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斯·伊文思（1898-1989），20世纪重要的纪录片导演之一，被誉为“飞翔的荷兰人”“纪录电影之父”“先锋电影诗人”。这个在电影历史上无法被忽视的名字，如今却被人遗忘。
伊文思的一生几乎涵盖了整个20世纪的电影史。他在电影史上的杰出地位，不仅在于其创作生命周期长达六十多年，有多部作品问世，还在于他是纪录片的开创者之一，是一位电影先锋，无论是在美学上还是在政治上，在电影观念还是技术上，他总是走在时代的前沿，总是在“诗意电影”与“政治电影”、“西方”与“东方”之间徘徊。
伊文思的身影遍布世界各地：西班牙内战、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越南战争、古巴革命……他对中国有着言之不尽的钟情与厚爱：抗战期间与罗伯特·卡帕一起经香港来到武汉，用摄影机记录下战争中的中国，取名《四万万人民》；50年代末，应文化部邀请访问中国，并应邀担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艺术顾问；“文革”期间再次来到中国，并完成《愚公移山》；1984年至1988年期间，伊文思多次来中国，拍摄他酝酿已久的纪录片《风的故事》。这是他对自己几十年艺术生涯的总结，也是他最后一部作品。
汉斯·舒茨著的《危险地活着(伊文思传)(精)》在伊文思全部电影作品和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全面展现了伊文思的生命经验与创作历程。作者循着伊文思的足迹，带领我们跨越整个20世纪历史。

中文版前言
前言
第一章 老板之子（1898-1921）
第二章 狂恋（1921-1927）
第三章 日新月异的时代（1927-1929）
第四章 我们的确是这样干的（1929）
第五章 请你们倾听我的声音：父亲、母亲、停尸房（1930-1931）
第六章 磁力山（1932）
第七章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33）
第八章 不愿提及的日子（1934-1936）
第九章 机遇（1936）
第十章 西班牙内战（1937）
第十一章 中国扑克（1938）
第十二章 战争期间的伊文思（1939-1941）
第十三章 革命的魅力男孩（1941-1944）
第十四章 棕榈树下的战争（1944-1945）
第十五章 印度尼西亚独立（1945-1946）
第十六章 铁幕后的大叔（1947-1950）
第十七章 蓝皮书（1950-1956）
第十八章 喘息的空间（1957-1960）
第十九章 牛仔靴和游击帽（1960-1964）
第二十章 社会主义特讯（1964-1968）
第二十一章 69岁的伊文思（1968-1971）
第二十二章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1971-1978）
第二十三章 与过去决裂（1978-1985）
第二十四章 不吉祥的风（1985-1989）
致谢
档案文献
采访对象
参考资料
电影目录
译者后记

我非常高兴这本著作可以翻译成中文出版，主要
是因为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这位荷兰电
影人与中国有着特殊的关系。伊文思第一次去中国是
1938年拍摄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纪录电影。20世纪50
年代他又多次返回中国，并给北京电影学院学生授课
。他和妻子玛瑟琳·罗丽丹（Marceline Loridan）
历经数年跑遍中国，于1976年共同完成了时长12小时
的反映中国社会的纪录电影《愚公移山》。就在1989
年他于巴黎辞世前，还在中国拍摄了他的最后一部电
影《风的故事》，该片主要回顾了他的一生。
除了在中国拍摄的这些影片外，他还在世界上除
了南极洲之外的各大洲拍摄了很多纪录片。作为一位
电影人，他从1927年到1989年的60多年里坚持不懈地
工作，我这里没有算他13岁时与父亲一起摄制的那部
短片《小茅屋》。
在这部传记中，我尽量展现伊文思的电影与他的
生活及其世界观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些是理解伊文
思电影的关键。
当我在许多国家的档案馆和私人收藏馆进行调研
时，在我对尤里斯·伊文思本人、他的同事、私交朋
友的采访中，我感觉到自己逐渐理解了伊文思。我希
望在这部传记中，我对这位杰出的电影人的生活与工
作关系的处理是恰当的。
汉斯·舒茨
2014年8月于阿姆斯特丹

飞翔的荷兰人、纪录电影之父、先锋电影诗人！
他的一生就是一部20世纪电影史！他把中国称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四万万人民》《早春》《愚公移山》《风的故事》四部作品，记录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危险地活着(伊文思传)(精)》是汉斯·舒茨历时十年，查阅了大量各国关于伊文思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并走访了诸多当事人（包括伊文思本人）和亲历者的心血之作。

雅克·德里达说：“在某种意义上，没有东西是
不可译的；但在另一种意义上，任何东西都是不可译
的。”德里达的这句看似矛盾的话语里，其实包含了
语言的可转码性和语言附着于文化的独特性和不可替
代性。因此，翻译是两种语言文化的邂逅、碰撞与融
合，是译者与作者思想进行的一场跨文化的对话。在
2001年为撰写硕士论文《论〈愚公移山〉的电影美学
》时我初遇这本传记，次年为央视制作“经典纪录大
师系列”中的《尤里斯·伊文思》和系列片《伊文思
眼中的中国》，我开始细读这本传记并萌生了译介的
想法。
中国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位在中国拍摄过半个多世
纪的世界纪录电影大师的文献资料非常少，主要有伊
文思20世纪40年代初在美国执教期间，口述给电影史
学家陈力关于他的回忆录《摄影机和我》（由于各种
原因该传记到1969年才正式出版），中文增译本《摄
影机和我》（黄文湘译）由中国电影出版社于1980年
出版。同年还出版了法国记者德瓦里厄
（C.Devarrieux）主要就影片《愚公移山》与伊文思
的对话录——《尤里斯·伊文思的长征：与记者谈话
录》，张以群译。此后有胡滨先生翻译的伊文思与罗
伯特·戴斯唐克合著的传记《尤里斯·伊文思：一种
目光的记忆》（1982年出版），其中有伊文思在中国
的章节。这些文献资料以及国内关于伊文思的回忆录
及评述文章，都只是给我们呈现了伊文思的电影艺术
生涯和个性特征的一个面，而他的另一面或者更多的
面被我们忽视或者遮蔽了，导致了中国的伊文思与世
界的伊文思相距遥遥。
2008年，我的硕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张同
道教授发起“伊文思与中国”的国际研讨会，我在组
织会议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中西方对伊文思及其电
影在认识上的差异和隔膜。其巨大的争议部分源于对
伊文思在中国拍摄电影的不了解。同时，中国学者关
于伊文思的研究比较缺失，尤其是中国学者对伊文思
的研究在国际上几乎没有发声。作为一名纪录片研究
学者，我希望为改变这种状况尽绵薄之力。于是，我
先后为伊文思欧洲基金会撰写过两篇关于伊文思在中
国的文章，2009年为国际纪录片专业期刊《纪录片研
究》（Studies in Documentary Film）伊文思专刊
撰文《两个中国？伊文思的〈愚公移山〉与安东尼奥
尼的〈中国〉比较》，并承担了该专刊特邀编辑组稿
的工作，算是为国际上研究伊文思电影提供了中国学
者的视角。
这本传记是汉斯·舒茨历时十年，查阅了大量各
国关于伊文思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并走访了诸多当事人
（包括伊文思本人）和亲历者的心血之作。他坚持以
一种独立的姿态写作，并在伊文思辞世后出版。我不
能确定这本书是对伊文思一生公允的传述，但至少我
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位荷兰作家对自己祖国的这位纪录
电影先驱的思考和叙写。该著作对中国部分的撰写完
全依赖文献资料以及相关的间接访谈，作者一直未能
到中国进行相关的调研，没有采访在中国与伊文思合
作的工作者以及拍摄对象。我们知道伊文思与中国有
半个多世纪的联系，其晚年最重要的作品《愚公移山
》和《风的故事》都在中国拍摄，它们是伊文思电影
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作者深知这点，因此在这部传
记中关于中国的内容涉及甚少，并且写作显得谨慎和
不充分，这不能不说是该著作的一大遗憾。在翻译这
本著作过程中我曾出现一些心理不适。这种不适来自
其中内容与我们长期对伊文思形成的一面之词印象不
符。我在某日深夜结束一天的翻译后给作者汉斯的邮
件中写道：“你毁掉了我心目中伊文思的形象。但我
知道，这是你所理解的伊文思，是你从大量的文献资
料中，根据你的价值观所塑造的伊文思。”作者很快
回复道：“相信我是带着对他的崇敬和爱进行调研和
写作的。”这本传记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丰满和鲜活的
伊文思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我们长期误读的伊
文思。
这个中文版本是根据汉斯·舒茨先生以母语荷兰
语写作出版的《危险的一生：尤里斯·伊文思传》于
1989年出版的英文版本翻译的，经过两种语言的转译
，也即两种文化的转码，我深恐有不少对原语境的损
伤或意增，好在每当我翻译中遇到不确定的地方便求
教于汉斯，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耐心解答，并为该书的
中文译本提供了大部分图片。
在该书的翻译过程中，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单万里
研究员给予我巨大的学术帮助，并无私地提供相关的
照片和文献资料，单老师也是我进入纪录片翻译领域
的引路人和导师，借此机会深表谢意。2008年伊文思
国际研讨会上有幸结识了吉林出版集团的胥弋先生，
他不仅对伊文思充满了敬仰和热情，更难能可贵的是
，他把这份敬仰和热情化为行动。在他多年的努力下
，关于伊文思的论文集《伊文思与纪录电影》和这本
伊文思的传记才得以面世。我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还要感谢本书另一位译者——中国电影出版社的黎松
知女士为本书所奉献的智慧和耐心。
孙红云
2016年9月于北京

第一章 老板之子（1898-1921）
从19世纪末世界发生的各种事情来看，1898年11月18日星期五是一个非常平凡的日子。报纸上报道了发生在菲律宾的美国一西班牙战争，摩洛哥北部城市丹吉尔的新闻报道“三支法国军队正向摩洛哥边境推进以及暴乱场景”，还有中国农民起义洗劫并掠夺了长江上游的一个小镇。德雷福斯案件（Dreyfus Case）在法庭上一拖再拖，与此同时，在巴黎某地方，塞纳河上新的桥梁建设工程正在进行，沙皇尼古拉二世（Czar Nicholas Ⅱ of Russia）参加了奠基仪式并启动了第一块奠基石。在海牙，尽管流言四起，荷兰的殖民地事务大臣每周的听证会一如既往地进行着。
那天早晨（1898年11月18日），在荷兰东部城市奈梅亨镇，一个名叫乔治·亨利·安东·伊文思（George Henri Anton Ivens）的小孩出生了，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他的母亲朵拉·伊文思-穆斯肯斯（Dora Ivens-Muskens）在凡·博克恩斯特拉（Van Berchenstraat）15号她的父母亲家里生下了小乔治，也没什么并发症之类的不良状况。那年，小乔治的父母已婚四年，母亲刚满28岁，父亲基斯（Kees）比母亲小一岁。乔治是他们的次子，长子名叫维姆（Wim），之后他们还育有三个孩子：汉斯（Hans）、西娅（Thea）和科巴（Coba）。这几个孩子分别比乔治小5岁、8岁和11岁。
在乔治出生时，无人可以预料到小乔治会有一天参与另一场西班牙战争，或被美国当局遣返并要求他永久不能入境，之后他又被菲律宾拒绝入境。他将多年致力于中国的革命事业。作为一位巴黎居民，他将会拍摄一部电影，其中表现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剪彩的那座桥梁（这里指《塞纳河畔》），而那时，这位沙皇早已被反抗武装起义者一枪击毙。人们也不会想到，这些反抗者以后会与我们本书的这位永不疲倦的主人公建立良好的关系，人们也不会想到他会与荷兰殖民地事务大臣们的关系缺乏热情。
奈梅亨是一座由罗马人建造的古老城市，以一座名为沃霍夫（Valhof）的城堡而闻名，城堡由著名的查理曼大帝建立在一座山丘上，可以俯瞰瓦尔河（Waal）。19世纪后半期，为了将奈梅亨重建为一个普通的荷兰小镇而拆毁了原来的大部分城墙和城门。但在尤里斯·伊文思的记忆中这座小镇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它不是一个真正的荷兰小镇，那里地中海的影响随处可见。”
每年，成千上万的船只从瓦尔河航行经过奈梅亨小镇，往返于鹿特丹和鲁尔区之间运输货物。古老的瓦尔河，经冬历夏的堤坝与水草交织的纷繁景象会使人思接千古而不知置身何处。乔治母亲的祖父母穆斯肯斯（Muskense）一家便在这条河岸居住，她家距离凡·博克恩斯特拉步行只需要十分钟。而乔治的祖父与那里的大多数商人一样从事粮食和种子的贸易。
乔治父亲的祖父海因里希·伊文思（Heinrich Ivens）先生是距离科隆西南几英里处艾弗伦（Efferen）小镇上的一个家具制造商，曾卷入过1848年的革命运动。乔治的祖父威廉·伊文思（Wilhelm Ivens）也出生在艾弗伦，威廉是一个积极进取的年轻人，他于1867年左右迁居到奈梅亨开始涉足摄影行业。当时在奈梅亨已经有两位德国摄影师在从事摄影行业，其中一位就是威廉的摄影老师。
1871年，威廉在奈梅亨创建了自己的“摄影工作室”。他具有很高的摄影专业水平并成为一名皇家御用摄影师。伊文思家族对成功的追求是他们的第二天性，威廉不仅在奈梅亨非常活跃，在其他地方也一样活跃。他既是荷兰摄影家协会第一任主席，又是博爱协会（Humanitas Society）的秘书。博爱协会是一个致力于救助孤儿和青少年流浪者的慈善组织。
1891年，威廉将摄影工作室的管理权交给了他的儿子基斯。而基斯对摄影技术和商业方面更感兴趣，他把这个家族工作室转变成了“摄影器材代理经销商”（Phototechnical Agency and Dealer in Photographic Anicles）。1894年5月17日，他开展了一项新的业务，并与朵拉·穆斯肯斯（Dora Muskens）结婚，即使四十多年后，基斯仍将5月17日称为“生命中最最美好的一天”。
随着业务的蓬勃发展，公司逐渐在阿姆斯特丹、格罗宁根（Groningen）和海牙开设了分公司。董事总经理C.A.P.伊文思（C.A.P.Ivens）上任后，公司更名为卡皮（Capi）［基斯是科内利斯（Cornelis）的缩写］。尽管基斯。伊文思自己不是一个特别富有创新才华的人，但他却对文化艺术兴趣广泛。他会为家人演奏舒伯特的钢琴曲，并带他们到剧院看音乐会、戏剧及电影。艺术家简·托罗普（Jan Toorop）、尤金·勒克（Eugene Lucker）以及汉·皮克（Han Pieck）都曾拜访过基斯·伊文思。（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