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由梁启超在李鸿章逝世那年完成。此书一改中国旧式文体记事的写法，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来论述李鸿章的一生。李鸿章作为当时“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虽然饱受争议，但梁启超在书中却直面时代大背景，对其做出了中肯的评价，且没有囿于政见和成见，发出了“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的感慨！
作为李鸿章逝世后的第一部传记，梁启超先生的这本书的价值自不待言。为使此书更生动，被更多的人阅读，特将其编译为现代文，并在书中增加了历史图片和相应的注释。此外，该版本在译文后还专门编录了“李鸿章家族世系简表”，使读者通过此书能透过历史长河，更深入地了解李鸿章及其家族。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1890年起师从康有为。1895年在北京与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参加强学会，旋为上海《时务报》主笔。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1898年参加“百日维新”，同年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1913年归国，加入共和党，不久又组织进步党，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
一生著述宏富，涵盖政治、经济、哲学、法学、历史、新闻、语言、宗教等领域。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李鸿章的地位
第三章 李鸿章未腾达以前及当时中国的形势
第四章 军事家李鸿章（上）
第五章 军事家李鸿章（下）
第六章 洋务运动时期的李鸿章
第七章 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李鸿章
第八章 外交家李鸿章（上）
第九章 外交家李鸿章（下）
第十章 赋闲时的李鸿章
第十一章 李鸿章的末路
第十二章 结论
附录 李鸿章家族世系简表（部分）
译后记
李鸿章传（原文）
序例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李鸿章之位置
第三章 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
第四章 兵家之李鸿章（上）
第五章 兵家之李鸿章（下）
第六章 洋务时代之李鸿章
第七章 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
第八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上）
第九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下）
第十章 投闲时代之李鸿章
第十一章 李鸿章之末路
第十二章 结论

李鸿章（1823—1901），字渐甫，号少荃，安
徽合肥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早年以
翰林院编修身份回乡组织团练，对抗太平军。后入
曾国藩幕府，受命在安徽组建淮军，并赴上海开辟
东线战场。旋署江苏巡抚，攻占苏、常。太平天国
失败后，他任两江总督，接替曾国藩镇压捻军。
1870年，任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常驻天津，
主持对外交涉，成为办理“洋务”的领导人物。
在十九世纪下半期，李鸿章堪称当时政治舞台
上叱咤风云、引领风骚的佼佼者。他插足事务之多
，涉及面之广，在同僚中罕有其匹。在政治上，他
官居一品，先后任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
一度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1896-一1898），提
出了“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的治国理念，以图适
应“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经济方面，他热衷
创办近代企业，晚清早期举办的四大军工企业中，
他独占其三（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
局）。以后又扩展到民用工业领域，开办轮船招商
局、开平矿务局、漠河金矿、天津电报总局、上海
机器织布局，并力倡修建铁路；在文教方面，他重
视“储才”，建议设“洋学局”，赞赏西方的教育
制度，并建立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电报学堂和医
学堂；在军事方面，他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开拓者
之一，曾先后创建了淮军和北洋海军两支近代化的
武装部队；在外交方面，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
他代表清政府经办了一系列的对外交涉，几乎“无
约不予”，绝大部分对华条约差不多都由他出面签
订，以致在外国人眼中，李鸿章就是清政府的代言
人。也正因为李鸿章是近代中国一系列丧权辱国条
约的签署者，所以邓小平说，如果不在1997年收回
香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就是晚清政府，中国领
导人是李鸿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李鸿章的一生几乎就是晚清史的一个缩影，所
以，近代著名维新思想家梁启超（1873--1929）在
李氏去世后不久写成的《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
别称《李鸿章传》）中，就认为李鸿章是近代“独
一无二之代表人也”。
李鸿章逝世于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1901年11月7日）。而梁启超也就在这一年完成了
他的《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对李鸿章一生的是
非功过做出评价。这部传记篇幅不长（七万余字）
，但梁氏却力图创新。他一改中国传统史传的写法
，采取夹叙夹议的评传体。诚如作者在“序例”中
所言：“此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
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之读者，知其为人。”梁
启超认为，李鸿章是‘‘时势所造之英雄”，是“
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
一人物”。他对李鸿章的总体评价是：“不学无术
，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
是其所长也。”可以说，梁启超的评价是比较客观
的。他没有囿于政见和成见，发出了“吾敬李鸿章
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的感叹
！
杨智同志就读文科，勤于阅读，对文学、历史
、哲学、法律均有涉及。考虑到梁启超所著《李鸿
章传》保存了不少历史资料，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
独特观点。他又感到梁氏原著以浅近文言写成，不
便于今天的青年阅读，遂决定将其改写成现代汉语
文体，并增加了一些相关注释，配以部分历史图片
，使该书更具可读性，这无疑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他希望我为这部书写一篇序言，兹聊缀数语以表
祝贺之意。
杨东梁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前馆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
会传记组专家。）

梁启超著的《李鸿章传(晚清四十年畅销2版)》作为李鸿章逝世后的第一部传记，梁启超先生的这本书的价值自不待言。为使此书更生动，被更多的人阅读，特将其编译为现代文，并在书中增加了历史图片和相应的注释。此外，还增加了“李鸿章家族世系简表”为附录，使读者通过此书能更深入了解李鸿章及其人。

李鸿章是晚清最后的几十年中一位独一无二的
人物，“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
有关系”，他几乎参与了晚清时期中国各种最重要
的历史事件：一、他编练淮军，收编洋枪队，是清
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一大主力；二、他倡导
学习西方，兴起洋务运动，创办轮船招商局，以图
自立自强；三、他力主购进“坚船利炮”，建立起
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北洋水师，这也是
当时中国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海军舰队；四、他
几次出访俄、法、德、英、美等西方强国，是中国
晚清最后几十年在国际舞台上颇具影响力的人物；
五、他参与了《中俄密约》以及影响重大的《马关
条约》《辛丑条约》两大条约的谈判。可以说，晚
清最后几十年的历史，怎么都绕不开李鸿章。同时
，李鸿章也是一个具有很大争议的历史人物，签订
《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让他背负了世人的种
种指责与谩骂。他的谨小慎微，他解决问题的“外
交思维”，也为他带来了很多的非议。不过，更深
入地去探寻历史，我们也会发现在李鸿章背后的那
些愤恨或是无奈，也会发现他的才干，乃至于感慨
他近乎“悲壮”的人生。李鸿章寻求自强，却始终
未能让大清国真正变得强盛，他作为代表签署不平
等条约，让他背上千古骂名，这既有时代原因，也
有他自身的原因，然而不妨碍我们观察他的整个人
生，对他做一个中肯、到位的评价。
在李鸿章最后的几年生涯中，他组建的北洋舰
队参加甲午海战战败，之后八国联军侵华，中国社
会跌落到了历史的低谷。斗转星移，时空变迁，大
清国已化为历史中的烟尘，中国人也早已不再是任
人宰割的“东亚病夫”，当今世界，风起云涌，逐
渐强盛起来的中国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将进行新一轮
的“国运”竞争。但是，历史总是会带给我们一些
启示，尤其是那些“写满艰辛”、被动挨打的历史
。对于像李鸿章这样的历史人物，现在的我们，应
该如何来品读呢？我想，梁启超先生的话我们要好
好理解，他说平庸的人们总是在不断地对一些人或
事进行指责，却没有很好地去考虑环境、个人等因
素，更没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的确，一个历史事
件的发生，总是社会环境、文化因素、人的因素等
各方面共同促成的。换句话来讲，大清的腐朽和衰
败，其实晚清时期很多人身上都有无法推卸的责任
，他们麻木不堪、高谈阔论、无所事事。指责他人
总是容易的，自我反思则往往很难。
这部《李鸿章传》创作于1901年，李鸿章刚逝
世不久，是了解李鸿章的一本难得的作品。梁启超
先生以一个同时代的中立者身份对李鸿章做出了自
己的评价，“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
吾悲李鸿章之遇”，他肯定了李鸿章在当时时代环
境下超越于一般人的能力，肯定了他振兴国家的各
种尝试，也指出了李鸿章在才学和眼光上的不足。
本书保存了不少的历史资料，因此也是研究李鸿章
乃至晚清历史的一部重要著作。在中华民族迈向伟
大复兴的新时代，我们仍任重道远，需要从历史中
不断汲取力量，进行自我反省与提升。本书将梁启
超的原文译写成现代文，目的就是希望更多的人通
过阅读历史，获得自我的升华。
该版本《李鸿章传》中对文中涉及到的一些人
物、事件、地点和一些典故。作了一些相关的注释
，让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历史，获取更加丰富
的内容；还配上了与正文相关度较高的一些历史图
片，让本书变得更加生动。同时，本书还在现代文
后面增加了“附录：李鸿章家族世系简表”，李鸿
章裔孙李永炜先生通过邮件和越洋电话对资料的整
理提供了很大帮助，在此向其表示感谢。最后，衷
心希望读者能从此书有所收获。
杨智
2018年9月于北京

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
——史学家蒋廷黻评李鸿章
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巨险
阻，尤所不辞。
——孙中山评李鸿章
李鸿章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
——美国第18任总统格兰特
我认为，说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
代表人物比较合适，他是十九世纪后期那个时期的
开拓性人物。
——史学家陈旭麓
李鸿章内悦昏君，外御列强，是自有近代外交
以来，中国出了的“两个半”外交家其中一个。
——史学家唐德刚
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
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日本媒体评李鸿章
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
上名列前茅的人。
——美国媒体评李鸿章
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
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
，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
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
——《清史稿·李鸿章传》

天下只有平庸的人才既不会因取得的成就获得世人赞誉，也不会因犯下的过错遭受世人唾弃。如果一个人全天下的人都在骂他，那是不是就可以说他是非同寻常的奸雄？如果一个人全天下的人都在赞美他，那是不是就可以称他为千古英豪？虽然这么说，但是“天下人”中，庸常的人总是成百上千，而超乎寻常的人则是千百个人里也找不出一个。如果我们总是从常人的观点和视角来看待和评判那些超乎寻常的人，又怎么会是可信的呢？所以，被全天下赞誉的人，未必不是一个见识浅陋、胆小无能的伪君子；而被全天下唾骂的人，也未必不是一个才识出众、胆识过人的伟人。古语说“盖棺论定”，但我却发现有不少在“盖棺”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以后，对其功过是非的评价都没有定论的人。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肯定一个人，或者否定一个人，说好的还是说好，说坏的还是说坏，评论者又怎么吸纳和借鉴这些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呢？如果说世间有这样一个人，称赞他的人成千上万，骂他的人也成千上万；称赞他的人将其称赞到了极点，骂他的人也将其骂到了极致。现在所被骂的，刚好和之前所被赞美的相抵消；所受的各种称赞，也足以和所受的痛骂相抵偿。如果是这样，我们怎么来评判这个人呢？回答是：这样遭尽天下人赞美和辱骂的人定非常人。先不说这个人究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奸雄还是一个千古英豪，就说他所处的位置和他的行为处事，就不是世间平庸之辈的眼光所能洞察的，也就更谈不上被这些平庸的人评判了。能够理解这个道理的人，才可以看我的这本《李鸿章传》。
我敬佩李鸿章的才干，惋惜李鸿章的见识和眼光，而怜悯李鸿章的人生际遇。李鸿章曾出访欧洲各国，在德国的时候，他见到了德国的前首相俾斯麦，向其行礼之后，说道：“作为国家的大臣，很想为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力，但是朝廷上下的意见都与自己的看法不一致，常常受到牵制，在这种情况下还想实现自己心中的志向，应该怎么办呢？”俾斯麦回答道：“主要在于得到君王的认可。得到了君王的信任以后，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呢？”李鸿章说：“假如有这样一个人，他的君王不分青红皂白，什么人的话都听，而那些位极人臣、身居要位的人和那些近伺左右的人，常常假借君王之威，操纵国家大局。如果处于这样的状况，应该怎么办呢？”俾斯麦迟疑很久之后，说道：“如果作为一国的重臣，以最大的真诚心系国家安定，估计没有不被君主所理解的。只有与妇女和小孩共事的时候，才不知道会怎么样。”（注：这段对话根据西方的报纸译出。一般登载在日报、周刊上的汉语文章，因为有所忌讳，不敢翻译和摘录。）李鸿章沉默不语。当我看到报纸上的这段记载后，才明白李鸿章内心的忧愤、牢骚和抑郁，这是旁观者所不能理解的。我之所以批评李鸿章，原因正在于此；但我之所以宽恕李鸿章，原因也在于此。
自李鸿章的名字出现在这个世界以来，世界各国的人士，眼里看到的基本上只有李鸿章，而没有中国。或者用一句话概括来说，就是以李鸿章作为中国独一无二的代表人。一般来讲，若让一个国家的人去评论另一个国家的事，必然不能了解事件的真相，这其实不需要说。然而李鸿章作为中国历史近四十年来政坛上第一流的关键人物，读中国近代史的人，必然不得不提到李鸿章，读李鸿章传记的人，也必然会看中国近代史，这都是有识之士共同的看法，所以我的这一本书，就算称之为《同治、光绪以来大事记》，也是可以的。
不仅如此，凡是一个国家在当下所呈现出来的现象，必然与这个国家之前的历史传统一脉相承。所以过往的历史，是现今出现的种种现象的原因；而当下的种种，正是历史所造就的。就李鸿章与当今中国来看，他们之间具有如此深厚而密切的关系，以致如果想要品评李鸿章这个历史人物，必须用极其有洞察力的眼光，来观察中国几千年来政权发展变迁的大势、民族间胜败、兴衰背后的暗流，以及当代中国在外交方面的种种内幕，从而得以判断李鸿章这一个体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孟子曾经说过：“知人论世。”世，自然并不容易论；人，难道又容易知吗？
当今中国一般的评论家，常常把平定太平军、平定捻军叛乱看作李鸿章的功劳，以多次和他国签订和议看作李鸿章的罪过。我认为这对他的功与过的评论都不得当。当年俾斯麦还对李鸿章说过：“我们欧洲人认为能抵御外族的人才算是有功绩之人，而杀戮同种族的人以保皇室之人，并不被我们欧洲人所称道。”平定太平军、平定捻军叛乱，只不过是兄与弟在自家争吵，同室操戈。如果这可以算是功绩的话，那么作为兄弟者将在忧惧中度日。如果我国人对近年来国家遭受的种种耻辱而愤慨不已，对与其他国家签订的求和谈判协定痛恨于心，并因此将所有的怨气和诅咒全都倾泻到李鸿章一个人身上，这种情况固然情有可原，然而国人要是能够换位思考，当处在乙未二三月、庚子八九月之交（1895-1900）的时候，让这些人处于李鸿章的位置上，那么他们对这些事的处理方式，果真能比李鸿章做得更好吗？由此，我们也就不要和那些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