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人笔记》是一部记述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俄罗斯农村生活的随笔集，在俄国文学史上首次描写农民的作品，是屠格涅夫首部现实主义力作，并使其身受牢狱及流放之灾。
全书以一个猎人的游猎为线索，通过二十五个故事刻画了地主、医生、贵族知识分子、农奴等众多人物形象，揭露了农奴主的残酷与虚伪、农奴生活的悲惨和无奈，对农奴制度进行了无言的讽刺与批判，并对美好生活寄托了渴望与追求。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十九世纪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出生于奥勒尔省的贵族世家，早年丧父。十五岁入莫斯科大学学习，第二年转入彼得堡大学，毕业于一八三六年。其间思想倾向于民主，并开始诗歌创作。二十岁时赴柏林大学留学，四十年代成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流派“自然派”的代表人物，一八五二年因发表悼念果戈里的文章而被捕入狱并遭流放。一八八三年于巴黎病逝。

霍尔和卡里内奇
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
莓泉
县城的医生
我的乡邻拉季洛夫
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
里果夫村
别任草地
美丽的梅恰河畔的卡西扬
总管
办事处
孤狼
两地主
列别江市
塔吉雅娜·鲍里索芙娜和她的侄儿
死
歌手
彼得·彼得罗维奇·卡拉塔耶夫
幽会
希格雷县的哈姆莱特
契尔托普哈诺夫和聂道漂斯金
契尔托普哈诺夫的末路
活骷髅
大车来了
树林与草原

《猎人笔记(全译本)》是俄国文学史上描写农民的第一部名著，是文学大师屠格涅夫的成名基石，是贵族老爷有千百种荒唐与无聊，庄稼汉却有同样的苦难。本书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作，也是他的第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在他的整个文学创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本书一出版，便引起举世瞩目，其影响所至远远超过了文艺界而扩及于整个社会。不同阶级的人们对它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它的思想内容立刻激起沙皇政府及统治阶级的惊恐和愤怒。揭示农民的悲惨命运，也是本书的基本主题之一。

导 读
霍尔和卡里内奇是一对奇怪的朋友：他们一个偏理性、爱推理、质疑生活中的一切；一个偏感性，爱幻想、盲目相信所见到的一切。可是，这样两个性格迥异的人怎么会成为好朋友呢?他们又是如何和睦相处的呢?
霍尔和卡里内奇
奥廖尔省人和卡卢加省人的鲜明差异，估计会让那些从波尔霍夫县来到日兹德拉县的人们感到十分惊奇。奥廖尔省的农民个头不高，驼着背，苦着脸，无精打采的。他们住的是破旧的白杨木屋子，不做生意，要服劳役；他们吃得很粗糙，穿的是树皮做的鞋子。而卡卢加省代役租农人就截然不同了。他们住着的是松木造的宽敞房子，身强体壮，眼神大胆，神情快活，脸上白白净净的；他们买卖奶油和黄油，过节时还会穿上长筒靴。奥廖尔省的村庄(我们说的是奥廖尔省的东部)坐落于耕地之中，村庄附近是冲沟，而冲沟不知为何总会变成脏水塘。除了几棵瘦巴巴的可能会派上用场的爆竹柳和三两株细细的白桦树，方圆一俄里之内看不到一棵树；他们的房屋紧紧地挨着，屋顶上铺着烂麦秸……而卡卢加省的村庄就截然相反了，他们居住的地方树林环绕，房屋坐落得稀疏却不散乱，屋顶上盖着厚厚的木板。他们的大门锁得严严实实，后院的篱笆修整得很是整齐，从不东倒西歪，以至于引来那些过路的野猪上门做客……在猎人们看来，卡卢加省实在是一个让人省心的好地方。或许再过个五六年，奥廖尔省为数不多的树木和灌木丛都会消失得无影无终，连沼泽地都会荡然无存；正好与之相反，卡卢加省的保护林则会绵延不绝，沼泽地也会占个数十俄里的面积，这里会有珍贵的松鸡、温顺的大鹬，时不时还会有忙忙碌碌的山鹑猛地腾跃而起，使来到这里的猎人和猎犬又惊又喜。
我曾经以猎人的身份去过日兹德拉县，并在野外遇到了一个卡卢加省的名叫波鲁德金的小地主，并和他混得挺熟。他很喜欢打猎，在当地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不过，他也确实有一些缺点：全省的富家小姐都被他求过婚，遭到拒绝后他则满怀悲伤地到处和朋友诉说自己的痛苦，然而却依然将自己果园产出的酸桃子和其他不成熟的果子送给那些姑娘的父母。他喜欢反复地讲同一个笑话，尽管从来没有博得听众一笑，但波鲁德金先生仍然觉得自己的笑话很有趣。他称赞阿基姆·纳希莫夫的作品和小说《平娜》；他说话结巴，给自己的狗起名为“天文学家”，他把“可是”说成“可系”，在家里推行法式菜肴。他的厨子是这样理解法式菜肴的烹饪秘诀的，就是将每种食物的天然味道进行彻底的改变，经过他的高超手艺，肉能吃出鱼的味道，鱼能吃出蘑菇的味道，而通心粉则煮出了火药味儿。而胡萝卜呢，必须切成菱形或梯形才能放到汤里。不过，除了这些无伤大雅的缺点，波鲁德金先生还算是个不错的人。 我和他相识第一天的时候，就被邀请去他家过夜。
“我家离这里有五六俄里，”他说，“如果步行会远一些，我们还是先去霍尔家吧。”(请读者允许我不以他口吃的方式转述)
“霍尔是谁?”
“是我的佃农……他家离这儿挺近的。”
于是，我们就步行前往霍尔家里。在树林中间一块明显精心收拾过的平整空地上，坐落着霍尔家的独家宅院。院子里有几座松木建造的房子，由篱笆连接在一起；正屋前面有一个敞棚，由几根细柱子支撑着。我们走了进去，一个大约二十岁、高高大大、英俊帅气的小伙儿出来迎接了我们。
“啊，菲佳!霍尔在家吗?”波鲁德金先生问他。
“不在，霍尔进城去了，”小伙子微笑着回答，露出了一排雪白的牙齿，“需要为您准备马车吗?”
“是的，伙计，给我们备辆车，再给我们弄点儿克瓦斯来。”
我们走进了屋子里。洁净的松木墙上，没有一张苏兹达尔的版画；屋角处摆着一尊沉重的银质衣饰的圣像，圣像前还点着一盏神灯；一张椴木桌子，不久前被擦洗得干干净净的；松木缝和窗框上既没有敏捷的普鲁士甲虫跑来跑去，也没有沉着老练的蟑螂到处躲藏。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很快就来了，他端着装有上好克瓦斯的大号白杯子，以及一个盛着大块的白面包和十来条腌黄瓜的小木盆。他把这些食物放到桌子上，然后就靠在门上，时不时微笑着打量我们。我们还没来得及把这些点心吃完，马车就已经停在了台阶前。我们走出门来，驾车的是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他的头发卷曲、小脸通红，正在吃力地勒着那匹肥壮的花斑马。五六个相貌和菲佳相似、个头高大的男孩子围在车子周围。“他们都是霍尔的孩子!”波鲁德金说。“都是小霍尔，”跟着我们出来的菲佳站在台阶上接话道，“还没到齐呢，波塔普在树林里，西多尔跟老霍尔进城了……当心点儿，瓦夏，”他朝着驾车的孩子叫道，“尽量跑快点儿，送的可是老爷。不过，到了坑坑洼洼的地方，就要小心点儿了，马车会承受不住，老爷的肚子也会被颠坏的!”听到菲佳的俏皮话，几个小霍尔都嘿嘿笑了起来。“把‘天文学家’也放到车上!”波鲁德金先生严肃地喊了一声。菲佳兴高采烈地把那只勉强带笑的狗放到了车上。瓦夏松开马缰，我们的车子开始朝前跑起来。“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