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钦伟，编辑、作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员。研究浪漫主义思潮三十余年，发表过《二三十年代中国唯美主义的兴衰》等论文，编选了《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作品选》（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最后的浪漫》是他写的首本书。

导言
兴起于欧洲的浪漫主义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
刹那主义酿出的艺术至上主义
日本唯美主义的立足点是享乐主义
新浪漫主义是创造社办刊方针
浅草、沉钟、弥洒、绿波等社团倾向于浪漫主义
南国社信奉的是艺术至上主义
狮吼社、绿社沉醉在官能享乐主义
新月派的艺术崇拜等于宣告艺术的绝对独立
浪漫主义思潮消失在中国抗战的炮火声中
第一章 翻译在前，创作在后：新文学诞生离不开外援与内应
胡适放弃农科主攻哲学，出于对杜威的敬重
受英美意象派启发，胡适写下《文学改良刍议》
由于陈独秀的推荐，胡适成了北大最年轻的教授
《新青年》销路不好，刘半农与钱玄同唱起了“双簧”
林纾要撤回《妖梦》，张厚载说已寄走了
林纾的翻译小说风行一时，胡适和周氏兄弟都受其启蒙
周作人挨过鲁迅一次打，是他耽误了《域外小说集》的翻译
《新青年》第一篇创作小说，是苏曼殊用文言文写的《碎簪记》
钱玄同不是白话文的倡导者，却是一个狂热的支持者
提倡“人的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周作人划出新旧文学界限
傅斯年在北大学生中领头创办《新潮》，联想到欧洲文艺复兴
《新潮》创立的目的正如鲁迅所想的：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
郑振铎在商务印书馆办刊不成，转而成立文学研究会
《小说月报》销量比不上通俗期刊，那时文学青年爱读通俗小说
自然主义的缺点比浪漫主义的缺点更大，沈雁冰为何还提倡自然主义
《蕙的风》引起舆论哗然，不是骂汪静之诲淫就是骂他只诲淫而无诗
郑振铎提出“血和泪”的文学口号，郁达夫却作小说《血和泪》去讥笑
第二章 读西洋书，受东洋气：创造社崛起偏向于感伤的浪漫
郭沫若与张资平相遇谈到要创办纯文艺杂志，这是创造社的受胎期
郭沫若以情诗创作走上诗坛，《女神》中所收情诗都是为安娜而作
创造社在郁达夫寓所东京第二改盛馆成立，决定出版《创造》季刊
郁达夫起草的《出版预告》，引起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
郁达夫、田汉、陶晶孙都是新浪漫主义作家，作品就是最好的证明
面对郁达夫、郭沫若的谩骂，沈雁冰忍不住写了《〈创造〉给我的印象》
郭沫若与胡适论战是由郁达夫的《夕阳楼日记》引发的，又叫“夕阳楼之争”
成仿吾给张资平写信说：“假如没有文章，就你们矿山里的铅也可以搬些来。”
只因徐志摩对郭沫若《重过故居》一诗有微词，成仿吾就急得要和他翻脸
田汉第一个脱离创造社，是成仿吾背后批评他写作态度不严肃引发的
成仿吾有“黑旋风”的雅号，《诗之防御战》把文学研究会的诗人都得罪了
创造社的文学主张既浪漫又唯美：出自内心要求，除去一切功利打算
一名学生发文批评郭沫若的误译，被创造社认为是文学研究会“借刀杀人”
《创造周报》余稿弃之可惜，四个青年办了一个刊物——《洪水》周刊
周全平等人印发五元的小额股票成立创造社出版部，吸引不少文艺青年入股
创造社出版部“小伙计”私下成立幻社，出版一个名为《幻洲》的小刊物
郁达夫天真直率是个“最无创造嘴脸的人”，最终与创造社完全脱离关系
郁达夫对王映霞一见钟情从而狂热追求，写信说“我简直可以为你而死”
第三章 兴之所至，笔之所随：“为艺术而艺术”重在自由与独立
浅草社推崇创造社，是从他们的创作和译作看出有浪漫主义的倾向
《浅草》编辑方针：不批评别人的作品，别人批评他们的也概不理论
鲁迅有《浅草》一卷本，那是北大学生冯至拿到教员预备室交给他的
杨晦是冯至的学长也是沉钟社的“灵魂”，陈翔鹤向往冯至他们也来到北大
沈从文向郁达夫求助，郁达夫拉他下馆子还写了一封公开信
《沉钟》周刊创刊前，陈翔鹤骑毛驴上香山做客沈从文新住处
和杨晦在一起也会吵架，不过这不会影响他们叫外卖和讨论出版计划
杨晦主编复刊后的《沉钟》，那时他和文树新的师生恋正闹得沸沸扬扬
《沉钟》坚持九年之久，若不是杨晦带着恋人私奔也许还会办下去
《沉钟》比《浅草》更注重翻译，同时也给创作蒙上一层现代主义色彩
冯至寻找爱情写下了很多情诗，找到了爱情后他也就与情诗疏离了
杨晦的《磨镜》取材于《金瓶梅》，他笔下的潘金莲可真厉害，不过心肠好
看不惯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笔战，弥洒社决定自己办刊物，专门从事创作
顺着灵感进行创作，他们自然钟情于诗歌，写起小说也带有抒情的成分
钱江春是一个富家子弟却动用不了家里的钱，眼看着《弥洒》缺少经费而停刊
绿波社社员大多是天津的中学生，办不了刊物就先出了一本诗合集——《春云》
绿波社与曦社交换稿件、互为社员，曦社社员大多为北师大附中学生
蹇先艾以曦社名义邀请徐志摩来讲演，徐志摩埋怨蹇先艾连一杯开水也没给他喝
徐志摩应邀到南开大学暑期学校讲课，绿波社天津的社员—致加入听讲
随着焦菊隐、于赓虞考入燕京大学，绿波社由此进入“北京时期”
赵景深在长沙第一师范遇见田汉，请他加入绿波社长沙分社他一口应

《蕙的风》引起舆论哗然，不是骂汪静之诲淫就是骂他只诲淫而无诗
如果说，爱情在《冬夜》、《草儿》里是轻颦浅笑地出现，那么到了《蕙的风》就开始泛滥了。《蕙的风》是一本以爱情诗为主体的诗集，收入汪静之1920年至1922年间创作的165首诗，大多是他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写给四位恋人曹诚英、丁德桢、符竹因和傅慧贞的情诗，最多的是写给最后成为他妻子符竹因的，而诗集的名称却是与他牵手后又分手的傅慧贞有关。应该说，汪静之写诗是受到同乡胡适《尝试集》的启发，而在两年里写出那么多的爱情诗却与他的爱情不顺遂有关。汪静之与胡适是同乡，安徽绩溪人，在他还没有出生就被父母“指腹为婚”。未婚妻秋艳自幼身体不好，12岁时因病去世。曹初菊的小姑母曹诚英与汪静之同龄，可谓青梅竹马。1916年，15岁的汪静之恋上了曹诚英，写了一首七言情诗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曹诚英看了他写的诗说：“你发疯了！我是你长辈呢，是你的姑姑。这样的诗我不要，还给你！”后来汪静之还写了两首诗给她，也被她退还了。那时，曹诚英同样有着自己的“娃娃亲”，对方是本地乡绅的独生子胡冠英。1917年，16岁的曹诚英与指腹为婚的胡冠英成婚。婚后，夫妻两人进入杭州第一女子师范读书。1919年夏天，汪静之来到杭州，就读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曹诚英一连约了八个女同学，与汪静之名曰游西湖，实则为他介绍对象。可是，没有一个对汪静之看得上眼。曹诚英无奈地对他说：“只怪你母亲把你生得太矮了。”
汪静之却在这八个女生中看好丁德桢、符竹因、傅慧贞。经过考虑，他决定选准符竹因作为追求对象，自信“用诗词会生效”。当符竹因对他渐渐有了好感，他就写诗给符竹因。而符竹因听胡冠英说汪静之在家乡订了婚，便与汪静之断了来往。汪静之转身去追求傅慧贞，却遭到傅慧贞家人的反对。汪静之受到挫折后，又对符竹因展开爱情攻势。他曾一天写11封信给符竹因，平信、快信、挂号信全有。这些信都被杭州第一女子师范校长扣留了，并且请符竹因去谈话。符竹因对校长说：“没有什么话可谈，还我的信好了。”（见章衣萍：《枕上随笔》）在汪静之退了父母为他定的亲事之后，符竹因又恢复了与他的恋爱关系。1921年夏天，胡适的侄子胡思永来到杭州，曹诚英带上那八个曾经与汪静之相过亲的女同学，一同游览西湖。胡思永一见到符竹因，即坠情网而不能自拔，回到北京后，一个劲儿给符竹因写信，却得不到符竹因回复。其苦恋博得曹诚英的同情，最后也站出来为之求情，但符竹因对汪静之已是一往情深，不为所动。因胡思永追符竹因的关系，符竹因打算出家做尼姑，因为她害怕胡思永发疯做出出格的事情——他扬言要杀了汪静之。最后，身体孱弱的胡思永一病不起。“我的侄子都为她害相思病死了”，胡适震惊之余，想知道符竹因是怎么样一个女子，因此多次提出要见符竹因，却都被符竹因拒绝了。
P62-64

发现历史的办法就是“对真相的想象”(斯宾诺莎语)。这些作品越是属于过去，也就越显示出它们的优越性，因为它们让人看到自己“心灵的故乡”，给我们今天的生活带来一份愉悦。
刘钦伟著的《最后的浪漫》重返发生浪漫主义文学的现场，再现当时的作家是怎样生活的，他们的理想、爱情，他们的痛苦、喜悦；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理解同时代的人。

浪漫主义思潮消失在中国抗战的炮火声中
“七·七事变”后三天，《新诗》出版至第10期
终刊，诗人星散了，有的甚至从此不知所踪。抗战的
现实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人们对文学的定义
和观感，诗歌大众化的呼声越来越高。现代派诗人悲
伤自己的贫乏，也感到别人声音的微茫，沉迷于伤感
和幻想，是到了沉思和反省的时候了。这一年，何其
芳在他所写的《云》里宣称：“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
议论：我情愿有一个茅草的屋顶，不爱云，不爱月，
也不爱星星。”路易士、南星、叶帆等人于1944年3
月在沦陷区上海成立“诗领土社”，尽管只出了五期
《诗领土》月刊，却表现出对“大众趣味”的决不妥
协。1945年起，路易士改用纪弦笔名写稿。1948年纪
弦由上海赴台湾，创办《现代诗》季刊，发起成立现
代诗社，成为台湾现代诗派的开创者。
现代派创作在20世纪40年代的抗战后方或是50年
代的台湾仍在继续，不过“现代”二字的含义已经不
同了。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并不是20世纪英语系
的“现代主义”，而是介于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之间
的新诗流派。当《新诗》终刊，一个风行于20世纪20
年代初和30年代中期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就此落下大
幕。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成为历史，已经过去了大半个
世纪，可是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并没有成为历史，至今
仍有常读常新的魅力。爱伦堡谈到契诃夫的作品为什
么有长久的生命力时说：“我们现在感兴趣的并不是
这些人在报纸上争论什么，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怎样
生活，是他们的爱，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喜悦帮助我
们理解自己，理解我们的同时代人。”对于浪漫主义
优秀作品，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解读。
如果说一个人的写作是自己内心的一次旅行的话
，那么一个作家成名的过程也是文学史的一部分。浪
漫的作家是最讲自我和个性的人，由于炽烈的心过早
地陷入失望而感伤。他们富于感性而又直率大胆，心
里产生了对清规戒律和学理原则的憎恶。“为艺术而
艺术”的口号在他们耳边回响，他们比以前更确信：
艺术的创造和审美才能给人生赋予价值。艺术是至高
无上的，文学却是以艺术的名义和尊严作为目标。青
春的情怀、爱情的痛苦、颓废的体验，以及生死的思
考，通过他们的诗意检验后，都成了他们创作的资本
。他们学会了喜爱形式，为了美而追求美，力图保证
他们的作品禁得起时间带来的趣味变迁。
我们常常忘记，今天是从过去来的，今天的文学
是过去文学的延续。读过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过
去的文学是被后人过滤并重建的，由于“接受”文学
的趣味不同，很多浪漫作家是被忽略和低估的，也因
此失去了文学以欣赏的乐趣。历史没有绝对的客观，
而在于怎样叙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无疑是书写
的时代，除了作品，日记、书信、序跋、评论、回忆
录都是浪漫主义的史料来源。用“史话”的形式，写
出一群作家的生活经历、社会心态、文化氛围，以及
他们的代表作的诞生和成名的过程，目的是带给读者
有趣的阅读，重新审视浪漫唯美的文学，寻找自己内
心的声音。“最后的浪漫”是就文学思潮而言，唯美
主义是浪漫主义的末流，而且消失在抗战的炮火声中
。加缪在一首歌词中写道：“生活是漂浮的微笑，热
爱正在逝去的东西，这就是奇迹。”文学的想象，会
让我们不管生活在什么样的现实生活里，依然知道还
有另外一个世界。

刘钦伟著的《最后的浪漫》以详实史料和生动故事相结合的“史话”方式，真实记述和还原了1922年5月1日《创造》季刊创刊，至1937年7月10日《新诗》月刊停刊，这不到十六年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产生、发展、演变和合流的过程；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引人注目、成就最大的文学流派及其青春激荡、才华横溢的文学群体。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和整体的文学成就，它“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