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开端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用武力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强迫中国面对外面的世界。此后，人们开始了一步步的探索，从奕、李鸿章、曾国藩为首的洋务运动，到康有为等人提出的百日维新，最后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蒋廷黻著的《蒋廷黻讲中国近代史(精)/大师讲堂》将近百年的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娓娓道来。

蒋廷黻（1895-1965），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1911年只身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首席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5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之职，在任期间，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1935年弃学从政，1965年病逝于纽约。
蒋廷黻先生研究历史反对“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方法，采用“重综合、重分析、重整体把握”的新史学方法，并将其引入当时尚属荒漠的近代史领域，从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被称作“拓荒者”“开山的人”“近代史尚无第二人”。

中国近代史大纲
总论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一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第二节 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第三节 东西对打
第四节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开始
第六节 剿夷派又抬头
第七节 剿夷派崩溃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第一节 旧社会走循环套
第二节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第三节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第四节 洪秀全失败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一节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第二节 步步向前进
第三节 前进遇着阻碍
第四节 士大夫轻举妄动
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
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第三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
第四节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
外二种
琦善与鸦片战争
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
小引
第一节 俄国的远东发展
第二节 中俄初次在东北的冲突
第三节 尼布楚交涉
第四节 东北一百五十年的安宁
第五节 俄国假道出师与胁诱割地
第六节 俄国友谊之代价

梁启超说：“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
”的确，学术的盛衰，关乎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象与文化氛
围。民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内忧外患，较之晚清，
更为剧烈，中华民族几乎已经濒临亡国灭种的边缘。而就
是在这样日月无光的民国时代，却涌现出了一批批大师，
他们不但具有坚实的旧学基础，也具备超前的新学眼光。
加之前代学术的遗产，西方思想的启发，古义今情，交相
辉映，西学中学，融合创新。因此，民国是一个大师辈出
的时代，梁启超、康有为、严复、王国维、鲁迅、胡适、
冯友兰、余嘉锡、陈垣、钱穆、刘师培、马一孚、熊十力
、顾颉刚、赵元任、汤用彤、刘文典、罗根泽……单是这
一串串的人名，就足以使后来的学人心折骨惊，高山仰止
。而他们在史学、哲学、文学、考古学、民俗学、教育学
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更是创造出了一个异彩纷呈的
学术局面。
岁月如轮，大师已矣，我们已无法起大师于九原之下
，领教大师们的学术文章。但是，“世无其人，归而求之
吾书”（程子语）。
大师虽已远去，他们留下的皇皇巨著，却可以供后人
时时研读。时时从中悬想其风采，吸取其力量，不断自勉
，不断奋进。诚如古人所说：“圣贤备黄卷中，舍此安求
？”有鉴于此，我们从卷帙浩繁的民国大师著作当中，精
心编选出版了这一套“大师讲堂系列丛书”，分辑印行，
以飨读者。原书初版多为繁体字竖排，重新排版字体转换
过程当中，难免会有鲁鱼豕亥之讹，还望读者不吝赐正。
吴伯雄，福建莆田人，1981年出生。2003年考入福建
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系，师从陈节教授。2006年获硕士
学位。同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师从王
水照先生。2009年7月获博士学位。同年9月进入福建师范
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工作。推崇“博学而无所成名
”。出版《论语则善》（九州出版社），《四库全书总目
提要选》（凤凰出版社）。

民国时期风云变幻，学人辈出，学术名作纷纷涌现。
蒋廷黻先生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讲中国近代史(精)/大师讲堂》是蒋先生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代表作，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蒋廷黻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段时间的中国历史，对中国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以学术的形式表达了关切，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那时的通商制度也特别，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广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洋人曾到过漳州、泉州、福州、厦门、宁波、定海各处。后来一则因为事实的不方便，二则因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度。在广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做买卖的。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递。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坐轿，事实上官吏很通融。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逢八（也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领导到河南的“花地”去游一次。他们不能带军器进广州。“夷妇”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顶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第一个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而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4％，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20％。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中国官吏不愿过问，那就是说，自动地放弃境内的法权。譬如乾隆十九年（1755），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最初劝他们自己调解，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厅始理问。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官厅绝不偏袒，总是杀人者抵死，所以外国人很满意。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麻烦，中国人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18世纪中叶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则拒绝交凶，拒绝接受中国官厅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刑罚太重，审判手续太不高明。
外国人最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只好容忍。到了18世纪末年（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外国人的态度就慢慢地变了。这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部分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手里。在广州的外国人之中，英国已占领了领袖地位。英国此时的工业革命已经起始，昔目的手工业都慢慢地变为机械制造。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紧要，而中国对通商的限制，英国认为最不利于英国的商业发展。同时英国在印度已战胜了法国，印度半岛全入了英国的掌握。以后再往亚东发展也就更容易了，因为有了印度作为发展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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