农红军的实际，创造的战术新理论。由于红军大多数指挥员没有经过正规的系统军事教育，受游击主义和封建落后的旧军队影响很深，因此必须破旧后才能立新。必须坚决彻底铲除游击主义，游击习气，按正规战的要求，建设正规化的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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