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小龙，出生于上海。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习，师从卞之琳先生攻读现代主义诗歌，获硕士学位。期间开始诗歌创作、翻译，出版多本著译。20世纪80年代末到美国，在华盛顿大学获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期间开始用英语创作、翻译，多次获奖，作品已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销售量达数百万册。

中国当代社会栩栩如生的描绘……处处洋溢着上
海的景色、声音、味道……真正出类拔萃的杰作。
——《华尔街日报》
了不起……它抓住了日常生活的细节和细粒……
一颗无法媲美的珍珠。
——美国公共广播电台
他的人物刻画精妙，他的文体极为精彩。
——美国《图书馆杂志》

自序
转折点
外滩公园
卢华侨
从澳大利亚到中国的虚构批评
经过阳光经过雨——悼也斯
哥哥晓伟与陈探长
傅好文镜头中的上海
艾略特的情诗与情史
风起了，惟有努力生存——悼陆谷孙先生
佛事、路易·威顿
第一次获得的自信——写作
中文中难念的英文食经
叶芝、杨宪益、“1916年复活节”
斯蒂芬·斯彭德的《中国日记》
敏姨
雁背夕阳红欲暮
雪泥鸿迹
任作君先生
金庸先生
《天南》采访——一次关于创作的访谈记录

外滩公园
我的陈探长系列小说中有好几本写到了外滩公园，尤其是第二本《忠字舞者》，小说的开始和高潮部分都放在这个令人留恋的公园里。其实，我在八十年代写的一篇中文短篇小说《同一条河流》，也提到了外滩公园。
妻子在看了《忠字舞者》后，若有所思地说：“你至今还没有走出外滩公园。”
今年三月我在法国接受一家电台采访，提及小说中种种关于上海细节的描写，突然又想起了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如此灿烂，正是因为普鲁斯特在不懈的回忆中，将重新捕捉到的过去时刻——尽管原来或许平凡、或许暗淡——提升到一个赋予了全新理解、并充满感性激情的高度。就这点而言，乔伊斯同样突出，他身居异乡，一辈子都在写他当时回忆中的都柏林。
所以，我回忆中的外滩公园是七十年代初的。
那是在一九七一年，我是六九届的“病休青年”或“待业青年”——全称应为“因病在家休养等待分配的知识青年”。在史无前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上海六八届以后的中学毕业生陷入了“一片红”海洋，即全部都必须要响应号召，戴着红花、唱着红歌、跳着红舞去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只有一些能成功找出、并证明身体上有这种或那种疾病的应届毕业生，才得以漏网而留在城市中“病休”。从当时的政策规定来说，“病休青年”病养好了，还是要去农村的，不可能永久留在城里，因此不时需要到医院复查是否已经康复，再由知青办公室决定分配去向。“等待分配”是一场充满波折、前途难测的持久战，像等在一条看不到尽头的黑漆漆隧道中，很可能要十年八年地耗下去。
怎么办?我与几个朋友商量，一时心血来潮，决定要结伴去外滩公园学太极拳。公园五人行中，钱君与万君是与我“同病相怜”的病休青年，萍女士从六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待业，当时刚离异，早晨去公园只是想散散心，俞君是唯一有份全民工矿工作的幸运儿，他的工厂就在九江路靠近外滩的转角上，离公园近，打完拳正好去上班。
于是，我们一清早就出门去公园，“也可以算是闻鸡起舞吧”，我开玩笑说。那个灰蒙蒙的早晨，我们经过的一条僻静的小街上还真能听到鸡叫。(“文革”的年月里，上海市场上的鸡蛋都要凭票供应，尽管里弄居委会干部一再上门动员杀鸡，市中心养鸡的人家也不在少数。)
那些日子的外滩公园显得空荡荡的。除了公园最初落成时修建的几个亭子和一条蔓着常春藤的长廊外，其余就是绿色的长凳了。凭栏眺望暗黄的江水，倒是一片开阔。近公园后门处有一栋简陋的两层建筑，好像是办公室，门口的海报有时也会告诉公园的游客，里面在办什么阶级斗争展览会，但我们从未进去参观过。还留给人印象的是无处不在的高音喇叭，挂在电线杆上，悬在树丛中，一大清早先向粮地播一遍广播体操音乐，然后就是一遍又接着一遍的新闻联播。除了打太极拳的人，公园的早晨几乎看不到什么其他活动。打太极拳的人大多数是已退休下来的，倒是有好几个班，都属于自发组织起来的，授课的老师不收费，也很热情，只是对我们这些中途加塞者来说，学起来多少有些困难。我起初还坚持着练，但进步甚小，没多久，就因为一个意外，放弃太极拳而改学英语了。
对此，小说《忠字舞者》的开始部分有这样一段描写：
外滩公园充满了魅力，更因为种种历史的联想让人神往。早在小学年代，陈超就读到了关于公园的传说。当时的教科书里做了这样一段描述：在二十世纪初，外滩公园只对洋人开放。红头阿三凶神恶煞似的守着公园大门，门口竖一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一九四九年后，政府认为这是一个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题目，于是编写进了中小学课本。但这究竟是历史还是虚构，他许多年后反而搞糊涂了。他曾在上海图书馆查找了一个下午的资料，仍不得其解。按照新历史主义的说法，其实只有很细的一条线在间隔历史的真实与虚构，彼此不断让权力的解释混淆起来。
他沿着台阶走到江边，晨雾仿佛用过去岁月的指尖轻抚着他的脸庞。白鸥掠过水面，亮晶晶的翅膀在灰色的晨曦中闪烁，像从一个已忘却了的梦中飞起。黄浦江与苏州河的分界线在他的凝视中渐渐清晰。
对于陈超来说，这个公园的吸引力，更多是来自一个个人原因。
在七十年代初，作为一个病休待配青年，不上学，也不工作，他曾来到公园练太极拳。他没有像他朋友所预期的那样，成为一名武术大师。他只是心不在焉地练了两三个月后，在一个雾蒙蒙的早晨，意外地在公园的一条长凳上发现了一本旧英语课本。这本书怎么会到这里来的，他始终也没琢磨出来。公园的长凳常沾有湿漉漉的露水，游客有时会用旧报纸铺在坐的地方，但是从来没有用书的……
P3-5

恐慌岁月写作“救赎”，艾略特隐秘情史，译食经苦乐香鲜……三十年光影辗转腾挪，文化摆渡者中西畅游!
由四川文艺社推出的《外滩公园：裘小龙虚构批评随笔集》系艾略特、叶芝权威译者、百万畅销书作家裘小龙的一部作品集。该书既探讨了艾略特隐秘情史情诗，也追忆回味了过往艰难的岁月事事人人，还有作者翻译过程中酸甜苦辣的别样体会。

在这本集子中收入的文章，基本上都是我从二十世纪
九十年代中期起，在美国开始用英文进行小说创作后，用
中文写成的；也有一部分是先用英文写的，后来又改译或
改写成了中文。
也许多少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在美国圣路易华盛顿
大学读比较文学博士课程的日子里，接受的是学院派的训
练，后来却因为种种因素，没有沿着写学术论文这条路走
下去，转而开始了用英文进行文学创作。回想起来，或能
追溯到卞之琳先生在许多年前对我的影响。于我而言，他
首先是诗人，然后才是学者和翻译家；七十年代末八十年
代初，我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跟他读英美文学硕士研究
生时，每星期在他东四干面胡同的家里，谈得更多的往往
是怎样写诗及小说，也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我开始了中文
创作。
但也许更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我后来用英文写起了陈
探长系列小说时，我却又开始时不时地用中文写些不那么
学院派的文章。一方面是我在主观愿望上，不想就此扔掉
了自己的中文，而在不同的语言背景中交替写作中，两种
文字的感性也会产生些有意义的互补和融合；一方面是在
一本接一本小说的写作中，与学院派的风格固然是渐行渐
远，自己也确实没有足够的精力再去写长篇的、正儿八经
的学术论文；还有一方面，则是受到了原先未曾想到的一
些影响。
首先应该说虚构批评(Fictocriticism)的影响，二〇
一〇年左右，我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任短期客座教
授，与大学英语学院的史迪芬·缪克(StepIlen M1aecke)
教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学术交流活动。他是虚构批评的一
个领军人物。作为一个后现代的新批评潮流，把故事、批
评、理论的写作融为一体，虚构批评这些年尤其在加拿大
和澳大利亚有了长足发展。史迪芬·缪克送了我一本他自
己的短篇集子《在安特曼群岛中的乔》(Joe in
theAndamans)，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我有不少时间都是趴
在悉尼的海滩上读这本书。F‘mtocI‘iticism是一个合
成词，从词前半部Ficto的组成看，有虚构(写作)的意思，
后半部criticism则指的是批评理论。在我们后来的探讨
中，史迪芬·缪克给我发过一个电子邮件，为虚构批评作
了一个特别简明扼要的定义，“在讲一个故事的同时，展
开一个论点”(telling a story and making an
arglament at the same time)。
确实，他的批评专著读起来感觉就是不一样，举重若
轻，叙事生动，充满了栩栩如生的细节，就像作者坐在你
前面，絮絮而讲日常生活中的故事。书名中的乔是他的儿
子，父子有一次同去安特曼群岛，他们在旅途中的一幕幕
现实场景轻巧、幽默地印证了作者所要证明的论点，好几
次都让我忍俊不禁，但又发人深思。说到底，现代或后现
代的理论批评放到了日常叙事中，自然而然地加以阐发、
论述，读的时候就很不同于那些抽象、枯燥、艰涩的理论
著作，处处堆砌着生造而佶屈聱牙的词汇，好不容易读完
了却还似在云里雾里。
史迪芬·缪克的虚构批评我之所以读得津津有味，自
然也有可能是与我自己这几年侧重(虚构)小说写作有关，
觉得他那种讲故事一般的文学理论批评更读得下去，至少
是在自己身上引起更多的反响和共鸣。
我于是尝试着把自己的一些批评文章也放在日常生活
场景的叙述中展开，仿佛像在讲一个个故事。这些文章也
许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批评，也不算泛泛而写的散文
或“美文”，一般还都有自己要想阐明的或很难在学院派
文章中阐明的观点在内。在中国的传统批评中，有我注六
经与六经注我的不同写法，这两者其实也可以互补，没有
必要一定去划分得那么清楚，虚构与批评也一样。
不过，这本集子中的文章也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虚
构。这是因为在中国发生的事，写在中国发生的事，常常
让我想到《红楼梦》中的两行诗，“假作真时真亦假，无
为有处有还无”。在我们日常现实中发生的事似乎更多虚
幻或虚构的感觉，而且还常是在一些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
点。真假有无之间，充满了中国特色的荒谬，真真假假、
匪夷所思。在今天的中国，真实与虚构的界线正变得越来
越模糊。因此在这些文章中写到的人与事或所谓的故事，
基本上都是真实的，只是我多少用了写虚构作品的笔法在
写。
无须赘言，集子中并非每一篇文章都是刻意作为“虚
构批评”来写的，读者也没必要一定要这样来读。从文类
上说，关于其中一些文章的安排，自己有着故意的混杂在
内。这里不妨再引用史迪芬·缪克在他那本批评集子的“
引言”中说过的一段话：“虚构批评自然是个很大的范畴
，也只能如此——如果说它的写作灵感是来自身边的事物
或情景。人们不妨对感兴趣的作家强调说，别觉得他们的
写作一定必须要符合另外一个模式的规范，而是要有信心
，他们面对的情形中所特有的问题，会出乎意料地使他们
改变写作方法。”
这里还应该提到几位朋友这许多年来对我的鼓励和帮
助。尤其是陆灏先生，他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督促、鞭策我
继续用中文写些东西，有时他甚至什么都不说，就从国内
发个电子邮件过来，告诉我一些他认为有意思、值得写的
人或事或题目。从《文汇报》《文汇读书周刊》《万象》
到《上海书评》，他是一路披荆斩棘地编下来，我也只能
一路举步维艰地跟下来，很多篇还真都是这样写成的。尤
其是金宇澄先生，记得在巴黎离奥蒂翁剧院不远的一家餐
厅里，他举着一杯红酒，神情特别严肃认真地对我说，希
望我能为更多的中文读者也写些故事(或许只是巧合，他常
把这些文章说成是“故事”)，回去后还特地发了个电子邮
件，把餐桌上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还有一位，杨之水先生
，那还是我在八十年代末出国之前，她作为《读书》杂志
的编辑(她当时与我通信的名字是赵丽雅)，编我的稿子，
决定要用了后，却又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她看我的诗写得
激情洋溢，看我的文章却写得十分拘谨、放不开。这是我
始终没忘的一番批评，不知道过了这许多年，现在这些写
得像讲故事一样的文章，是否或多或少放开了一些。自然
，还有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刘芳念先生，是她建议我把这些
稿子编起来，考虑结集出版。
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基本上是按写成的时间排列的
，但因为有些后来有较大的修改，也因为有些是从英文改
译成中文，时间的顺序也很难说就一定是那么分明的。
这些文章终于放在一起了，自己再看一遍，好像也聊
备一格，或许可以名之为“中国虚构批评”吧。

《外滩公园(裘小龙虚构批评随笔集)》是美籍华人、诗歌译者、推理小说作家裘小龙先生的随笔集，作者从澳大利亚学者史迪芬·缪克文学批评集《在安特曼群岛中的乔》的行文方式“虚构批评”——糅合故事与文学批评，使文章兼具趣味性与学理性——获得灵感，创作了中国本土的“虚构批评”。既探讨有艾略特隐秘情史情诗，也有对过往艰难岁月事事人人的追忆回味，还有翻译过程中酸甜苦辣的别样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