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9·11”事件以来，西方国家出版了大量从历史、政治、宗教、文化等角度切入剖析恐怖主义的根源的著作，安东尼·帕戈登著的《两个世界的战争（2500年来东方与西方的竞逐）（精）》综合了所有这些视角，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这一切都要从2500年前西方与东方的现实与思想分野开始梳理。本书以其令人惊叹的时间跨度、细腻的历史与思想分析，以及切中时弊的现实关怀，于2008年荣获美国近东政策研究所图书奖。
全书从波斯大王薛西斯企图征服希腊讲起，揭开了一场至今也未曾停息的冲突的序幕。先是亚历山大大帝，然后是罗马人，试图将欧洲与亚洲并入一种单一的文明。随着西方皈依基督教、东方部分地区接受了伊斯兰教，两种宗教之间爆发了充满仇恨的战争，每一方都宣称对世界拥有统治权。到了17世纪，基督教教会衰落后，双方的斗争从宗教转向了哲学：秉持西方的科学理性的人与那些寻求神的最终教导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18、19世纪，几大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萨法维王朝——逐步瓦解，西方也逐步控制了亚洲的大部分地区。结果促成了将伊斯兰生活与西方现代生活的尝试，这在伊斯兰世界中的改革者与传统主义者之间引发了冲突，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人类历史上，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历次战争不仅是历时久、代价高的战争，它们过去曾经，而且将来也会继续塑造着现代世界。

致谢
前言
第一章 永恒的敌意
第二章 亚历山大的影响
第三章 公民的世界
第四章 得胜的教会
第五章 伊斯兰教到来
第六章 战争之境
第七章 世界当下的恐怖
第八章 科学的跃升
第九章 启蒙时代的东方学
第十章 西方的穆罕默德
第十一章 帝国东进
第十二章 结语：面向未来
注释
参考文献
出版后记

我们生活在一个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世界上。曾经
分割着不同民族的界线正在逐步消失；过去存在于部
落和家庭、村庄和教区，甚至国家间的古老边界，随
处都在瓦解。自17世纪以来，大部分欧洲民族生活在
民族国家之中，这种国家形态很可能还会继续存在很
长一段时间。但是人们已经越来越难以将它视为适合
未来的政治秩序了。在过去数千年间，很少有人能到
离出生地48公里以外的地方（这个数字是根据《福音
书》中出现的地名算出来的，这差不多是耶稣基督离
家最远的距离，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并不特殊）。不
到一个世纪之前仍被人们视为遥远、难以到达和危险
的地方，今天不过是观光景点。现在，西方世界的大
多数人在寿命大幅延长的一生中，旅行距离通常会达
到几百甚至几千英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
地会遇到其他民族的人，他们有不同的信仰、穿戴不
同的服饰、秉持不同的观点。大约在三百年前，当现
在被我们称为“全球化”的进程刚刚开始时，人们希
望不同族群问的接触会迫使人们承认世界上存在着种
种差异的事实，从而磨平大多数人在年轻时形成的棱
角，使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加“优雅”和“斯文
”（这是18世纪的说法），更加熟悉他人的喜好，对
他人的信仰和妄想更加包容，这样不同的人就可以更
加和谐地在一起生活。
这种想法已经部分实现了。在过去半个世纪里，
国家边界和民族感情逐渐萎缩，这已经导致了一些重
要的变化，并且带来了一些切实的利益。在20世纪曾
经两次撕裂欧洲（在之前的数个世纪中这种情况已经
发生过无数次）的由来已久的仇恨和对立没有再次出
现，我们只能企盼它们永远不会复苏。19世纪时在很
多方面主导了西方人对其他民族看法的贻害无穷的种
族主义可能尚未消逝，但无疑已经萎缩。老式的帝国
主义无以为继，尽管它所造成的创伤还没有痊愈。民
族主义在大部分地区已经成了贬义词。反犹主义仍然
潜伏在我们的身旁，但是现在已经很少有哪个地方会
像不到一个世纪之前那样不假思索地接受它了。宗教
还没有安静地消失（至少在欧洲如此），这和很多人
早先的预期相悖。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它不会再像过
去那样导致为祸惨烈的宗教战争（即使是在16、17世
纪宗教战争的最后哨所北爱尔兰，争端正一步步得到
解决，而且相较于宗教，它们经常与地方政治和民族
认同问题关系更大）。
但是在过去几个世纪分割着不同民族的几条断裂
带，现在仍然伴随着我们存在。其中之一是亚洲和欧
洲的区别与对立，当上述两个词语开始失去它们在地
理上的重要性之后，人们开始用“东方”和“西方”
代替亚洲和欧洲。
二者的区分由来已久，它经常是虚构的，总是带
有隐喻的性质，但是直到现在仍然非常有影响
力。“East（东方）”和“West（西方）”当然是西
方的说法，不过最早区分二者的很可能是一支东方民
族，也就是大约活跃于公元前二千纪的古亚述人，他
们用Ereb或irib表示“日落之地”，用Asu表示“日
出之地”，即亚洲。不过在他们的眼里，并不存在可
以区隔二者的自然边界，而且他们也没有给这种划分
赋予任何特别的意义。不过现在我们说到东方和西方
时，并不只是意味着世界上的两个不同的地区，而且
还意味着居住在两个区域的不同的民族，他们的文化
不同，崇拜的神祗不同，最关键的是，他们对于什么
是最好的生活的看法也迥然相异，最先产生这样的想
法的不是亚洲民族，而是欧洲的希腊人。在公元前5世
纪进行创作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是第一个停下来
提出“是什么将欧洲和亚洲区别开”，以及“为什么
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的两个民族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
相互敌视”的问题的人。
希罗多德所知悉的东方，位于欧洲和恒河之间，
这里居住着许多不同的民族，他非常热情地花了很大
篇幅详细描述他们奇特的习俗。不过虽然他们人数众
多且风俗各异，他们似乎也有一些共同之处，这些共
同点把他们和欧洲，也就是西方的诸民族区别开来。
那里土地肥沃，城市繁荣。他们非常富有，贫穷的希
腊人完全无法与其相提并论，而且他们的行为举止也
可以非常优雅。与此同时，他们在战场上是狂热、野
蛮和难以战胜的对手，所有希腊人都对这一点敬佩有
加。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最大的特点却是盲从和缺乏
反抗精神。他们敬畏自己的统治者，并不将他看成是
和自己一样的区区人类，而把他当作神。
希腊人认为（亚述人也持相同的观点），西方位
于世界的外缘。在希腊神话里，夜神希赫斯珀洛斯的
女儿赫斯珀里得斯姐妹生活在这里，她们住在大洋河
的岸边，负责守卫一颗金苹果树，它是大地女神给众
神之父宙斯的妻子赫拉的结婚礼物。生活在这片区域
的各个民族同样千差万别，经常出现纷争，但是他们
也有着某些共同之处：他们热爱自由超过生命，他们
服膺法律，而非人，更不是神的统治。
随着时间的流逝，欧洲诸民族以及到海外拓殖的
人口（这些人居住的地方就是现在我们一般理解的“
西方”）开始认为自己拥有某种共同的身份。从古至
今，人们对“这种身份是什么”“该如何理解它”的
认识，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不过同样明显的是，无论
这种共同遗产和共有历史的纽带有多强，它并没有使
从中获益良多的各个民族避免血腥且代价惨重的冲突
。1945年以后，这类冲突可能已经减少了，而且正如
最近围绕着美国领导的入侵伊拉克的战争是否正当而
展开的争论所显示的那样，现在对立双方经常通过暴
力之外的手段来解决分歧，但是暴力并没有完全消失
。况且，就算欧洲内部的古老敌意能够消解，那么在
连为一体的欧洲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裂隙已经开始
显露。
……
但是几乎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的并不是炸弹，而
是忽视和天气。开车把我带到那里的土耳其人解释说
，这个地方非常古老，已经被废弃了几个世纪。我问
他曾经住在这里的是什么人。“古代民族，”他答道
，这意味着他们至少是前伊斯兰教时代的人了，“非
常古老的民族。”他们有名字吗？没有，他答道，没
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他又补走道，这些都是他在学校
里听到的。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个地方是个谜，而且
和所有其他遗迹一样，只有外国人对它们感兴趣。他
看起来确定无疑，而且非常真诚。
但是我知道，我们正望着的那个幽灵般的地方，
曾经是亚美尼亚首都凡城的一部分，而且绝不是“在
很久以前”被废弃的，它的住民实际上死于1915年6
月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除了土耳其政府之外，所
有人都将这起事件称为“亚美尼亚大屠杀”。从1894
年到1896年，奥斯曼军队曾经有计划地摧毁和掠夺丁
亚美尼亚人的村庄，很多人认为他们杀害了20万人，
《纽约时报》将其称为“另一起亚美尼亚大屠杀”（
它可能是第一个使用这个名称的）。亚美尼亚人之所
以惨遭杀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被视为基督教的
第五纵队，为了争取自身的独立。和奥斯曼帝国的敌
人串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向帝国最棘手
的仇敌俄罗斯人寻求帮助，1915年5月，他们在俄罗
斯人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独立的亚美尼亚国家。它存
在的时间不到一个月。这件事的后果是，关于胜利的
亚美尼亚和俄罗斯军队屠杀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的传
言四起（这点必须提及），伊斯坦布尔政权在这种情
况下，为了报复，将所有亚美尼亚人都驱逐到东南的
安纳托利亚地区。在驱逐的过程中，数千人死于非命
、受到有组织的酷刑折磨，他们的住宅和财物被毁坏
或抢走，他们的教堂受到亵渎，他们古老的首都被清
空，最后关于他们存在过的所有记忆都被抹去了（关
于这一点，我的土耳其导游虽然就是很有说服力的证
人，即使他自己并不知情）。
那天的见闻使我认识到了族群冲突的残暴和现在
仍然存在于东西方之间的巨大分歧，在西方世界过着
舒适安全生活的人是从未想象过的，至少在2001年9
月11日之前是这样的。
当我最终坐下来写这本书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
两个场景：匍匐在地的波斯人和城市的断壁残垣。这
两个瞬间处于一个既没有明确的开始，至少在现在看
来也不会有可预见的结局的历史之中。
安东尼·帕戈登
洛杉矶-巴黎-威尼斯，2006年

安东尼·帕戈登著的《两个世界的战争（2500年来东方与西方的竞逐）（精）》时间跨度2500年，深刻揭示了西方与东方形成冲突的根源，指出这种冲突往往是由观念上的差别引发的战争。作者认为，让东方与西方产生区别的差异甚至比政治和宗教还要深远，要理解这些差异，我们要追溯到十字军东征之前，追溯到伊斯兰教、基督教诞生之前，直至公元前5世纪时的希波战争。在那之前，欧洲与亚洲曾经共享着一个单一的历史进程，但从波斯大王薛西斯帅军试图征服希腊后，东方与西方就展开了一场竞逐。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战争不仅在过去2500年间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还会继续影响着未来的世界。

“9·11”事件发生后，不少曾经信奉历史终结
论的人转而拥抱文明冲突论，有关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冲突的著作日益增多。本书作者以
此为背景，广泛收集历史资料，认为这两个宗教之间
的冲突其实还有着更深远的背景，远比伊斯兰教出现
的时间——公元7世纪——久远的多。一定程度上，西
方从基督教世界上溯到罗马再到希腊，东方——在这
里是指喜马拉雅山以西的亚洲地区——从伊斯兰世界
上溯到波斯，二者之间的交流与冲突可以在希腊神话
和圣经故事中找到痕迹。虽然“西方”-“东方”这对
概念更多地属于历史性和文化性的建构，很难在地理
上找出确切的分隔界线，但是2500年来积累下来的沉
甸甸的历史记忆，无论是准确的还是虚假的，仍然对
当下的世界产生着实实在在的影响。因此，为了了解
当今世界许多地区冲突不断的局势，这样的历史梳理
还是有其参考价值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正如作者在前言里说明的，“
不想假装只是在讲一个故事，也不准备隐藏我对启蒙
的、自由的世俗社会的偏爱，而且也不打算掩盖我认
为一神教（实际上是所有的宗教）造成的持久伤害比
其他任何单一信仰都要大的看法，但是本书并不是另
一本关于西方如何主宰东方以及已知世界大部分地区
的历史书”，可是，作者却总是把所谓东西方冲突归
结为价值观的冲突，书中不少地方的史料剪裁以及相
关评论都是戴着有色眼镜做出的，具有一定的误导性
，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更加重要的一点，即，如今的
中东乱局正是西方的殖民主义、霸权主义造成的。但
是，作者的论辩风格能让我们对书中所提出的问题有
更加敏锐的意识，这种不同理念的碰撞能为读者打开
进一步思考的空间，希望读者能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
有所收获。
本书的内容时间跨度大，涉及的地理范围广，不
少人名地名在目前国内的出版物中没有固定译法，难
免有舛漏，读者如果在阅读过程中发现错误，希望不
吝指出，帮助我们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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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浪出版公司
2018年1月

如果你准备读一本有关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永恒冲
突的书，就读这本书。
——埃夫拉伊姆·卡什（EfraimKarsh），伦敦
大学国王学院中东与地中海研究创会理事及荣休教授
这部杰作涉及的范围以及可读性令人震惊，非常
及时。《两个世界的战争》生动讲述了发生在过去的
史诗级的战争，却阐明了今天在伊拉克、伊朗、阿富
汗发生的诸多事端。
——斯特罗布·塔尔波特（StrobeTalbott），
前布鲁金斯学会主席、前美国副国务卿

即位伊始，薛西斯似乎并不想继续执行大流士的希腊政策，他更想平定埃及的叛乱，埃及人反对他们的阿契美尼德统治者的叛乱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公元前485年，薛西斯派一支军队前往埃及平定了叛乱，埃及人——用希罗多德的话来说——“陷入比之前统治的任何时候都更为糟糕的奴役状态”。此时，薛西斯的表兄弟野心勃勃的马铎尼斯说服他将注意力转向欧洲。“雅典人曾经给我们带来巨大伤害。”马铎尼斯提醒薛西斯。“消灭他们，”他继续说道，“您的大名将会被全世界传颂。”除此之外，他狡猾地补充道，欧洲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有各式各样的园林树木。其他土地上出产的东西都能在那里找到。简而言之，除了波斯国王，没有人配得上拥有它”。这完全翻转了人们对欧洲和亚洲的传统认识。
在征召所需的大军投入另一场欧洲远征之前，薛西斯召开了一次会议。他宣称，纵观本国历史，波斯人“从未止步不前”，而他也不希望“逊于先王”。现在，他找到了一个大大扩张自己的帝国的方法，他可以吞并一个与自身领土面积和富裕程度相当的国家（实际上更为辽阔、更加富有），这样“既能得到满足，又可以报一箭之仇”。“我将在达达尼尔海峡上架起一座桥，”他说道，“让我的军队经由欧洲进入希腊，以惩罚曾经对我的父亲和我们犯下暴行的雅典人。”他继续说道，我们应该“让波斯的边界与神之空域相接，这样凡是阳光普照之地，皆是我们的领土。在你们的帮助下，我将踏平整个欧洲，把它合并成一国”。
薛西斯将会完成神话中伊娥、欧罗巴和海伦没有走完的旅程。在波斯的统治下，可以一直追溯到时间起点的敌意将会被治愈。整个世界，或者更准确地说，薛西斯所知的世界将会被统一。而且如他所构想的那样，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将自然而然地臣服于这位万王之王。一个世纪以后，希腊人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将会集结起一支大军，其规模甚至超过薛西斯的军队，他将会沿着与薛西斯相反的方向，自西而东行进，希望能够实现完全一样的目标。
随后，马铎尼斯起身说出了自己对希腊人的看法。他说，希腊人过于好斗，随时随地都可能临时起意挑起一场争端，没有任何理性和判断力。他们虽然操着同一种语言，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四分五裂的民族，遇到纠纷时，永远也想不到比互相争斗更好的解决办法，“比如说，谈判或彼此交换意见”。这样的民族永远不可能抵挡得住权威集于一身的波斯君主的力量。波斯人又一次表现得非常容易轻信，他们似乎很单纯地认为，陷入内斗的民族即使在紧急情况下也不可能团结起来。不过希罗多德和他的读者们都知道，希腊人正是因为可以自由地争论、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因此才能够成为优秀的战士。克利斯提尼解放了他们，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他们享有的自由使他们强大起来，并且证明（如果需要证据的话）： 法律面前的平等是多么高贵的一件事，并不单单是在某一个方面如此，在所有方面都是这样。受僭主压迫的雅典人，在战争中并没有取得比他们的邻人更大的成功；然而一旦摆脱了束缚，他们就成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战士。
奴隶总是“逃避自己在战场上的责任”，因为他们只是在违背自己的意志和利益的情况下为他人而战。与此相反，自由人即使是在为他们的城市而战时，实际上仍然只是在为他们自己而战。自由在西方之所以不断成长，是因为它服务于权力的利益。
而马铎尼斯和薛西斯将自己的命运完全押在了军队的数量和波斯统治的专制属性之上。“我的主人啊，”他问道，“当您以亚洲的百万人和整支波斯舰队为后盾兴兵征讨时，谁敢抗拒不降?”薛西斯受人尊敬的叔叔阿塔巴鲁斯反对正在策划中的入侵，他的理由是，“如果没有举行双方都可以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辩论，那就不可能选出更好的方案”，这听起来太像希腊人的看法。他提醒薛西斯，雅典人毕竟曾经在马拉松战役中克服万难消灭了波斯军队。听到这些，薛西斯勃然大怒：“你是我父亲的兄弟，这是我不因为你的那些蠢话而处罚你的唯一理由。”阿塔巴鲁斯被命令和妇人们一起留在波斯。有理有据的反对意见再一次被欧塔涅斯眼中君主制的最大弱点所压制：君主不能听取其他人的声音，除非他们说的是他想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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