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西姆·高尔基著的《我的大学》讲述：16岁的阿廖沙抱着上大学的愿望来到喀山，但理想没能实现，阿廖沙无处栖身，只能与他人共用一张床板。为了生活，他在码头、面包房、杂货店到处打工，在这期间他尝遍了酸甜苦辣，这些地方也就成为了他的社会大学。后来，他接触到了大学生以及西伯利亚流放回来的革命者，在他们的影响下，阿廖沙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

我的大学

高尔基的三部曲中最后一部《我的大学》是
1922年完成的。也是他在十月革命之后写的第一部
重要作品。小说叙述十六岁的主人公满怀着上大学
的愿望，告别了年迈的外祖母，来到了伏尔加河岸
的喀山市。在那里，严酷的现实生活使他上大学的
美好愿望顿时化为泡影，因为他必须直面人生，必
须首先为生存而去干活。于是他在码头、面包房、
杂货店到处打工。后来，因接触大中学生、秘密团
体的成员及西伯利亚流放回来的革命者，思想发生
变化。他阅读革命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著作，直
至参加革命活动。在革命者的引导之下，摆脱了自
杀的精神危机。喀山的4年使他在思想、学识、社会
经验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
在《我的大学》里，高尔基用自己的笔触反映
了当时俄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民粹派反抗沙皇统治
的活动，展示了这一时期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
。在高尔基的自传小说中，我们看到青少年时期的
高尔基就已经对俄国的丑恶现实十分憎恶，一直努
力探索生活的道路。他曾经幻想自己做一个强盗，
劫富济贫或者用祈祷上帝的方式来改善人们的生活
，但当时他还很年轻，当然这只是天真幼稚的幻想
。在大量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他也未能找到曾
苦苦思索的“怎么办？”的问题的答案。接触了许
多具有革命情绪的知识分子，高尔基又想从他们那
里找到新的生活道路。
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实际上触及了19世纪
80年代俄国激烈动荡的社会政治生活，这一点连根
本不关心时局变化的面包师卢托宁都注意到了。他
总看见有些身份不明的人带些书到面包房里来，有
时候在杰连科夫家里聚会。他们在一起读书，讨论
各种问题，有时候还发生争论，其中朗读普列汉诺
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的场面和高尔基与马克思
主义者费多谢耶夫的交往，描写得非常生动。当时
，代表沙皇政府的反动势力还相当强大，其代表人
物警察尼基福雷奇对此说得相当形象生动：“这是
一条看不见的线——像是蜘蛛网。是从亚历山大三
世陛下的心脏里出发，通过各部大臣、各级官吏，
直连到了我手上。最后甚至还连到兵士头上。这条
线网罗了一切，就像一座座无形的堡垒，维持着皇
上千秋万代的统治宝座。”
《我的大学》在人民和知识分子关系问题上花
了不少笔墨。当时有部分知识分子对沙皇专制制度
不满，想寻求出路，但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还缺乏
了解，对人民群众的力量还认识不足，往往孤军作
战，少有成效。与此同时，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俄
国一些优秀知识分子正在觉醒。他们逐渐认识到劳
动群众的巨大力量和历史使命，他们深入民间，积
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纲领，把许多向往革命的
青年争取过来。而19世纪80年代的高尔基，亲眼看
见并感受到了俄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那场思想危机
，痛切感到，为了把革命运动推向前进，就必须把
思想与事业、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所以他刻
意描写了当时俄国先进阶层的生活及精神世界。当
然，这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一种预感，后来他对
这一斗争的前景认识还产生过动摇，思想出现过反
复，甚至一度认为要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状是非人
力所能达到的，失去了信心。1888年夏，高尔基离
开喀山，和一个叫罗马斯的民粹主义者来到伏尔加
河畔一个叫克拉斯诺维多沃的村子。农民的现实生
活，农民的贫困、愚昧、野蛮、保守排外心理，使
他感到非常苦恼。高尔基认为，农民的素质要比工
人差多了。农民的贪婪、自私他就很不喜欢。农民
的小私有者的心理使他们很难团结成一个集体。罗
马斯想在农民中间开展宣传工作，为他们办好事，
但最后落得一场空。最后他的房子也被人一把火烧
了。高尔基便离开克拉斯诺维多沃村，从此不再与
民粹发生任何来往。
1888年秋，高尔基离开了克拉斯诺维多沃村，
三部曲就此告一段落。这时高尔基只有二十岁，四
年后开始文学创作活动。多年的耳闻目睹、亲身感
受，极大地丰富了他的阅历，这对他后来成为俄国
乃至世界文坛上一名杰出作家，不能不说是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我的大学》作为回忆性的自传体小说，故事
情节简单，内容和结构的组织与安排亦没有经过谨
慎细致的构思揣摩，仿佛缺乏一定的有机性和完整
性。然而，正是这些看上去存在的缺陷焕发着强烈
的感染力，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作者用简洁优美
的言语勾勒他的成长片段，在其中我们感到浓浓的
真实和那些在灰色的环境中闪耀出的感人的光辉。
姚锦镕

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三部曲中最后一部《我的大学》是1922年完成的。也是他在十月革命之后写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小说叙述十六岁的主人公满怀着上大学的愿望，告别了年迈的外祖母，来到了伏尔加河岸的喀山市。在那里，严酷的现实生活使他上大学的美好愿望顿时化为泡影，因为他必须直面人生，必须首先为生存而去干活。于是他在码头、面包房、杂货店到处打工。后来，因接触大中学生、秘密团体的成员及西伯利亚流放回来的革命者，思想发生变化。他阅读革命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著作，直至参加革命活动。在革命者的引导之下，摆脱了自杀的精神危机。喀山的4年使他在思想、学识、社会经验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
《我的大学》作为回忆性的自传体小说，故事情节简单，内容和结构的组织与安排亦没有经过谨慎细致的构思揣摩，仿佛缺乏一定的有机性和完整性。然而，正是这些看上去存在的缺陷焕发着强烈的感染力，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作者用简洁优美的言语勾勒他的成长片段，在其中我们感到浓浓的真实和那些在灰色的环境中闪耀出的感人的光辉。

在高尔基的作品中没有艺术，那里有的是不比
崇高的艺术价值低的东西：生活。那里有其自己不
经意的美，不成形的、混乱但强壮的美，有自己的
美学，生硬的、变化无常的、纯艺术的崇拜者不能
接受的，但对于热爱生活的人来说充满能力的美学
。
——俄国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

我的大学
于是，我打算去喀山上大学。就这么回事。
促使我产生这念头的是一位叫Н.叶夫列伊诺夫的中学生。他是位讨人喜欢的美少年，长着一对女人般温柔的眼睛，就住在我住的那幢房子的阁楼上。他常见我手里拿着书，引起了他的兴趣，我和他因而认识了。不久叶夫列伊诺夫就让我相信：“我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非凡才能。”
“您天生就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他优雅地晃动那马鬃般的长发，说。
那时我根本就不知道，哪怕是一只小兔子也是可以为科学研究做出贡献的，可叶夫列伊诺夫出色地向我证明，大学里需要的就是我这种人。他自然也搬出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诗人和历史学家）的故事来说服我。他还说，到了喀山我可以住在他家，花一个秋天和冬天的时间完成中学的学业，之后就可“随随便便”去参加考试——他居然说是“随随便便”！他还说，大学里有助学金，过了五年左右的时间，我就是“学者”了。你听他说得多轻松，因为他当时毕竟是个十九岁的少年，心地又好。
他考完试就回喀山了，两个星期左右后，我随之也去了喀山。
我动身时，外婆一再嘱咐我：
“以后你别老对人家发脾气了！老发脾气，人就会变得冷酷无情、傲慢自大！你这都是跟外公学的！你看他有什么结果？可怜的老头儿，活了一辈子，到老成了个傻瓜！你千万要记住：惩罚人的不是上帝，只有魔鬼才干这种事！再见了！唉……”
她边抹皱纹纵横、褐色老脸上的泪水，边说：
“咱俩怕是没有再见面的日子了。你是个不安分的主儿，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我呢——活不长了！……”
这几年我常不在这好心肠的老人身边，难得与她见上一面，但是每当我想到，这可能与这个对我情深如海、真心爱我的亲人永别，就觉得心如刀绞。
我一直站在船尾眼望着外婆。她就立在码头紧靠水边的地方，一只手画着十字，另一只手用破旧的披肩角擦拭昏花的老眼，那是一双闪烁着对世人充满慈爱之光的眼睛。
就这样我来到这座一半居民是鞑靼人的城市，住在一所平房的狭小房间里。这座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一条冷落的小街尽头的山冈上，房子的一面山墙对着一片火烧地，这空荡荡的野地上杂草丛生，在苦艾、牛蒡、马蓼等杂草和灌木丛中突兀而出一大堆倒塌了的建筑物的断砖碎瓦，废墟下有一个大地窖，成了那些野狗的安身之所，有时也是它们的葬身之处。这个地方使我永生难忘，也是我的第一所大学。 叶夫列伊诺夫的家里有妈妈和两个兄弟，凭着少得可怜的抚恤金过日子。我刚来他家那几天，常看见这个个子矮小、面色苍白的寡妇，每次从市场回来，把买回的东西放到厨房的桌子上，都眉头紧锁，愁容满面，她在盘算如何解决面临的难题：就算不把自己计算在内，这么小小一块肉怎么才能做出一顿美餐，满足三个健壮的男孩的需要？
她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女人，灰色的眼睛中始终含着温顺而顽强的神情，有如一匹精疲力竭的母马，明知道生活之车她已无力驾驭，却还是拉着！
我到她家的第四天早上，她的两个儿子还在熟睡，我在厨房帮她整理菜蔬，她小心翼翼地轻声问我：
“您来这里干吗？”
“读书，上大学。”
她听了眉毛一扬，黄色的额头一蹙（cù），一个手指不小心被刀割到了，她吮着手指坐到了椅子上，随即又跳起来，嚷道：
“哎哟！见鬼了……”
她用手帕包扎完伤口，夸我说：
“您倒是挺会削土豆！”
哪个不会削土豆？我便跟她说起了我在轮船上的那段经历。她问我：
“那您觉得凭这点儿条件就上得了大学？”
那时我还不懂她这是话中有话，还以为她是认真问我，所以我便详细地说了我自己一步步的打算，最后我深信，大学之大门必然为我敞开的。
她叹了口气，说：
“唉！尼古拉！这个尼古拉……”
这时尼古拉恰好进厨房洗漱，他睡眼惺忪，头发蓬松，但还是和平常一样兴高采烈。
“妈妈！要是能吃顿肉饺子就好了！”
“好吧。”她说。
我正想露一露自己的烹饪技艺，便说，要包饺子这肉太次，也太少了。
瓦尔瓦拉·伊凡诺夫娜一听来了火，数落起我来了，几句难听的话说得我面红耳赤。她把手中的胡萝卜扔到了桌子上，转身离去，尼古拉向我递着眼色，解释她此举的原因：
“她心情不好！……”
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